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2014-2018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在2019年，性研究ing将推出“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和硕博学位论文（仅摘编题目与摘要）。接下来几期我们将梳理中国大陆与性社会学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以五年为间隔，以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为主。英文文献仍以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为主，介绍最新期刊的论文情况。

本期整理的是2014-2018年的与性社会学有关的硕博学位论文，通过知网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共查得21篇硕士论文。如有遗漏，欢迎后台留言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

目录

1.消费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广告中性元素的社会建构研究

胡钦伟（硕士），江西财经大学，2018年6月

2.当代同性恋电影中的同妻形象研究

榕那（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年6月

3.城市女性生产过程叙述   

于秋怡（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6月

4.新媒介与赋权：同性恋群体生存状态研究——以西安地区同性恋群体为例

于铭（硕士），西北大学，2017年6月

5.同妻的性别麻烦与身体述行分析

吕晓庆（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年6月

6.新生代撒拉族大学生的性观念探究 

韩晓媛（硕士），兰州大学，2017年6月

7.现状，策略，主体意识：中国城市女性的婚姻与性

赵骞（硕士），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6月

8.老年女性的身体与性——基于主体建构的理论视角

周柯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6月

9.青年男性使用性玩具的质性研究

谭国甸（硕士），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6月

10.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静（硕士），华中科技大学，2016年6月

11.男同性恋视角下的同妻边缘困境

詹海波（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2016年6月

12.制造同意：“公共卫生”对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关联”的污名建构研究

孙志鹏（硕士），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6月

13.变性人与社会的互动分析——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

陈信波（硕士），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6月

14.性观念转型下的城市性用品消费空间研究——以上海的性用品商店为例

王璐（硕士），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6月 

15.隐匿与显现：J市男同性恋者社会互动研究

吴维（硕士），浙江师范大学，2015年6月

16.性倾向流动性的质性研究——基于北京某性别小组的田野调查

董晓莹（硕士），北京林业大学，2015年6月

17.主体建构视角下的性属实践研究——以具有跨性别气质的男性为研究对象

孙双（硕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5年6月

18.性瘾：西方的研究与中国的调查

王卫媛（硕士），北京林业大学，2014年6月

19.HIV女性感染者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实践

宋琳（硕士），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6月

20.同性恋组织在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

项文（硕士），广西大学，2014年6月

21.同性恋身份认同研究

张培斐（硕士），西南大学，2014年6月

1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广告中性元素的社会建构研究

胡钦伟（硕士），社会学

江西财经大学，2018年6月

摘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物质变得日益丰盛与富余，社会生产的重心逐渐由物质的生产转变为消费欲望、消费动力、消费者的生产，中国至此步入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在生产力大大提高的前提下，因物质的丰盛与富余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在此形态中，物质的生产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消费继而转变为社会生产的重心。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广告中的性元素因其本能的生理、心理刺激效果和作为促进个体、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吸引受众、促进消费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广受生产者青睐而被大量使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广告诞生于消费社会，受消费逻辑影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功利性极强，而广告制作者与传播者本身又位于男权话语主导的场域下，很难规避男权意识的制约，进而导致性元素广告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以中国性元素广告为研究对象，探究广告中性元素的表现形式、性元素广告的分类原则、性元素广告在社会建构时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和文本分析法，分析总结得出，作为性的社会建构重要方式之一的性元素广告存在着性运用失范、不科学的身体性征、性别不平等等问题。同时，本文再辅以近来一则引 起广大争议的性元素广告，采用符号学理论进行详细地例证分析，以此佐证本文 论点。通过分析得出，性元素广告之所以在社会建构时存在问题，是由于消费逻辑、男权逻辑、性偶像逻辑的影响而导致的。以此为据，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构：原则：主体性原则、科学健康原则、榜样引领原则、性别平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主体是人民群众，并未具体讨论个体是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的；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强调个体的性本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即个体性本能的升华作用；而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 借助符号互动理论，通过对广告中性元素的社会建构研究，探析个体是如何通过消费促进社会发展的。

2

当代同性恋电影中的同妻形象研究

马榕那（硕士），社会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年6月

摘要：为了打破社会大众对同妻群体的刻板化印象，丰富对中外同妻群体的认知， 切实改善同妻的现实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外同性恋电影中的同妻形象展开了研 究，并进一步探究电影中同妻形象的社会建构。本研究主要采用影视文本分析 法与案例分析法，选取了中外涉及同妻角色的经典同性恋电影来具体分析同妻 形象，不仅丰富了以往主要以虚拟田野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还丰富了关于同 妻群体的研究内容。同时本文在身体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视角下，深入剖析了 同性恋电影中同妻形象的身体表征与文化形塑之间的关联，指出同妻形象折射 出的同妻境况，其根源在于性别文化机制的规训作用。研究发现，中外同性恋电影中的同妻形象并非是单一性的。结合电影文本， 对同性恋电影中同妻形象的论述由身体形象、角色扮演及行为表现三个维度展 开：第一，同妻的身体形象是以女性身体魅力来挽救婚姻的貌美同妻、因丈夫 性情冷淡而另觅新欢的性感同妻，或是为达一定目的而生育孩子的可怜同妻；第二，同妻在婚姻生活中往往扮演着母亲、妻子等多重角色，功能残缺的婚姻 使同妻无法满足角色规范而导致角色扮演失败；第三，同妻的行为选择表现出 稳定并类型化的特征，她们或努力捍卫婚姻、或乐观接受现实、或面对社会或 家庭的压力做出无奈的选择。为了使研究更好地关照现实，因此对同妻形象的 形塑进行了文化溯源，探究作用于形象塑造的背后文化机制，经过案例分析发 现剧中同妻的形象是性别话语规训的结果，是适应性别秩序的需要而塑造的。由此，提升同妻的身体主体性意识，建立女性话语，帮助同妻改善女性身体社 会建构的现状，从而构建一种性别平等、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性别文化是改 变同妻现实生活困境的关键所在。

