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林瑀欢：海外华语传承研究综述

专题研究：华语与华语传承

作者简介

林瑀欢

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华文教育、华语传承。

海外华语传承研究综述

林瑀欢（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10）

提 要 海外华语传承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界新的研究热点，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通过对语言传承中的学习者、传承推动者、传承影响因素和传承路径4个要素的分类梳理，可以看出海外华语传承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领域不断拓展；（2）观察视角更加多元；（3）研究重点因区域而异；（4）理论探讨不断深化；（5）传承路径、对象、影响因素诸方面研究不均衡。未来的海外华语传承研究应该而且可望在海外华语传承理论、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以家庭为基站的传承体系构建、海外华语资源的整理和利用、华文水平测试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果。

关键词 华语传承；祖语；综述

语言传承已经成为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海外华语传承研究，有许多新发现、新认识，发表了大批新成果。因文献众多，加之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综述，本文从语言传承涉及的4个要素——学习者、传承的推动者、传承的影响因素和传承路径出发进行梳理，分析近年华语传承研究的特点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学习者

为称说方便，本文把祖语传承中的学习者称为祖语生，他们是重要的研究主体。全面认识祖语生的相关情况，对于海外华语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如曹贤文（2017）等都对祖语生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过梳理，这里不再重复。下面主要关注语言认同、学习动机等方面的研究。

（一）语言认同的差异与变化

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相关。郑军（2013）发现，印尼棉兰华裔对华语的态度优于方言和印尼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华语使用频率、华语期望等因素对语言态度有显著影响，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显著正相关。郑军（2016）指出，积极的华语语言态度和语言期望为华语使用提供了强劲动力，棉兰华语的使用将“低势走升”。

认同具有群体差异性，与年龄、代际、方言背景有关。陈颖（2014）发现，年龄越小的华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和英语的认可度越高，对汉语及方言的情感认可度就越低。刘珍（2015：22）指出，印尼华裔学生虽然比非华裔有更好的语言态度，但其身份意识以及对华语的情感和认知都逐渐趋于薄弱。沈玲（2015）指出，“大多数新生代华裔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积极的，对中国的认识也较为客观”“只是与其祖、父辈相比，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正呈代际减弱趋势”。Xiao & Wong（2014）发现祖语生比二语生在写作上有更多的焦虑，这是因为受其身份认同的影响。萧旸（2017）则发现祖语生的民族认同与多项语言焦虑，尤其是与阅读焦虑呈负相关关系。文章还发现方言背景学生听说焦虑程度高，普通话背景学生读写焦虑程度高。二代移民比第一代移民有更高的听说焦虑，但对与民族身份相关的文化内涵有更强的探索意愿。作者提醒教育者、政策制定者重视群体差异，在教学中避免“强加式的民族意识灌输”。M. H. Wu et al.（2014）和Starr & Hiramoto（2019）也发现祖语为汉语方言的华裔对学习华语的态度差异较大。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在以普通话为教学媒介语的教学中，可能在身份协商、语言认同或者语言学习方面遇到困难。

华语传承教育应重视认同问题。周明朗（2014：19）指出：“华语教育的最大挑战是华人子弟对华语和华人身份的认同困惑，即华人身份的认同缺失、认同分裂、认同重叠。”他指出，面对这一挑战的策略是“化抽象认同为具体身份，建立身份与华语语码的直接匹配”。萧旸（2017：50）指出“健康积极的民族认同对传承语教育至关重要”，可通过重视读写教学中的情感支持以提升认同、降低传承语焦虑。

认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Li & Duff（2014）和Jing-Schmidt et al.（2016）都对祖语生的纵向轨迹开展研究。前者对加拿大4名华人大学生进行间隔3年的研究，发现学习动机、语言使用、祖语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人社交网络（家庭和同辈）、地理环境和机会、语言教育和接触、周围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语言认同与动机具有动态性，会随时间、地点变化。后者以参加一年制中国留学项目的美籍华裔学生为研究对象，观察、分析他们在国内祖籍地学习、生活的身份认同发展轨迹。研究显示，无论华裔的身份认同发展轨迹是积极发展还是遭遇危机，他们的语言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身份认同与祖语学习的关系。Mu（2014）证明了华人性^[1]对祖语熟练度有重要影响。Mu（2015）关注祖语学习者本人的族裔身份构建及其祖语学习的过程与结果。Mu（2016）发现，无论是华人外表对华人自我坚持学习华语的内部意识的强化，还是他人认为“华人就会说华语”的来自外部的期待，都与其祖语熟练度显著相关。这一调查也挑战了传统认为身份认同来自社会文化构建的观点，与生俱来的华人外表与华语能力一样，都是当地华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

