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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亮生:中国戏曲唱片史话

罗亮生 梨園雜志 20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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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曲灌入留声唱片的历史已有六十多年了。

 

 早先,谋得利洋行(经理:Victor胜利)和罗办臣琴行(经理:Columbia歌林)所发行的乃是西洋歌曲、音乐唱片。两行除兼营钢琴、西洋乐器外,有一种供人玩乐的小型留声机(系用蜡筒录音,可以随时录入,随时放出)出售。记得幼年逛城隍庙或天后宫等处,除喜欢看变戏法、卖拳头、西洋镜(即拉洋片)之外,就是听留声机。


 当时人们对这新出现的玩意儿,不免带些好奇的心理,其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就在于这些摊桌上除设置有留声机(备有五六根橡皮管作为人塞在两耳收听的听筒)一座外,还陈列着许多灌有京剧名角所唱的蜡筒,每一纸壳上都有标签,写明汪桂芬的《文昭关》,小叫天的《卖马》,或孙菊仙的《朱砂痣》等。人们虽明知俱是假冒,好在每听一次只要花八文钱,能过一次戏瘾,也就不在乎了。


唱片唱机橱窗


 当时谋得利洋行也正开始发行中国戏曲唱片(胜利" Victor"出品)。其中,京剧名角所唱的也同样是冒牌的居多。该行华人经理徐乾麟认为对唱片录音何必要顶真,只要雇些打唱班(即堂名)的人来唱,写上名角的名字,既便当又省费,而且一样可以行销。本来“挂羊头卖狗肉”乃旧社会商人的惯技。这种唱片当时还有相当的销路,除少数人知道底细外,的确很少有人能辨别得出真伪。

 

 何况那次录音所邀的角色中如冯二狗,他学孙菊仙几乎可以乱真。其他如筱荣祥、孙瑞堂以及在堂会唱老生名阿狗的(忘其姓)等也都是以唱工出名的。

 

 但冒充毕竟是假的,对于听过名家本人的演唱及对唱法有所研究的人来讲,终究是能够在演员各不相同的口法(音、字、腔)和功力上来辨别真伪的。

 

 尤其是孙菊仙,戏剧界都知道,他有生平不照相和不灌唱片的迷信观念。从前,我曾同一班同好,在友人任子木家聚集歌唱,孙亦常来,而且唱的兴趣特别好。可是,每逢大家唱戏录音时(任君备有特别的留声机一座,蜡筒比较大,录音时间能达到三分钟左右),孙从来不肯参加,即使请他随便来一二句,也坚决回绝不干。由此可知,孙不但不肯灌唱片,连蜡筒也是不肯灌的。


袁寒云与孙菊仙


 倒是汪桂芬,虽没有灌过唱片,却曾经灌过蜡筒。不过到后来,只北京同仁堂乐家还剩两个汪桂芬所唱的蜡筒,保藏至二十余年之久,实属难能可贵,因而轻易不肯示人。我是由言菊朋郑重介绍,才有幸听到的。汪桂芬唱的一个是《朱砂痣》中的二黄原板“劝世人"一段,另一个是《捉放曹》中的西皮慢板“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背转身只埋怨自己做差”两句。

 

 蜡筒放音虽低,但还清晰,仍能保持汪调真味,其咬字行腔之精妙,使同的人无一不心悦诚服,并一致认为声调品格之高,令人几乎会产生无从学起之感。

 

 继胜利( Victor)公司之后发行戏曲唱片的是百代( Pathé)公司。百代第一期唱片是在北京录音的。当时是清光绪末年,北京的戏剧非常兴盛,各种戏曲、曲艺(包括皮黄、梆子、昆腔、大鼓、小曲等等)人才荟萃,使得百代这次录音能够获得大量的精品,一反胜利公司的欺骗作风。

 

 这期百代所灌各种曲调唱片,皮黄方面:老生有谭鑫培、许荫棠、李顺亭(即大李五)、王雨田、乔荩臣、贵俊卿、王凤卿、邓远芳、张毓庭、孟朴斋;花脸有何桂山(何九)、金秀山;青衣有陈德霖、孙怡云、姜妙香、王琴侬;花旦有路三宝;老旦有谢宝云、龚云甫;小生有德珺如、朱素云;武生有李吉瑞。梆子方面:老生有元元红(即郭宝臣),旦角有十三旦(即侯俊山)。大鼓方面有刘宝全。

 

 以上所述,只凭记忆所及,遗漏在所难免。


 这次百代所约请参加灌制唱片录音的艺人,尤其是皮黄方面,能够这样精当整齐,录音技术(包括设计、导演、计时)上能够这样完美,都要归功于乔荩臣、王雨田(如唱片开头念“百代公司特请ⅹ××老板唱×××”的报名即王雨田),两人俱系票友,所以戏曲知识当行。再说,当时艺人对于灌唱片一事,尚不懂得要代价,还当作是人家替自己照相一样好玩。如谭鑫培灌了两张(《洪羊洞》《卖马》)唱片,公司方面送了他两只大土(约值五十两银子)以作报酬,老谭就曾说:“唱了这么两段戏就要受人家这么大的礼物,真有点不过意,早知道,应该多灌几段才好。”可以想见,这次灌制唱片的录音工作之所以能够这样顺利地进行,予取予求,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玩小型留声机的很普遍,对于唱的人来讲,岂有不喜欢听听自己声音的道理?