3

城市女性生产过程叙述   

于秋怡（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6月

摘要：生育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实践。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身体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新的传统，身体研究的视角不再仅仅是过去的身-心，意义-行为，个人的身体-社会的身体的对立，而是开始关注一个身体研究的新地带——“活生生的身体”。在现有的生育研究中，存在着偏向社会关系与结构因素对身体塑造的取向。本研究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叙述的研究方法，探寻女性的主体性，并与既有的身体理论与研究取向进行对话。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11位城市女性对生产过程的自主叙述，研究她们的叙述内容和叙述策略，以及影响叙述的因素。

研究发现，城市女性生产过程的叙述内容集中于生产的准备、身体的疼痛感、生产情境下的人际互动、产后的身体四个部分。生产准备方面，呈现越来越精细的特点——由简单的生产物料准备扩展到医院、医生的甄选；从外物条件的选择，扩展到对生育的身体的监测和管理。生产过程的叙述与身体体验紧密关联，身体疼痛感既是女性叙述的核心，又界定了生产过程的边界。在生产情境的互动中，产妇与医生、女性长辈的互动呈现出微观层面的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拉锯战；其他产妇影响着女性对自己生产的想象，成为判断自身情况的重要的参照；生产情境中丈夫缺席或提供情感支持。城市女性对产后身体的关注度越来越强，从不在意身体到关注身材，到关注包括健康、气色各个方面的细微变化。

叙述的方式暗含着主体对于叙述内容的认知和解释。研究发现有五种典型的叙述逻辑存在：教科书式的解释判断逻辑，精确的时间阶段顺序逻辑，比较中的生产叙事逻辑，围绕个人感受的主观表达逻辑，国家政策下的个人经历表达逻辑。不同的叙述逻辑之中存在着各异的语言风格。

城市女性叙述生产过程时，显露出平静、严肃、轻松、苦笑、羞耻、尴尬、委屈、愤怒、抵触等丰富的情感。身体的感受和变化牵动着主体的叙述情感，叙述情感的变化则表达了主体对“身体应该被如何对待”的态度。女性的身体无法像医学的身体一样被当作完全的客体对待。

在不同生产年代的叙述比较中，叙述的内容、逻辑和语言风格上，也呈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这与女性的生产空间、对身体的关注度、与医学话语的亲和性、与网络技术的普及等因素有关。将女性还原到她们所处的社会情境中理解，发现医疗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生育政策，是两个影响代际间叙述差异的重要因素。生产过程的叙述与主体的身体观是互动互促的关系。女性自主叙述中呈现的身体是多样化的、动态的身体——在“活生生的身体”和“被监测和管理的身体”之间摇摆。身体的概念的边界同样是变化着的，从五六十年代生产到近两年生产，城市女性对身体的概念的理解愈加弥散。

4

新媒介与赋权：同性恋群体生存状态研究——以西安地区同性恋群体为例

于铭（硕士），新闻学

西北大学，2017年6月

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不同学科视角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同性恋完成了法理方面的“去罪化”与医学方面的“去病化”。同性恋权利意识的觉醒,与之相关的权利运动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可见度有所提高,逐步走向摆脱“罪化”与“病化”迷思的道路。但是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态度从鄙视到理解与包容,从世界范围看,依旧是正在进行中的。在信息传播与媒介技术快速发展并普遍应用的现今社会,传媒生态环境与传播权力关系复杂化。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同性恋群体由“传播的客体”转变为“传播的主体”,Ta们表达自我诉求,呈现群体社会生存图景。同时为社会大众认识了解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多元视角,也为同性恋群体追求自身平等权益、推进中国性别平权进程提供可能性。然而,一方面,腐文化的盛行、商业媒介对于受众注意力资源与经济利益的追求有可能导致有关同性恋群体的话语走向娱乐化与猎奇化,从而固化社会大众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基于宗教、医学以及传统文化视角出发的反同性恋者群体或话语正借助新媒介技术平台下扩大其影响力。因此,在同性恋群体赋权过程中,笔者更倾向于将新媒介技术作为社群内部交流、社群自我支持、社群与社会大众互动的一种重要传播载体,避免陷于新媒介技术的盲目乐观与乌托邦主义中。本文以新媒介与赋权理论作为研究视角,选取西安同性恋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及情境式研究取向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直观全面地观察同性恋群体基于自身需求的新媒介实践,涉及到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自我表达、社会交往、社群支持与服务、家庭以及公众教育与社会倡导等多方面。通过研究,考察新媒介如何成为同性恋群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媒介为同性恋群体追求权利,推进中国性别平权进程提供了哪些可能性,以及面临的传播困境。