（二）学习动机的差异与变化

华裔学习动机出现了新变化。王爱平（2006）以印尼华裔青少年为对象，邵明明（2018）以日本华语祖语生为对象，都注意到职业性实用目的/职业发展动机在祖语生学习动机中居首要地位。李春风（2021）关注缅甸华人母语认同代际差异状况时，发现年长华人的学习动机“重感情”，其他年龄段“重经济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华人学习动机的变化，也跟上文说到的认同的变化相对应。

华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异中有同。Comanaru & Noels（2009）和Xie（2014）关注的是华裔和非华裔的动机差异。前者发现，华裔学生更强烈地感受到华语是其身份的重要部分，在课堂上具有更强的文化归属感，同时，他们比非华人组更多一份来自内在和外在学习华语的巨大压力；后者则发现，工具导向的动机与是否祖语生无关，在祖语学习者和非祖语学习者中都存在。动机的影响因素为家庭背景、文化、社区联系、事业联系等方面。

早期语言经历对语言习得有积极影响。有学者根据接触祖语的年龄、早期接触祖语的状况、到祖籍国的居住经历等所谓语言经历进行了探索。H. M. Zhang（2016）、Zhang & Koda（2018a）和Wiener & Tokowicz（2019）等分别证明，早期语言经历对祖语能力发展和词汇加工（lexical access）有积极影响。早期接触非主流语言的经历不仅会影响语言使用者以后对该语言的感知和产出，而且还会影响其使用该语言词汇信息的方式。Zhang & Koda（2018b）发现，早期口语接触是构建初期读写能力的语言基础，正式华语教学中获得的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和阅读理解的贡献大于早期口语接触。Luo et al.（2018）和Zhang & Koda（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祖语者的语素意识对祖语词义推测和词汇习得有积极影响。S. L. Wu（2016）发现，语言社会化程度对目的语说话思维发展的作用超过了学习者的优势语言。这些发现给我们的启发是，应及早给祖语生提供一定的语言经历。

二、推动者

海外华语传承的推动者主要是家长、教师和社区老一辈。

（一）推动者对学校教育、华文补习的看法

Lawton & Logio（2009）研究了美国一所周末华文学校祖语生与非祖语生的家长对学校、华文课程的期望差异。两组家长都看重教学中的文化元素，但非祖语生的家长更强烈地呼吁多开文化课程，更重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更希望学校少一些考试，对子女华文学习程度的具体要求更少，对班级规模更加关注，更重视成人班级的开展。基于祖语生与非祖语生家长的诸多差异，文章呼吁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语言学校应努力适应这些新变化。该研究对当前华文教育存在的生源合流、分轨教学都有重要启示。Francis et al.（2010）考察了英国华文补习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对华文补习学校的教育目的和华语重要性的看法。多数父母和教师都认为保持和维系语言与文化是补习学校的教育目的。其中，关于“为什么要学习华语”的理解，教师和家长的区别在于：教师认为理解和体验文化以及华语的工具性更重要。家长的理解则比较宽泛，四分之三的父亲更关注和家人、朋友的交际。学生则更多认为“因为是华人所以要学习华语”。

（二）家长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Curdt-Christiansen（2009）以魁北克10个华人家庭为观察对象，发现教育背景、移民经历、文化倾向、儒家思想等因素对家长语言意识形态和家庭语言政策产生影响。王玲和支筱诗（2020）将父母语言意识分为“清晰积极”“模糊被动”“否定消极”3类，并从国际社会的宏观层面、家庭内部的微观层面以及父母自身因素3个方面进行成因分析。

