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潘绥铭《经验与论述：第七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

编者按

现在是应当思考性问题的时候了。对某些人来说，性似乎是个不重要的话题，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些重要的问题，如贫困、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原子毁灭的问题上，转移到这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然而，正是在此时此刻，当我们的生活面临着难以想像的毁灭的可能性时，人们更容易陷入对性问题的危险的狂乱之中。当代人关于性价值和色情品的冲突和争论，与前几个世纪的宗教论争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冲突往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关于性行为的论争，往往会变成接触社会焦虑的工具和媒介，用以宣泄人们的情感焦虑。因此，在社会压力过于强大的时期，性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Gayle Rubin，1984）。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之前已介绍教材和文集部分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教材/文集。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的《经验与论述：第七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本文集包含2019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性研究与教育中心主办的“经验与论述：第七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本次会议由福特基金会赞助，于黑龙江省科学会堂举办。需要说明的是，目录中已推送文章可通过点击本期推送中对应题目的超链接跳转阅读。

  《经验与论述：第七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

主编：黄盈盈、潘绥铭

会议时间：2019年8月

暂未出版

目录

性·历史哲学篇

论一零 / 向在荣（波兹坦大学）

近代中国“同性爱”话语的译介 / 邹韵（名古屋大学社会性别学）

隐于人民：社会主义中国的男男同性关系 / 康文庆（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历史系）

死生之辩——同性结合的法哲学之维 / 刘冲（北京大学法学院）

从“淫”到“性”：晚清性/别感知之重构 / 刘人鹏（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

重新思考情欲──回顾西方性哲学的辩论 / 甯应斌（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性·文化篇

性无能作为隐喻——陆剧带来的启发 / 游静（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相爱相亲》中“爱的教化” / 丁乃非（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从中国大陆酷儿电影史起点争议谈起 / 于宁（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公园·医院·香提之家：论白先勇对“艾滋时代”老同性恋者生存空间的构想 / 李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台湾酷儿的左翼传承与新殖民批判：以田启元的剧场为例 / 黄道明（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触手-情欲”与“触生-天下”：从怪谭文本追索如何“与麻烦共存” / 洪凌（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

“野合”者的“返回”：“三恋”系列小说与19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的裂变 / 周梦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情色储备不足”——作为性别操演与编码/解码的日本耽美漫画汉化 / 黄钰涵（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AV、GV、BL、S/M、I/P…… 

沉迷于“社会主义兄弟情”中的女人们：中国腐女群体与BL文化表象的变化 / 刘心悦（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

大众文化工业中作为窥淫客体的男性图征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王珺（独立研究者）

初探日本女性向AV的性政治 / 朱昕辰（台湾政治大学）

体位的跨文化身体姿态现象学 / 章戈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妄想的极致——初探ABO爱好者的情欲再现与诠释经验 / 单蔓婷（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在色情与反色情之间：BDSM主流化策略 / 沈喜裕（自由职业）

想象与亲密：青年一代互联网实践中的“性” / 王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性/别罔两的“不识羞耻”攻略 / 林纯德（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性/别·界限 

工厂之内，家庭之外：一项对于中国农民工女同志的民族志探究 / 刘亭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时期社交媒体中的性少数群体规训与惩罚 / 陈亚亚（上海社会科学院）

漫画人生——跨性别者的生存现状及主要需求 / 张白支（昆明市平行性健康支持发展中心）

老化中的主体“性” / 周柯含（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性的交谈：同意与沟通的技能 / 苏茜（英国IDS）

“风险”的重塑与抵抗：男同无套性交的意义诠释 / 金奕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动态的唯名论视角下公共卫生分类“男男性行为人群”与男同互动研究 / 刘春成（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系）

性身份如何与男男性行为群体艾滋病风险关联：基于英文世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回顾 / 孙志鹏（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系）

性/别·运动

彩虹父母和家庭主义同志运动模型 /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阎云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

领域分化与多元身份表述——探讨中国本土同志运动的新范式 / 汪澄（北京同志中心）

交织在权力关系中的性行为与关系之争议——性侵害论述建构的问题 / 王芳萍

“性骚扰”：平等或者自主 / 王颢中（苦劳网）

性权运动被遗忘/散失/丢弃的火花 / 王苹（台湾性别人权协会）

亲密·消费

中国云南省摩梭人的“走婚”行为与性工作者：以丽江与宁蒗为例 / 曹旭东（日本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

