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性”研究》2011年第5辑

编者按

现在是应当思考性问题的时候了。对某些人来说，性似乎是个不重要的话题，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些重要的问题，如贫困、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原子毁灭的问题上，转移到这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然而，正是在此时此刻，当我们的生活面临着难以想像的毁灭的可能性时，人们更容易陷入对性问题的危险的狂乱之中。当代人关于性价值和色情品的冲突和争论，与前几个世纪的宗教论争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冲突往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关于性行为的论争，往往会变成接触社会焦虑的工具和媒介，用以宣泄人们的情感焦虑。因此，在社会压力过于强大的时期，性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Gayle Rubin，1984）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之前已介绍过的文集详见文末往期回顾，教材部分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教材。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的《中国“性”研究》2011年第5辑（总第32辑）。本书是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19，该系列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本书是2011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上册)，本册涵盖7个发言单元：性权表达、多元性/别、酷儿文化、性与健康、拉拉世界、性/别心理、性工作。本书于2011年12月出版。

  《中国“性”研究》

    2011年第5辑（总第32辑）

主编：黄盈盈、潘绥铭

时间：2011年12月

出版社：高雄万有出版社

目录

第三届《中国“性”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日程

和老年人谈性 / 刘达临

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性生活调查 / 袁文莉

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与生殖健康需求概要及政策建议 / 冯媛、何小培、葛友俐

观赏的权利——究竟是谁在观赏色情艺术？/ 黄灿

共偶者：一项针对亲密关系的研究。/ 方刚

慕残者性心理形成以及性满足困境分析 / 朱雪琴、方刚、张德鑫

文化，太文化了——中国同性恋亚文化分析 / 王珺

美国华人与同性恋人群的银幕形象之镜像对照 / 二言

全球化与本土化：LGBT，“酷儿”亦或是“同志”？——基于中国大陆同志运动的研究回顾 / 周舒璇

改变的行为和继续的沉默：加拿大中国大陆移民的性/ 周艳秋

近代性病概念演变的系谱学分析 / 杜鹃

大龄未婚男性的男男性行为及其对公共安全的意义：基于中国农村性别失衡背景的研究发现 / 杨雪燕、伊莎贝拉.阿塔尼、李树茁

小城镇/农村地区MSM人群传统文化、自我认同与HIV相关风险行为研究 / 陈良、马懿、高良敏、卢蕊、鲁建波、李连学、李孝安、张应留、田跃轩

跨性别拉拉：传统性/别身份的双重背叛者 / 陈亚亚

爸爸妈妈我想说——当代北京青年拉拉向父母“出柜”的选择和经历 / 王怡然

她们的世界——从“拉拉沙龙”看北京女同性恋亚文化 / 金星

另一种书写——有关北京拉拉社区发展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 / 罗鸣

性权视角缺失对性心理咨询的影响 / 刘燕平、杨志红

诡女初长——关于少女流行文化“耽美”的思考 / 王向贤

多元话语中的“性瘾”问题分析 / 赖晓飞

性交易与性爱 / 蓝蓝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性工作者群体内部的污名现象 / 江秋雨

天津女性性工作者遭遇暴力侵害调查报告 / 妇女网络及培训中心 2010年

附录：最近打击卖淫嫖娼运动的效果评估研究报告 / 潘绥铭、黄盈盈

精选内容

近代性病概念演变的系谱学分析[1]

杜鹃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注释：

[1] 本文大部分观点出自作者博士论文《拿起针筒的国家——社会学视角下的消灭性病运动，1949-1964》中，部分内容将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

“花柳病”，顾名思义拮花惹草所染的疾病，这个词往往被现代医家和普通大众当做古代人对于性病的称呼（郑和义，2002，吴大真、余传隆，1999；王翔朴等，2000）。究其流变可知这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人们为梅毒、淋病等疾病冠以“花柳”之名以前，这些疾病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若论历史之悠久，淋病自然首当其冲。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淋症的记载，但是“淋”症最初是指“小便涩痛”等一系列泌尿系统疾病。在公元581-618年，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已经提出“五淋”、“二浊”的概念。其中“小便不通和难，以及膏淋之为病似膏自出”“膏淋者，淋而有肥，状似膏”和白浊符合现代医学中淋病主要的临床表现，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代所谓的淋病。至于淋病的病因，主要是“肾虚不能制於肥液，故与小便俱出”。除了肾气虚弱，湿热下注以外，对发病的其他有关因素也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如《金瓶梅》第七十九回中由于西门庆出现肾囊肿痛、溺尿甚难、龟头生出疳疮的症状，吴仙医在为其诊病的时候就提出“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衰”。就现代医家邵长庚、叶干运等人看，如上症状已不单是急性尿道炎，已发展到慢性，而且有并发症。至于西门庆的死因，有可能是因为败血症并发淋菌性心内膜炎。（邵长庚，叶干远，2006:6,7)