（三）家长的语言期望与语言实践存在矛盾

Lao（2004）发现华语为主的父母和英语为主的父母对双语教育都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华语为主的父母对儿童的读写水平要求更高，但对其教育期待却低于英语为主的父母。作者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华语为主的父母相信家庭能为儿童提供母语发展环境，而英语为主的父母认为教育是保持双语的最重要方式。文章就如何支持儿童发展华语口语和书面语能力分别为两类家庭提出了建议。Curdt-Christiansen（2016）展现了新加坡3组不同族裔家庭成员的语言意识的矛盾性以及语言实践与语言期望的差距。华人家长一方面认为福建话是文化的根，后悔没有让孩子及早接触并学习；另一方面又认为福建话和普通话可能会阻碍主流语言——英语的学习。作者认为，可通过加强国家和学校对母语发展的支持、为反对家庭语言转移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等方面来缓和语言实践与语言期望的矛盾。

（四）家长对祖语教育的参与

M. Y. Li（2005）专门讨论了父母为社区学校提供的财政、人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并就华校过度依赖家长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Curdt-Christiansen（2014）注意到，华人家长关注儿童读写能力发展，一半的家庭都将“在家阅读”和“去图书馆”作为家庭日常活动，家长普遍愿意为学习华语聘请家教。但研究指出，尽管父母很努力支持华语发展，但他们对语言的低期待值和语言接触不足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华裔儿童对华语的态度。家长在祖语传承方面的作用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五）教师的素质提升、认同与信念特点、代际变化

马跃（2005）从“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概念出发，认为提升教师教学研究素养对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意义重大。文章呼吁重视对华文教师行动研究能力的培养。H. P. Wu et al.（2011）对美国一华人社区学校的3名华文教师的职业认同和信念进行考察，发现华文教师职业认同感较弱，多将华语教学视为一项“次要”“志愿”的工作，成为华文教师也多出于个人的意愿和使命感。研究表明，祖语教师的信念也在发生变化。陈莉琴（2019）对印尼占碑的华文教师进行代际差异对比研究，发现三代教师都重视华文教育和文化教学，但教学目标有重视德育和重视工具性的差别。此外，第一代华文教师认为教育是使命和义务，而第二、三代教师则只将其视为谋生手段。文章针对教学信念为华文教师培训提出了建议。这些研究突破了对教师构成、背景等认识的套路，对未来师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六）教师对祖语生的态度

Tian（2017：11～17）谈到了美国大学双轨制中文课程中华文教师对祖语生的态度。一方面是教师对祖语生评价很消极，认为他们“懒惰”“为了轻松得到A混进非祖语班”；另一方面，祖语生复杂的语言背景、各异的语言熟练度使教师进退两难，因此教师一般不愿意被指派到祖语班级执教。J. N. Zhang（2009：208）指出，主流学校的教师对儿童祖语能力的赞赏对儿童祖语学习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反之，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七）老一代的引导作用

Lin（2008）是一部关注美国华人移民社会化问题的专著，书中有一段访谈语料提到：“我很喜欢去当地的华人文化组织，因为在那儿有机会与长者交流。我认为可以从他们那儿学到大智慧和生活经验。”对老一代如何发挥引导作用的研究不多，但值得关注。Xu & Huang（2019）对3对七八十岁的澳大利亚第一代华人和16岁年轻华裔的自然会话进行观察分析，展示了老年华人对年轻的祖语学习者在语言意义创造和社会文化知识构建方面的引导，也即高水平祖语者对初学者的引导和协助作用。

三、影响因素

以往对海外华语传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很多。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所在国的政策影响最大，因此，国别政策研究占了很大的比例。下面从政策研究以外的6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主流学校

主流学校对祖语的态度会直接影响祖语生及其家长。G. F. Li（2006a：19）指出，公立学校对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重视有利于塑造个人对祖语的积极态度。Zhang & Slaughter-Defoe（2009）发现，主流学校如未开设祖语相关课程，会导致华裔儿童缺乏动力。凯瑟琳·布伦南（2019）指出，如果学校不重视双语，很可能会影响家庭语言规划，甚至导致儿童使用母语交流的权利和机会被剥夺。

（二）家长态度与家庭语言接触

接触祖语的时间较早是祖语者的特点之一，而家庭正是实现早期语言接触的重要环境。Mu & Dooley（2015）发现，澳洲华人的家庭支持与华裔语言熟练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梁德惠（2020）的研究表明，二代华裔的祖语水平与父母保存祖语的意愿强度相关。Dixon et al.（2012）证明了父母对儿童说祖语的态度与儿童祖语词汇量显著正相关。郑迎霞（2019）发现“使用华文媒体”“和家人说华语”是最受新加坡华人认可的两个发展华语能力的因素。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应充分重视家庭因素，尤其是家长的态度及家庭语言使用状况对华裔祖语保持的影响。