补偿性消费：作为派出所三等公民的外包人员如何去处理他们受损的男性气质 / 胡启谱（澳门大学社会学系）                         

性工作与亲子关系间的质性研究 / 盖子（利玛窦社会服务基金会（澳门）昆明办事处）

亲密是一场幻象——作为亲密消费实践的“女友体验” / 彭小露（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再论性教育 

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校性教育 / 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性教育、性别教育与其他 / 赖丽芳（台湾中兴高中）

莞式服务培训课的经验与反思 / 阳春（个体）

精选内容

性无能作为隐喻——陆剧带来的启发

游静 /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为什么看陆剧？因为在我大半生看过来自不同文化的电视连续剧中，只有陆剧，能够/会做到内容跟剧目，恰恰背道而驰。或者应该说，这些剧目，随着剧情展开，剧名与剧情之间的矛盾渐渐深化，层出不穷，而剧名不断提醒观众的反讽意味也日益浓烈；两者张力的递增、处境化与问题化，成为这些剧的重要内容。

《都挺好》就是讲一家子，都不好。《北平无战事》的主角确实是北平，这城虽没经历明刀明枪的国共内战，但城内所有重要组成包括学校、政府、军队、银行、家庭都从里面溃散，战争分分秒秒在人物关系及信念感情上展开并弥漫。《少年派》表面上是一群“精灵活泼”的精英高中生发奋苦读最后求仁得仁的正面阳光励志故事，少年男女关系只留在暗恋的层面，连身体接触都欠奉，但在强调年轻人必须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却有一大段描述少年脱轨，把说理不一定说得过他们的家长气得昏倒：江天昊发现继承家族餐饮业不需要高考，读大学最后不都是为了赚钱那不参加高考早点出来赚岂非更划算；林妙妙迷上直播成为网红比拼高考刷题更刷出存在感。《那年花开月正圆》告诉我们，好人不长命、人与月永不团圆、人在时你不爱，人不在你死要爱；时间永远不站在你这边，爱情的timing永远是错。《欢乐颂》是悲惨俱乐部，从第一季第二集大伙困升降机险些一起摔死开始，氛围直线下滑。几名海漂遇上一名孤儿与二奶女儿，各自梳理各自的悲惨故事于是拉拉扯扯互相救灾不可终日，叫人担心晚上总是发生如此超多状况白天究竟怎么上班呀（包括追剧群众）。《人民的名义》最过瘾的，自然是在光天化日下眼睁睁消费着大小官员如何剥削人民、瞒上诈下的各种懒政暗政私政逃政技俩，却又各自有他们的处境、心理成因、迫上梁山，叫人痛恨但低回。《婚姻料理》围绕一堆因为各种生理心理阶级文化因素无法成婚的大龄男女锲而不舍谈婚论嫁最后都失败，婚姻看来比淘到元青花瓷器还要难（一件元青花瓷器被砸为剧中高潮）。（试比较《人民的名义》参考的流行美剧House of Cards， 剧名就把美国议会政治、身不由己及权斗和盘拖出，毫无悬念。）