可见古今淋病不仅内涵不同，对其致病原因的认识也是根本不同的。即便我们将淋病的概念缩小到“膏淋”和“白浊”去理解，其主要病因也不是花柳场之风流韵事，而是“湿热下注”、“肾气虚弱”。古代医家不仅未以花柳名之，似乎对此病是否自花柳而来也并没有明确的判断。

杨梅疮（即梅毒）无疑是最严重也是最著名的花柳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症状类似的疾病也有其特定的称谓，如：阴恶疮、疳、花瘘、诸淋，精下疳疮，阴头疮等称谓，这些病名定义往往不清，容易混淆，且“往往与风疠相混”（王书奴，2004:251）。但杨梅疮在我国的发生主要是在明中叶以后，这一看法已成为后世医学史家的一个共识。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至陈司成著称《霉疮秘录》这部梅毒学的集大成之作之后，霉疮之名及疗法基本定型。

关于梅毒的病因，初期以李时珍为代表认为“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对于梅毒的性传播人们是相当清楚的，陈司成就揭示了如下情况：“游冶工资，轻薄少年，窥蝶墙凤，求凰荡情，相感湿度，相仍一发经络，酷烈匪常，或见或伏，变化百出，甚者传染及旁人。”然而除了性交之外，人们也认识到梅毒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播途径“是证也，不独交媾相传，禀薄之人，或入市登圊，或与患者接谈，偶中毒气，不拘老幼，或即病，或不即病，而惨痛周身，或不作痛，而传于内室，或内室无恙，而移患于子女侄孙者。”

即使古代医者更多地将梅毒归因于地理、气候等因素，但是对于其与性行为的关系也是有清晰认识的，只是这种对性行为的关注仍然是从“男女混杂”之气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认为妓女易罹患花柳是因为“一阴不能受纳二阳，即二男之精在同一妓女之阴户中不相合而化为毒致病。这种解释方法，主要以中医的气化、阴阳理论为根据。”（董克伟等，1997:4）虽然古代医家认识并承认梅毒与花柳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用花柳病来称呼它。

不独医学界如此，小说、笔记之类记载市民生活的文本中也充分证明了民间已经认识到这些恶疾与娼门的关系，但是民间所用的病名仍然是“杨梅疮”、“霉毒”等，却没有留下任何并没有文字记载的证据说明人们用“花柳病”来称呼梅毒或淋病等疾病。

梅毒、淋病这两种主要的性病在我国存在久矣，之所以没有出现用“花柳病”这样的名词来称呼的情况是因为中医对于疾病有自己独特的命名规则。“花柳病”这一概念的产生远远滞后于人们对梅毒等疾病概念的成型时期，这并不是对其性传播的特征认识不够，也是中西医对于疾病的认识之差异造成的。西方所谓的“维纳斯病”[2]（及花柳病的对应物）是依据细菌学的发现，以某种特定病原体的感染定义疾病，以传播方式概括一组疾病的命名办法。而中医对疾病的命名有很多种方法和原则，以《内经》为例，《内经》是疾病命名的学术渊源，虽然它对疾病的命名还处于幼稚阶段，但是其方法学原则却被后世所遵循。《内经》在疾病命名中试图从病象特征、主导病机和病因病位等方面把握疾病本质。（烟建华、翟双庆、郭霞珍等，1995:19,22)

注释：

[2] “维纳斯病”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但是当中国引进它的时候已经具有了现代医学的色彩，即摒弃了将以往的三毒合一，即认为淋病、梅毒、软下疳是由同一病原体造成的看法。