 我对百代这次录音的成绩是满意的,但还嫌美中不足的是,公司只为唱片销路着想,专注重唱工一门,对艺术上有同等价值的话白或嗓音稍差的唱都一概放弃了。不然的话,把当时人称活曹操黄三(润甫)的念唱,或是把万人迷的相声等留存一些下来,岂不更美呢?

 

 自从这批百代唱片发行后,胜利唱片就一蹶不振。这是意想得到的。所谓成功与失败,不在于“假不乱真”,而在于是否“真好”。唯一有说服力的,是这次百代所灌制的唱片,当时还能在台上看到他们本人的演出,使人们尽可对证。再说,从前购百代的谭鑫培的唱片,就附赠有说明书一张(上面印有谭本人的照片及写的信),来证明是他自己所唱。



谭鑫培之《探母》

 

 任何事物都要经过比较才能辨别其优劣,同样是真的谭鑫培,为什么百代第二次所灌制的那六张唱片,即《探母》《捉放曹》《寄子》《乌盆计》《碰碑》,《战太平》和《打渔杀家》合一张,比起从前两张《洪羊洞》《卖马》销路要差得远呢?这就可见好坏是人人比较得出的。后六张远不如前两张的原因:其一,是谭二的胡琴,非但不及梅雨田,而且有些地方连板也没有;其二,何斌奎(前梅兰芳的鼓师)的鼓虽还不差,但不如李五远甚;其三,老谭录音时,洋技师嫌他站得离喇叭太近,去拖他的辫子,而被侮辱,以致恨极。这怎么还会好呢?百代公司在老谭唱片上赚了这么多钱,洋技师还要这样无礼地对待他,真是可恶至极。


 论录音本领,要以百代这次录音的技师为最劣,比如刘鸿声、余叔岩、俞粟庐三人的唱片,声音就失却原来的韵味,这是很可惜的。还有,百代的钻针片放送时有一种沙沙的噪音夹杂其间,不及钢针片的声音清楚。不过有点可取,即钻针唱头无须每次换针。何况人们买百代的唱片并不计较唱片的性能,主要是看内容是什么,以及是什么人唱的。

 

 百代自第一批唱片风行一时以后,又陆续录灌了很多,皮黄老生除谭鑫培外,有双处、时慧宝、刘鸿声等;徽调老生三麻子,汉调老生余洪元,还有汪笑侬、王又宸、高庆奎、孟小茹、罗小宝;青衣吴彩霞;丑角李百岁;花脸刘寿峰、刘文奎;武生小达子、高福安、吕月樵、杨小楼。这一时期百代在营业上已无能与之竞争者,唱片录音亦为他独家所垄断。当时一般稍有声望的艺人,亦以能得到百代邀请灌制唱片为荣。


 民国以后,梅兰芳才得以在百代公司灌制唱片。百代华人经理张长福对于邀请灌片的对象,则以有利可图为主。对于唱工:(一)最好为内外行皆所欣赏的;(二)宁可要吃外行而不吃内行的,只吃内行的不要;(三)要避免重复(指以前已经在百代灌过片的不要)。其理由就是购买唱片的人大多数是外行,内行究竟少。而且每种名目至多选择一二片,购买全套的究居少数。

 

 记得谭鑫培最后一次在九亩地新舞台演出那天,真可谓轰动一时。一般爱好谭调的友人,都以为听一次少一次了,而挽留势又不能,因而想到去求老谭灌几张唱片。当时老谭亦已同意,于是大家推我与任子木去与百代联系。

 

 照那时人们如此热烈地欢迎老谭的情况来看,以为这事总可以办得到。哪知百代经理张长福还是那个牢不可破的主意,以为得不偿失(意即灌制新唱片会影响他本人的旧唱片),后来谈到老谭的录音费归我们同人代付,该款抵作将来购买新出唱片的代价,还是坚决不允。为此大家一直感到可惜。不然的话,老谭几出最为人们欣赏的戏如《珠帘寨》《连营寨》《失、空、斩》等都可以留下来,使后人对谭调能多一点认识。

 

 余叔岩头一次来沪,是搭四马路丹桂第一台,演期一月。所演谭派名剧均相当精彩。杭子和打鼓,李佩卿操琴,亦为之生色不少。他的唱工虽然有味,吃亏的是嗓音细窄不吃外行,因此上座不够理想。唯报、票两界则捧之甚力。


 时老谭逝世不久,一般谭迷都以为现在听小余的戏好比“吞土皮”(意即没有鸦片烟抽,以烟土皮代替过瘾)。这时所感美中不足的,就是他还没有自己的唱片。他曾私下与我谈,谭派老生王雨田自有唱片以后,其名望即大著(当时王雨田的唱片很风行,几乎与老谭同),因而要我与百代接洽灌制唱片的事宜,并声明决不计较代价。我当即劝他不要太迁就。你唱红了,他们自然会来找你的。其实,我已经代他到百代探问过,经理张长福表示公司方面对叔岩的唱工不感兴趣,没有给他灌制唱片的意思。尽管我再三强调余的唱艺术价值很高,亦无济于事。

 

 以后,叔岩又曾托别人去说过,但都没有结果。因此他恨极了,对我讲百代这样不知好歹,往后让他知道,总有非要找我不可的一天。后来果然应验。


余叔岩、钱金福之《宁武关》

 

 上海百代接到北京分行的通知,说当时京城把小余的演技当作老谭一样了。百代这才急忙派人同技师到北京,费了许多周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录制了先前当作无足轻重的余叔岩的唱片。

 