5

同妻的性别麻烦与身体述行分析

吕晓庆（硕士），社会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年6月

摘要：本文主要立足于女性主义视角，借助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与身 体述行理论，旨在解决同妻的性别麻烦和生活困境。通过研究同妻颠覆性的 身体行为，对同妻的社会身份进行揭秘，并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遭受 的性别麻烦深入分析，从而呈现出社会主流规范背景下的社会行为与思想意识。通过同妻这一特殊群体，可以发现社会架构下人们惯有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异类”的排斥，从而剖析出历史背景下主流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对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重新进行命名，而对其进行命名是个漫长的过程，就像目前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一样，需要对现有的社会规范进行不断地“引用”“书写”和“规训”，这个过程是不稳定的，正因为存在不稳定性，所以才有“颠覆”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异，因此一个新的性别价值体系的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否定”与“肯定”的漫长述行过程，朱迪斯﹒巴特勒本人也承认，性别述行的最终结果不是建立一个毫无约束崇尚自由的乌托邦世界，而是使得之前的范式得以解构，使性别模式得以颠覆并且增衍。文章将从政治、经济、文化舆论三个生活领域详细解读同妻所遭遇的性别麻烦，采取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虚拟田野调查法对四个同妻 QQ 群进行研 究。这四个 QQ 群共涉及 291 位同妻，其中活跃用户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 共 135 人。通过 QQ 群内活跃用户的真实沟通文本材料，来解剖同妻所遭受生理与心理摧残。同妻是艾滋病高危群体，他们的身体被社会舆论污名化，她们的亲人朋友会排斥和嫌弃那不洁的身体，使她们孤立无援。为解决这种困境，需要通过语言述行分析同妻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讨论身体述行理论是否能够改变同妻的生活境遇，并给出一定的推断，本文始终将同妻的性别麻烦置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进行分析。

6

新生代撒拉族大学生的性观念探究 

韩晓媛（硕士），民族社会学

兰州大学，2017年6月

摘要：人类的社会生活大多会遵循一个社会生活脚本来进行，不同的文化所拥有的 脚本也大不相同，性脚本作为社会生活脚本中的一个方面，也随不同的地域、宗 教、文化等有不同的规则。撒拉族是一个绝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 生活脚本受宗教、生活地域、中国传统文化等多重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撒拉族 的性脚本组成成分也会更加多元。新生代撒拉族大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群体，他 们接触到的文化更多、信息接收更庞杂，其性脚本的组成部分也更为多元。本文 主要探讨，在伊斯兰教和我国社会环境的双重社会生活规范下，新生代撒拉族大 学生当今的性观念现状，并简要分析这一群体性观念的主要特点及原因。本文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针对新生代撒拉族大学生性观念进行研究，采用整 群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籍贯在青海省西宁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18-28岁撒拉族 大学生作为取样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并选取十一名撒拉族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 经过对问卷数据的整合、分析，与对深度访谈内容的总结，得出如下结论：这一群体性观念的特点有：性别差异明显、宗教影响较深及对宗教性规则遵 守度降低。

7

现状，策略，主体意识：中国城市女性的婚姻与性

赵骞（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6月

摘要：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文化，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婚姻，爱情，性”被三位一体地紧密联系起来。然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使得一段婚姻的实际内容千差万别，婚姻与性的联结并不一定和谐统一。许多学者从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等视角对婚姻与性本身做出了丰富的论述，然而处于婚姻与性交叠处的在婚女性，她们的声音却是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面对着婚姻制度文化所建构出的有关性的伦理，在婚女性对婚姻与性及其关系的理解与处理，婚姻中的情欲探索，婚姻与性对于她们的意义正是本研究所关心的。

本文以半结构式访谈与叙事性访谈的方法访谈了12位女性，基于她们的主观叙述，对城市在婚女性的婚姻与性的状况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并分析了性对于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作用与价值。

首先，如上文所说，在现代性语境之中，“婚姻”与“性”时常被捆绑在一起，因此本文认为，要考察处于婚姻关系当中的女性的性的状况，首先需要了解她们所经历的婚姻对于她们的意义。于是，本文通过分析在婚女性关于婚姻的理解与实践，结合关于婚姻模式的理论，从“进入婚姻的原因”和“婚姻所带来的自我价值”两个维度，对婚姻模式进行进一步分析，总结出一种关于婚姻模式的理解框架：以“制度化”和“去制度化”为端点的婚姻光谱。

接着，本文将在婚女性的性置于具体的婚姻家庭生活情境中，考察婚姻家庭内部，在婚女性所面临的性的状况，分析婚姻家庭中的互动，家庭空间等因素如何与女性主体本身共同塑造了婚姻家庭中性的开展形式，同时对前文做出一定回应，关注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开展与婚姻模式的关系。