以梅毒为例：现存我国医书中最早记有梅毒病名的是1513年重刻的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根据程之范先生的分析，认为有关梅毒的内容系重刻时所加。读书记有“治梅毒疮方”，并提出原病又名“木棉疔”及“天疱疮”，1522年韩愗的《韩民医通》提及“霉疮”之名。《说文解字》注曰：“霉，中久雨青黑也。”作者取此名，意为原病含有中湿之意。同年俞弁在《续医说》谈到：“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他首次对“杨梅疮”的来源予以解释。1632年论述梅毒病的专书，即陈司成的《霉疮秘录》，将前世与梅毒有关的命名方法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将梅毒统称为“杨梅疮“或“霉疮”，未再使用其它名字。1665年祁坤的《外科大成》又沿用陈司成的命名方法，其它方面的论述也基本沿袭前人。由此，有关梅毒的论述基本定型，为后世所延续[3]。 

注释：

[3] 根据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整理。梁永宣：中国十六、十七世纪有关梅毒的记载[R]，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疾病的历史”研讨会，2000年。

总结梅毒在古代中医中的命名，并结合以《内经》为传统的利用病象特征、病因病位和主导病机的定义方法来看，古代医家对梅毒的命名主要考虑了其病象特征——本质为外科中的“疮’且状似杨梅；主导病机——“霉”含中湿之意，即为男女混杂、外感湿度所致；病因病位——如1575年李木延在《医学入门》中谈到该病：“杨梅疮……俗呼名不一，有呼杨梅为天疱者，有呼杨梅为大麻风者，以理推之，……形如鼓钉、黄豆者属脾，多生满面，谓之大风痘；……形如鱼疮，内多白水，按之不紧者，谓之天疱疮，乃此类轻者”。

另一方面，古典中医“医者意也”的思维和命名特征也来源于中国人的自然论思想，来源于古时学者对于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直觉观感。从其形成之初的基本理论框架比类立象看，可以说古典中医实际上是一种意向医学，从而他总是表现出感觉性、想象性、模糊性和不可知性的思维特征。”（费振钟，2008:76)

因此按照中医的命名方法和原则是不会出现用“花柳病”来指代梅毒和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的情况的。但是时至晚清，尤其是民国，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名字“花柳病”开始出现于医学专著和文学作品中，泛指梅毒、淋病等经由花柳途径传播的疾病。一些医师摒弃传统医籍中对于此类疾病经由性传播的暧昧态度，开始明确指出梅毒和淋病与性行为的关系、并用“花柳”一词来定义这类疾病。如1909年成书的《疠科全书》中就认为“凡审其果自花柳而来，无论如何发起，均名花柳疠。”第一次强调了“花柳”作为传播途径的重要意义；李公彦在《花柳易知》中指出“疳疮多生于宿娼之二十四点钟以后”，“白浊之发生也，多在宿娼止一日至二三日”。这一发现更为具体的揭示了疳疮和白浊的发生与性接触尤其是与妓女的性接触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花柳病”这种用法，最著名的当属天蝦所著的那本野史中关于同治帝染花柳病而终的故事了[4]。

注释：

[4] 天蝦：《晚清秘史：数日后载淳见昶熙犹责其多事》，嗣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者以此。

那么“花柳”作为娼妓的代名词在中国存在千年，缘何在此时忽然与“病”结合在一起，成为病名了呢？“花柳病”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出现在近代中国人的字典中的呢？这需要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演变做进一步的概念史分析。

最早使用这个词来称呼性病的用法始于日本。日本在近代以前对于花柳病的认识主要来自中国传入的医书。江户时代，被医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治疗梅毒和淋病的办法也延续着中医的传统。（富士川游，1974-79:221）然而江户时代的“湿毒”、“唐疮”（对性病尤其是梅毒的称呼）等多种多样的称呼消失了，明治以后“花柳病”这种叫法开始普及（富士川游，1974-79:62)。在日本社会“花柳病”逐渐成为医学界和普通大众认同井接受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意义就是经由花柳场所的疾病。非常有趣的是，“花柳”一词本为中国输入日本国的词汇，指花街柳巷和柳绿花红的风月场，而日本人首先完成了“花柳”和“病”的组合。当中国人将这个已经拓展了意义的名词再次引入，却已经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事情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近代中日文化反哺的一个有趣现象。

诚然，将“花柳”赋予疾病意义的过程，是文化交流、碰撞、阐释、内化的一种复杂的建构过程，不是简单的舶来。“花柳病”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已有确证，但其究竟如何再次引入中国，已不可详尽考证。目前可考最早见于1875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口述的《花柳指迷》。“花柳病”这个非常有本土色彩的“外来词”很快就被中国医生所接受，并开始出现在医书中（见表1)。[5]

注释：

[5] 此为截图中的 1 注释内容：部分参考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P323-324.

