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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京剧的因缘

陈国忠 梨園雜志 2022-05-01

今日推送之《郁达夫与京剧的因缘》录自《中国京剧》1997年第3期,作者陈国忠。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


 说中国现代老一辈文化人中精通或迷恋京剧的名家,如老舍、梁实秋、徐志摩(及夫人陆小曼)、张恨水(及夫人周南)、张伯驹、俞平伯(通昆曲)、靳以、黄裳及国画大师张大千、漫画家李滨声,中国电影开创期拓荒者郑正秋(剧评家)、周剑云及老牌电影明星袁美云、李丽华、程之、舒适,话剧界石挥,武术界号称“南北大侠”的杜心五等诸公均可在当数之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深得京剧内外行的敬重和赞许,并引为师友知音,台上台下也留下不少趣闻佳话。然在可数之列的名家戏迷群中还有必要加上一位,那就是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启蒙健将、杰出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抗日烈士郁达夫先生。他早年对京剧不仅痴迷,后来发展到在海外能热心提倡、筹建扶植华侨票友演出团体,为传播京剧自愿做了许多社会性的宣传和联谊工作,作用特殊影响至深。


郁达夫


 爱好京剧本来是个人事很寻常。值得注意的是,郁氏在海外诸多活动都能把京剧与爱国、抗日、救亡大局关联在一起,这种个人兴趣的升华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实属难得。遗憾过去鲜有人搜求和提供具体资料,不但说不清他迷恋京剧到什么程度,诸多传记文字中也不反映他曾是一个戏迷,就连他在海外热心扶植京剧活动业绩也欠缺明确记载。


 翻阅现今的《中国京剧史》 (中卷)述及到京剧在新加坡的发展史时,揭示1939年前当地的京剧走向式微之际,由有识之士李泽仑和一群京剧爱好者发起组织“平社” ,挽狂澜于既倒,虽特标出由林庆年担任第一任“社长” ,而未提郁达夫先生担任“平社”理事。林庆年者,何许人也,国内多不知,也不见介绍。有人疑心林庆年可能是郁氏在新加坡的化名之一,虽不敢妄加臆测,但查核有的林庆年署名的文章又确是出于郁氏的手笔。可见郁氏与“平社”的关系,或明或暗并非一般。


 总之,过去反映郁氏与京剧的因缘甚少,幸而,在80年代中期,也就是郁氏殉国后的40年,随着戏曲艺术研究的深入,得见郁氏早年的两篇佚文,尤其《看京剧的回忆》一文当是郁氏历史性的自述资料。据此文记载, 2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是一个“京戏迷” ,也曾把看京剧视为课余生活中富有奇妙美感的一大精神享受。懂戏的程度不亚于老北京。吴小如教授见佚文喜出望外,以“考古”的心情撰写了《郁达夫论京剧佚文二篇的笺与跋》特为介绍,实乃揭示了达夫先生与京剧的因缘。

 

 郁氏的文笔流畅自然、文思活泼、清隽可读,往往夹以抒情,个性突出,笔触自由又多见坦白无遗地表露他自己的行迹与音貌,使人领略这位昔日文坛奇才的别致人生、独特情怀。按说郁氏留住北京本无多年,但他爱北京、爱京剧都是真切的。他爱凑热闹,凡碰上有“义演”、“堂会”和“封箱”戏的机会,闻风必至。偶遇向隅,当不胜遗憾。用他自己的话:“记得有一年,也是这样的一晚封班(应是“封箱” ),全班人马都是反串,如梅畹华(即梅兰芳)唱黑头,董俊风(应是董俊峰——名花脸,艺宗黄派)唱青衣之类。而这一次我却因买票失去了机会,终于不能饱享那一场眼福”,这就是20年代郁氏痴迷和渴望看京剧的真实心理写照。


 顺便提一下,我说吴教授见这样的佚文像“考古”似地认真对待也并非是信笔夸张,而是事出有因。当年吴教授曾有文述及梅兰芳唱过“黑头” (反串)角色的戏,不料远在美国的一位周老先生认为说之无据,弄得吴教授很不自在。当见到郁氏佚文,吴教授如释重负了。要说梅氏当年演过多少出反串戏历史资料并不难查,然而直到现今有人写书罗列梅氏演反串戏,也只提到他在《艳阳楼》中饰呼延豹为特殊。其实有一年梅氏贴应节戏《天河配》时,前场还加演过反串戏的《清风寨》的李逵。一提梅氏参加演反串戏的《八蜡庙》只举反串过黄天霸,实际上他也反串过带髯口的褚彪。此外梅氏在《双摇会》中还反串过相公,在《打面缸》中反串张才,这等事本有记载是不该失漏的。

 

 过去研究郁达夫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资料虽提到他写过剧评如对《放下你的鞭子》、《雷雨》、《原野》等,而对京剧则是一个“空白”。有人揭示,通过翻阅他的文学作品可见接查见端倪,像《薄奠》中的“我”缓步于北京的前门大街时:“忽而听出了一阵中国特有的那种原始的锣鼓声来,我的两只脚就受了这种声音的牵引,自然而然的踏了进去… … ”。“我”虽不是作者,多少也能折射出作者生活经历中对京剧的心态,更加虚实揉合潜意识的笔法,烘托出那时京剧对市民影响的感染力和诱惑力,这也是郁氏对京剧总体感性的评价,写得很平实。又如《迷羊》中的女人公谢月英就是唱京剧的女演员。


郁达夫与王映霞在西湖合影

 

