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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锡武谈新编戏：该提倡“贫困戏剧”了
“贫困戏剧”，或称“穷干戏剧”，又作“质朴戏剧”，这个概念是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针对“阔干戏剧”提出的。在他看来，戏剧可以不要化装、服装、布景、灯光，那是“阔干戏剧”；所谓“贫困戏剧”，“就是要把演员的艺术水平提高一下，完全靠演员下功夫，不靠或少靠别的东西”。这让我马上想到了梅兰芳先生说过的类似的一句话：“凡是一个舞台上的演员，他的本身唯一的条件就是看演技是否成熟。如果尽在服装，砌末，布景，灯光这几方面换花样，不知道锻炼自己的演技，那末台上就算改得十分好看，也是编导者设计的成功，与演员有什么相干呢？”
梅兰芳便装照
不知当下那些极力鼓吹并身体力行“阔干戏剧”的创新者们，看了他们二位的警世之言作何感想？
眼前“大制作”风行全国，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地投入，“再穷也不能穷了包装”，成为普遍心理、行为。岂止是“阔干戏剧”，有些简直就是“大富豪戏剧”。看来，是该尤其提倡“贫困戏剧”的时候了。
这种提倡，并不仅仅在于经济上我们的投入多半难有回报，甚而血本无归；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大富豪戏剧”，只能引领京剧误入歧途，并最终导致京剧的异化。
我们看格氏和梅氏的意见，说白了，一个戏就是应该“折腾”演员，而不是“折腾”布景灯光什么的。现在是演员“折腾”不了，便足“折腾”舞美。反过来说，则是创新者们的“大制作”之创新意识的没完没了地“折腾”，而代替，从而也就消解了演员们的“折腾”。格氏和梅氏以他们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历史，似乎早就预感到了“大富豪戏剧”的出现，将蜕落表演艺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觉悟、意识到他们四五十年前的这个提醒和忠告。
张云溪、张春华之《三岔口》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发达，新材料、新技术、新手段大量运用，京剧舞台上的写实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髯口不戴了，水袖没有了，厚底不蹬了，翎子变短了，靠也不扎了等等。还不要说一出戏一堂服装，系依据生活（历史）实际设计制作，而不能通行通用，自然更是写实的结果。尽管也有不少创作者由于批评界痛陈写实之害，而力图标榜自己的创新是写意的，然仍不能脱出写实之拘囿。比如，那些满台的堆砌，虽多名之为“中性”物，并不具体表现为某个物象，可它们的充斥、遍布，却又实实在在地把舞台的空无变为了实有，从而不但剥夺了演者的表演空间，而且也破坏了观者的想象空间。满台灯光的运用，虽无侵占舞台空间之弊，但在它们的明灭聚散之间，仍是为着制造生活真实的氛围。倘若依此用光原则，《三岔口》“摸黑”的通体明亮，怕也是要改革掉的。
这种物欲主义的横行，塞目充耳，让人无所逃逸，事实上是在消解着观众的感知能力。《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小人”在这里，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卑鄙的人，应解释为感知力较为低下之接受者。在艺术欣赏的范围内，多数人感知力较低，并不奇怪；其所乐者为“欲”而非“道”也很自然。问题在于，我们是投其所好，任其浑噩于“欲”中而不能自拔呢，还是使其提升出来转而去乐“道”呢？老子早就看出了这与点，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五音”之“欲”，只能使人“目盲”“耳聋”，即丧失对艺术的鉴赏能力。
这种物欲主义，随之也就同时消解着表演者的创造能力。简言之，有“五色”“五音”招徕观者，表演的人还用得着花气力去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吗？借庄子的话说，京剧演员本该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像髯口、水袖、厚底、翎子、大靠这些穿戴装饰，都是京剧写意表演须臾不可离之物，演员须下苦功练习，方能掌握之、驾驭之，而达于“物物”之境域；现在这些“物”都取消了，恰又填充进来许多的“五色”“五音”之“物”，演员们既无髯口等“物”可“物”，则只得（也乐得）“物于”“五色”“五音”之“物”了。
有一种观点，说是中国戏曲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写实的道路，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从而带来舞台的“贫困”，而造成了它的写意。当然不能说没有此方面之因素，但却不是全部、或者说根本的因素。否则有一点就不好解释了，即外国写实剧最初的舞台条件也很落后，怎么就未走向写意一途呢？实际上，写意也好，写实也罢，其根本实系于不同文化的指向，是由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更应指出的是，问题还不仅于此，更在于若是这种观点能够成立，便会给今天的京剧写实化找到一个理论根据，因为今天的物质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退一步说，我们承认物质的匮乏曾带来过舞台的“贫困”，那么，今天就一定要“奢侈”吗？无怪乎当今的许多新戏，在包装的投入上一掷千金，显然，这是合乎他们的物质决定论的逻辑的。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靠着“物欲”来刺激消费的新戏，多半不曾留下来，倒留下来一大堆器（弃）物。何以如此？如果说先前的物质匮乏激发了表演者的创造，从而带来戏曲表演的“富庶”，那么今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正是物质的奢侈，将不断销蚀表演者的创造欲望，从而带来表演的日益“贫困”。一个表演“贫困”而靠着包装支撑的京剧新戏，如何能不短命呢？长此以往，岂止是一个戏的夭折，最终致命的是整个京剧艺术。
胡塞尔曾说过，我们切勿为了时代而忘记艺术的永恒。我想也许应该把这句话的内涵扩大一下：
我们切勿为了科技的时代而忘记艺术的永恒。
（《艺坛》第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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