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京剧新编历史戏断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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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京剧新编历史戏，一般的看法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的反映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剧目。其题材范围包括从远古时代直至1919年五四以前的历史阶段，也包括采用民间传说，神话寓言等所编写的历史故事戏。它既区别于过去的历史剧目，也不同于经过整理的传统剧目。它要求剧作者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科学的方法，运用有关的历史资料或传说，合情合理地发挥其艺术想象力，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
1959年始，京剧新编历史戏日渐增多。1960年9月周扬同志在一次艺术工作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点智慧。同年11月周扬同志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希望历史学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并请著名史学家吴晗负责编“中国历史剧拟目”。接着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文艺界和史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就历史剧的教育作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剧的时代精神等问题进行讨论。从此，编写、上演新编历史剧在全国各戏曲剧种蔚然成风。京剧新编历史戏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演出剧目，更使京剧艺术的舞台面貌焕然一新，并争取了不少年轻的新观众。
马连良之《海瑞罢官》
1960年前后，戏曲界所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剧，由于受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在思想意义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古喻今，激发人民战胜强敌，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各种困难，发愤图强、积极进取；另外，又由于过分追求戏剧的政治教育效果，过分强调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而在艺术构思与舞台表现上大都比较粗糙，人物形象有些概念化、脸谱化、雷同化，缺乏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因此，有不少剧目，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应该说，这一舞台创作的实践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随着新编历史剧大量出现的同时，在创作理论的探讨方面也空前活跃。问题涉及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清官”、民族英雄以及其他杰出人物，如何表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这些问题尽管当时的讨论众说纷纭，看法并不一致，但对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与演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积累了一定的新鲜经验。
杜近芳之《谢瑶环》
下面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在京剧新编历史戏的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方面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择其要者作些浅析。
田汉，是广大读者与观众熟知的著名戏剧家。他早在30年代就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开始了旧剧（京剧）的改革与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的职务，但仍从事京剧剧目的改编与创作。其剧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不论是在继承传统还是在刻意出新方面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田汉的《谢瑶环》一剧，1962年由中国京剧院杜近芳等首演，可以说这个剧目代表了田汉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他在这出戏里，通过对谢瑶环悲剧命运的生动描绘，以振聋发聩之笔，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教训，充分发挥了历史剧“古为今用”的功能。
《谢瑶环》中对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特别是对她“覆舟”之感的表现以及对她历史功过的把握，都显示了剧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精神。另外，这出戏在情节安排上环环紧扣，引人入胜，尤其是先声夺人的紧张开端与耐人寻味的悲剧结尾，都是颇具匠心的：在舞台表演上女扮男装，生旦轮换，充分运用京剧固有的程式美，又为演员提供了充分发挥表演才华的条件。所有这些，都是该剧的成功之处。
郭沫若、田汉、曹禺等观看《谢瑶环》后与演员合影
马少波，是著名的剧作家与戏剧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整理、改编、创作的京剧剧目就有《五侯宴》《智斩鲁斋郎》《初出茅庐》《金田风雷》《赤壁之战》《摘星楼》《满江红》《卧薪尝胆》《正气歌》《白娘子出塔》以及京剧现代戏《白毛女》《白云鄂博》《战斗的南方》《雄关万里》等，为繁荣京剧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少波的《正气歌》，创作于1963年，描写的是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高度爱国主义激情为主旋律，把文天祥这个英雄人物放在降与战的争论里，放在强敌的屠刀前，放在亲人的误解中，放在义民的爱戴下来精心塑造，从而使得整个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这个戏的最后一场“生祭”是全剧的高潮。文天祥沉痛地回顾了自元兵逼近临安以来所发生的波折与苦难。这时他已意识到“功败垂成”“大愿难偿”，于是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文天祥虽死犹生，那股浩然正气充溢天地之间。剧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地研究了文天祥这一人物性格，研究了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研究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在此前提下，奋然驰骋其艺术想象力，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做必要的夸张，并补充其可能发生的情景，将生活的真实提炼为艺术的真实，从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这就是《正气歌》以及剧作者其他新编历史剧的成功经验。
老戏剧家翁偶虹的《响马传》，取材于《隋唐演义》及《贾家楼》《打登州》等有关传统剧目。描写绿林好汉程咬金等劫取皇纲以及秦琼等人聚义瓦岗的故事。