（三）族群社交

拥有同龄的伙伴对祖语的使用和保持具有重要影响，即所谓“玩伴效应”（方小兵2018：21）。Law（2015：5）提到拥有同龄朋友对华语保持和学习积极性有益。陈颖（2017：167～171）展现了美国华人社会居住模式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新社区华人与传统唐人街的英语使用占比明显低于种族混居社区，有利于减缓同化进程。梁德惠（2020：81～82）指出，华语班为华二代构建的华人圈子，虽然主要使用英语交流，对华语学习帮助不大，但有助于身份认同。

族群社交具有双面性在研究中得到证实。J. N. Zhang（2009）对美国3个华人移民子女的个人语言接触网络（INLC，人际接触、教育支持和媒介接触）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公立学校的同龄伙伴对双语保持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尤其是当多数同伴已经转向英语时，几乎不可能有利于祖语保持。这一研究提示我们，祖语传承中应考虑到语伴的选择。D. H. Zhang（2012）论证族群合作网络具有双面性的依据是：美国某两个华人社区，普通话作为祖语被主流社会接纳，族群合作网络鼓励祖语生学习祖语，从而减缓了同化进程；而福建话被视为受限的、低阶的语言，福建话祖语者为生存而集体转向英语，此时，族群合作网络对祖语保持没有帮助。

（四）社区机构及组织

G. F. Li（2006a：19）指出，与周末学校、社区组织等重视祖语的机构的联系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来自族群社区内外部机构的支持有利于塑造华裔对祖语的积极态度。李国芳和孙茁（2017）的研究显示，社区公共机构的资源对华裔家庭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影响很大。阅读资源的稀缺增加了父母进行祖语教育的困难，有时甚至会导致父母放弃读写能力的培养。张小倩（2020）关注印尼邦加岛华人文化认同状况，指出当地华人文化认同主要靠“身份和文化自觉”，他们对祖籍国始终保持着文化情感。邦加岛华人社团数量少，但华人普遍参与热情高，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参加社团活动有利于提升文化认同。

（五）宗教

近年来对海外华语传承中宗教因素的关注在增加。唐根基（2013）提到了印尼苏南省佛教、道教等宗教机构为华文教育创建学校和文化班，为语言和文化的传承提供平台的现象。Ding & Goh（2020）注意到马来西亚沙捞越客家华人社区在道教的宗教活动中最常用客家话，出于宗教目的使用客家话强化了语言保持状况，尤其是当家庭难以在代际传承祖语的情况下，宗教信仰可以为语言维持做出更大贡献。

（六）祖语生自身

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祖语生在祖语学习中都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影响。Zhu & Li（2016）、李嵬等（2017）注意到了不同代际家庭成员的“想象”对语言保持和转移的关键作用。Li & Duff（2014：224）指出，华裔青少年和青年在语言学习决策、行为和身份认同方面有更多的能动性、自主权。Francis et al.（2014）从青年华裔对华人性的不同理解，观察其语言态度和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与能动性。Yang（2021）注意到了华人新移民儿童的高度自反性（reflexivity），儿童用于指导语言实践的语言态度的形成具有能动性。刘燕玲（2021）关注美国华裔的双重文化认同，强调尊重群体内部“多元的个体差异性”。

四、传承路径

就传承路径而言，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华文学校、家庭、社区和媒体方面，前两者的成果较多。

（一）学校

华校几乎是国内学者的最大研究重心。成果涉及华文教育史、各国华校办学概况及调研成果、教学相关问题等，“三教”问题更是“老生常谈”。随着对祖语传承和多元语言文化现象的关注度提升，开始出现新的议题。

明确提出华语作为祖语传承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郭熙（2015，2017）、郭熙和王文豪（2018）等。曹贤文（2014，2017，2018）则探讨了华语作为祖语教学的特点、路径和策略。王汉卫（2016，2018）就华文水平测试的理念、设计等展开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实践。各种细化研究层出不穷，如分班教学（方夏婷2015：112）、多模态教学（Du 2017）等。祖语教学中值得重视的新方式是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Wu & Leung（2020）通过课堂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研究，论证了通过超语实践实现不同方言的教学合作对普通话作为祖语教学的促进作用，这进一步启示我们需要关注方言在海外华语传承中的作用。