最后，基于前文对在婚女性关于婚姻与性的理解和实践的探讨，本文主要关注了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主体本身，考察她们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婚姻及性的状况如何作为，是否有一定应对措施，并尝试与女性主义的日常生活研究进行对话。通过调查研究，本文发现，无论处于怎样的婚姻模式之中，婚姻家庭内部性的状况如何，在婚女性在关于“性”的问题上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而是有其关于“性”的一系列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进行积极的情欲探索。例如，参与本研究的女性，少数选择引导丈夫进行更多关于“性”的尝试，与丈夫“商讨”性的重要性以及开放关系的可能，也有部分涉足婚外性关系，更多的在婚女性则选择了独立的，多样化的情欲探索，如自慰，看网文，性幻想，网络聊天等等。对于女性来说，最后一类方法易于实施，可自主选 ，并且未实际跨越婚姻施加于她们的道德要求，但却能够更多地与性的愉悦相联系，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她们对于性“调节夫妻关系”这一功能性作用的片面强调，需要指出的是，在婚女性对于“性策略”的选择以及相关策略的实施效果，与她们所认同的婚姻模式以及她们所处的婚姻家庭中性的开展形式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认为，这些关于性的策略是在婚女性在有限的空间内实施的相应改造，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力量与主体性发挥的双重结果。

本文认为，婚姻家庭之中的女性并非完全受压于围绕婚姻制度展开的社会文化，她们拥有自己的策略去进行性的实践;我们需要对女性的性有一种更加包容的理解，而非局限在男女间的生殖器插入而女性关于情欲与性愉悦的探索实践对于其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的主体意识引导其进一步地发展性的实践，指导着她们处理婚姻，性及其相互关系，关于性的探索实践也是其主体意识的表达;同时，关于性的探索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突破婚姻带来的身份意识限制，对其主体意识的形成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性是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8

老年女性的身体与性——基于主体建构的理论视角    

周柯含（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6月   

摘要：围绕“老年之性”的既有研究普遍存在“身体”缺场，性欲视角缺失的弊病，在此情况下，身体与性的关系呈现出“单向因果”的影响模式，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基于此，本文以10位老年女性的深度访谈为分析材料，在主体建构的理论视角下，以身体的老化为切入点，探究老年女性身体与性在老化中的关系及其影响要素研究结果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老年女性在身体老化中的感受和实践呈现出多面性和相对性的特征，而个体的顺应性和反抗性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交织出现;（2）身体与性在老化中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双向流动”的互动形态，一方面，身体的老化可以衍生出性的淡化，泛化或多元化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性也会在老化中显现出标榜健康，抵抗衰老的功能，并且，这种互动关系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3）身体和性在老化中关系建构的因素来自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需要指出的是，个体和社会不是一对孤立的力量，社会会参与个体感受，认知和实践的形塑过程，而个体也会在面对社会建构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9

青年男性使用性玩具的质性研究

谭国甸（硕士），动物学

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5月

摘要：性玩具是指用于性生活中帮助人们提高性快感、增加性体验的物品,如今,它们正日益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青年人成为其主要消费人群。由于性玩具的类型、使用者的身体情况、使用性玩具的心态及过程都存在差异,导致使用者对于性玩具有着不同的体验感受。本研究以中国青年男性性玩具使用者为研究对象,选用质性研究方法,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对来自中国不同城市和地区的18位青年男性性玩具使用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探索了他们使用性玩具的过程。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对他们的性观念特征、关于性玩具的看法、使用性玩具的心态、使用性玩具的感受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基于这些研究发现为性玩具使用者和性玩具生产销售方提出了相关建议。研究发现在性观念方面,中国青年男性性玩具使用者表现出“对性相关问题的看法呈现多元化”、“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和“具有性健康意识”这三个特征；在使用心态方面,他们使用性玩具的动机呈现多元化,同时,他们也对使用性玩具存在不少顾虑；在关于性玩具的看法方面,他们通常将性玩具视为私密物品,并且存在一些关于性玩具的误解,他们在选购性玩具时会优先考虑产品的实用性和产品外观上的隐秘性,对于性玩具的前景他们较为看好；在使用过程及感受方面,他们对自慰中使用性玩具表现出矛盾性,而对于伴侣间使用性玩具普遍反映不错,在伴侣间使用性玩具的过程中,性权利的作用也是影响因素。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笔者为中国青年男性性玩具使用者提出了以下建议：1.使用性玩具的过程中应强化安全意识；2.消除关于性玩具的误解,以更加接纳的心态来使用性玩具；3.不要将性玩具过度拟人化,学会去体验性玩具带给我们的新乐趣；4.摆脱传统性观念的限制,收获更多愉悦的性体验。而针对性玩具的生产销售方,笔者为他们提出了以下建议：1.应注重提升产品的用户体验感；2.应对玩具使用建议在说明书上进行呈现；3.生产销售方应通过有效途径帮助社会大众建立起关于性玩具的正确认知。

10

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静（硕士），社会学

华中科技大学，2016年6月

摘要：同性恋已逐渐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和性社会学探索的重要课题。已有研究指出公众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存在性别差异，且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比男性要开放。那么在当代，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影响女性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因素是否与影响公众或其他一些群体对待同性恋的因素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本研究使用CGSS2013调查数据，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法以及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力图找出影响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态度的主要因素并进行解释说明。