这不是普通的中国式幽默。英美媒体及（在英美受训练的）媒体硏究学者谈中国媒体，多谈其受政治审查掣肘，及如何在掣肘的缝隙及更迭中寻找或偷渡言论的空间。这样的论述一面强化英美媒体一直享有所谓“言论自由”的假象，一面凸显中国作为“自由世界”以外的特例，残缺保守的制度如何制造残缺保守（或称“主旋律”或“伪主旋律”）的媒体。近年我于泡陆剧的过程中却发现，这些媒体文本所涉及的议题与涉及的深度，大大超越我看过的“自由世界”出品。中央之手须明确掌控文化产业作为政策宣传机器，路线的不断切换及细化、防火墙的设置与强势维系，加上大环境的信息全球化趋势，两者间的矛盾成为传媒人培训创意的木人行。与其说中国式审查制造了保守的媒体，不如说正是审查制度大大提高了媒体制作人的政治意识，对于主旋律所压抑或抹煞的不同价值系统间的矛盾更形自觉，使媒体平台或更倾向于藴含对于各种社会禁忌的讨论。而且，长期视文化为简单口号化的政治宣告培育出对媒体意识形态有高度警戒及识读能力的消费社群；要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寻求主旋律以外的各种写实叙事，电视剧必须用尽创意，精心设计表与里之间的互动与距离，不断测试水温，突破底线，才能充分赢取多样化消费群众的另眼相看或至少吐槽，当然偶会触礁。这些在几十集的连续剧中大多“尽量保持低调”的非常规元素，加强了人物塑造及叙事的内在张力、写实与复杂度，叫主流媒体都能充满活力与惊喜。举例来说，（我看过的）港剧从未触及这些性议题：乱伦（《父母爱情》、《大生活》》、《爱的追踪》）、处女膜迷（《欢乐颂》、《父母爱情》）、政治斗争下的性交易（《北风那个吹》、《家有九凤》）、情色书写作为性教育（《北风那个吹》）、婚内强奸与性偷窥（《北风那个吹》）、精神障碍及身障人士的性需要（《父母爱情》、《北风那个吹》、《欢乐颂》、《大生活》）、城乡矛盾/文化差异建构欲望（《父母爱情》、《北风那个吹》、《都挺好》、《欢乐颂》、《亲爱的》）、婚内男女的性需要差异（《亲爱的》）、婚内性交易（《大生活》、《爷们儿》）、良妇渴望有站街性工作者的被渴望（《一仆二主》）、原生家长vs.后继家长的性情建构（《爷们儿》）、阶级差异导致的性紧张及冲突（《一仆二主》）、婚外情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亲爱的》、《人民的名义》）、性无能（《婚姻料理》、《欢乐颂》、《大生活》、《亲爱的》）、愉虐恋（《婚姻料理》）、性丑闻（《亲爱的》、《人民的名义》）、师生恋（《家有九凤》、《婚姻料理》）、跨代恋（《人民的名义》）、中港没有引渡机制制造性逃犯（《人民的名义》），等等。我认为这些中国媒体能够诱发的讨论，不但让我们更了解当下身处的社会及发展脉络，更迫使我们问题化西方媒体/文化研究长期依赖的一些前设。这次我只能略为讨论五部电视剧中呈现的“性无能”及其衍生的意涵，从这议题窥见流行文化叙事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论述。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上世纪70年代在名作《疾病作为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批评用疾病作为比喻修辞并从而作道德判断之不妥。以疾病为隐喻，桑塔格指出，不但对了解病情及病因无益，反而把疾病鬼魅化，更迫使病者背负更多压力与污名。疾病不是比喻，必须让疾病不被比喻沾污，让疾病更“纯粹”，才是最健康、最接近真理的，面对疾病的方法 (“My point is that illness is not a metaphor， and that the most truthful way of regarding illness——and the healthiest way of being ill——is one most purified of， most resistant to， metaphoric thinking.”)。桑塔格的抗议主要针对疾病隐喻羞辱及污名化病人，建构病人成为得病的罪魁祸首，比如长期在欧洲流传的，内化/被压抑的激情会致癌；患肺结核的人比较多愁善感具创意等等论述。她写这本书时正在接受乳癌治疗。这本小书是一份控诉也是忏悔，1967年她曾于 Partisan Review 中说：“白种人”犹如人类历史的癌，白种文化所及之处摧毁本来自足的文明，倾仄生态平衡，实应被视为生命的敌人（“The white race is the cancer of human history; it is the white race and it alone—its ideologies and inventions—which eradicates autonomous civilizations wherever it spreads， which has upset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planet， which now threatens the very existence of life itself.”）。后来她自我反省，承认这论述严重伤害了癌症病人 (“It slandered cancer patients.”)。

