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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1968，不安分的年轻人
原题
1968，不安分的年轻人
作者：苗炜 刘宇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6月11日
“狂飙的60年代 ”专题
1968年巴黎的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这种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后人难以体会，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汤姆·海登，上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这样乐观地总结上世纪60年代的遗产：越战结束，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还有“大家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
起初是文字的力量，读书带来的快感，它带给你解放。1959年，一个22岁的文学女青年，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名叫玛丽琳。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像被子弹击中，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稍有醉意，借着烛光，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
她写了什么呢？除了一篇对“垮掉的一代”的观感，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在蜡烛燃尽时，也就消散成灰。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我们还会读到《在路上》，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卡塞迪，1968年2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你30年、40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歌手、诗人，光秃秃地和你相遇。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去了印度、南美、古巴，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他们问他:“如何成为一个诗人？”1968年10月号的《纽约客》杂志，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鲍勃·迪伦，谈论庞德的诗，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也许公元3000年的时候，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金斯堡说，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技术进步、革命，全都破产了，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但嬉皮士能做到。那些权力都是幻觉，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
金斯堡去古巴参加了作家聚会，他想在和卡斯特罗会见时谈谈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但他很快被驱逐出境。1965年5月1日，他在布拉格参加劳动节游行，登上玫瑰花车当选“五月之王”；他在布拉格朗诵，发现那里好多年轻人蓄上了胡子，留起了长发，还穿上了牛仔裤。1959年，在《Quick》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将蓝色牛仔裤描写成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占有优势的标志，“听说苏联工业订下了美国一整座制造蓝色牛仔裤的工厂，以求满足他们年轻人那些不能再充耳不闻，和在莫斯科街角也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渴求‘蓝色约翰娜’的愿望”。
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说，“我在60年代只穿牛仔裤和T恤，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社会孤立”。牛仔裤在那时候成为年轻人的制服，另一个“自由的标志”是平底凉鞋。布拉格的年轻人开始去俱乐部听很吵闹的摇滚乐，但布拉格的文学期刊《面孔》停刊了。这个城市依然有戒律，什么不可以写，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干。金斯堡在飞机上写下诗歌《五月之王》:“我曾在哈瓦那被身穿绿色制服的侦探送上飞机，现在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西服的侦探在布拉格送上飞机。”但他又被驱逐了。
1968年，基辛格在接受《LOOK》杂志的采访时说，“个人总是处于与社会的对抗之中。我理解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痛苦，他们没有道德偶像和英雄，没有伟大的目标。他们拒绝服兵役是对社会的破坏，越南战争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
马克·库兰斯基在他那本《震撼世界的1968》中说，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份自己的英雄名单，只是这个名单上没有基辛格熟悉的人，其中不包括政治家、领导人和将军。上世纪60年代最让年轻人喜欢的作家是加缪，1960年，加缪47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但年轻人喜欢看《西西弗神话》，审视自己处境的荒谬。他们还看《鼠疫》，这本讲述医生挽救城市的小说让青年人信奉行动。
另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被广泛引用的知识分子是马尔库塞。墨西哥一位学生运动领袖说:“我看《单向度的人》，只看了5页，看《爱欲与文明》，实在太乏味，现在我开始看他的另一本书，只因为我们反对的那位独裁总统说，目前的骚乱都是受这位哲学家影响的。”