 昆曲大家俞粟庐在百代所灌制的唱片有:《长生殿·定情》〔古轮台〕和《千钟禄·惨睹》〔倾杯玉芙蓉〕,《邯郸记·三醉》〔粉蝶儿〕〔醉春风〕和《西楼记·拆书》〔一江风〕,《长生殿·赐盒》〔绵搭絮〕和《长生殿·哭像》[快活三〕〔朝天子〕,《牡丹亭·拾画》〔颜子乐〕和《红梨记·亭会》〔桂枝香〕,《琵琶记·书馆》〔太师引〕和《琵琶记·辞朝》〔啄木儿〕《邯郸记·仙录》〔油葫芦〕和《玉簪记·秋江》〔小桃红〕,《西厢记·佳期》〔临镜序〕和别人唱《佳期红娘》〔十二红〕后半段合一张。像粟老这样精湛的唱工,固然昆曲界知道的人极多,但外界知者就很少了,百代则更不会知道,也谈不上录制这种唱片,以保留这份宝贵的遗产了。这完全是穆藕初先生爱护艺术,热心提倡昆曲的缘故。他是如何跟百代办的交涉,不知其详,但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是可以断言的。

 

 百代在民国十年(1921)前后,陆续灌制的一批(包括余叔岩、俞粟庐)唱片有老生马连良、言菊朋、谭小培、谭富英、郭仲衡、贯大元、王少楼、刘天红;坤角老生有孟小冬、露兰春;坤旦张文艳;花脸苏胜奎、金少山;小生姜妙香;青衣花衫小翠花、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大鼓有白云鹏、张笑轩,以及梆子、蹦蹦、滩簧、弹词、滑稽、新式歌曲等等,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其中要数露兰春唱的《阎瑞生惊梦》一张最为风行。从前糖炒栗子摊都以放送唱片来吸引招徕顾客,有一时期随处可以听到露兰春唱“你把那冤枉的事"的那张唱片,而且常可见到聚集着许多人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听唱,所以这张唱片的销路极好。当时有许多票友也喜欢仿效这段唱。据百代张长福说,这张唱片打破了过去所有唱片的销售记录(即谭鑫培的《洪羊洞》及《卖马》的一张为第一,其次是梅兰芳的唱片),致使百代唱片销售出现了一次旺盛时期。


 据我所知,发行戏曲唱片的公司除百代之外,先后还有胜利歌林( Columbia)、高亭(Odeon)、得胜、大中华、孔雀(Peacock)、蓓开(Beka)、开明(Brunswick)、长城(Great Wall)。以上除美商胜利和法商百代两家录音、制片部门都系归自己管理外,歌林、高亭、得胜、蓓开、开明、长城等大都是合资组织,专门经营唱片录音的版权业务(录音后将蜡盘托给外国厂家代为印制唱片)。大中华因系盘自日本商人之手,所以也有自己的制片部门。该厂的地址在虹口大连湾路。孔雀公司的唱片,也是由该厂制片的。


梅兰芳在胜利公司参观灌音蜡盘

 

 胜利公司曾一度停顿,民国十三年(1924)间重整旗鼓后,一改以前假造作风。当时经理徐乾麟因自己年老而感力不胜任,为此将公司所拟订的计划交与其子小麟执行办理,并委托郑子褒协助。于是两人先就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名角以及其他各种曲调进行录音工作;同时徐乾麟又来邀请我充当顾问,会同小麟、子褒及技师等人一起到北京分别担任联系、录音和设计工作。


 这一时期在北京所灌的唱片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徐碧云、谭小培、谭富英、时慧宝、郭仲衡、言菊朋、贯大元、姜妙香、萧长华、刘在上海灌制而非徐小麟经手的还有马连良、王又宸、高庆奎、王少楼、杨宝忠、杨宝森、王幼卿、诸茹香、陈富年、王芸芳、小菊红、林树森、李吉瑞、龚云甫、李多奎、卧云居士、松介眉、郝寿臣、金少山、董俊峰、侯喜瑞、曹甫臣、贾福堂、管绍华、刘叔度、莫敬一、恩晓峰、露兰春以及大鼓、蹦蹦、梆子、昆曲、滩簧、弹词、新式歌曲等。


 这次言菊朋所录灌的几张唱片,是乔三司鼓、陈彦衡操琴(陈老为言菊朋录音操琴仅此一次),其中要以唱《取帅印》和《鱼藏剑》两片的嗓音为最对工,因为言菊朋录制唱片是以此为起点的,所以当时显得有些矜持,而唱得规矩认真,却要以这一次为最了。

 

 梅兰芳对于录灌唱片向来非常郑重。那次大家在家里开会研究剧目时,我亦在座。记得当时计划之中有一面《武昭关》,乃陈彦衡先生提出的,同时授于兰芳以传自孙春山所编的一段二黄慢板中的三句唱腔“恨只恨尔祖父纲常丧尽,父纳子妻败坏人伦,到如今母子们无方寄命”,原本唱到此句唱散,由老生接唱“西廊下又来了保驾臣”,今彦老特为改添一下句“奔天涯走地角,凄凄惨惨何处安身”。

 

 陈彦衡先生为胜利这次在京录灌唱片曾提出了一些意见(如应及时录制老一辈如陈德霖、裘桂仙等人的唱片),徐小麟没有采纳。原因一,因为不在公司原订计划之内;二,百代虽有陈德霖的唱片,但属冷门。此外还感可惜的是硕果仅存的老票友周子衡(当时老一辈内行都认为周老的唱极似程长庚),没有为他录音。因小麟以为没有名气的唱片人家是不会买的,所以不敢担此风险。事先彦老曾同我去看过周老一次,那时他的精神很好,我们听他唱了《洪羊洞》“为国家”四句原板,韵味醇厚至极。后谈到请他灌一张唱片,他很高兴。此事未成功,实是件憾事。1929年冬,我为开明公司到北京联系灌录唱片的事,又同彦老去看了周子衡,可是他正卧病在床,因而只好作罢。一代宗师连他的摹本也未能留传下来,难怪彦老要引为遗憾了。