有关教材在海外出现的文化和身份的适应性问题也陆续引起注意。Curdt-Christiansen（2008）和Sun & Kwon（2020）发现祖语教材存在忽略和简化海外华裔儿童多元语言和文化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后者进一步指出，祖语教材应该注重促进多元文化、动态形式的种族认同和批判意识，以便更好地支持移民学生在不断变化和日益多元的世界中前行。

课堂之外带来的族群社交环境及其对认同的积极影响也走入祖语传承研究视野。G. F. Li & Wen（2015）和Hancock（2014）都注意到了华校在族群社交、身份和文化认同构建方面的作用。Li & Zhu（2014）强调了社区中文学校为语言代际传承和语言意识协商提供安全空间的作用。

（二）家庭

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近几年发展迅速，《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推出相关专题研究，尹小荣和李国芳（2017）对已有成果进行了细致梳理。下面仅就华人移民家庭如何有效支持语言传承的相关研究进行讨论。

家长通过家庭语言规划为孩子创造说华语的机会。Dong & Dong（2013）、董洁（2019）结合声音理论探讨华人家庭语言使用状况，文章展示了华人家长通过“失声”“声音不被听见”等方式进行家庭语言管理和语言选择。子女为了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遵守家庭语言规则——使用普通话，而家长不想让子女参与会话时，可选择孩子不会的方言进行排除沟通。

家长为孩子学习华语提供资源支持和语言接触机会。沈椿萱和姜文英（2017）以布里斯班5个华人家庭的父母为观察对象进行案例分析，展示了“尊重孩子兴趣”的父母和“坚持汉语重要性”的父母在为子女提供华语学习资源、日常交流、支持和监督学习等实际行动上的差异，呼吁华人父母重视为孩子营造汉语学习氛围。家庭语言使用对祖语传承有积极影响，Man（2006：225）指出，虽然父母使用第一语言不能保证儿童的第一语言使用，但对培养儿童的积极态度，激发其保持和传承语言文化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家长应重视儿童华语读写能力的发展。G. F. Li（2006b）展示了3个不同背景的华人家庭为孩子提供的华语使用环境、学习资源的程度差异，以及随之产生的儿童语言经历和语言选择的差异。文章强调，父母仅仅在家里强制孩子使用口语是不够的，还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中参加与母语识字相关的活动。

关于家长如何进行祖语教学，盛静（2012）总结了英国华裔家庭对儿童语言传承的困惑，并就社会文化、语言知识和认知发展3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如：通过结交华裔儿童和协调学校关系提升认同；语言要素的学习各有哪些注意事项；在坚持帮助儿童发展英语的前提下尝试保持汉语以达到双语平衡等。Law（2015）介绍了为家长设计和编写的家庭语言保持手册，讨论了家校合作的具体操作方法和要点，以及不同家庭可利用的媒体资源。在具体家庭教学方法方面，L. Li（2012）和Li & Fleer（2015）通过澳大利亚华人家庭的父女对话片段，展示了家庭祖语教学方法。前者展示父母如何加入儿童角色扮演游戏以支持其双语发展；后者观察了家庭共同阅读对儿童祖语能力发展的贡献。S. Li（2020）展示了华人移民母亲通过为孩子创造多说华语的环境，鼓励孩子利用谷歌检索词义等方式与自己互教互学，有效促进了孩子双语能力的提高。

（三）社区

祖语生在社区获得支持的渠道主要包括华社组织机构、语言景观和社交环境3个方面。

近年来，华社组织机构对文化认同与传承的价值受到关注。施雪琴（2016）指出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创立对华人文化记忆构建、文化传承以及促进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作用。语言景观是社区的构成要素之一，对认同构建和语言学习有一定影响。刘慧（2016）通过对印尼3个城市的佛院语言景观与族群认同的关注，证明二者存在的互动性同构关系，可互相促进和强化。这使我们认识到，社区祖语景观应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和传承工具。