 达夫先生从何时对京剧感到有兴趣的尚难说定,但从其30年代中期留下的自传体文字中反映,在1913年赴日本求学前,途经上海在“天蟾”舞台看过戏,他还记得看的贾璧云领衔演出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泛论之,喜欢京剧与否是个人情趣的事,悉听自便,谁也勉强不了。当年周作人能以在北京居住多年为幸并尊为“第二故乡” ,然而“北平也有我所不喜欢的东西,第一就是京戏” ,这话说得多么坦诚。在中国文化人群中不爱京剧本不为过,抨击旧的戏剧有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也不为错,但求观察问题不走极端,对传统戏剧能有一个公允的估量也属难得了。“五·四”时期同与郁氏为伍,倡导以科学、民主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斗士如胡适、周作人等把京剧斥之为“非人的文学” ,不分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大张挞伐,主张“全数扫尽,尽情推翻” ,持民族艺术虚无主义来个“全盘西化”。这种思潮震动了社会,京剧也有了改良的表现,然而京剧界整体接受影响却不大。此间虽举不出郁氏对京剧有什么理性的宏论,但从他对京剧的心态和迷恋的程度表明,其个人志趣当有别于上述他那些战友了,而“别”的涵盖又何止于局限在个人志趣上。

 

 从佚文窥测迨至20年代初期,郁氏在北京居住时,以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高庆奎等几大贤为核心的京剧进入谭鑫培之后的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生旦净丑名家各领风骚,好戏连台,也丰富了郁氏的个人癖好很多,据他至爱的侄女、名画家郁风女士晚年回忆,她那位叔叔很有意思,在私下也能喊上两口。当郁风女士七岁时,郁氏课余携其出城郊游一番,这位学贯中西的名士在途中边走边吃五香花生米,口袋里备有白干一小瓶,若是喝过两口酒,便用沙哑的嗓子一路摇摆着唱起老生腔的京戏来,唱的什么她不知道,只觉得那声音是“凄怜哀痛” ,使在身边的小郁风真害怕他“像似要大声哭出来似的”。郁氏当时的生活境况并不如意,用其兄郁曼陀先生的话来说,他患有“时代忧郁病”。有人说他是一位思想性格复杂、情感又奇特的现代名士,他的言与行有时“俗”得很雅,又雅得很“俗”。

 

 1938年底郁氏到了新加坡,除从事编辑报刊多种工作外,更积极参加当地抗日工作,他在国难家忧的逆境中,仍热爱着京剧。在编辑《星洲日报》副刊之余,与当地华侨业余京剧爱好者有密切往来,后来正式组织了京剧票友的演出团体——平社。他出任理事,《平社成立大会特刊·发刊词》就出于郁氏之手笔,署名林庆年。


 这一时期颇有一些重要活动,如在41年2月,适逢刘海粟先生在新加坡举办画展,成家和女士(刘夫人)深喜京剧,她在《打渔杀家》中扮肖桂英,对成女士的精彩演出,郁氏曾在《星洲日报》副刊上做过详细报道。在41年4月新加坡的华侨为筹赈祖国难民发动义演大会,举办游艺会,连演数日,极大地唤起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和行动。郁氏发起为郭沫若50寿辰祝寿活动,于41年11月15日由漳州“十属会馆平剧部”演出《莲花庵》。上述散见历史资料,自然不足以概括郁氏在南洋热心提倡京剧的全部事实,但可以断定郁氏并非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更不是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兴趣偏好,因为每一项活动都与其热爱祖国、唤起和组织南洋抗日救亡的政治大事紧密关联。


刘海粟与成家和

 

 郁氏于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噩耗传来,国人悲愤,深感日本侵略者罪恶深重。日本友人、著名学者铃木正夫先生经过多年艰辛调查研究,提供出《郁达夫被害真相》 ,这是揭露侵略战争罪恶的历史实录。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告慰忠灵,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所赖不掉的血帐。

 

 郁氏早年在国内仅不过是众多戏迷中的普通一员,难得的是投身海外痴情不改,以京剧为精神纽带,联络海外华侨唤起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使郁氏与京剧的因缘又注入了时代战斗性的内涵,这种特殊的业绩实不可泯,愿史文别缺少这一笔。适逢天下京剧同好齐奏京剧振兴之曲时,何能忘却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可亲又可敬的戏迷。


(《中国京剧》1997年第3期)


附:对《有郁达夫与京剧的因缘》一文的补充

何长高


 97年第2期上发表陈国忠先生的《郁达夫与京剧的因缘》一文中,有两点需要予以说明:


 1、该文指出“有人疑心林庆年可能是郁氏在新加坡的化名之一,不敢妄加臆测,但查核有的林庆年名的文章不确是出于郁氏的手笔。”在本人收藏的“平社历层社长玉照”中有第一任社长林庆年先生的照片,证实林庆年果有其人,绝非郁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化名之一。


林庆年

 

 2、该文指出“1938年底郁氏到了新加坡……后来正式组织了京剧票友的演出团体……平社他出任理事,《平社成立大会特刊发刊词》就出于郁氏之手笔,署名林庆年。”有关此事我曾向新加坡平社现任社长陈木辉先生请教过,陈社长于1997年8月18日复函指出:“据我了解郁达夫先生在新加坡平社筹组期间(1938-1940)在新加坡报社工作,和林庆年先生是挚友,林庆年先生是当时新加坡著名侨领,众所周知。至于林庆年先生所发表的文章经郁达夫先生修改或纯粹由郁达夫先生代笔的可能性也很大。郁先生和平社几位发起人如林庆年、李泽斋等人皆为挚友,但他不是平社理事也没有正式担任工作。”由此证实郁达夫先生没有担任过平社理事。


(《中国京剧》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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