 

 这次胜利在北京录音,除老生余叔岩(因录音代价被百代抬得太高未能谈妥)没有录外,其余都按原有计划顺利完成,成绩总算不错。论胜利后期里所灌制的新片(包括这次北京与上海以及随后陆续又灌制的),虽然曲调丰富多样,应有尽有,但因没有独立的鉴别能力,只知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能主动打开局面,以致可供研究的精品大为减少。


 如皮黄老生中虽有言菊朋,而没有当时最著名的余叔岩;青衣中没有陈德霖,花脸中没有裘桂仙等这终究是一个大缺点。它之所以能在当时胜过百代,完全是因为靠了钢针唱片纹路线比铝针来得清晰,没有杂音这一优点。胜利的这次唱片还有个毛病是唱片音域不够开阔,戏曲味不足,这完全是因为那位录音技师不肯听取意见独断专行,录音时要求按西洋歌唱风格样式的结果。


 胜利自从新片发行以后,营业要比以前的旧片时代有了相当的提高。小麟告诉我,公司方面意犹未足,又拟选择旧唱片中的名家唱片来复制一批,以资号召。他们以为不像从前,唱的本人还在,现在是死无对证,有谁还能辨得出呢?当时我虽反对,以为这样做不道德,但事实上亦无法阻止,因为他们说有人肯出面作证。结果是顾客上当。难怪后来发现的冒名唱片会如此之多。比如胜利出品的假谭鑫培唱片就常常可以在当时的电台上听到,此外还听到过播送假刘鸿声的唱片(不知为哪家出品)。花脸唱片用作钢针的如刘永春、金秀山的也有不少是假冒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听过他们收集的何九(桂山)的唱片,也有假的。

 

 高亭以前是德商天利洋行经理的,它也曾发行过京剧的唱片。公司是徐小麟在民国十四年(1925)集资组织的。徐因为上次在胜利灌制唱片,我对有过帮助,所以想邀我合作,并入股当董事,以作酬报。我答应,如果只是去北京,我仍愿帮忙,无须什么权利,最好也不居什么名义。因为我完全是一个爱好京剧艺术的人,况且北京乃京剧发祥地,为我所乐意去的地方,过去我为了要听戏过瘾,就曾去过好多次。徐也告诉我,这次仍旧约郑子褒协助。在当年的夏天,高亭的洋技师到后,即开始灌制唱片的录音工作。先拟就在上海的京剧演员灌录,他们主要是小达子、林树森、露兰春等,此外是京、昆票友及其他各种曲调。


 那一次录音室暂时设在大东旅社楼上。头天由我先试录了一张《失街亭》和《镇澶州》各一面,并约许良臣录了《骂曹》《乌龙院》《杀家》《连营寨》《断臂》和《搜孤救孤》。这五张唱片都是由杨玉楼打鼓,周幼韶操琴,并且全由张小渔报名。因大东旅社环境太闹,又值天气炎热,不宜录音,所以,不数日即行结束,赶赴北京。迨以后录音室同公司办事处一起设在江西路申福新总公司楼上,继续录灌。有陈道安拉琴的胡琴牌子〔山坡羊〕〔傍妆台〕〔寄生草〕〔柳青娘〕〔翻七调〕等,后者是陈的创作。原来胡琴只有正反二黄及正反西皮等四个调子,陈用其他三个调子把它串联起来,创造了〔翻七调〕,而衔接处无斧凿刀劈的痕迹,颇为可贵。陈小田灌了一张《落花园》,亦由其父道安操琴。又有一次陈小田和朱耐根唱了《探母回令》及《梅龙镇》各一面,朱耐根又另灌了《法场换子》及《鱼藏剑》各一面,均系陈小村操琴。

 

 昆曲有俞振飞《西楼记·拆书》〔南吕红纳袄〕、《牡丹亭·惊梦》(越调小桃花〕、《长生殿·惊变》〔北中吕粉蝶儿〕;项馨吾《牡丹亭·惊梦》〔越调绵搭絮〕、《长生殿·絮阁》〔北黄钟醉花阴〕、《紫钗记·阳关》〔北正宫寄生草〕、《铁冠图·刺虎》〔北正宫脱布衫带叨叨令〕;徐凌云《还金镯·哭魁》〔北正宫叨叨令〕;高砚云《刀会》〔北双调新水令〕;袁安圃〈牡丹亭·游园》〔仙吕步步娇〕和〔皂罗袍〕;张某良《长生殿》〔南吕枝花〕和〔货郎儿三转〕。

 

 这次赴京仍然是我与徐小麟、郑子褒三人同行,好在都已是熟门熟路,到就分头进行,并找妥场所开始录音工作。高亭这次拟定在北京和上海两次录音,计划中主要是老生王又宸、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余叔岩、王少楼、谭富英、贯大元、罗小宝、安舒元、林树森、露兰春等;青衣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陈德霖、徐碧云、王幼卿等;老旦卧云居士、松介眉等;花脸郝寿臣、金少山、裘桂仙、董俊峰;小生姜妙香;武生杨小楼,大鼓刘宝全。


胜利唱片公司宴请名伶合影

 

