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性

当代很少有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像齐格蒙特·鲍曼那样，经历过多重的思想转型，并像他那样滔滔不绝地多产，但其坐标定位是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科层制管理，以及西方现代性理性规训的深刻怀疑。他的一系列著作对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以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其中著名的有《立法者和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和矛盾态度》《后现代性的通告》《必死性、不朽和其他的生存策略》《碎片中的生活》《后现代的伦理学》《后现代性和它的不满》《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全球化：人类的诸种后果》《寻找政治》等等。对鲍曼来说，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陷阱，它的后现代性又是一个雷区，两者无论是叠加、嵌入还是展开、延续，都是共存的。作为前者的批判者和后者的预言家，他揭示了他所处的困境——我们如何才能实现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丹尼斯·史密斯《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一书是英国polity出版社现代思想家传记丛书中的一种。由于鲍曼十分多产，他的中文版图书也出版了不少，仅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共同体》《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时代》《流动的恐惧》《生活的艺术》。对齐格蒙特·鲍曼的书籍介绍、对他以及其著作的评述也十分丰富，又由于这是一部评论性传记，再为一部传记写一篇导引或另加评述几乎是多余的。十年前对此书的翻译，却导致我陷入了一个持续的境遇而不能自拔：对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性；现代社会前后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当下实际社会形态的混合特性等三个问题展开一些个人的思考。这些思考始终在清晰和模糊之间变幻，一切都怪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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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性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主要状态，对它们的褒贬自然会以现代社会凸显的经济、资本、技术作为重要的路标，而将其前的前现代社会，以及其后的后现代社会作为参照背景。鲍曼更注重于后现代社会的背景，毕竟西方经历的现代社会历史已经久远了。

现代化是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是其最为突出的现象。现代化形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不同国家对其的本质诉求和表现形式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对现代化的定义是难以统一的，尤其在规范意义上加以定义是艰难的。

现代社会是现代化过程塑造的社会形态，由于现代化的过程不同，具体的现代社会形态也不相同。总体而言，现代社会是经济和政治结盟、个人权利和政治民主勾连、社会分工和分层细化、文化多元和文明优先的时代。

从西方600年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资本权力和政治结盟、个人权利和政治民主勾连贯穿着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两组关系的对立导致人总体上只是进入了形式公平、自由、平等的时代，依然是少数人掌握绝大部分的资源，并且变得越来越刚性。市场经济只是现代社会的底层，上层是政治和经济的结盟，是大企业的垄断，一切都是为了资本和其帝国在全球的扩张。

现代性涉及更为抽象的定义，是一个更为驳杂的概念，是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人的现代化中呈现出来的基本特性，也是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方案和蓝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现代性内部的矛盾。任何现代性的主张都会找到它的对立面，任何对现代性的简单概括都会淡化现代性内在的复杂性，降低我们对它的认识水准。

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性具体而言都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都涉及到价值判断，它们都有硬币的两面；对它们的褒贬无穷无尽，都是针对它们积极的和消极的阴阳两面；各国也都根据自己的传统、认知、理念，以及不断发生结构性变量，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而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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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三种社会形态——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可以从把握不可避免的六个要素入手。它们分为两组：生态、政治、文化；经济、技术、文明（按照德国传统的理解，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而言，三种社会形态都有其内在矛盾，各有特性上的长短优劣。

约1500年前，人类处于前现代社会，前三个要素——生态最初最为重要，政治、文化后来居上，尤其是政治要素——控制着后三个要素的方向和边际。

1500年后，人类逐步进入现代社会，后三个要素——尤其经济要素——逐步摆脱前三个要素的控制，甚至反制前三个要素，只是需要的时候和政治结成同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帝国替代。一旦发生经济（资本、财富）从帝国滑落，帝国政治就会以各种形式出来相助，甚至倾立国之力。中西方600年前的大分流本质上在于政治和经济要素在社会形态中地位的消长。

21世纪前后，技术的要素日益提高，甚至有可能脱离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结盟，以及现代社会的经济控制，我在《帝国之河》和《万有引力之虹的》的书评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同时，文化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变为后现代社会彻底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一切都在被解构和过度创新。失控的技术和文化的碎片化两者结盟意味着一种超级的自由和危险，而这种自由和危险被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们浪漫主义地美化了。对此哈贝马斯再次告诫：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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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是三种社会形态的同体，和过去、未来没有关联的、单一纯粹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混合的形态和程度不同。

同体有涵盖、融合、对峙的关系，对峙是糟糕的状态，共存一体，互相对立；涵盖和融合涉及到哪个社会形态处于优势地位，哪个要素、哪组要素、要素的哪一面起核心作用。关于现代社会、前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相互之间简单的对立和替代的讨论，已经显得不符合现实，不符合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理性、历史、逻辑的选择是保证现代社会处于核心地位，前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融入其中，发挥三种社会形态的特性优势。前提是恢复前现代社会生态、政治、文化真正的基础地位，处理现代社会中各种权力、权利的关系；用生态、政治、文化来捍卫社会，保持经济、技术、文明的方向；控制后现代社会文化碎片化的多元状态，以及技术的边界，保持文化和技术不断创新的活力。

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是核心；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叠加、嵌入、展开、延续；但前现代性是历史的根基。德国浪漫派从19世纪就到处寻找这一根基，其实这个根基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早已经存在。海德格尔最后转向东方就是为西方的现代性找到了根基。

文章都看完了不点个“赞” 和“在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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