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49：第十六章 司马牛•鳖厮踢
第十六章 司马牛·鳖厮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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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五百多个帝王，宋神宗排进前四分之一，相信不会有太多异议。假如真的像梁启超说的，王安石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那宋神宗就得堪称千古圣君了，毕竟熙丰年间长达十八年的改革，宋神宗才是总后台。
王安石退隐金陵以后，宋神宗成了新法的操盘手，后续的很多措施包括官制改革都是宋神宗亲自抓的。他怎么也想不通，他的出发点明明是好的，可他的勤勉、他的务实、他的诚恳，都无法换来丰硕的果实。他不要虚名，一生拒绝加尊号，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厉行节俭，临死前还要求薄葬，不要增加负担。可就是这样，老天爷仍然跟他作对：连年的旱灾、洪灾、地震，没个消停；也许真的是老天爷发怒，让他三十七岁时就已疾病缠身，来日无多；他生有十四个儿子，有八个早夭，第六子成了长子，就是继位的宋哲宗，当时只有十岁。
历史上不管是一家还是一国，每当大厦将倾之时，站出来的，往往是个女人。宰相王珪连续奏请三次，立皇六子为太子，请高太后垂帘听政，得到了病榻上的宋神宗首肯。“三旨相公”十几年没什么建树，最后这件事办得很是稳妥。宋代先后有九位后妃临朝听证，堪称历史之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赵宋政权续接真是费劲。后宫听政，最容易酿成外戚专权、宫闱惨变，汉代吕后，唐代武后、韦后都是典型案例。传说神宗病危时，宰相蔡确想找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商议，结果两个人根本不来。蔡确谎称说邢恕家里有桃花开白色，能为神宗治病，结果两人到邢恕家一看，满树全是红花。这时候蔡确才和盘托出，皇六子才十岁，应该立神宗的弟弟岐王为储君。高太后的两个弟弟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走。
要知道武则天也有两个侄子，这二高如果动点歪心眼，与蔡确联手，政局如何走，还真不好说。宋代这些后宫女性，自身没有贪恋权力，对自家人更是严加约束，待小皇帝长大成人，就把权杖交出，人格固然没的说，也体现了制度设计的成熟。
现在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宋哲宗的奶奶。史书上说她是“女中尧舜”， 因为她当政期间，实行宽仁之术，与民生息；也有人说她落后保守，因为她尽废新法，使北宋更加积弱。
不久，太皇太后发布诏书：“先皇帝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皇帝是没错的，错在大臣把事办砸了。明眼人一见便知，风向要变。果然，此后太皇太后把蔡确、章惇等执政大臣撂在一边，召见远在洛阳的司马光，商议国事。
司马光和他的助手范祖禹等人，穷十九年之力，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在洛阳期间，他除了与一些老友偶尔一聚，大门不出，每天写作，倦了就在他的独乐园中小憩。有一次他外出多呆了几天，回来后被老仆人一顿数落，责怪他荒于写作。他的一辈子都交给了这部书，元丰七年书成，宋神宗御赐书名，亲自作序。也因为这个原因，此书在后来的党禁中得以幸免被毁的厄运。
神宗晏驾后，司马光到京奔丧，据说走到城门时，守城士兵额手致敬：“此司马相公也。”更有上千民众夹道高呼：“相公勿返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宋史》中的记载来自宋人笔记，真实性不好说，不论如何，司马光在朝野享有崇高威望，这是事实。嘉佑、治平年间的重臣如韩琦、富弼等人均已作古，文彦博年老，在这种情况下，高太后要想对朝局进行全面评估，第一个要找的，当然就是司马光。果然，司马光奔丧后刚刚返回洛阳，太皇太后就将其宣召进京。
苏轼，次韵三舍人诗帖
起用司马光，成了高太后落后保守的第一个证据。然而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宋神宗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已经开始集中反思。实行新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国库的确是充盈了，全国设立三十多个府库，财货堆积如山，够国家支出二十年。可是这些财货封存在库里，号称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既没有用于国家财政，更不参与民间流通，积累越多，各地政府越是没钱，老百姓越是穷困。强兵也有了一些成效，熙宁六年，王韶经略熙河（今甘肃临洮一带），大败羌人，形成了对西夏的包围之势。王韶是苏轼的同年进士，书生带兵，取得了北宋八十多年以来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然而元丰四年，由王珪、蔡确议定，朝廷分五路征讨西夏，在灵州（今宁夏灵武）、永乐（今陕西米脂）一带被西夏所败，六十余万大军土崩瓦解。消息传来，宋神宗恸哭失声，几天没有吃饭。
他不想当一个守成之君，他的梦想是铸就汉唐那样的丰功伟业。可惜超越现实条件，一定会付出代价。他现在想起富弼所说“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事”的主张，真是老成持国之语。元丰五年，神宗突然提出“新旧人两用之”，也就是说新党旧党要调和着用。他想任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然而蔡确、王珪坚决反对。元丰七年，神宗想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太子老师，同样因为阻力太大只有暂缓。不得已，他采取一个折衷办法，想把范纯仁、李常调回朝廷。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曾任同知谏院，在朝野威望极高，蔡确、王珪编造说范纯仁有病，只把李常调回朝廷任礼部侍郎。后来神宗见到范纯仁的弟弟范纯粹，问及范纯仁的病情，范纯粹说我哥没病，神宗才知道自己被蒙蔽了。
总的来说，宋神宗生前，已经开始对反对新法的人有所松动，所以苏轼突然被解禁，根本原因来自神宗的思想变化。
高太后急迫地召见司马光，问道，今日朝廷，当以何为先？
司马光给出了一个极为务虚的建议：广开言路。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建议，皇帝晏驾，新皇登极，太皇太后垂帘，要想全面把握朝局，当然要听一听真实情况、舆论反映。但无论司马光还是蔡确、章惇、王珪都非常清楚，这一举措对新法意味着什么。过去的若干年里，朝廷严令不许对新法指手画脚，郑侠画了流民图，结果被贬窜流放；苏轼写了几首诗，甚至被投进监狱，朝野没有怨气才怪。因此在草拟广开言路的诏书中，蔡确做了一些文章，严禁不怀好意，严禁非其所分，严禁造谣中伤，严禁曲意迎合，严禁侥幸希进，严禁希图虚名，否则要予以处置。高太后将稿子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哪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既然是广开言路，就得让人说话。而只要开口，就无不犯这“六个严禁”，这哪是纳谏，分明是拒谏。于是高太后重新下诏，请官员、民众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高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上书者达数千人，自然，主题非常集中，就是陈新法之弊。
元丰八年五月，司马光拜门下侍郎（副宰相），后又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出任宰相。自隋唐开始，朝廷官制框架基本都在三省六部制的框架内微调。尚书、中书、门下，是为三省。因唐太宗当过尚书令，因此唐朝尚书令概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为最高长官。宋代官制此时已经改革，从前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已经取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
同上
经司马光举荐，从前反对新法的人，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苏辙、刘挚、范祖禹、朱光廷等人纷纷出任要职。
高太后反对新法是事实，而改革也确实到了调整期，不调整不行。北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史称元祐更化。始料不及的是，政局迅速演变，就像一辆马车从乡间小道冲进了高速公路，你不撞别人，别人也会撞你，而车上的人们还以为这是一条宽敞的金光大道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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