 以上除在上海录的或这次没有录后期才录的之外,就记忆所及,按计划进行情况,综述如下:


 记得王又宸这次在高亭所灌的《连营寨》以前已在百代公司灌过,因为所唱的腔调〔反西皮二六〕新颖动听,发行后销路非常之好,所以别家公司就都竞相仿照录制了。马连良对于唱片录音从来不肯马虎,无论时间计算及词句段落等都处理得适当妥帖。例如这次录《审头刺汤》(与马富禄合作),他的唱念非常动听、自然、传神,这都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言菊朋这次灌片,操琴换了某青年(忘其名)琴师,打鼓佬仍是乔三。所灌六张唱片是《法门寺》两面,《清官册》两面,《汾河湾》两面,《宝莲灯》《回龙阁》各一面,《辕门斩子》一面,《战蒲关》一面,《法场换子》《骂曹》各一面。唱腔、字音都做了些改动,尤其是《宝莲灯》“昔日里”一段二黄快三眼,加上“弟让兄来兄不能应允,兄推弟来也不能担承”两句,更觉耐人寻味。我还记得,菊朋灌的《法门寺》“郿坞县”那段本来唱得很精彩,可惜就是时间计算不准确,少了下句“放大胆闯虎穴去见上人”,以致不完整时我本想劝他重录,但看到录音技师和小麟均未察觉,也并没有征求我见,也就随它去了。

 

 余叔岩这次在高亭灌唱片,是公司方面托李准与之预先约定的。因此我到北京后未即刻去看他,也就是为了避嫌,要等他们谈妥订约后才去。有晚,我去开明看叔岩演唱《定军山》,不想他在台上看见我,还同我打了招呼,并派人到前台来对我说,余老板请问我,说他要来看我的住处。第二天我只好去了。经我说明所以不去他家的原委之后,他就急于要同我商讨剧目、词句、段落、时间等问题,并声明录音不能像上台演出那样必须有固定时刻,而要看他嗓音是否顺当,来决定录与不录。我当然要把他的意思传达到,因为我素来知道他的苦衷。毛病在于他的嗓子,逢到要上演,一定先要在家里调理顺当,然后才能运用自如。何况是灌唱片的录音,更要格外地慎重。


 小麟经我解释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等到约定录音日期,关照技师宁可一切准备好了等待,届时他来不来录,只能随他来电话决定。好在这次录音室是设在东堂子胡同的一所四合院的屋子里,不同于上次胜利的录音室是设在北京饭店,晚上受到时间的限制。有一天等到很晚,才接到叔岩来电说今天准灌。当时大家(包括一班来旁听的)听到都轰动了起来,感到兴奋异常。本来这里录音时的伴奏场面的位置已经大致安排了,所以叔岩一到,只要再测定唱的位置远近是否确当就行了。经验告诉我们,距离远音量不够,太近又会产生杂音。起初我也以为叔岩的嗓音细窄,担心不知要怎样才能录得完美。哪知不然,他的嗓子虽然好像细小,其实是声音拢聚(拢得住字音)。样片试灌后,才发觉叔岩的唱是凑得越近越好,毫无炸声,对蜡盘的纹路也没有影响。位置重作一次调动再行试灌,那就觉得非但音色优美,而且与琴(李佩卿)、鼓(杭子和)及其他伴奏乐器配合得非常和谐。于是接连灌了六张,即《空城计》两面、《搜孤救孤》两面、《乌盆记》和《王佐断臂》各一面、《鱼藏剑》和《托兆碰碑》各一面、《珠帘寨》和《洪羊洞》各一面、《状元谱》和《战太平》各一面,没有一张需要重灌,这是难能可贵的。

 

 梅兰芳这次在高亭灌了五张,即头本《太真外传》、二本《太真外传》、《西施》、《天女散花》和《御碑亭》各一面,《嫦娥奔月》和《辕门射戟》(反串小生)各一面,伴奏场面是何润亭的鼓,徐兰沅的京胡,王少卿的二胡。


梅兰芳、杨小楼合灌《霸王别姬》留影

 

 荀慧生这次在高亭灌了三张,即《孝义节》和《虹霓关》各一面,《玉堂春》两面,《刺汤》和《穆天王》各一面。

 

 陈德霖这次在高亭灌唱片,是转托陈彦衡邀请来的。双方同意订约后彦老对我说,老夫子(即陈德霖)的琴师田宝林虽然不错,但如果能趁孙老元(佐臣)在京,让他来操琴,定然相得益彰,会生色不少,并建议公司酬劳孙老200元。当时我即欣然赞成这个办法。不想小麟大为反对,原因是他认为买唱片的人只管选择是谁唱的,哪会管是谁拉琴的。况且录音代价已包括一切在内,另外支出这笔操琴费是不必要的。


 我再三解释,谓这是难得的机会,将来唱片价值提高,销路自然会增加的。子褒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帮助劝解徐。此事终能成功,确是颇费一番周折的。事后我很得意,因为这六张(《二本虹霓关》四面、《彩楼配》四面、《孝义节》两面、《孝感天》两面)唱片录制后音节佳妙,出乎意料。尤其是《虹霓关》两张八句西皮慢板(为孙春生所编)的优美唱腔,加上老孙每句不雷同的胡琴过门衬托,真是旗鼓相当水乳交融,歌声和琴声浑然一体,可谓绝品矣。

 

 裘桂仙原来与高亭约定灌三张唱片,结果只灌了一张(《白良关》和《二进宫》合一张)。原因是小麟嫌裘的嗓子沙哑(其实不然),以为没人要听,所以其余的两张硬是不给再灌。虽经再三解释,却仍然无效。事实却相反这唱片偏偏有人识货,发行后销路反在其他花脸之上。