　　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越保守；已婚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比未婚女性要保守；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要保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越开放，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收入与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呈正U型关系，即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先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趋向保守，达到一定收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趋向开放；使用互联网的女性比未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要开放。

　　此外，研究发现女性主体意识和性态度对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有显著影响，且女性主体意识越强烈的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就越开放，性态度越开放的女性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越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对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态度分析的适用性，并探讨证实了一些前人没有提出的影响我国女性居民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因素，如家庭角色意识、女性能力意识、传统依附意识、工作平等意识、家务平等意识、婚前性行为认同意识及婚外性行为认同意识。

11

男同性恋视角下的同妻边缘困境

詹海波（硕士），社会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2016年6月

摘要：同妻群体自2015年4月以来，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对同妻相关研究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国内的研究目前多直接针对于同妻群体进行探索，本研究试图从同妻身份的缔造者，即男同性恋的视角出发，观察同妻从婚姻开始到结束逐渐成为“边缘人”的过程和最终同妻处在的边缘困境，借此增加社会对同妻群体的关注，对解决同妻问题提出另一种来自于男同性恋角度的方案。

　　本研究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深度访谈和虚拟田野调查，从同妻角色的塑造者，即同性恋丈夫的角度着手，来研究和分析同妻在婚姻中的边缘过程和边缘处境。通过进入同性恋网络社区和熟人介绍，阅读相关新闻报道，整理相关文献，获得同性恋访谈43份，与49名同性恋交流，整理相关资料48页，获得了多样、丰富的经验材料。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男同性恋丈夫的视角，总结出同妻在婚姻中的边缘过程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同妻对同性恋丈夫偏差行为的怀疑质证阶段，同妻对家庭成员角色失调的徘徊挣扎阶段，同妻丧失家庭信心之后的自我重建阶段以及同妻完成自我重建之后对社会污名的除污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存在表明同妻在婚姻中的边缘过程是渐进而缓慢的，但最终同性恋丈夫眼中的同妻的边缘困境仍然有章可循，比如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处境，生理健康和权益保护的边缘处境，在了解到这些同妻边缘处境之后，研究从男同性恋的角度出发，寻求同妻边缘过程和边缘处境的解决要依赖于同妻的自我觉醒，同性恋丈夫的勇于承担，和社会背景的包容。

　　从男同性恋丈夫的角度对同妻边缘过程和边缘困境的研究，丰富了研究者对同妻群体的研究视角。在同性恋丈夫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同妻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潜在的边缘人；同时，边缘人的角色给同妻身体和生活都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影响。而同妻解决问题则需要社会改变传统观念、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使社会相关组织伸之以援手。

12

制造同意：“公共卫生”对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关联”

的污名建构研究

孙志鹏（硕士），社会学

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5月

摘要：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之间一直被保持着暧昧的“关系”。男性同性恋/男男性行为成为了公共卫生建构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对于男性同性恋社区而言,他们一再地反驳公众认为的“男性同性恋等于艾滋病”的观点,但呼声比较微弱。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掌握着艾滋病的学术与实践的话语权,因此他们的观点对于公众对艾滋病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卫生是如何制造出来男性同性恋与艾滋病关联性污名的同意。研究使用了麦克.布洛维提出的“制造同意”概念,并回顾了污名研究与社会建构论以及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一文本分析的视角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定位为质性研究,通过作者在上海市X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以及上海市静安区Q艾滋病健康促进中心的开展了近半年多的田野调查,整理了近6万字万字的观察笔记以及25份有效的访谈资料,并做了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公共卫生作为研究的焦点,以国家总体的艾滋病话语、疾控中心与艾滋病防治小组合作的实践、男性同性恋社区内部反馈作为三个主要研究部分。研究认为国家／政府-公共卫生系统-男性同性恋防艾小组-社会媒介-男性同性恋个体共同参与了污名建构与制造同意的过程。“公共卫生”主要从两个方面建构污名,一是公共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污名,二是具体实践干预工作,包括针对男性同性恋群体的大规模的动员检测工作、疾控中心与防艾小组开展的框架内有限的“合作”,因为防艾小组的实际工作受到疾控中心的指导和监督,其对于男性同性恋社区的反疾病污名的空间比较小,也间接地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的体系内。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于将男性同性恋社区作为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微妙的强制所制造出来的结构性污名,以及男性同性恋社区在内化污名的影响下所达成的自发同意完成了制造同意的过程。性存在议题的医学化与过度医学化将男性同性恋作为医学话语,也在制造同意的过程中扮演了负面的角色。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异性恋社区所组成的霸权性话语强制是制造同意的根源所在。

13

变性人与社会的互动分析——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

陈信波（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6月

摘要：中国内地的变性手术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变性人早已进入公众的视野。而近期李银河的“出柜”，发表声明称其与一个女变性人共同生活了17年，又再次把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变性人身上。