西方医学与道德污名的关系为何？科学能够脱离文化建构的想象吗？社会对疾病的想象又如何受医学论述的发展所建构？依靠西方医学的前设，采用去文化的进路，来倡议把疾病去道德污名，置换的代价是什么？西方医学把疾病“纯粹”化，“真理”化，把病人与疾病割裂，真能让我们更了解并面对疾病吗？桑塔格把疾病看成是“生命的敌人”，需要将之隔离并毁灭（而不是，比方说，把病征看成是生命自我修复的表达过程），这是否也（只）是一种被某种文化建构出来的想象？Leonore Tiefer 以他长期在纽约医院泌尿科工作的经验为基础，爬梳“性无能”(sexual impotency)，如生命的很多方面，在二十世纪被日渐医理化的过程。医理化，必须先区分优（健康）vs. 劣（有病），并相对于某种生理功能的正典标准作出评价，所以“性无能”的医理化同时也带来（异性恋）性交的阶序化。Tiefer 追溯，医理化的重点收编对象分两种：过去被视为非正典行为，如犯罪或反社会行为（须被判断是否患有精神病），及过去被视为重大生命事件，如怀孕、秃头、记忆力受影响等，这些都被重新定义为医疗问题。虽然怎样才算正常的阳具勃起在医学上并无定义（被视为路人皆知、普通常识），但阳具勃起的表现却日益受医疗管治。泌尿科在1970年代欧美火速发展，1978年一批泌尿科医生在纽约开会，导致1982年的国际性无能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mpotence Research)成立，国际性无能大会在1984年召开。1980年代中期以后，药剂业在这医疗问题上发现了重大商机。1988年，时代周刊以全版文章，题为“It’s not ‘all in your head’” 报导“性无能”为生理问题，基本上与心理无关。传播媒体是把“性”医理化的高度持份者，Tiefer认为，“性”在传媒中借科学或健康常识现身，安全干净，既回避色情的阴影又吸睛。1984年匿名无能者自助组织（Impotents Anonymous）在纽约成立， 在80年代末就是以《It’s Not All in Your Head》为题出书巡回。“性无能”从此进入日常医疗话语。

泌尿科专家们与性学家们长期就“性无能”“性冷感”“勃起障碍”“勃起功能失调”等遣辞分类争辩，在此不赘。但“性无能”仍是医学界常用的涵盖性术语/伞式术语。性交医理化后一般理解“阳具正常”为勃起并够硬插入，最少持续几分钟至射精，其他一切情况都被视为“性无能”(“The normal erection is implicitly defined as ‘hard enough for penetration’ and lasting ‘until ejaculation’ – informally， that means a few minutes. Anything less is ‘impotence’”， Tiefer 11)。如，Jan Raboch在1968年的布拉格审视了2687名有性功能障碍的男人(men with potency difficulties)，研究报告把“性无能”定义为一个相当多样化的光谱，当中包括不想做（性冷感）、早泄（短于2分钟）、湿床、曾经能做后来不能的单身、婚前能做婚后不能、离婚后不能，等等。从第一个600人的组别中发现， 其中大部分经历了“曾经能做后来不能”的一个过程。从第二个2087人的组别中发现， 约20岁的青年群体充满对自身性能力的焦虑，早泄在26-30岁之间最常见，性冷感则较多出现在46-50岁之间。这研究报告显示“性无能”早被欧美医学界建构为方便医疗治理多种生理表现的工具，年龄层广泛。在下面讨论的京剧中可见，这话语也被全球化的大众媒体接收并强化。要记得，跟Tiefer整理的西方性论述传统非常不同，中国前现代房中术并不聚焦于射精（其中一个理想反而是持久不射），女性角色在床上绝非接收者而实至关重要，男人反而必须小心别被女的耗用至“精尽人亡”等等。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同样以阳具插入的异性恋阴道交作为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中性功能障碍（sexual dysfunctions/erectile dysfunction）的标竿，协助强化性话语被医疗治理、病理化及让阳具中心主义持续垄断。“性”在这些现代西方医疗论述中，是理性客观、科技化、可操演、掌控与分类的，可化约为血液循环与神经系统的数据，同时又被赋予欢快正面的道德意涵，是维系健康理想的追求。当然，这样的权力上缴机制一定程度上舒缓了阳刚性不足带来的焦虑，让男性心理及责任感少受规训。“性”，不再/能被视为一种想象、探索、权力或/与亲密关系、不同人、脉络及不同文化的表达，情色、暧昧、游戏的元素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Judith Farquhar 指出，“性无能” 作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及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符号，可见它足以被写实主义挪用来建构现代中国日常（a modern Chinese “everyday”）的图像，也可理解为后社会主义（后毛时代）中国经济变身的病症：当女的从身体欲望转移到消费欲望（以电视作为符征），男的也可从（改革开放后重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药）中找到回春的可能。“性无能” 这符号道出国家年老化的焦虑，过剩的老年男从人民领导变身为拖着国家后腿的寄生虫/不可回收废物，年青男性要同时满足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又要照顾家中宝贝（新好男人）或成为家中宝贝（妈宝男）的供不应求/分身不暇。Everett Yuehong Zhang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参与了北京与成都医院男科的工作，观察并与男科的病人及医疗人员互动。跟桑塔格不无相似，旨在让“性无能”除魅化与去污名。本来以为阳痿病人必然是垂头丧气的，却在意外收获到各种“性无能疫症”（impotence epidemic）的创伤叙事中，发现求诊者对满足（自身及对象）身体欲望的积极渴求，更遇上不少老年男性对重拾性欢愉的正面期待。Zhang认为，这正显示出后毛时代的一种集体生产欲望（“desiring production”），与毛时代的集体主义（如单位与户口制）制造的性压抑刚相反。Zhang又指，一孩政策使生育从性的愿景中退场 (这好像是潘绥铭老师的论点)，来男科求医的，大多无关生育。