2 注释内容：牛亚华：《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J］,国科技史料，2004(4):325。

我们只能从医学史和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寻找它的踪迹。除了医书以外，报纸和其他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史料应该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申报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民办报纸之一。虽然报纸在中国自唐代即存在，但是直到清代也只是记录政令、文件等官方消息的媒介，对于市民生活的记录少之又少。到了近代，随着殖民地内出现外国报纸，民办报纸如雨后春笋开始记录并进入市民的生活。1872年创刊的《申报》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份。它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报纸。因此笔者选取了《申报》广告版作为研究对象，来寻找“花柳病”的踪迹。

1884年左右申报的版面上始有关于白浊之类的病症的药物广告，但多是当做广义的男科疾病来看待，并没有强调与花柳场有关。比如一种叫做“男科固精广嗣丸”的药就号称主治：肾亏无嗣、阳事不举、阳举不坚、阳举即泄、小解过多、久年白浊、梦里遗精、头昏目眩等疾[6]。其中久年白浊，应该就是现代医学所谓的“淋病”，古代中医所谓的“白浊”、“膏淋”等。

再比如，一家上海大马路老德记起首药房销售的主要药品中涉及性病的有“淋漓白浊药”“治疔疮药膏”[7]也未提及花柳等事。

注释：

[6] 申报（影印版）总第25册，70页左上，1884年7月12日。

[7] 申报（影印版）总第25册，76页左上，1884年7月13日。

另一家叫做乐善堂的药店刊出“乐善堂药房各种妙药”的广告上就列出这个药房所售药品及其介绍：包括：“千金保真丹、圣会戒烟丸、徐福玉壶丸、广济至宝丹、人参大补丸、经验截疟丸、顺气化痰圆、滋肾回春丸、神效消毒丸、托里消毒饮、四仙迫虫丸、万应玄春膏、神仙玉容膏、神效导滞丸…五淋二妙丸…”此种的“五淋二妙丸”主要是治疗淋病的，它的介绍如下：“此药有两样，一治淋症初起，阳头红肿，茎内痛如刀割者；一治小便有点滴白浊，如胶欲出不出者。每料四百二十文。”不仅没有专治花柳病的药物，就连五淋二妙丸主治的也没有提及花柳二字，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段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医学界都没有使用“花柳病”这个概念。这一时期涉及到性病的药物主要叫做‘情欲痨疾药”、“白浊止淋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1884年8月8日，一条由大英医院刊登的广告值得让人注意题目叫做“大英医院今将各种经验丸散药水药酒刊列于右”里面提及了“白浊止淋药水”“下疳拔毒药”“花柳风毒药”“白浊止淋丸”[8]其中开始出现花柳与病和药连在一起的用法，但这种用法仍不普遍，常见的依旧是“白浊止淋”“杨梅心痛”等等称谓。

1885年7月，上海大马路老德记药房也开始出售“花柳清毒丸”这种药物，同时仍然销售“淋漓白浊丸”。[9]

1888年10月开始有一条“异法立止白浊”的广告每月刊登，声称“浊淋一症边考方书皆责之于甚而不或之于脾，是由塞其流而不清其源，非治法也原夫脾溃，湿热下注而成，浊症是以湿胜于热则为白，热胜于湿则为赤，法在导脾湿热而浊者请矣。至于花柳传染甚而成淋，其类不一，治之之法总在清毒利湿一言尽之矣”。[10]同一时期的广东梁四远堂推出的白浊白带闭经丸也提到了专治“膀胱受湿、血气不能运通或花柳成毒以致白浊流连、小便难堪”其中也提到了“花柳成毒”。[11]由此可见，此时的医药家已经开始强调“花柳传染”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认识的“脾溃，湿热下注而成”的病因了。