青年人的另一位思想偶像是法农，他1961年写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翻译成25种语言出版，他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马丁·路德·金当时就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来打量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思潮，他说:“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被压迫者起身反抗压迫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的领袖人物汤姆·海登，1957年上大学一年级，看了《在路上》就异常激动，他还说，是《鼠疫》这本书让他放弃记者的行当而投身社会活动。1968年，中央情报局给林登·约翰逊总统递交一份233页的调查报告，题目叫《不安分的年轻人》，报告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非洲、亚洲各地的学生运动。报告说，要精确地寻找出这些运动的动机和趋向是失望的，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是受社会主义势力操纵和赞助的，他们蔑视苏联，也蔑视美国共产党。汤姆·海登本人对这份报告的判断倒也赞同，他说:“我们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的偶像和先知是杜威、怀特·米尔斯和塞林格。”
那些旧日的小说与诗歌还会在今天的新闻中闪现。2007年12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享年91岁。她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妻子，两人创办了《纽约书评》，当时是洛威尔以个人名义贷了4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洛威尔也许是1968年最有名的美国诗人。那是富有诗意的一年，纽约城开通了一条诗歌声讯台，如果你想听诗朗诵，就拨个电话过去。2007年11月，诺曼·梅勒去世，享年84岁。
1967年10月，美国反战联盟组织了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战游行，诺曼·梅勒记录那次示威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在1968年出版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8月25日在芝加哥举办代表大会，诺曼·梅勒作为《Esquire》杂志的记者出现在“异皮士”的抗议现场，他说过，是小说家创造了历史，“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接下来是言语的力量，一个人站在街头，向过往的路人，向围拢而来的群众发言。2007年7月14日，这个星期六下午，有个家伙在波士顿公园演讲。如果听众中有人感到一种时间上的荒谬感，那再正常不过，因为演讲稿是1971年的，主题是呼吁全民抵抗越战。这个对历史演讲的重现是一种表演，题目为《休伦港2:问题是全民服从》。表演过程制作成DVD，也会在网络上发布。
这就是“休伦港计划”，对新左派运动中的各种演讲加以重现，每次重现都在原演讲地举行。这项计划由Mark Tribe组织策划，他谈到重现这些演讲的意义:“我们抗议攻打伊拉克，或抗议WTO，却很难想象我们可以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来改变这些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似乎能够想象一种极其不同的未来。我们对这些乌托邦精神进行再体验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至少称得上在舒适的环境中受教养，现在生活在大学中，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汤姆·海登在《休伦港宣言》的开头说。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港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那些学生大多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如今，汤姆·海登这个左派青年已经成为一个左派老头，他在接受我们电子邮件采访的时候说:“休伦港宣言的宗旨是为了给每一个人更多的资格和空间去实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参与权。它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体制，而是希望能增加个人、社区和体制之间的通路，如果必要，则需采取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这并不关乎社会主义，也不关乎资本主义，这只关乎人们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去寻求和创造民主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段回答可以看成是他40多年前宣言的重复，那时候他说，“我们将用植根于爱、思考、理性和创造性之中的权利来代替植根于财产、特权和环境之中的权利。我们寻求一种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它取决于两个主要目标: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社会被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性并且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媒介”。
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发起了“学生言论自由运动”。他站在校园里演讲的场景很容易就在YouTube上找到，得体的西装看上去像Raf Simon的裁剪。他担心培养思想贵族的场所变成一个就业培训班和工业人才的生产基地。“今天美国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改变美国，我们整天为之焦虑的‘未来’和‘职业’正占据着我们智力和道德的荒芜地带。”
他最著名的演讲是“个人对机器”，“机器”一词开始指的是工业生产与效率，接下来也会指向那些冲进校园逮捕学生的国民卫队，还会指向坦克和直升机以及更残酷的国家机器。“机器运转起来是如此丑恶。你要让自己躺在这个机器的齿轮、车轮、杠杆或是任何一种零件上。你要让它停止运作。你要告诉那些运转这台机器的人、拥有这台机器的人。除非你是自由的，否则这台机器将永远无法正常运转。”
当时校园里一位学哲学的女生被萨维奥的魅力打动，“他的魅力来自于诚挚，他不使用花言巧语，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他的意图。他不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有雄辩的好口才，也不如海登那样有律师般的精确”。这个女学生嫁给了萨维奥，可如今掌管萨维奥基金会的是他的遗孀，名字和当年那女生不一样。革命总给男性带来浪漫色彩，革命带来的婚姻在海登身上更有戏剧性:简·方达离开资本主义大亨嫁给了这个革命青年，但上世纪60年代的浪潮平息之后，简·方达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大亨的怀抱。