1959年由中国京剧院李少春（饰秦琼）、袁世海（饰程咬金）等演出，成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剧目之一。周恩来总理看过演出之后，连称“好戏”，并推荐到中南海演出，请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观赏。
李少春之《响马传》
翁偶虹的京剧新编历史戏的创作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多取材于民间历史故事、传说、演义以及原有的传统剧目，但又都能给予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能够“推陈出新”，不论其思想意义还是其艺术技巧均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能够化平庸为神奇，把原有剧目中的艺术精华不露痕迹地在新编剧目之中体现出来。
著名剧作家范钧宏与吕瑞明合作的《杨门女将》，是根据扬剧《百岁挂帅》改编，由中国京剧院四团青年演员演出，同年被搬上银幕，并荣获电影“百花奖”。
该剧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以及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出戏一改杨家将传统剧目中悲伤压抑的调子，而成为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壮而激扬的战歌。这个戏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加强了对杨门忠烈的崇高品质与英雄气概的刻画。剧作者在剧本构思上，一方面吸取了扬剧的某些情节，如“寿堂惊变”“比武出征”等；另一方面又另辟蹊径，把原来的“金殿请缨”改为“灵堂请缨”。这样改动的结果，白发太君在爱孙灵帷前突闻异变所进发的挺身请命激情，也就会比‘金殿’来得更有力，更雄壮”。
范钧宏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事件，塑造历史人物，并着重挖掘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生活相关联的东西，从而提炼出既具有历史特点，又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因此，他编写的剧目虽然描写的是古代人的生活，但又不落前人的俗套，而在思想与艺术上体现出新意。
李炳淑之《杨门女将》
著名史学家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是根据《明史·海瑞传》改编，1961年由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裘盛戎等演出。描写的是明代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民田并纵子徐瑛行凶，强抢民女。时应天府巡抚海瑞微服到任，察访民情，得知此事，依法判处。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民，罢了海瑞的官职。海瑞识破奸计，断然在交印之前处死了徐瑛。剧作者在史实基础上有所虚构，全剧以官僚地主的豪横、人民百姓的被奴役展示了明代的阶级对立，着重刻画了海瑞不畏强暴、为民申冤的刚正不阿的精神。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海瑞罢官》一剧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由此，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而使得整个新编历史剧遭到了一场浩劫。几乎所有的京剧新编历史戏连同其剧作者受到了批判与迫害，剧作成了毒草，剧作者也被剥夺了戏曲创作的权利。这是中国京剧发展史上一个沉痛的教训。
诚然，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的京剧新编历史戏并不止上述这些，有成就的剧作家也不止上述几位。诸如《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演出，许思言执笔)、《海瑞背纤》（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徐菊华等编剧）、《武则天》(1961年上海京剧院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演出)、《于谦》(1963年张梦庚、苏俗编剧，北京实验京剧团首演)、《詹天佑》（刘颖华编剧）、《反徐州》（1962年出版，晏甬编剧)、《火烧望海楼》（天津京剧团厉慧良等演出）、《林则徐》（张艾丁编剧，北京京剧团演出)、《小刀会》（周桓编剧，荀慧生剧团演出）、《淝水之战》（上海京剧院1959年演出）、《官渡之战》（北京京剧团演出，孙承佩编剧）、《强项令》（范钧宏编剧，中国京剧院演出）、《穆桂英挂帅》（陆静岩、袁韵宜改编，1959年梅兰芳首演)等，恕不一一列举。
梅兰芳之《穆桂英挂帅》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关于昆曲《十五贯》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剧总是塑造典型，不是照搬历史上的真人。况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戏里的况钟是典型的，没有受真人真事的约束。”关于历史剧的虚构问题，老戏剧家张庚于1963年写的《古为今用——历史剧的灵魂》一文中说：“写作历史剧对历史事实既有删减就必然有所增益，因此就要有所虚构。为了更集中、更典型化，虚构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只有对历史事实有了透彻的认识、分析之后，虚构起来才能自由。所以虚构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科学分析的基础上。”1960年马少波在《浅探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一文中说：“历史剧既然是一种艺术创造，剧作者应充分挖掘历史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真实。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他又说：“如果片面地强调历史真实，而忽视教育作用，就可能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宣扬了封建思想，在群众中产生消极的作用：如果片面地强调教育作用，不顾历史的真实性，随心所欲，牵强附会，就会妨碍人们正确地了解历史，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今天，我们重温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以及老一辈戏剧家关于新编历史剧的理论阐述与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戏是否成功，关键还在于是否塑造了可亲、可信、感人肺腑、贴近生活的舞台艺术形象，而“为了使历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能够从对历史环境、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和真实描绘中揭示出那蕴藏在史实中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让观众从历史中得到智慧的启迪，感受到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警醒起来，感奋起来，这就要求剧作家掌握那最能烛照历史进程的认识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胡可：《来自实践的宝贵总结》)。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京剧新编历史戏的得失经验。我们既可以从保留至今的新编历史戏中得到成功的经验，也可以从那些“昙花一现”或“稍纵即逝”的剧目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对创作90年代的京剧历史戏会有益处的。
(《戏曲艺术》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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