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反封建与传统戏
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益都（今青州）人。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黄裳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黄裳书话》《来燕榭读书记》等书。
黄裳
好多年来，大家都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别人不敢说，我自己对这道理是一直相信、拥护的。既然只剩下了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不去反又怎样呢？至于要具体反对哪些内容，又怎样去反，却并未细想过。日子一天天过去，又经过了“十年浩劫”，大梦初醒，才发现起劲地反对了多年的，其实有些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事实上在我们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东西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并不太多。同时又记起，在这过程中，背后曾很挨过几刀。回头一望，才发现那里站着一个强大的封建主义，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被放过了。
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因为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间，所见所闻和所吃之苦，几乎是全套的封建主义货色，当然多数是表面涂了新鲜油彩的，因而不能不产生这种痛切之感。从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就已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努力了许多年，不能说毫无成效，但成效甚微则是事实。没有办法，只好从头补课，必须大反封建。这是当前思想战线上极为重要的工作。对此，我当然是相信的，拥护的。既受到严酷的实践教育，又经过痛苦的思考，因此，这一次的决心与认识，应该说是切实得多也牢靠得多了。
当然，应该注意并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还依旧是怎样反和反什么。
根据过去的经验，许多人都喊过反封建或革新的口号，但他们的心思与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清末和后来颇长一段时期内，这口号十分流行，看来确也并不怎样高明。因为在有些“老新党”看来，所谓“中学”其实是封建主义的精华。他们哪里肯彻底反封建，只是想千方百计保护之，使之垂于永久；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新人物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他们的口号是“全盘西化”。他们是反对“中学为体”的，他们要的是纯净的西方资本主义。比起“老新党”来，他们要高明一些。过去笼统地称之为“买办文人”，是有些简单化了。但也不能说不曾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因为这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新的反封建战士（以鲁迅为代表）也已出现，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了。
试比较一下鲁迅的主张和“新月”、“独立评论”派的意见，其中至少有一点有明显的不同。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在“体”与“用”之间的关系上，因为“体”已经不再是“老新党”的封建主义，所以大胆拿来经过选择、消化为我所用的对象就不只包括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连封建文化也在内。这种气魄、眼光，是“全盘西化”派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胡适们所梦想的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天堂”，可能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已经是理想的最终阶段了。
五四以后有一些新派人物，是痛恨旧戏的。例如当时还站在“语丝”旗下的周作人。在他看来旧戏是集封建糟粕之大成的，丑恶、诲淫，音调也不好，锣鼓也太响了。他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只看过两三次京戏，可谓深恶痛绝。周作人并没有提出更多反对旧戏的“理论”。但几十年后，在林彪、江青一伙手里，情况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抓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八个大字就几乎消灭了全部的旧戏。他们手里舞弄的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说过去的文化毫无可取，只能毒害人民。其实这种“高论”列宁早已彻底批判过了，但想和他们辩论是无效的、天真的，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反革命。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出发点，却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惊人的相似，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的。
传统戏多半是封建社会里的产物，它表现的也是封建社会的生活，必然也沾染了不少封建思想。这样的文化遗产对今天的人民还有没有用处？它的社会效果又是怎样的呢？
“十年动乱”中间，人们高呼“万岁”几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难道这是人民群众看多了传统戏里的“吾皇万岁、万万岁！”中了毒，一朝发作而不可收拾了么？难道这不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而是某一戏迷的发明创造么？除了林、江，几亿人民中是谁看传统戏发了狂，拼命想当皇帝、女皇的呢？
这都不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同时我又想，正因不少人曾经从舞台上领教过这一套，才能触景生情，看出这种反常的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看穿了这批坏种的内心世界。这也并非捏造，正是人民群众相当普遍的经验。