本文就以一个男变女的变性人为出发点，对其进行个案式研究。主要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并辅之以必要的文献与数据。文章试图探讨的是变性人作为一个个体，她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一方面，社会对她如何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她又如何在这种规制中去获得个人的相对自由？进一步讲，这种相对自由得以获得，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基于对本个案及相关资料的分析，笔者将社会概念分解为法律，媒体，医院，家庭与朋友五个部分，分别探讨变性人与她们的互动关系。笔者发现，法律对变性人有隐性和显性两种控制，隐性即国家通过对媒体报道变性人方式与内容的限制，控制着变性人的叙述方式；而显性指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对变性人手术前与手术后的一些行为进行规制而达到的一种控制。一方面，法律的隐性控制在慢慢减弱，另一方面，变性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总有办法规避各种控制措施，因此，笔者认为法律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弱的。媒体作为公众与变性人、国家与变性人之间的一种中介，既能反映国家的控制逻辑，又能反映公众的兴趣所在。笔者分析发现，媒体一方面在孜孜以求寻找着变性人变性的终极原因，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对变性人进行“悲惨”叙事。笔者的研究对象“痛恨”媒体这种现象，她的应对方法只能消极避之，并且逐渐开始尝试自己在新媒体上叙述自己的经验。医院是一个遵循市场规律的机构，资金的多少即意味着能得到多少的服务，这对变性人来说既是一种限制，同时又提供了一种自主选择的机会。家庭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变性人变性的最大外在阻碍，尤其是父母会运用各种方法去控制变性人，但是与此相对，变性人总有自己的独特应对措施。对于朋友来讲，变性人变性之后对原来的朋友圈是脱离隐匿还是显现，代表了变性人不同的生存模式，笔者的研究对象就是一种不再遵循经典变性人生存模式（变性之后，隐去自身变性人身份，以一种新的身分去生活），而主动选择公开自己的一种生活逻辑。

总结来讲，变性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能够发现社会对她的控制，影响与限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在于发现变性人自己总有独特的方法去规避这些，她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策略从而去获得相对的自由。进一步的，笔者将这种相对自由进行分析，试图发现它得以实现的基础。笔者分析得出，这种相对自由依赖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变性人自己的自我认识，即她对自己是谁，自己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决定了她是否做出变性，是否向他人公开自己身份的选择。而这些都是指导其去获取一系列自由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独立的意义，正是经济独立使她有能力摆脱父母控制，能够自主去选择更好的医院，意即使她能够有“资本”去做一些与社会对抗的事情。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就变性人作为个体与社会，作为主体与她的主体性等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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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观念转型下的城市性用品消费空间研究

——以上海的性用品商店为例

王璐（硕士），社会学

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5月

摘要：如今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时期,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转型,性观念领域也发生着巨大变化。通过性用品商店这一边缘化的空间研究,本文旨在以小见大,从空间到观念再到社会,考察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观念。本研究以空间为视角,主要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上海8家性用品商店进行质性研究,分析了城市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性用品商店所具有的空间特征以及该空间背后的性观念,从而进一步探究性用品商店的社会意义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本研究有如下发现：第一,郊区类型的性用品商店是一种疾病化的性用品消费空间,空间特征包括空间的边缘化,空间的弱化和私人化,以及它是一个无性别和无互动的空间。而市中心类型的性用品商店则更倾向于一种多元化性存在的性用品消费空间。它具有多元化的空间呈现和互动手段,注重服务和质量,同时具有消费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元化性实践的可能。第二,两种不同类型的性用品消费空间反映出不同的性观念,郊区类型的成人保健品店是一种医学化的性,它自身呈现的是疾病的性和一种疾病化空间的再生产,而市中心类型的性用品商店则崇尚一种快乐主义的性,它主张愉悦的性以及个体化时代对于性权利的追求。第三,作为社会环境的性用品商店既是当下中国唯一合法的性公共空间的呈现,又摆脱不了处于合法和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关于性用品商店自身性解放和性抑制的讨论是更具反思性的一个问题,它包括购买的性与污名的讨论,性用品商店与男性气质危机的联系,以及作为“性机构”来看的性用品商店自身的规训和管控功能和使用性玩具的性是一种“独立的性”之间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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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与显现：J市男同性恋者社会互动研究

吴维（硕士），社会学

浙江师范大学，2015年6月

摘要：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性欲倒错”和“违反自然规律”而受到社会公众揶揄与责难的同性恋群体;近来随着“同性婚姻”合法案、“同妻群体”、艾滋病传播及基友与腐女文化的盛行而成为备受媒体青睐、引发社会争议和学术界关注的对象。作为一个在性取向方面与传统异性恋迥异、但绝对数量庞大的亚文化群体，同性恋现象始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文化与文明历程之中。然而，直到至今，同性恋者在国内却依然以边际人的角色继续隐匿于主流异性恋文化群体之内。不过，随着国际同志维权运动的推动、同志虚拟网络社区的建立及性别多元化观念的熏陶，国内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及处境较以往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J市的男同性恋者为调查对象，通过运用网络调查与田野观察方法来对他们的互动过程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了解是何因素促使他们选择隐匿交往或向异性恋者公开自身的同性性取向。为此，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选题为男同性恋者的缘由、同性恋相关文献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解释。此外，文章也对研究方法与意义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二部分:男同性恋者的社会互动过程。互联网络与智能化手机的的普及促使男同性恋群体成员的交往方式和社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公园、公厕、同志浴室及酒吧等为代表的传统交往方式日渐式微;新型交往方式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面向男同性恋者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如:Blued、Jack'd等专业同志交友APP软件。而社区环境的变化不断影响着男同性恋者的互动维度与交往情境，同时也对他们关于圈内环境与未来生活方式的态度确定及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第三部分:男同性恋者的隐匿交往。文章认为男同性恋群体成员选择隐匿交往不仅是应对污名化策略的一种自我保护实践;而且也是游走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而谨慎做出的理性选择。在隐匿交往中，交往方式的变化使男同性恋者的交往形式由实地聚集向原子化转变;还促使传统交往方式将原先的“寻找—发现—筛选—审核”功能让渡给新型交往方式，仅剩下对“确认“功能的发挥。而在以公园或类似场域为核心的情境下，对公厕、同志浴室及宾馆等场域的不同选择是互动过程中男同性恋群体成员对“确认”结果的不同表达。