注释：

[8] 申报（影印版）总第25册，225页右下，1884年8月8日

[9] 申报（影印版）总第27册，17页，1885年7月3日。

[10] 申报（影印版）总第27册，637页右下，1885年10月12日。

[11] 申报（影印版）总第27册，500页右下，1885年9月20日。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间段看作是“花柳病”概念的萌芽阶段，越来越多的医家、药商开始强调“花柳”是白浊的一种病因，而这种将接触传染看做是致病原因的看法又不纯粹是以西方细菌学为依据的，它和中医“湿气相盛”的传染观念复杂地混合在治疗的实践中。“白浊”“浊淋”“杨梅结毒”“杨梅疮毒”仍然是主要的现代性病的主要称谓，“花柳”尚未具有独立的指意功能。

如1889年12月13日“包医白浊肿烂”的广告，一位名叫陆顾章的中医外科医生专门医治白浊、杨梅走之旁委顶、大毒广疮、妇人下神烂出浓…这里己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混合，疳疮为中医外科之属不错，但是白浊本非外科所辖，而将白浊、梅毒看做是花柳病却是美国人嘉约翰在《花柳指迷》中使用的分类方法。这里可见，即便是当时的中医也已经开始突破原有中医典籍的界限，将梅毒和白浊（即淋病）看做具有共同特征的疾病了。

这一时期的很多医家和药商在刊登广告的时候都会把所谓的扫毒杨梅堪春丸（主治杨梅疮）和立止白浊丸（主治淋病）一起销售。1889年11月6日的报刊上赫然有这样一条广告“乐善堂制花柳妙药发售”下列“花柳毒预防药水、花柳消毒丸、白浊清心丸、洗药千里光”等等似乎是将白浊、梅毒、下疳、恶疮等疾病和症状看做是一系列与花柳毒有关的症候。其后的广告以此种形式居多。

结合对医书和报刊广告，可以基本断定：第一，在1875年之前，中国社会没有将“花柳”和“病”放在一起的疾病命名方法，中国虽然有后世谓之“花柳”的疾患的症状，却并不以“花柳’名之，而是按照中医传统中的“白浊”、“杨梅疮”一类名词命名；第二，在1875年，也就是《花柳指迷》出版之后[12]，一些医家很快突破了中医理论对于“白浊”和“梅毒”的认识和二者内科、外科之分，开始强调二者“花柳成毒”的共性——“花柳病”的命名逐渐被接受。这一变化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基本成型，表现在医学专著中，则是在1909年梁希曾曲《疠科全书》。

在这些关于花柳病的医学专著中，早期的著作对于“花柳病”也没有严格定义、指代意义也不甚明确。比如《花柳指迷》、《花柳易知》等书中的“花柳’就直接等同于“疳疔”“疳”或梅毒与白浊的代名词，而没做更多解释，《疠科全书》也简单地将“花柳病”（书中称“花柳疠”）定义为“凡审自花柳而来无论如何而起”的疳疮。花柳只是一种传播途径，对于其包含的疾病，以及致病原因的表述则非常鲜见。

注释：

[12] 《花柳指迷》的出版和“花柳病”概念的普及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概念的普及是直接受到了这本西人著作的影响。

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医学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中，这样的关于“花柳病”的定义开始普遍出现了：

如殷鉴在《花柳梅毒淋浊下疳与方法及治疗法》中介绍：“性病又名花柳病。西洋的俗人以为这种病是从社交界的花发生，所以把它叫做社交病；日本的人以为这种病是从西洋的文明国传来的，所以把它叫做文明病。日本的军人以为这种病是下等的病症，所以把它叫作三等病；中国的人因为这种病是从广东传到内地各处，所以把它叫作广疮；又以为这种病所生的疮形似杨梅所以又有杨梅疮的名称。花柳病的拉丁文是De morbis Venereis，这种文字的意味，就是把这种病症当做爱的女神斐娜施[13]的病也就是从花柳界中所感染的风流病。”（殷鉴，1933:1)

注释：

[13] 民国译名，即现代所谓的爱神“维纳斯”。

其实，20世纪以前，中西医对于性病的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医的认识中淋病、软下疳和梅毒也经常会被混淆。中国和西方的医生都主要使用汞这种毒性剧烈的金属治疗梅毒。直到1879年、1905年，导致淋病和梅毒的病原体分别被发现，以及1906年梅毒的血清学检测技术的发明，才使得西方医学对性病的认识得到了病因学的支持和进步。(Heniot,1993:100)

