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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毓林：语言研究的经验基础和人文关怀（节选）
2.《基于认知的汉语计算语言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
4.《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5.《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
语言研究的经验基础和人文关怀（节选）——袁毓林教授谈语言研究方法
哲学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学问，如果说现在的各门科学都是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的，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因为科学本来就是发端于人类的好奇和追问。语言学研究也不例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语言问题在哲学诞生之初就注定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语言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视域下的重要话题，以至于Robins曾说“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
西方哲学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本体论时期、近代的认识论时期和现代的语言哲学时期。
在认识论时期，认识世界的两种思维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歧和争论达到了异常鼎盛的状况，而这种认识论层面的讨论也对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比较主流的语言学流派主要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的，无论是从奠定其理论基础的索绪尔，还是从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刺激-反应”学说影响的布龙菲尔德来看，结构主义主要是用归纳法对语言现象进行描写，找出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则，而并不解释为什么语言规则能够支配语言现象，更谈不上从心智思维的角度对语言能力进行研究。
面对结构主义对语言现象和语言能力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形式主义号召采用理性主义的方法研究语言，认为语言的运作就相当于符号的计算。其代表人物乔姆斯基主张采用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描述自然语言的特征，并试图用有限的规则描述无限的语言现象，发现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洞察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
遵从理性主义的形式语言学究竟有哪些主张值得我们去称道？Pinker曾经鲜明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在很多关于语言本能的细节问题上，他并不同意乔姆斯基；但他认为语言有两个重要的奥秘不能忽视，第一是“符号的任意性”，第二是“有限域的无限应用”，即“递归性”。
“递归性”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语言的重要特征，也是Pinker所认为的人类的一项重要的语言本能（language instinct），因为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句法层面上，人们都有将语言单位合并处理并反复运用的自觉意识，这在语言组织和建构环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形式语言学的框架下这就表现为二分枝的树形图。换句话说，组块式的信息处理在人类的语言获得和理解、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培养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到，语言从人的口中说出，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是表露情绪的通道，是展现心智的窗口，因而说到底它还是感性的。脱离人文关怀、脱离主观意义上的人去研究语言，把语言研究完全抛置于一个绝对客观的形式化的世界里，这本身就是一件不科学的实践活动。
语言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精神是语言学观察和分析的默认配置；同时，语言研究也不可缺少人文主义精神，这是语言学分析和解释的附加配置。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具有逻各斯”的动物；但古希腊语中“逻各斯”的意义是“语言”（钱冠连）。对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关怀应该成为一种自觉性、常态化的意识。
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涌起，人文主义精神逐步回归生活、回到实践，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伽达摩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都力推在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对语言进行研究。原来追随形式主义的部分学者从形式主义的大潮中脱离出来，转而投向认知功能主义；与形式语言学派相抵牾的认知功能语言学派也应运而生。
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加快了科学研究的进程，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趋势。但是，我们也应该保持这样的清醒认识：一切科学研究都围绕或以人为中心展开，“人的因素”不应该被科学世界拒之门外，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想象创造和生存意义等“人本主义精神”应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得到彰显。
正如胡塞尔所指出，如果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科学实证主义将会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经验主义人文关怀与理性主义科学精神之间的鸿沟和隔阂应该被逐渐弥合；科学研究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
本文来源：博雅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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