这就是反映封建事物的作品，可以产生反封建作用的一个简单但确实无误的证据。奉行文化虚无主义的“英雄”们的用意大抵也正在这里。看了海瑞戏，人们会被教唆去骂皇帝，是不妥的；如果连不骂皇帝的戏也没有，人民群众根本不识皇帝为何物，那么即使穿起龙袍，走在街上，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这就正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
反对传统戏，想把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物扔进垃圾箱的人当然绝非都是康生之流的“理论家”，不过也必须警惕，不要浑浑噩噩地和他们唱起同样的调子来。
传统戏这东西，也确是复杂得很。今天大家一致认为较为妥当的对策——推陈出新，就需要一个必要的前提，辨识。先要分清什么是“陈”才好“推”；什么是“新”，才好“出”。这似乎又是常识以下的问题，但好像三十年来，并不曾弄得十分清楚。
不能不想起一些往事，那已经是三十年前，大家热心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演方法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座谈会，听到一位著名的演员谈她的表演经验。她说，在《玉堂春》里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时，她是忠实地做出了梳头、掠鬓、对镜，一看、两看……的身段的。我听了颇为佩服。佩服她对“现实主义”的忠诚，也佩服她手法、眼神、身段之敏捷。我想我就不行，非弄得头昏眼花不可。
《新玉堂春·梳妆》荀慧生饰苏三
又一次是和一位老戏剧家讨论。他也是非常强调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并极力主张京剧尽量接近“真实”的。我提出一个疑难的问题。《白水滩》里十一郎在山头听到人声呐喊，要赶去参加战斗。就在这时，曾大大耍了一通棍。这是盖叫天的名作，许多观众都非常熟习并看重这一路棍。但其实是不合“情理”的，局势急如星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耍棍呢？理应取消，但怕观众不高兴，艺术家也不大想照改。
这当然都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近来好像不再听到这类有关“现实主义表演”的讨论了，人们关心、议论的问题已广阔得多，也深入得多。但对现实主义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好像也还正在争论之中。不管怎样，我想，真实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这怕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作品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死亡。传统戏，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是过去了很久的生活了。照理说，这样的作品已经成为古典，人物也会使今天的观众感到陌生。但事实往往又并不如此。我想这正是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是大量的，有的还是顽强地存在着甚至占着优势，简直不能称之为“残余”。人物衣冠确已大大改变，嘴里说的也是时髦的语言，但灵魂深处往往还是旧的，或基本上是旧的。观众在舞台下面看的是古老的故事，但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现代的人，仿佛就坐在身边一般。这已经不再是秘密，只要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塑造了真正的人，那它是不会死去的。在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最后消灭之前，角色也将不死。
因此，我想这样说，今天要反封建，就离不开传统戏。或更确切些说，是不该拒绝借重这支重要力量的。
我们似乎又可以从中悟出，在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题材问题应是次要的，歌颂或暴露的问题同样也将是次要的。
今天中国人民在做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大事，在舞台上古典的人物、故事，和现代题材一样，同样能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有时甚至还可能完成得更好。
在戏剧家笔下，满台光明的场面可能表现的是对阴暗最深刻的批判；充满忧伤、悲壮的场景会喷射出战斗的豪情和对前景的无限信心。这些也都不是秘密，更不是少见的现象。
《法门寺》写了明代大太监刘瑾平生所作惟一的一件“好事”。这是事实。刘瑾是坏人，坏人怎么能“歌颂”呢？这责难也是“理所当然”的。你说黄天霸是奴才，为什么舞台上要把他打扮成一个英雄？而死在他刀下、镖下的又都在脸上被涂了莫明其妙的颜色与花纹呢？可见不是剧作家就是自己发了昏了。
当《水浒》还被看做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时代，你想对《水浒》人物进行一些分析并指出其缺点是不允许的。那是“唯成分论”，是给农民革命泼污水；等到《水浒》一旦变成投降主义的标本，那就更用不着任何分析，“唯成分论”，也化为“成分决定论”，宋江、卢俊义……都是天生的坏蛋、叛徒与内奸了。这与“脸谱决定论”都是使人羡慕的好方法。我们的戏剧遗产也确实太丰富也太复杂了。在许多性急的朋友看来，不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恐怕是不行的。
但这许多都还比不上将这一切统统送进垃圾箱的战略来得干脆与利落。
我想这许多好像都不能算是理想的好办法。《红楼梦》写晴雯感冒风寒，请了一位大夫来开了一张药方，使宝玉大吃一惊。这位大夫不熟习贾府上下人等的体质、习性，只是照医书办事，加大剂量，当然开不出合适的处方。可见这类事是性急不得的，要摸清情况，耐心考虑，慎重处理。但也要快，大病小病都是耽误不得的。传统戏据说也生了这样那样的“病”，而且并非晴雯那样的小病，只消饿一下就行。应该抓紧治疗、调理。这首先就要求提高医疗水平，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戏剧评论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样，才有可能开出对症有效的处方来。
（《上海戏剧》1980年第6期）
- 阅读链接 -
致力于寻找和分享
梨園雜志
微信号：liyuanzazhi
新浪微博：@梨園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