当时颇为权威的牟鸿彝也是这样介绍这种疾病的：花柳病者梅毒、软下疳、淋病诸症候之总成也。盖其传染之重要道路，实缘男女之交媾，故以花柳名之，犹云风流疾病耳…中古以来于三病同毒之谬说，而信为公同梅毒所致，故往昔有统名梅毒学（Syphilidologie）今则此种流传之谬说已不存在，为最平常之名称花柳病学为比较切适。（牟鸿彝，1935:5)

这一时期及以后专门介绍花柳病的书籍中开始经常出现这样强调致病病原体的内容：花柳病Vnenerlsche Krenkhei者即霉毒Syphilis、淋病Gonorhoe、软性下疳Ulcus molle三者之总称也，凡彷徨乎花街柳巷者多患此病故亦名爱怜病。这些定义对[14]“花柳病”没有概述性的介绍，而是对其包含的不同疾病的病原体进行介绍。从定义的方法来看，细菌学说对于“花柳病”概念的丰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彻底取代了传统中医“肾气虚弱”或者“相感湿度”的病因学认识和命名规则。

注释：

[14] 军医教育班学员班编印：《花柳病学》[M]，1936:1。

由此可见，概念的形成井非一个静止的过程，“花柳病”自东洋漂洋过海回归中国之时，只是将病与寻花问柳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传播途径定义疾病，这一点中国古代医家也有充分地认识，因此很顺利地接受了这个“舶来品”。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花柳病”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花柳病”的概念也在近代医学的洗礼中发生着变化。以牟鸿彝对“花柳病”的概念为代表：近代意义上的花柳病具有现代医学的病因学的意味：即一方面确定致病的病原体、一方面强调其主要传染途径为不洁性行为。

虽然花柳病定义不甚清晰，究其渊源似为一种民间称谓，但它在医学界也是有其合法地位的。20世纪初，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医学院、汉口协和医学院、沈阳奉天小河沿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广州岭南医学院、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青岛德国医学院、沈阳南满医学堂、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及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学校，先后成立了皮肤花柳科（隶属于大内科系统或属于皮肤泌尿器科）（邓铁涛，程之范，2000:435）。对此叶干运教授有更为详细的回忆：

“中国这个西医这方面分两派，一个叫英美派，一个叫日德派；日德派他叫做皮肤泌尿科，英美派叫皮肤花柳科。这个范围有点不一样。皮肤泌尿科，我那时候在北大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学习的就是日德派，都是日本教授、德国教授讲课，它就是皮肤泌尿科，泌尿科包括什么呢？肾脏摘除什么的，都在他那儿，有大手术什么的，属于外科系统；英美派属于皮肤花柳科，没有什么大手术，它属于内科系统。所以不一样。抗战胜利以后北大医院由协和接管，都是协和的人，所以名字又把皮肤泌尿科改成皮肤花柳科。这个皮肤花柳科，是老协和医院就用的这个名字。然后北大医院也这么用。”[15]

注释：

[15] 作者对叶干运的访谈资料。

可见“花柳病”这个概念井非古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也不过百余年。就在医学界和大众都已经接受并使用这个词的同时，一个新的名词也在孕育而生，那就是“性病”。

在二十世纪以前，“性”在中国的主要意思是“本性”，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男女之别、生物生殖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性”并不在“性”的古义之中。日本1921年出版的《言泉》之中，汉字“性”之下列有五种意义，其中的第四种便说：译英文的Sex词，表示男人和女人差异。由此可见，大约是在20世纪初（或更早些），日本人最先用汉字的“性”字来指代英文的“Sex”，从而开始了现代汉语的Sex（性）概念。

《大汉和词典》(1958）作了更明晰的解说。在该词典中汉字的“性”字字义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乃是来自中国古汉语的传统词义，共列八条，与中国辞书所见无异；第二部分则明确的指出是日本特殊的意义，共列两种，其中第二种是“译英文的Sex，表示男人与女人的差异”。（阮芳赋，2005)

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性”传入中国之后，很快被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随着“五四”运动对婚姻、爱情、妇女权力、个性等问题的深入讨论，促成“性”被纳入话语结构，而且成为一种先进与文明的标识。