2003年8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纪念40年前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40年前，劳尔是金博士25万听众中的一个，他是个大学生，担当着游行队伍的救护工作。他正要把一个脱水的妇女抬走的时候，金博士演讲开始了，他问那个妇女:“我们能停下来先听演讲吗？”那女人说:“可以。”劳尔就把她放到担架上，一起聆听。如今的劳尔是个社会活动家，为西班牙裔移民服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将某些人看做是次一等的体制。”
有一位当年的游行者可能是对只有几千人来集会感到不够热闹，他说:“1963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网站，没有手机和传真机，我们只是行动。”而另一位45岁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则说:“现在示威的胜利并不一定要把10万人弄上街，有10万人点击某个网页，这就行了。”
在上世纪6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最有传播效力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这个演讲做出了解释，他说，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成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于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
学生非暴力联络会曾强调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种族平等同盟的一位领导人说过，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埃里克·方纳说，民权运动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了一种被学生称为“高度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包含了个人目的和个人成就的感觉，它鼓舞人对现有体制和各种权力机制进行挑战。
这一番解读能说明《我有一个梦想》为什么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得到共鸣。左派老者海登现在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呼吁结束伊拉克战争和推进全球性平等上，他说:“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学生运动的诉求在于，它鼓励人们去参与到那些可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去，而1968年在全世界发生的各种运动中都有这样的诉求。1968年最大的遗产在于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法律和文化标准，而这些在不断推动着人与人之间平等和人们的参与权力的深入。人们把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物。你看，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还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追求，这些都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些电子邮件中的单词，必须被老左派铿锵地朗诵出来才显得不那么空洞，必须以海登40来年未变的信念做注脚才会显得有一点价值，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解决赤贫问题，在我们的地球上，每天都有30亿人无法温饱。第二就是给工人、穷人、少数人种和弱势群体更多和政府沟通的可能，更多发言的机会。这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是在何种社会体制、何种经济体制下面，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5年夏天，新墨西哥州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马克·鲁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FBI的一所培训学校邀请他去讲课。1970到1977年间，这位教授是FBI的通缉犯。他现在给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讲代数，那时候他给工人阶级讲怎么干革命。他是SDS分裂之后的暴力组织“气象员”的领导者，他们囤积炸药，在政府部门实施爆炸，企图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关这个组织的电影《地下气象员》2003年公映。
FBI邀请他讲课，以帮助警员们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与心理。他征询朋友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劝他别去，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到了FBI培训学校的讲台上。课堂上坐着21个中年警员，他们之中只有3个人看过《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鲁德教授开始回忆，他说越南战争是非正义的，学员们毫无反应。他把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做比较，21个强壮的警员都把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言论。当他说到民权运动的时候，警察们依然毫无反应。培训班的老师想引导他谈谈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上的区别，但学员们对这些屁话没兴趣，一个警察直截了当地说：“你犯法了，我们就要抓你。”这让鲁德教授意识到他在和一帮国家机器打交道。
他接着说1968年春天警察怎么在哥伦比亚大学殴打学生和旁观者，这次，警察们回应：“这不可能。”“现在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鲁德教授说他这堂课有两个感受，第一是学员们对历史无知，他不得不经常来解释上世纪60年代的一些名词;第二是学员们也没兴趣探讨理论和历史，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唯一认识就是，“那些人恨我们”。他们参加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升迁。