 

 刘宝全为高亭录灌唱片,是由陈富年专程去邀请来的。录音那天热闹异常。刘老也很高兴,因为来旁听的都是知音,而且熟人居多。这次所灌录的书目俱系刘的精心杰作,多半为外间不经常唱的,如《华容道》《长沙对刀》《赵云截江》《乌龙院》、二本《宁武关》,记得其中有几张唱片还是我与许良臣相继报的名。录音完了以后,刘老还叮嘱在唱片上应当把白凤岩(三弦)及其他操四胡、琵琶者(不记得姓名)的名字一同写上。可见刘老对伴奏音乐的重视和对伙伴的爱护点是值得称道的。

 

 陈彦衡是大家知道的,他除操琴外,还善于“哼腔”(即小声地低唱),唯生平不肯轻易上胡琴,所以他从未灌过唱片。这次在高亭灌了一张半(《空城计》)西皮慢板“我本是”两面和《洪羊洞》二黄原板“为国家”一面,另一面是陈富年唱的《三击掌》唱片,完全是由于我的坚决要求(我知道他过去在任子木家里灌过蜡筒),同时也由于公司方面这次也以为不应一味地重盈利的缘故。这两张唱片都是毛石生操琴。陈彦衡的嗓子调门极低,逢高(张口音)就上不去,低处却韵味盎然。同一天,陈彦衡又应公司的邀请灌了两张胡琴牌子,即〔柳摇金〕反二黄和西皮,后一面〔柳青娘〕,〔翻海青歌〕面、〔傍妆台〕一面。

 

 蒋君稼这次也为高亭灌了两张。事前他曾表示,陈彦衡肯为他操琴才唱。事亦凑巧,我正想若有能唱高调门(正宫调)嗓子,让彦老操琴该有多美,岂不胜于独奏曲牌远甚?所以经公司方面和君稼一同商请,彦老就欣然乐从了。蒋君稼这次灌的两张,一是《战蒲关》二黄慢板,一是《五花洞》西皮慢板。

 

 也有人认为夏山楼主(韩慎先)的嗓子(正宫调)够得上条件,唱工又是彦衡传授,为何不让他试试?那天君稼录音完毕后,彦老又给慎先操琴,灌了一张唱片(《朱砂痣》“借灯光”一面,《定军山》“师爷说话”一面)。韩的歌声嘹亮动听自不用说,陈的胡琴衬托得严密微妙,简直可与梅雨田、孙佐臣比美。这张唱片发行后其销路不在余叔岩之下。韩初次出马就获此成绩,真可谓一鸣惊人了。这也算是高亭这次在北京录音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其后,高亭又在京、沪、川、汉等地陆续录灌了一些唱片。因我未参加,这里就只好从略了。

 

 大中华公司,我不记得是哪年组织的,只知该厂系盘自日本商人。其录音制片工作,以及工程师等都是本国人。公司经理王寿岑(花脸票友),录音技师姓许(忘其名),技术水平相当高。初办时期,只灌制一些新式歌曲、滩簧、弹词、小曲等。以后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也逐渐开始录制京剧唱片。

 

 我听过的有老生王凤卿、马连良、言菊朋、王少楼、谭富英、谭小培、贯大元、杨宝森、罗小宝、郭仲衡、刘天红、张桂芬等;文武老生有李桂春(小达子)、林树森、瑞德宝;青衣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小杨月楼、王芸芳、严绮蓝、芙蓉草、吴富琴等;老旦有李多奎;花脸有金少山;丑角有马富禄;票友有苏少卿、陶半阴、刘葆祥、洪珍白、王钟吕、裘剑飞、包小蝶、顾慕超等。

 

 我当时也曾灌过两张(一张是《桑园寄子》《琼林宴》,另一张是《洪羊洞》《骂曹》)。此外有孙老元(佐臣)所灌的六张胡琴独奏的唱片,即〔柳摇金〕两面,〔柳青娘〕二黄、西皮各一面,《骂曹》“平生志气”唱及过门一面,二黄慢板过门一面,〔夜深沉〕一面和〔平接小天开门〕一面,〔八岔面,〔万年欢〕一面陈彦衡灌的两张曲牌唱片,〔山坡羊〕一面,〔夜深沉〕(卓卤齐打鼓)一面,〔反柳摇金〕一面,〔小开门〕连〔万年欢〕一面。

 

 据经理王寿岑说,该公司还代替别家唱片公司如孔雀(京剧)、峨眉(川剧)灌制唱片。

 

 蓓开公司大约是继高亭一二年后组织的。经理田天放请郑子褒协助主持灌制唱片的工作。他们对录音对象选择精当,颇具声势。京剧方面据我所知,有老生王凤卿、王又宸、言菊朋、马连良、谭小培、谭富英、贯大元、杨宝森等;武生有杨小楼;文武老生有李桂春(小达子)、麒麟童(周信芳。所灌唱片共六张,即《路遥知马力》、《萧何月下追韩信》、《投军别窑》、《扫松下书》和《赵五娘》、《封神榜》、《打严嵩》);青衣有陈德霖、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蒋君稼等;花脸有裘桂仙、郝寿臣、金少山。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曲调,尤其是滑稽王无能《哭妙根笃爷》一张,曾经风靡一时。


马连良与自组的灌音室

 