至于“性”何时与“病”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医学名词，则要追述到1914年日本医师佐滕进厚撰《性病：生植器病学》，由李祥麟翻译，在中国医学图书中首先用“性病”这一医学名词。这一时期是“花柳病”和“性病”两种称谓共存的时期，显然“花柳病”更加普遍。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这个词开始普及，对这一概念有较细阐述的是民国著名医生胡定安。他将“花柳病”的意义引申了一层，定义为由于性欲关系染的病。（胡定安，1935:301）胡定安是比较系统介绍和研究性欲学的一位医生，也是较早将性科学化，将“性”纳入现代中国话语体系之中的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性”在中国主要是本性的意思，而不具有男女交合、生物生殖的意味。他认为性欲学应该分为纯粹性欲学和应用性欲学，而包括性病预防的性欲卫生学应该属于应用性欲学的范畴。如果“性”没有通过日本学者的翻译而扩展为“性欲”的意思，那么“性病”这个词也就不会出现。胡定安等人根据对现代意义上的“性欲”的研究，认为花柳病是因为性欲没有得到重视和节制才发生的。夏慎初在对他的性欲学和性病说的评价中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盛矣哉。近代淫风之炽也。欧美新思潮。如狂流直泻。一日千里。风靡全国。所谓倾向于摩登文明之各种娱乐。如跳舞游泳、电影、茶会等。加以一切兴奋剌激嗜好品之滥用。且两性交际。既无礼教之束缚。又复变本加厉。谬程新潮流趋势。更逾越自由范围。甚而狂放浪漫。不知自爱。毫无节制。盖皆因环境之强础剌激过甚。而使性欲突起强烈之冲动有以致之。无性智识已自导。无性教育以自持。其结果发生种种不幸之事实。宜乎青年患花柳病之数。日见其蔓延也。本书著者谓近代医家有称此种花柳病为性病者。乃完全由此恶因而结此恶果。且关于性而然也。但著者以为凡花柳病之亦称为性病。实非性欲本能上之疾病。故不列入。然则今之本书所称性病学者。良以医学之界说而别其本义。概指兴性欲本能上有关之主要疾病。”

同时期的其他医家观点，也能证明人们将性病归咎于“性欲不节”：“凡人无论求学或正在社会宣力的时代，性欲都不可放纵，放纵性欲，结果的不幸就不可逆睹。或得软弱病，或得精神衰弱症，或得视学听觉不灵活的症，甚且得贻累终身的梅毒症，都没人敢出保险证书。”

由于这些现代知识精英的推广，“性病”一词早早地就在中国作为花柳病的等价物而存在了，它虽然与“性传播疾病”的简称“性病”看似完全一样，其意义却不尽相同。二十世纪初期的“性病”意思是性欲未能得到引导和节制而纵情花柳所引发的疾病，而后期根据西方所谓的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翻译过来的“性病”的意思是“性传播疾病”，即经性途径传播的一系列疾病的统称。前者更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规训，后者更注重传播途怪而规避其污名性质。所以即便字面相同，其背后隐含的意义是不同的。1950年代，很少的一些医生希望将这种称谓医学化，提出，性病从前都叫他们花柳病，可是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是有其他方法传染的，例如先天性梅毒就与性交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人们都叫它做“生殖器官传染病”。这个名字比较恰当，可是至今还不通用。（蒋豫圆，1950:37）据此，可以推测虽然人们对于主要经由性交传染的各种性病的病原体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现代意义的“性病”即，性传播疾病的概念尚不存在、更不可能流行。性病在二十世纪中期仍然是“性欲不节所染的疾病”。

为了了解此性病和彼性病的区别，我们不妨把花柳病等同于 Veneareal Disease，参考西方这一概念的演变史可以供我们参考和比较。Veneareal Disease，简称VD到性病（Sexually Transmitten Disease，简称STD）的转变在西方皮肤性病学界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此前也曾经存在着花柳病和性病称谓共存的局面。VD主要指“经由性交感染的疾病”(Campbell & Herten，1981:1629），直译过来就是维纳斯病。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爱神的名字，那么“爱神之病”、“爱神之疮”其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和汉语中的花柳病也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处。可见古典医学，无论中医、西医都有这种特征，这一点在东西方性病的命名上可以看出。中医的“花柳”之于西医的“维纳斯病”都是这种意向式的命名方法，没有病原学、流行病学的根据，而是根据文化上的意向来定义疾病。因此在临床医学之前的医学中，疾病的“隐喻”就体现在疾病的命名之中而不是躲藏在一些病理学的名词之后。

