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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世纪追问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邓晓芒，1948年出生于东北，一年后随父母南下长沙，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湖南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以初中生学历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作者 | 邓晓芒
“我们这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我们把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后来者，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追问。”——邓晓芒
小凯让我如梦初醒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早在60年代时期，长沙市的“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就已经鼎鼎大名了。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后来杨小凯的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轰动了全国。康生甚至认为这篇文章绝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写出来的，背后肯定有“黑手”。然后便传来了杨曦光被判刑十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来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的头儿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
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并没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
看完这篇文章后，我才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
之后，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和小凯在湖边居住的金色时光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住在校方分配的湖边小区里。后来，当我得知杨小凯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除了时不时和小凯一起打打羽毛球之外，交流思想和学问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记得我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
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统计，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
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我们自然还聊到了他那段不幸的经历。小凯说他出狱后，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
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小凯出国后，我们依旧保持通信，等他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来武汉大学访问，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不仅如此，学校当局仍然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讲课，而且还派保卫处的人住进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
要知道，在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向何处去的世纪追问
2004年，惊悉小凯去世的消息，我大感震惊。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平庸的世界。
杨小凯之墓
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
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
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追问。
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图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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