 开明(Brunswick)原是瑞商瑞康洋行经理,专营西乐唱片及乐器,于1929年由瑞康洋经理苏克、华经理吴振卿集资组的公司。它录制中国戏曲唱片,并邀请刘豁公为灌片主任,录音室设在仁记路(即虎丘路)四川路东首某大楼里。是年录音技师开伦来到后,就开始在上海的艺人中进行了灌录工作。


 开头几次,豁公邀我去帮忙当指导。当时我看到开明这套录音机器及设备是很精良的(录音话筒比较新式),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能够一边灌入,一边在机器房内监听。这比以前我见到的录在蜡盘上后另行放出来要省时得多,而且制成唱片后的声音质量如何,也无须再听样片来决定。技师开伦虽不懂中国戏曲,但是他擅长区别音质、音色的好坏,因为他本来是研究音乐歌唱的,人也很虚心,常征求我们的意见。吴经理一味地追求唱片的音响,以迎合糖炒栗子摊贩靠放唱片来吸引顾客的心理,使他伤透了脑筋。

 

 这一时期所灌制的唱片,有吴经理转约来的申曲、苏滩、滑稽、扬州小调等。

 

 后因豁公患病,要我代替他。我接任后又继续灌制了苏滩王美玉、朱国梁;滑稽王无能、陆啸梧等;甬滩金翠香、金翠玉等;弹词魏珏卿的《珍珠塔》,吴小红、吴小石的《白蛇传》。

 

 此外,我又邀请丝竹任梅田(子木)、张致翔合奏〔花六板〕和〔老三六〕各一面。俞振飞唱的昆曲《琵琶记·赏荷》和《牧羊记·望乡》一面,《牡丹亭·叫画》两面,《连环记·梳妆》和《长生殿·小宴》各一面。顾传玠唱《琴挑》和《问病》各一面,《西楼记·玩笺》两面,与朱传茗合唱《玉簪记·茶叙》两面。朱传茗唱的《邯郸梦·扫花》和《独占花魁·受吐》各一面。

 

 京剧方面,因豁公接洽过的艺人大都临时变卦不来应约,于是我又约许良臣灌了一张唱片,即《乌盆记》和《状元谱》各一面,由孙佐臣操琴。另外,孙佐臣也灌了两张胡琴牌子即〔柳青娘〕和〔八板〕各一面,〔万年欢〕和〔哭皇天〕各一面。陈富年灌了一张唱片,即《探寒窑》和《二进宫》各一面,由陈彦衡操琴。陈彦衡也灌了一张胡琴牌子的唱片,即〔一枝花〕接〔傍妆台〕和〔反柳摇金〕各一面。

 

 马连良其时正在上海演出。他的嗓子特别好,能唱正宫调,所以约他灌了七张唱片,即《煮酒论英雄》两面,《白蟒台》和《火烧藤甲兵》各一面,《哭周瑜》和《舌战群儒》各一面,《十道本》和《秦琼发配》各一面,《阳平关》和《马义救主》各一面,《武乡侯》两面,《三顾茅庐》和《黑驴告状》各一面。以上唱片均由蔡荣贵报名。

 

 胡碧蓝的唱工甜润神妙,学王瑶卿派最著名。这次她与马连良同班,由陈富年约来灌了四张半唱片:《汾河湾》两面、《打金枝》和《回龙阁》各一面、《武昭关》和《三击掌》各一面、《雷峰塔》两面、《六月雪》一面,到此为止,我这替工总算可以交卸了。公司方面虽然挽留,而我则坚决回绝,不能再干了。


 不久,吴经理又来跟我说:豁公病重,已进福民医院治疗,因找不到人代替,他已向公司提出辞职,并说公司现在打算另请人来,希望我能出任。我说:我若是答应,这怎么对得起朋友,人家怎能原谅我,岂不要骂我吗?后来他们又浼了许多人来劝说,甚至由苏克说通了我任职的连纳洋行经理(瑞士籍人)来向我说情,要我勉为其难。于是我提出了要我任职,必须依我的三点要求:其一,要让豁公复职,我仍旧算是他的代表;其二,我只限于担任去北京录音的事;其三,邀请陈彦衡协助,并与我一同赴京。公司方面完全接受,我就无从推辞了。


 事情决定后,吴经理马上同我与彦老先去北京。当时津浦火车因故不能直达,所以就改乘日轮“神丸”号,在青岛换车经济南,再乘车至京。洋经理苏克同技师等人则随后乘轮船到天津,再换车来京,录音机器、蜡片及零件什物,都托运输公司托运。到京后分别住在长安饭店和六国饭店,而录音室设在兵部洼欧美同学会。


收音机器室

 
 一切停当后,即按照新拟订的灌制计划进行接洽,首先拜访了瑞康北分经理陈霁荣原先约过的艺人。我同彦老往无量大人胡同访梅兰芳。相见后晤谈甚欢,及知我同彦老特来邀请他灌唱片,他很高兴,并说能够即日就灌则更好,因为他不几天后就要赴美国作访问演出。可惜开明的录音机器未能及时运到,所以那次就没能灌成。梅动身去美的那天,我同彦老还到前门车站参加欢送。那天所遇到的熟人甚多,非常热闹。

 

 开明这次在北京还灌制了京韵大鼓、奉天大鼓、梅花大鼓以及小调等,都不是著名坤角唱的,甚为遗憾。

 

 京剧方面如杨小楼、余叔岩、陈德霖、程砚秋等,因误于中间人,这次均未录成。

 