《婚姻料理》中，女主角阿琴一度认为医生刘爱明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却发现对方是“性无能”（被闺密冯佳慧在工作地点/酒店大堂惊呼出来）！闺密与阿琴母亲异口同声认为，“性无能”，不能嫁！剧中一方面肯定女性性满足的重要性，打破残余文化的女性贞操至上观念，强调性作为现代女性的追求及幸福的必备条件（“我特别赞成试婚”）；性需求的差距，甚至成为男女间摊开来讨论的题目，并成为女方拒婚的理由。刘越强调“我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越显得他不面对现实，不够现代。但这样的剧情同时在重构婚姻或男女关系的“正常”标竿，强化异性恋关系以男性性能力主导的阶序；女方叫男方去看精神科，重申“性”应送去被医疗系统治理的无上权力。最有趣的是，在“性无能”未在剧中被说出来之前，这对男女关系的呈现其实让人充满想象空间，不乏仿性工作的操演（浓妆、穿着性感、唱歌跳舞）、虐恋（阿琴扯开刘的领带要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的指涉等。二人间在酒店房的“床戏”中，阿琴梳洗后的（性）紧张，配上音乐与慢节奏，最后以一个浴室隔帘徐徐拉下的深焦长镜淡出告终，显示二人无法逾越的鸿沟，处理得特别充满张力，在全剧作为喜剧类型来营销的脉络下看来可谓相当出轨。

同样是书写对正典性的渴求，《欢乐颂》却把革命创伤如何遗留给下一代，约化成 “疯狂”与“弱智”基因（从母亲到小明）互换的符号，或潜伏的“疯狂” 基因（从母亲到安迪），被置换成性/亲密障碍作为警号出现（“疯狂”与“弱智”作为隐喻得另文再议）。安迪在第一季中的性无能/性障碍/性冷感，在第二季中透过把创伤移置到弟弟身上并把他病理化（送小明到精神病院绑起来；“这里有专业的医生，他们有专业的程序”），远离心机复杂的文人（奇点）并与富二代结合，从而得到纾解。西方跨国资本（海归）与赶上/渴望现代化的本土资本（土豪）结合，成为《欢乐颂》制造正常/欢乐、解决历史难题的方程式。但，过程不尽欢乐。《欢乐颂》第二季最有张力的一场，是秀媛院长陪小明入院，目睹医护人员如何对待小明并立刻提出抗议（“你们不要这样对他好不好”），然后再向安迪与小包总当面提出伦理质询与割席（“你是他亲姐……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弟虽然不懂事但他是个人是个活人哪，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对待他”；“你们这些人仗着有几个钱”；“我是个外人，我高攀不上你们这些家属，生也好死也好，我回我的黛山，别见面了”）。没有面对她质疑的合理性，安迪只能说：“那我还能怎么办？” 《欢乐颂》借秀媛之口一语道破现代医疗机器以管治至上，不把病人当人的制度化暴力，及像安迪与小包总这些有产阶级的自私与无能，与制度化暴力的合谋。