　　第四部分:男同性恋者的公开出柜。本文将国内环境的相对宽松、不适合传统异性婚姻与情感宣泄三个因素分别作为男同性恋者向异性恋者坦诚自身同性性取向的前提条件、基础条件和爆发点。另外，在出柜方式与范围中，大部分男同性恋者都是选择主动出柜;他们选择的出柜对象主要是朋友、兄弟姐妹、母亲与同级同事。而因交往情境的突然变化采取被动出柜的男同性恋者的出柜对象，则更多的是配偶或母亲等初级生活圈成员。

　　第五部分:男同性恋者的属性差异分析。在社会经济地位属性中，体制外职业的男同性恋者较体制内的出柜比例高。高中（或中专）、大专及本科学历层次的成员选择主动出柜的概率最大;而过低或过高学历层次的成员选择主动出柜比例相对较低。在各收入区间中，他们的出柜比例相差较小。在其他属性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性角色由被动向主动再向“6/9”转变，他们的出柜比例呈现出逐次递减的趋势。而在婚姻状况中，已婚群体的出柜概率最低，形婚群体成员的出柜比例最高。

　　第六部分:男同性恋者社会互动的后果。从微观层面分析，专业同志交友工具在男同性恋群体内的普遍应用，促使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催生出了数量同样庞大的“同妻”群体。同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对这些交往工具的控制，而纯粹把性作为一种交换关系。从宏观视角而言，男同圈内成员的乱性、滥交行为致使该群体成员成为感染HIV的高危人群;这必定会降低他们对群体的文化认同，丧失身份归属感;并进一步促使其交往形态呈现出碎片化与非组织化特性。

　　第七部分:结语。本文调查样本在代表性、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及学术概念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代表性方面，如老年男同性恋者在全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较小。问题回答方面，则表现出一些受访者对回忆性或私密问题较为敏感而可能会出现与事实不符或刻意隐瞒的情况。另外，由于性取向是一种自我判断，也许会有少数受访者对自己是否为男同性恋者存在错误地认知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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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倾向流动性的质性研究

——基于北京某性别小组的田野调查

董晓莹（硕士），应用心理学

北京林业大学，2015年6月

摘要：针对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的研究经历了从二元划分、多元划分到当前以酷儿理论为理论支撑的流动性倾向观点的过程。近年来西方对于女性性倾向的相关研究不仅说明了性倾向的建构性和流动性,还给我们提供一个了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性倾向的认同与发展。本文根植于后现代主义的酷儿理论,采用质性研究,以北京的某一性别小组作为田野,并从中选定五位受访对象,搜集受访者生命史等质性资料来分析性倾向主体建构性与流动性。通过质性研究考察性倾向的主体建构与流动性,打破性倾向的简单类化和固定不变的主流霸权,也增进主流社会对于性倾向多元人群的理解与接纳,并为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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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建构视角下的性属实践研究

——以具有跨性别气质的男性为研究对象

孙双，社会学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5年6月

摘要：本文基于对具有跨性别气质男性的个案访谈的整理与分析，从具有跨性别气质男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出发，探讨这一类性别个体在性别气质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与体验性，以及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的应对和他们对其所属性别角色的期待等相关问题。

　　本研究发现，具有跨性别气质的性别个体,其主体建构是以一种多元的、变动着的方式存在于性别个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被主体认知的外围环境与自我感知的相互交合构成性别主体的气质建构。具体而言，具有跨性别气质的男性通过代际传播以及媒介内容等方式形成对性别形象的性属想象，他们在不同的性属经历下萌发性别观念，并据此践行其独特的性属行为，在建构的过程中对性别的自我认同进行反思。对于性别主体的社会互动关系，具有跨性别气质的男性通过亲密关系、亲属关系、业缘关系和同质性伙伴关系等来形成自身角色所属的社会联结和互动形式。他们还表达了自身对性别文化的多元期待，希望以此获得社会话语支持，实现性别的自我认同。作为具有跨性别气质的男性在主体的性别气质建构过程中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萌芽、变化、重构，在微观的社会关系中践行属于自己独特的个体行为与自觉意识，他们通过多元丰富的实践建构了具有现代性与反思性的性别特征，以不同的性别文化期待来践行自己的性别气质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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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瘾：西方的研究与中国的调查