网络社区也有了研究成果。Lan（2014）的研究证明了台湾虚拟网络社区“第二人生”所提供的沉浸式虚拟环境，使祖语学习者的课堂口语输出显著提高。Zhao & Hewitt（2019）关注微信对祖语者语言发展的影响，发现微信平台丰富的符号资源不仅提高了儿童对祖语使用的兴趣，而且有利于其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发展会话技巧，倡议关注数字和社交媒体在儿童语言和文化生活的作用。

（四）媒体

传统华文媒体对祖语传承的作用已受到一定关注，郭熙（2020）称之为“华文教育的生力军”。华文报纸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彭伟步（2005：198～220）梳理了华文报纸所具有的塑造中华文化价值观、提供华文学习环境、维系族群认同、维系与文化母国的联系等教育媒介功能。彭伟步（2008，2012）、骆莉（2014）、李善邦和郭晴云（2013）、江雁琦（2018）分别以马来西亚、印尼、美国的华文报纸为研究对象，探讨华文报纸如何参与支持华语传承，主要涉及3个方面：（1）通过对中国发展的客观报道，增强学习动机；为华人、华文教育提供信息资讯服务，加强华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2）书写族群历史记忆、创造共同的文化想象，以构建族群认同、传承华族文化价值观；为华语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和阅读环境；通过民俗和文化的报道唤起民族记忆，促进文化认同。（3）举办阅读、比赛等文化活动，辅助华文教育发展等。

李大玖（2009）专门研究了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发展，对华语传承媒体路径的研究有基础性价值。近两年的祖语传承也开始关注电子、网络媒体的作用。Smith & Li（2020：5）综合前人研究指出，对于祖语儿童来说，科技可以创造家庭以外的语言使用机会来支持祖语维持。祖语儿童在网上可能可以获取比家庭或者学校更加有趣的阅读机会。

周明朗（2014）论述构建祖语生的身份认同问题时，提出将“中国”这一概念具体化的教学方法。其核心思路是通过文化产品引起祖语生的兴趣，使其具体化地理解形象的中国，从而带动祖语学习和文化身份构建。这可以说是祖语学习媒介扩展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以祖语为载体的宗教活动等也有利于祖语保持，是华语传承的一条特殊路径，上文影响因素部分已经涉及，这里不再细说。

五、海外华语传承研究的特点和展望

（一）特点

1.领域不断拓展

21世纪以来，海外华语传承研究得到了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关注，研究对象扩大到家庭、社区，数字媒体、网络社交平台等，既有对外部宏观、中观、微观的因素分析，也有对祖语生能动性的深入探讨。个案研究、心理实验、参与式观察、纵向追踪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丰富了华语传承研究成果，充实了华语传承理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重大项目等对华裔新生代研究、华侨华人认同变化、海外华社变迁、华裔祖语保持、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搜集等选题大力扶持。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的一批成果陆续推出（郭熙，等2020），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合作研究。引导海外华社的人力资源加入语言资源的抢救和搜集的尝试已经展开。首个以典型的祖语生为常模的华语水平测试（王汉卫，等2013）的研制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引领华文教育走向永久传承”的重要工具在海外多个国家开始发挥作用，未来可望有新的成就。

2.观察视角更加多元

华文教育一直是华语传承研究的核心，其中语言又是重点。近年来，传承研究对学校仍有明显的侧重和偏向，但目前已经开始横向延展，学校不再是学界关注的唯一路径，关注家庭、社区和媒体的成果也开始增多。传统的语言习得与教学的“一头独大”已经开始向社会文化构建、语言意识形态、跨国语境中的身份塑造与认同等方面交叉和延伸。华语与华人性及族裔身份认同的关系、华语传承与传播的关系等受到更多关注。学龄前华裔儿童的语言接触、文化储备、家庭支持、文化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方面已经引起了更多的学术兴趣。人们在认同发展轨迹的研究还注意到了完成学校教育的“学龄后”青年华裔的认同回归甚至是“再华化”现象。这些视角突破了对语言维持的单一追求，应给予充分肯定。

3.研究重点因区域而异

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教育政策、教学理念、语言环境、文化背景，华语传承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相关研究有其集中发力之处。

东南亚是历史上的华教重镇，传统研究也比较多，华文教育史、语言政策、华校调研、华文教育性质的探索有相当丰硕的成果。近年兴起的语言生活理念带动了东南亚地区语言使用状况的研究，理论上的思考开始得到重视，共时的现状研究也比较充分。