1968年春天，20岁的马克·鲁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刚从古巴归来，“那时候我们想表现得非常酷，当时世界上最酷的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那帮人”。他频繁参加各种会议，“5年之内大概开了1000次会”。《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由大段对当年组织成员的采访构成，马克·鲁德说，历史总是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他已经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知道在美国不能搞暴力革命，他承认民权运动在美国社会有着更主流更深远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我喜欢谈论革命，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也许是上世纪60年代的全部主题。
1968年4月，在金博士遇害后，纽约哈莱姆区发生骚乱，黑人开始放火和抢劫，马克·鲁德目睹这一切，他相信这就是革命的开始。他组织同学们占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他给校方的公开信说，所谓“代沟”，实质上就是战斗，“一方是控制一切的你们，另一方是感到被压迫、对你们控制的社会感到恶心的年轻人。我们将接管大学，接管这个世界”。
在金博士去世40周年之后，《今日美国》报重新踏访了当年发生骚乱的主要城市。堪萨斯城3天的骚乱造成6人死亡，312栋大楼被毁坏。“自1968年以来，堪萨斯城的黑人过得并不好。”格温多林·格兰特说，他是堪萨斯城城市联盟主席，“在很多有关生活质量的地方，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公正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后……金博士梦想的东西其实没一个在这里实现。”在芝加哥(听歌)的北朗戴尔，一位居民说，“这里有一些改进了，但是没人会想到要花上40年”。很多老居民说，金的死和骚乱才是北朗戴尔衰退的原因。
历史学家这样看待金博士:“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到处都是10大排名、明星和名人传记影片，将过去简化成为娱乐性或者神话。”“每个人都知道他那著名的演讲，但没有人能说出多一句的内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梦想。我们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
40年前，贝·布托还是个要上大学的女生，她恳求父亲让她申请伯克利，但阿里·布托不同意，他说，“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太宜人，马萨诸塞州的冰雪将强迫你好好学习”。1968年的骚乱也席卷巴基斯坦，为了平息骚乱，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贝·布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我对暴力还没有任何概念，然而，随着针对父亲的暴力袭击不断发生，我对世界才有了新的可怕的感触”。40年后，她的命运再次印证，死亡威胁、腐败、暴力是她无法逃避的生活。
1968年，监狱中的老布托给女儿写信: “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再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读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完满的人。读一些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凯末尔、毛泽东的书，读一些印度古代史。此外，最重要的是要读读伊斯兰教的历史。”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教诲，也是一个长者让孩子在暴力的世界中寻求理性的支撑。
回头再看阿比·霍夫曼的演讲，里面不断涌现的脏字实在让人摸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但他的号召依然很有力量:“瞎分析什么，加入吧。”他为1968年8月准备的芝加哥“异皮士”聚会清单倒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有林肯公园(听歌)里的舞蹈表演、音乐会，有沙滩派对——唱民歌、游泳、烧烤、做爱，还有诗歌朗诵和宗教仪式，有“异皮士”奥林匹克，有“异皮士”选美大赛。
这个聚会是为了与共和党的芝加哥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占据了林肯公园，号召现在就开始革命。但在他们的示威活动开始之前，他们就听到了苏联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消息，阿比·霍夫曼说，芝加哥变成了“捷克加哥”。布拉格的学生们问苏联的坦克兵:“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芝加哥的抗议者也询问警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在工作”。
在芝加哥的共和党大会之后，汤姆·海登在某朋友家的起居室里看到了北爱尔兰人游行示威的电视新闻，“我开始感受到上世纪60年代是个世界性的运动。我1967年去过捷克，后来也一直和那里的学生保持联系。‘68一代’到处都是”。40年后，他注意到斯皮尔伯格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阿比·霍夫曼的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也变成现在对未来的一种遗产。是的，里根时代完全逆转了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改革风潮。尽管他们成功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上世纪60年代是不会轻易地被人们忘掉的”。
他说:“我们现在纪念上世纪60年代运动的40周年，但这些纪念会被这10年来的当地事务和国际事务变得苍白。也许在上世纪60年代过去50年之后，在2010年，我们能更好地反思那个年代，而反思的立场无外三种:一是让60年代精神复活，二是彻底埋葬60年代，三是操纵那个60年代的故事为我所用。关键是你会站在哪一个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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