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汉语”的性质和定义
“汉语”的性质和定义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e and Defin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汉语”应该是当今最热的词之一。打开相关搜索引擎，“汉语”一词使用的数量都达到了统计的极值：1 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当今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和影响。这也引起了我们对“汉语”的定位、内涵和外延的一些思考。本文打算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就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地讨论。
01
汉语和相关民族
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汉语”这个词使用得并不多。（郭熙 2007）民国时期，无论是国统区、边区还是后来的解放区， 也如此 [1]。1937 和 1947 年的《国语辞典》均未收“汉语”一词。1955 年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学术研讨会后，“汉语”的使用量空前增加，《现代汉语词典》1960 年试印本第一次收录了“汉语” 一词。
“汉语”一词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逐步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与中国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推行有密切的关系，简言之，主要目的是要体现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包括语言平等。
而这样的结果是，尽管没有法律条文规定，“汉语” 事实上已经是中国官方语言的正式名称。例如，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国语辞典》更名为《汉语词典》；对外国人的中国官方语言教学称为“汉语教学”；在民族地区进行的国家通用语言考试称为“民考汉”等等。汉语作为各民族的族际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是，目前对于“汉语”的内涵，工具书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汉民族的语言。我们进行的“什么是汉语” 调查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汉族的语言”。可见，汉语是汉族的语言已经深入人心了。
《汉语大词典》区分了两个“汉语”：（1）汉朝人的文字语言；（2）汉族的语言。虽说（1）不是本文的关注点，但它与我们的讨论也有一定的关系。学界认为，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2]，而今人也多说“汉语” 一词源于汉代，由此可见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汉语大词典》中“汉语”的最早引例是北周庾信《奉和法筵应诏》里的“佛影胡人记，经文汉语翻”，这表明“汉语” 已经是跟“人群”扯上了关系，因为上句用的是“胡人”。
汉以后屡次有朝代更迭，但“汉语”这一称说法基本上是稳固的。虽然后来唐代有唐人唐语，宋代有宋人宋语，但无论如何，汉语这个名称笑到了最后。
不同时代的民族有不同的含义，不同时代的汉语也有不同的含义。不过，正如民族是发展的一样，汉语也是发展的。今天的汉族已经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汉人， 今天的汉语也不再等同于历史上的汉语。汉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汉语早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语言。
以回族为例。今天的回族，是在长期的历史中由 “回回”、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还有一些蒙古人、维吾尔人、汉人等融合而成。其最终形成期学界总体上认为是明代，其形成标志就是采用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换句话说，早在明代，汉语就不再为汉族所独有了。《现代汉语词典》1960 年试印本特别说明，回族的通用语言是汉语。
再说满族。满语曾经是“国语”，也称“清语”。清代曾在官方活动中实行“双语”。今天会满语的人已经不多，按照 2000 年世界语言报告，满语的单语人已经不存在，听懂满语的为 100 人，会说满语的 60 人，会读写的 50 人。双语人都是满汉双语，主要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在家中使用满语。按当时的估计，10 年后满语将消亡。这一情况表明，满族的语言已经完全转换。目前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报告。
此外，畲族、仡佬族、赫哲族、土家族绝大多数是汉语单语人，许多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已转用并只使用汉语，水族、拉祜族、侗族、壮族、蒙古族、鄂伦春族等也有大量人口通晓汉语。准确地说，我们并不能真的知道少数民族中到底有多少人在说汉语，因为目前还缺乏中国各民族使用汉语情况的数据。这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数据一定会有不同层面的各种发现。
我们查阅了许多文献，在看到的文献中，除阿拉伯语外，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马来语等都没有从民族的角度进行。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看到的中国辞书中，唯一没有从民族角度给“汉语”下定义的是朱德熙（1988：128），从内涵到外延，非常精当：
汉语 (Chinese Language)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 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02
汉语身份的多样性
现在换一个角度，看看今天的汉语用户，这或许有助于对今天汉语身份的认识。表 1 是汉语用户表。
其中（1）到（3）是一个问题的 3 个不同角度，但这 3 个“汉语”并不等值。作为族际语的汉语，包括汉语的各种存在形式，可以是普通话，但在不少情况下更多的是方言，例如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之间，不少就是用当地的汉语方言进行族际交流的。作为中华民族的共通语或共同语的汉语则更复杂，它涉及了两个重要概念， 一是“中华民族”，一是“共通语”或“共同语”。这两个方面学界还有一定的分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梁启超 1905 创造的，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为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国家，接下了这个名称，致力于建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乃至构建“国族”。无论有何种分歧，在这个民族共同体里，共通语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汉语身上。用“通用语”还是用“共同语”或许反映了对“中华民族”性质的认识。近些年来，“中华民族共同语”的用法已经正式出现在中央报刊中，例如有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这样写道：
