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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杨小楼、吴佩孚与现明和尚的三次大出丧

肖承熹 梨園雜志 20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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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死后哀荣”,丧葬大礼,是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形成的习俗,出丧的仪典在整个丧礼之中尤为隆重。《红楼梦》描写秦可卿夭殇后,贾珍竟不惜巨资,以两千两银子的代价为贾蓉捐了个五品“龙禁尉”,使秦氏得封“宜人”,就为的是“丧礼上风光些”,可见当时对“死后哀荣”是何等重视了。


 近世以来,这种“大出丧”的场面已渐衰歇,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期,一代京剧大师杨小楼、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的三桩出丧典礼,却殊为隆重,迥异于“寻常百姓家”而轰动一时。


 1938年,一代京剧宗师、饮誉全国的名武生杨小楼于京病逝,办理丧事,行礼如仪,并将举行大规模出丧的消息早已传扬出去,引起各界的关注。前一两日,当政要人、社会贤达和梨园界同仁早已于殡葬所经之处的马路两侧高搭席棚,以备路祭。


杨小楼、梅兰芳之《截江夺斗》


 《红楼梦》中描写北静王路祭秦可卿时的情景与此相若。路祭棚较一般席棚为高,以示阔绰。席棚三面围住,正面敞开,尤其棚顶还耸起云头图案的棚脊,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大殡经过时,棚中摆出供桌,上列香花醴酒,以祭送逝者,并向遗属致以慰问。大殡一过,任务完成,席棚旋即拆除了。

 

 出殡之日,一般群众为了看热闹,也多伫立街头闹市,共襄盛举,其中更有些有钱的闲人家,早在开设在马路边的茶点社或饭庄的楼上凭窗订好座位,届时居高临下,边吃边看,将此盛大宏壮的丧礼风光尽收眼底。这恐怕是为北京市所特有一幅风情画吧!仅以西单为例,当时的“宾来香”、“王强豆乳社”早已座无虚席了,订座者一早即前来就座,饕餮一番之后,就专等一览大殡之壮景了。

 

 大殡为全套崭新的执事,金瓜钺斧,“回避”、“肃静”的虎头牌,以及香炉、雪柳、引魂幡皆系簇新之物。六十四杠高抬笼着用金线绣满“百寿图”花样棺罩的灵柩,鼓乐喧天,满街缟素,风光极矣!灵柩后,紧随孝子孝孙以及全体梨园子弟。有的亲手执绋,有的捧香;浩浩荡荡,好不威仪!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抛撒纸钱的是鼎鼎大名的“一撮毛”(因其面部有痣,上生一撮黑毛而得名)。他的绝招儿是能将四、五十张一叠的纸钱直线般地上抛五、六米高,中间绝无旁斜逸出,直达顶端后,又如伞盖般地向四面八方飘落而下,真的是精彩纷呈,技艺绝伦。所谓“行行出状元”,就连撒纸钱也不乏执牛耳者。



杨小楼、余玉琴之《青石山》


 纸钱飘落时,观者皆蜂拥抢接其未落地者,据说用这种纸钱擦拭面部或身上疥癣之疾,患处当可霍然。此说虽属无稽,但观者抢接纸钱的场面无意间为丧礼作了配合,蔚为奇观矣。


 杨小楼的丧殡盛况一时传为美谈,为人所景羡。其外观如此,灵柩之内又将如何呢?据当时的《立言画刊》于翌年披载的杨墓被盗的通讯看来,殉葬品既多且精,金银珠宝,无所不有。


杨小楼墓被盗的消息

 

 1940年冬,北洋军阀首领、直系头子吴佩孚病故于北京东四什锦花园住宅。首先,“吴子玉将军治丧委员会”马上成立起来,其成员多为一些趋炎附势的吴府幕僚和门客,也有一些社会贤达,唯挂名而已。


吴佩孚灵柩


 吴氏出丧,除与杨小楼大致相仿外,尚有以下三大特色:


 一、讣告、行状编印得既大且多,遍发至诸亲贵友、要员闻人,当时真可说是“京城无处不飞花”了。

 二、送丧者按品级、亲疏一律发给孝服。上等发白绸子大褂件,中等为白布大褂,末等仅为孝帽一顶、孝带一条。仅此一项,据云即耗资达千元以上。

 三、特制纪念章,送丧者每人以给一枚,以治丧委员会名义监制的蓝边、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铜版印成的吴佩孚半身戎装像。蓝边上制有“吴佩孚将军治丧委员会”字样。从当时工艺水平看来固极粗糙,但也是空前创举了。