北美学者重视理论研究，形成了祖语传承的理论和方法，在祖语习得、语言社会化、家庭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该地区成果研究方法多样，重视跨学科研究，崇尚实证和个案研究，与实践联系紧密，涉及面最广。

欧洲地区在双语/多语教学方面多有建树，但与华文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不多。华人学者主要关注华人家庭语言规划以及教育理念，另有关于周末学校发展的梳理类的研究成果尚比较零散。

澳洲地区的华语传承研究成果并不多，但焦点集中，重点关注华人族裔文化身份构建、华人性的问题，另有少量关于家庭教学的研究。

4.理论探讨不断深化

华语传承研究的深化推动了对国际中文教育不同类型的新认识（王辉，冯伟娟2021；郭熙，林瑀欢2021）。作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一体两翼，中文传播与华语传承具有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和合作空间。认识到华语传承发生在族群内部、代际之间，重在延续族裔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维持语言使用，具有更为丰富的传承目的、动因、方向、路径，是发挥海外华语传播与传承更大合力、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进步。郭熙（2017）将华裔的华语传承分为“完全传承”“传承中断”“完全隔绝”3类，指出其优势语言各异，发展趋势是双语或多语学习。华文教育应适应双语/多语祖语生的习得和学习特点。华文教育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具有“桥梁辐射作用”，华语传承应在多语教学中寻找定位（郭熙2020），这些新认识和新思考有利于相关研究做好配合，对华语传承教育乃至整个华语传承事业都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5.发展不均衡

学校是最主要的语言教育路径，但不应完全依赖学校。华人社团、华文媒体虽然成果比较丰富但与传承视角结合不紧密，社区、环境的研究较少。祖语学习的成就需要父母、公立学校、社区组织的共同合作（Li, G. F. 2006a：31）。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学龄前儿童以及学生群体。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社区中文学校以及各类补习班多有中青年祖语生，对他们的研究几乎还未开展，而华文在工作/商业领域的传承状况及对应群体的研究也没有跟上。

对影响因素的双面性关注不够。如方言多被视为传承中的问题，忽略了方言对文化认同和华语学习的积极作用。再如族群社交因素，同龄玩伴可以对祖语保持、身份认同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带动语言的集体转移。

（二）展望

着眼未来，海外华语传承研究应该并且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1.海外华语传承理论研究

历史上的海外华语传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联系历史，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语言传承发生作用的各个阶段、过程和路径，从零散的、广阔的、庞杂的现象中提炼语言传承规律，形成海外华语传承理论，既有利于丰富祖语传承研究的理论，也可以为未来的海外华语传承提供策略和思路。

2.海外华人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存在于使用之中，海外华语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华语在家庭和社区的使用。加强海外华人社会语言生活尤其是祖语生活研究，有利于认识海外华语传承的机制。有社区语言生活，才能保证传承；有祖语传承，才能保证社区的祖语维持。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认识海外华语传承和华语的海外传播的关系。

3.以家庭为传承基站的研究

对非华裔来说，华语学习途径通常只有课堂教学。而华裔的传承途径则丰富得多，家庭、学校、社区、媒体都可能是其习得或学习华语的路径。当前学界已经认识到家庭作为语言传承“堡垒”的地位，基于家庭路径的先天优势以及华人家长所拥有的儿童语言选择权，如何利用家庭在海外华语传承中的“基站”作用，从家庭出发，构建以家庭为基础，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多条路径共同发力的体系，需要大量的研究。

4.海外华语资源研究

海外华语资源既是我国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属于所在国的资源。对海外华语资源的搜集、抢救、整理，是语言资源观、语言生活观的进一步发展，是保护华族文化遗产、推进海外华语传播与传承、国家语言规划与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支撑。未来的研究既要加强跨学科合作，扩大研究的“面”，还要细化分工，深化研究的“度”。

注释：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19AYY003）。本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得到郭熙教授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1]　作者将澳洲华人的“华人性”（Chineseness）与布迪厄提出的“惯习”（habitus）相联系，将之解释为一套持久的、可转换的思考和行为倾向。这种倾向来自他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和祖源。而华人性的惯习则代表了一个处世体系，体现在澳洲华人共有的品味、行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中（Mu 2014：5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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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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