50 年过去了，作为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普通话已经成为全国通用的中华民族共同语，简化汉字在全国得到空前的普及，中国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文字。[4]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介绍中国语言文字时也这样表述： 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5] 第（3）个角度强调的是语言地位，问题是这里只是指汉语的标准语形式，强调的是官方语言地位，强调的是国家身份。
关于“汉语”的第 4 个身份，其名称的局限性更为明显。对海外华人来说，“汉族”的身份离他们已经非常遥远。身在异国他乡，建构新的身份，是一件自然而重要的事情。身份的区别度主要是更大范围的祖国或祖籍国，而不再是原先的民族。因此，“汉语” 已经无法承担身份建构的任务，就好像一个人到外地后家乡认同需要选择“最高的区别级”一样。这里的所谓最高区别级，是笔者杜撰的一个概念。意思是， 为了让听话人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的身份，选择最上位的地域或语言概念来标示。以笔者为例，在国外， 我是中国人；在省外，我是河南人；在省内，我是南阳人；在南阳，我是社旗人。如此等等。语言也如此，在国外，我说的是中国话；在省外，我的话成了河南话；在河南省内，我说的是南阳话；在南阳，我说的是社旗话。因此，汉语在海外最理想的名称应该是“中国话” “华语”或“中文”。
在不少情况下，汉语在海外无法通过自然获得， 而必须通过学习掌握，这就成了我们所说的“祖语”（郭 熙 2017），即汉语的第 5 种身份。在不少情况下，“祖语”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多的体现的是文化符号意义。这样的话，“汉语”就更为遥远，人们更难理解这样的身份，说到他们的祖语的话，人们最多可以想到的是“中国话”。
03
“汉语”定义的修改
从汉语的发展历史，到今天汉语的用户，再到汉语的多重身份，我们现在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把“汉语” 定义为“汉族的语言”是不准确的，尽管这个定义已经深入人心。
本来，就名实关系而言，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然而，我们的社会又是一个非常重视名分的社会，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观念深入人心。
当前围绕语言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尽管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但汉语这个名称应该也有其一定的影响， 因为能够认识到汉语不只属于汉族者未必是多数。
笼统说“汉语是汉族的语言”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在民族地区开展或推动“汉语教育” 时， 就有人借机攻击国家的政策，说中国政府搞大汉族主义，搞民族同化。然而，清醒的少数民族同胞早就认识到汉语的非汉族性质。有关媒体进行的访问中，受访的维吾尔族学生家长就明确地表明，汉语是我们的国语，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学好自己的国语。[6]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藏族作家阿来在谈到“汉语”时说：
汉语是极其丰富的语言，我正在读的佛经，很多是魏晋南北朝时引进，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汉语的反切注音、四声的确立、词汇、新造字词等都跟佛经的翻译相关。在我看来，汉语发展至今，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公共表达空间。“汉语” 字面意思是汉族的语言，这个意思在当下显得过于狭隘。其实还在有更好的提法：国语、华语。这些新提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亲近感和凝聚力，跨越了民族和国界。[7]
基于此，“汉语”的定义应该像朱德熙（1988）那样避开“民族”。作为普通词典，不可能像朱先生说得那么详细，或许可以这么表述：
汉语 中华民族的通用语，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
如果一定要强调民族，也可以说成：
汉语是汉、回等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
04
结 语
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从新的角度对“汉语” 一词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汉语早就不再是单一的汉族的语言。当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汉语， 已经具有多重身份，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功能。我们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今“汉语”的性质，理清它的内涵和外延，对定义进行适当地修改，淡化单一的汉民族色彩，突出它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性质。这既反映了客观事实，也有利于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学界和有关方面对此应予以足够的关注。
注 释：[1] 王文豪替我查询了“红色报刊数据库”，该库显示当时“红色报刊”也是使用“国语”，未见“汉语”。[2] 如：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 页）；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吕振羽《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 1950 年版，第 19 页） 。[3] 也有人用“共同语”，见苏金智（2016），这个说法目前还有不同意见。[4] 人民日报评论员《说普通话 用规范字》，2006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配合纪念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5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的新闻。[5]语言文字 http://www.gov.cn/test/2011-10/31/ content_1982575.htm[6]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20151019 库尔班和他的国语小学 _ 焦点访谈_ 视频_ 央视网 http://tv.cntv. cn/video/C10326/5c4988a68ae84c6ba78824d3a0340c36[7] 作家阿来：我 坚 决 反 对 西 藏 独 立 - 西藏要 闻 - 西 藏 线 http://www.tibetol.cn/html/2015/ xizangyaowen_1105/21872.html
原文刊载于《澳门语言学刊》2018年 第1期
郭熙. “汉语”的性质和定义. 澳门语言学刊[J].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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