 这次灌制的唱片有时慧宝的《马跳潭溪》和《金马门》各一面,《血带诏》和《马鞍山》各一面,共二张;言菊朋灌制了四张半,即《南阳关》两面,《连营寨》两面,《御碑亭》和《凤鸣关》各一面,《云台观》两面,《回龙阁》一面,又与裘桂仙合灌两张,即《骂曹》和《二进宫》各一面,《珠帘寨》和《七郎托兆》各一面;谭富英灌了四张,即《御碑亭》和《卖马当锏》各一面,《翠屏山》和《三戏白牡丹》各一面,《骊珠梦》和《黄金台》《盘关》各一面,《四进士》和《捉放》《宿店》各一面;谭小培灌了两张,即《赶三关》和《回龙阁》各一面,《朱砂痣·认子》和《青石山》各一面;贯大元灌了三张,即《金沙滩》和《奇冤报》各一面,《苏武牧羊》两面,《天水关》和《芦花河》各一面;青衣有尚小云灌了一张,即后本《摩登伽女》和《峨嵋剑》各一面,与郭仲衡合灌三张,即《珍珠扇》和《回荆州》各一面,《御碑亭》和《卓文君》各一面,《四郎探母》两面;荀慧生灌了三张,即《鱼藻宫》两面,《庚娘》一面,与吴坤芳合灌《荀灌娘》一面,《杜十娘》两面;徐碧云灌了三张,即《双凤记·藏舟》和《玉堂春·梳妆》各一面,绿珠坠楼》两面,《虞小翠》两面;新艳秋灌了三张,即《鸳鸯冢》两面,《玉堂春·监会》和《梅龙镇》各一面,《缇萦救父》和《骊珠梦》各一面,又与郭仲衡合灌一张,即《武昭关》和《金榜乐》各一面。花脸郝寿臣灌了三张,即《盗御马》《连环套》两面,《捉放·过关》和《桃花村》各一面,《审七公堂》两面;裘桂仙灌了一张,即《草桥关》《铡美案》各一面;尹小峰灌了一张,即《御果园》和《天齐庙》各一面。老旦卧云居士灌了两张,即《孝义节》和《母女会》各一面,《岑母归汉》两面,与尹小峰合灌两张,即《击曹砚》两面,《打龙袍》和《徐母训子》各一面。

 

 此外,票友静逸斋(任子珍)灌了一张,即《搜孤救孤》和《奇冤报》各一面,由陈彦衡操琴;夏山楼主灌了三张,即《乌龙院》两面、《击鼓骂曹》两面、《托兆碰碑》两面,由陈彦衡操琴。全体场面均是票友担任,节奏整齐,较之内行高手殊不多让。

 

 开明这次在北京灌录唱片,至此即告结束。回沪时已近旧历年年底,长城唱片公司在开明之前一年就已成立,只因找不到合适的厂家,所以迟至1930年才开始录音工作。经理叶庸芳(天津名票)对发展业务颇具雄心。

 

 他不仅懂戏,而且与京剧艺人素有联络,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就曾预定在先(代价先付)。上一年我在北京时,他曾把立意创新、绝不步人后尘的灌制唱片计划拿来跟我研讨,我很赞同。叶庸芳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很重视。


叶庸方与梅兰芳、杨小楼

 

 例如,王瑶卿和程继先(因那时两人嗓音已坏,故一向不为唱片公司所重视)合作灌的三张《悦来店》唱片,就是他采纳我们的意见而录制的,又如杨小楼、梅兰芳合灌的六张《霸王别姬》和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合灌的一张《四五花洞》,且不说它们的艺术价值如何,单就这些大名家合作,如果没有叶庸芳那种干劲和魄力,是决计办不到的。

 

 其他如老生余叔岩、言菊朋、夏山楼主等,花脸裘桂仙、郝寿臣、金少山等所灌的节目,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且选择精当。可惜,其时陈德霖已故世,不得已而请学老夫子(陈德霖)极像的王琴侬代之灌了三张《武昭关》,配以唱工像大李五(顺亭)的张荣奎的伍员,确成理想之作。

 

 以上都是关于我过去从事灌制唱片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所听过的唱片的回忆。除以上内容外,商业唱片公司中尚有歌林、得胜、孔雀三家,以及一家新乐风的,因不知其详,故不予叙述。


 最后,把我听过的在内容上(包括唱念和伴奏音乐)对继承传统具有特色或自创一格而且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的唱片列举如下:


 谭鑫培的一张半唱片(百代钻针),即《卖马》两面,《洪羊洞》一面,因有梅雨田操琴,李五打鼓伴奏,可称是最完美的合作。

 

 何桂山(何九)的《大回朝》和《御果园》各一面的唱片,唱工是大面的正宗,且《大回朝》中所奏曲牌〔五马江儿水〕打的鼓点套子热闹、提神,令人听之叫绝。


 谢宝云的一张,一面是《甘露寺》的老旦,一面是《天水关》的老生,唱工学程长庚,尤其名贵。


 李顺亭(大李五)的一张唱片,即《青石山》(唢呐)和《凤鸣关》〔二六〕各一面,音节高亢,别具一格。


 其他(百代钻针片)如双处、汪笑侬、王雨田、贵俊卿、刘鸿声、王凤卿、邓远芳;花脸有金少山;老旦有龚云甫;小生有德珺如、朱素云;青衣有陈德霖姜妙香等;徽调有老生三麻子;汉调有老生余洪元;昆曲有俞粟庐;大鼓有刘宝全。

 

 以上这些典型唱片,如能分门别类探讨它们的源流、派别,体会他们各自的成就、变化和用意所在,我认为对后学者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上海戏曲史料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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