《北风那个吹》的命题也是革命创伤后遗：知青帅子为了争取回城把自己重创至脑残，文革后看似治愈实随时爆发，最后成为残障；帅子与前度知青爱人刘青的结合也只能生产弱智。作家黄建波以消费革命取代性，在剧中是一名“变态”的残障，只能透过偷窥（想象帅子与刘青），并虐打及强奸（刘青）发泄，可看成是一种“性无能”的变奏。革命阴魂不散，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并没有逃离创伤叙事，反而不断被资本主义扼杀文艺表达，及文人的生存空间；过去与现在的伤口交叠。帅子作为男性艺术家，在剧中——即使在文革期间，即使学习了苏俄芭蕾——继承了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资本，却在后社会主义进程中没有存在价值，置于现代女性不断变身的权力斗争中更无所适从。跟Everett Yuehong Zhang的研究所得不同，像帅子或黄建波等文人男都无法参与后毛时代的“生产欲望”大军，反而文革时代的集体主义在剧中被重构为能够同时制造性压抑及性快感的一个欲望澎湃汹涌的年代。知青围坐黑暗中共享禁书、牛鲜花奉命查禁却在棉被下偷读禁书至装病、大庞与赵春丽费尽心力骗来安全套、石虎子向鲜花示爱、鲜花不理夫母反对与帅子结合，等等。不无相似的，《亲爱的》写出文化资本在后社会主义进程中位置的失落，迥异的是，剧中有中共社会主义文化资本的马学武被呈现为自私横蛮、满口谎言、男权至上，与曾经被宝莉认为是流氓但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打滚的郑坚刚好相反。马学武从开头整天要跟宝莉做爱，至要跟下属吕欣欣偷情，最后变得想干也干不了的无能并走上绝路，他的性能力与性需要，正是强调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最明显符征。《亲爱的》借马学武这小官对中国国家机器的批判，是透过不断对性的批判来显现的，而郑坚在剧中的神圣再现则是借他的无性欲表现（完全不碰宝莉或宝蝉）来成就。看来男人的性，在后毛时代资本主义化中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命运类似，成为过气的，前现代（或，过时的现代）包袱。《大生活》运用资本家高明的角色写出本土资本过多过快以至不能再生产（“生产欲望”耗尽），患上绝症，导致不育。他企图以资本修补残障（弱智的弟弟）来换取生殖性却终告失效；洪雨作为单亲母亲与高明交易来提升儿子的社会资本。性工作/性交易在剧中被再现为中性，非关乎道德的一种过渡生存策略，却遭到观众的强烈反弹（骂卖方洪雨为“贱”却不骂买方高明），再次表述了对正典“性”的渴求。

纵观而言，“性无能”，凝聚了众电视剧创作人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成为凸显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社会主义社会经验与感情，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三者之间的矛盾与夹缝下特产的一种隐喻/病症。想象医疗治理对非正典性/前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作出介入(并解决)，标示社会集体渴望迅速过渡至/参与消费欧美/全球资本现代性，好让中国早日克服历史的迷障，全面重振雄风，持久崛/勃起，如安迪与小包总排除万难的结合。但同时，前现代记忆与社会主义经验挥之不去，在剧情叙事、场面调度与人际关系中诘问欧美现代性的制度化暴力，观众不断被提醒在被现代化打造的过程中需要缴付的庞大代价，一如安迪之放弃小明。在这个非常初步、片面，对陆剧性议题的叩问中，我们也许可以这样问下去：正是在这些非正典性/前现代多样性的再现远远溢出现代正典性的当下，观众是否特别渴求消费正典性行为？这渴求是否在寻找一种，透过参与“即食现代性”来掌控现实的，超现实想象？这样，重新认识与思考这些非正典想象，有助于更了解我们走过来的路以及当下的现实矛盾，与我们欲望的构成，也许从而想象并渴望更多不一样的性、路与中国。这样，在当下，尤其迫切。

参考剧目

《家有九凤》（杨亚洲，2005）

《大生活》（黄力加，2009）

《北风那个吹》（安建，2009）

《亲爱的》（裴军，2013）

《父母爱情》（孔笙，2014）

《一仆二主》（刘进，2014）

《婚姻料理》（阎建钢，2014）

《北平无战事》（孔笙、李雪，2014）

《爱的追踪》（张国立、陈昆晖，2016）

《欢乐颂1》（孔笙、简川訸，2016）

《欢乐颂2》（简川訸、张开宙，2017）

《那年花开月正圆》（丁黑，2017）

《人民的名义》（李路，2017）

《都挺好》（简川訸，2019）

《少年派》（刘惠宁、李少飞，2019）

附录

   经验与论述：第七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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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刘丹 祝璞璞

图文编辑：黄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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