王卫媛，应用心理学

北京林业大学，2014年6月

摘要：本研究以文献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形式进行。本文的上篇为对西方性瘾研究的综述,下篇则是基于对中国情境中自我认同为性瘾者做的一次小型访谈的分析。西方关于性瘾的研究与治疗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成果。这当中围绕着性瘾定义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有学者主张使用强迫性性行为、冲动控制障碍等名称代替“性瘾”,甚至否定性瘾的存在；另一方面,关于性瘾的特征与“诊断标准”也逐渐呈现出来。在性瘾的影响方面,学者们分别从性瘾对当事人个体、家庭和社会性的影响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在性瘾的成因方面,机遇、创伤、依恋、男性气质、性教育、互联网、性倾向等等都被提出来讨论过。与此同时,关于性瘾的心理咨询疗法也逐渐发展起来,包括个体疗法、团体疗法、婚姻家庭疗法等等。中国关于性瘾的研究还非常缺少,本研究对15名自我认同为性瘾者进行了开放式的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了分析。在对15位受访者“性瘾成因”的分析中,发现早年性经历、青春期接触到的性信息、生活中的负面情绪等是普遍被提到的原因,而恋爱史、原生家庭影响等,是被部分人提到的原因。与西方性瘾研究“成因”的-个很大不同是,中国情境下的性瘾者中没有一个是多重成瘾者。本研究还分析了受访者的性瘾对其个人、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性瘾者最常提到的性瘾的负面影响是“影响工作”,而这本身是将“工作”视为“正当”“正事”,将性视为“不正当”“非正事”的一种态度,是否定性的价值观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下对自慰的高度污名化,也成为受访者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所以,性瘾的害处更多是文化建构的,而不是热爱性本身带来的。本研究最后用标签论,从对性的污名态度、缺少支持系统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最后,对于性瘾研究的深入启发进行了总结,也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扩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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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女性感染者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实践

宋琳（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6月

摘要：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近年来，女性感染者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长，吸引了笔者对女性感染者的关注；艾滋病也逐渐被视作一个慢性病，PLHIV人群的生活质量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议题。然而国内外的艾滋病相关研究都明显地呈现出以医学为主导的特点，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大都采用了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且较少地将目光投向女性感染者。笔者基于主体建构论的视角，研究女性感染者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实践，以求推动该主题的研究进展。笔者将亲密关系定义为两个人之间的包含了性或爱慕的要素的关系，采用了小组讨论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访谈了15名女性感染者，根据对定性资料的分析，本文从“理解”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女性感染者对亲密关系的主体建构。笔者认为女性感染者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受到了女性角色视角和感染者角色视角的共同建构。笔者认为女性角色视角下的理解较多地产生于女性感染者与女性角色规范的互动；而感染者角色视角下的理解则较多地产生于女性感染者的对感染者的身体的体验和心理感受，和她们对感染者角色的意义的理解。本文在呈现了女性感染者的亲密关系实践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实践的影响因素，实践受到理解、时间的情境和实践主体的主体性的共同建构。实践情境包括伴侣和环境；实践主体的主体性表现为同一主体对不同情境的能动反应，以及不同主体对同一情境的不同反应。同时，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空间与社会规范的稳定性成反比。笔者认为“理解”与“实践”之间既相互建构，又相互断裂。理解与实践的断裂是因为理解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实践受情境和实践主体的主体性的影响而具有灵活性与偶然性。总之，本文力图改变以往研究中对女性感染者的忽视，并且从女性感染者自身的感受、经历、理解和实践出发，挖掘女性感染者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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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组织在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

项文（硕士），社会学

广西大学，2014年6月

摘要：中国社科院学者李银河连续数次在两会上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这块小石头并没有激起千层浪。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中国还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要走。当前的中国国情,同性婚姻是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的。反观美国,最近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同性恋者的重大历史性裁决:允许同性恋者享有和异性婚姻夫妻同样的联邦福利,《联邦婚姻保护法(DOMA)》被判违宪。美国同性恋者在平权运动上又一次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上攻城略地,而另一个却是万马齐喑,这巨大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这和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本文试着以同性恋组织为切入点,首先谈下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以及同性恋组织在其过程中的作用。然后比较下中美同性恋组织的状态和特点及其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推动作用有何不同。最后,通过对比来简单探讨下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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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身份认同研究

张培斐（硕士），社会学

西南大学，2014年6月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同性恋者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同性恋者逐步走进公开场合，不再长久地游离于社会的视野之外。而同性恋者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其身份认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身份认同一向是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历程，个体和群体凭借社会身份系统参与完成社会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同性恋身份认同除了对于自身“同性恋者”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对话语权、恋爱权等诸多权利的争夺。由于社会的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加强，身份认同的界定日益模糊却也日益重要。本文对国内外同性恋及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国外学者卡斯提出的同性恋身份发展模型的六个过程机制，通过对一些同性恋者的生活和感情史的访谈与观察，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过程结构、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探究同性恋者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以及社会认同过程。在访谈的基础上对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认同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阐释了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思考，并且根据同性恋者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二者的相互作用，描述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过程及嬗变机制，丰富有关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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