 

 出丧日,其出殡行列与观者大体与杨相仿佛:也是全部满汉执事,崭新鲜明的棺罩,内用上等金丝楠木的棺木盛殓,也由“一撮毛”抛撒纸钱,看来却都较杨更为排场。至于殉葬品,我想总不会逊色于杨小楼吧!此外,是日出殡行列中有许多日伪军政要员,除马车队外,小卧车亦淤塞于途。各界的路祭棚也多且大,皆为杨所不及。


吴佩孚之送殡亲友

 

 虽则如此,到底俗不如僧。


 广济寺原住持和尚现明,生前倒鲜为人知,惟其圆寂之后,反倒名满京都了。尤其从其送丧时的情景看,似与日伪关系不同寻常。


 现明死于1942年。“近水楼台先得月”,广济寺建立七七四十九日水陆道场为其超度,本不足为奇。但从道场现场看来,真是为人鲜见的异景奇观。


 道场设在寺内千手千眼观音殿(菩萨像带莲台约高四米,金身系紫铜浇铸。千手千眼,工艺精湛,技法绝伦),殿内布置既华丽又庄严,高悬幢幡宝盖,广列花罐鱼肠,绣工精美,色彩斑斓,令人目眩。加之殿内香烟缭绕,钟磬悠扬,扑朔迷离,如入仙境。尤其所焚之香更是大有讲究,有芸香、檀香、降香、龙涎香,还有长约二尺、直径为四分左右的深棕色大藏香,真是烟云氤氲,异香扑鼻。


 道场期间每天晨钟暮鼓,早晚两课,午间、子夜还需诵经,逢七也另加佛事。有时夜间还增加瑜珈焰口,似乎已到了西方雷音胜境。一百零八众佛门弟子,身披锦斓袈裟,高诵佛经,听来和谐一致,音韵悠扬,仿佛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现明的丧礼,其灵柩皆由信士弟子承担,也没有俗家的那样拋撒纸钱,但因其与日伪关系暧昧,其规模气势之大,却要比杨、吴高出多少倍。


现明和尚


 其殡列路线自西四广济寺始,绕道缸瓦市、甘石桥至西单沿原路折回,然后经白塔寺出阜成门直至八里庄白堆子毘卢火化塔火化。一路上北京各名寺僧尼、居士以及各界善男信女,甚至还有专门凑热闹的结成了一支三、四华里长的送丧大队:有的手执法器,有的高奏梵乐,有的默诵佛经,有的左顾右盼,热闹非凡。

 

 殡列两侧排列着日本宪兵和伪警察荷枪实弹的警卫队,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卡,煞有介事,不可一世。日本宪兵头顶战斗帽,“屁股帘”随风飘扬,身穿土黄粗呢子军装。伪警察除白帽圈、白裹腿外,浑身全黑。他们肩扛驳壳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驳壳枪插在枪盒的卡子上能扛着走。只此一项,即可说明现明与日寇的非比寻常的关系。


 沿马路两侧的路祭棚决不少于杨、吴,然最为突出的是广济寺于阜成门脸儿至白堆子这八里地中间,每隔约华里还设有粥棚一座,敞开为送丧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尽饱供应小站米粥和“方袋面”(澳洲面粉)的馒头,其耗资之巨,于此可见一斑。何况平时京市境遇稍好一点的老百姓,也不过是以棒子面杂合面果腹,差的也就只有吃混合面了。

 

 送到白堆子,只见一座高约五米的石座砖身的“毘卢塔”,当时塔门内已堆满木柴和浇上了火油。柴上有一铁篦,系放置灵柩之处。灵柩放妥后,最后关闭了上面镌刻着“五蕴皆空”四个大字的塔门。一声“举火”,登时烈焰熊熊,黑烟滚滚,升空而去,围满塔周的僧尼、居士皆与大火燃烧的烈度成正比地高诵佛号,于是乎礼成焉.


 我所见的这三次大出丧,虽不敢说是空前,但肯定是绝后了。


(《旧京人物与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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