而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上一个新的医学名字STD出现了取代VD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传统的VD概念主要指：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腹股沟肉芽肿这五种“经典性病”，而当生殖器疱疹、性淋菌性尿道炎、阴道毛滴虫感染、生殖器疣、乙型肝炎等新的经性途径传播的疾病发病率激增之后（Campbell & Herten.1981:1629），人们发现原有的概念“VD＂不足以涵盖现实的情况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使用“Sexually Transmitten Disease”也就是“性传播疾病”这一概念来定义这一新的疾病类别；其次，一些医生认为Venereal Disease这个词本身具有过于强烈的隐喻色彩，暗示着得这种疾病的人往往是滥情和道德堕落的，所以应该使用更为科学的名词来规避原有名词的污名色彩，只强调性行为作为传播途径，而将矛头从某个或某种人上面转移开。

这一转变无疑是与细菌学说和现代病因学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正是细菌学说将人们的目光从水手、嫖客、妓女身上移开，揭示了造成感染的真正原因是并不是某些人的堕落生活方式，而是梅毒螺旋体、奈瑟淋球菌、人乳头瘤病毒、艾滋病病毒等以细菌、病毒、原虫形式存在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经由性行为等传播途径才造成了感染。这些疾病都具有性传播的特征，故而称为性传播疾病，借此以医学的合法性将爱神之名“祛魅”。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Veneral Disease这个沿用数百年的名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在国际医学界对性病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性病已经在中国销声匿迹很多年了，外界的喧嚣似乎都与这个近乎封闭的国家毫无关系。而当大门再度打开时，性病很快就卷土重来，面对这样的情形，中国医生重新开始了性病领域的研究，而正如我们上文所说，这个时期与建国初期相比，“性病”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借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我们不妨用图标的形式，将这几个概念的能指和所指建立一个关系图，来直观地阐释其中的流变：（见图1)

我们用系谱学的方法探究“性病”概念的流变，可以看出性病及其定义发生了这样一个主要变化：它从特定位置（主要是阴部）的特定形态的病变——某些人经由拈花问柳等性行为感染的疾病——难以控制性欲感染的疾病（包括拈花惹草及其他形式的性行为）——性行为作为传播途径造成的感染及疾病。其聚焦的对象从特定位置转变为了特定的人，再由特定的人转变为非特定人的特定行为，其着力点可谓不言自明。

通过对疫病名称的系谱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到1949年-1964年消灭性病运动中的“性病”比较确切的内涵。它虽然与现代所谓“性传播疾病”的简称“性病”同名，其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它并不是经由性行为造成感染的一系列疾病的统称，而是由于性欲本能未能得到控制所感染的疾病，主要的病种有：淋病（白浊）、梅毒（杨梅疮等）软下疳、鼠蹊淋巴肉芽肿（第四性病）；其中主要是指淋病和梅毒。而这一定义最重要之处在于认定性欲和对性欲节制的不当是造成疾病的根本原因。“性”在此处取男女差异之意，也是前现代社会不曾存在的一种意涵。在这一名称的选择上，也表现出当时的医学界对于进步和变革的诉求：“解放以后很多名词都有所改变。那时候显得进步，花柳病这个名称也不好听，就医院里面都改成性病了。别的科没有用这种俗称的，你看什么神经科、精神病科，你看精神病科也慢慢在改，原来叫疯人院，精神病院，现在很多都改成脑科医院。可能跟这个社会进步有关系”。[16]

注释：

[16] 作者对叶干运进行的访谈。

性病、花柳病，不简单是一个医学的或者科学的存在，它们作为所谓的医学术语本身就是历史、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和呈现。在“花柳病”概念不存在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淋病，在中国人的眼中只是湿热下注，肾气虚亏的表现，而不具有性传播的意义。只有花柳病概念产生之后这些以往分属不同科的疾病才与性发生了必然联系。将寻花问柳疾病化、病态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制造了一个权力对身体发生作用的场域、一个规训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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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刘丹 祝璞璞

图文编辑：黄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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