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凌：男性也渴望被审美地对待
在每一位女性的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位“不可替代的她”。
3月国际女性月，我们邀请了四位女性创作者来到大方读者群，讲述她们理解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分享她们喜爱的女性议题文艺作品。
本期分享人是艺术史研究者张宇凌。在本期节目中，她结合自己的作品《竹不如肉》和我们探讨了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女性欲望等。张宇凌认为，美的最高形式应该是突破雌雄界限，更加自由和敞开。
张宇凌，艺术史研究者和写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巴黎一大，艺术史暨考古学系博士。长期为《三联生活周刊》《新知》《单读》等杂志撰写艺术史专栏，曾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现为北京金杜艺术中心总监，“艺食团”金杜艺术俱乐部创始人。著有《唯美主义》《竹不如肉》，译有《中世纪社会》《微精神分析》《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康德与柏格森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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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想问问宇凌老师今年三八妇女节是怎么过的，通常会不会庆祝这个节日，以怎样的方式庆祝呢？
我通常不过大部分的节日，所以三八妇女节一般也不过。但是如果身边有朋友发我一些问候, 我也就同乐。今年有一个朋友发我的祝福特别有意思。图片制作者发现：女性，英语是women；跟“我们”的汉语拼音“wo men”相同，就把women放在上面，“wo men”放在下面，并写道“先有妳们，才有我们Ladies first，then everyone else.”我觉得很有幽默感和艺术性，就放在微信朋友圈上了。但我自己是不过三八妇女节的。
Q2：《竹不如肉》中有几个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古埃及的《纳芙蒂蒂王后胸像》，相比她的丈夫阿肯那顿法老的塑像，王后的形象看上去更具有男性特征。为什么纳芙蒂蒂的形象会被塑造成这样？这种造像特征的背后是否反映了某种权力关系？
在古代，任何被塑造出来的形象后面都有权力含义。纳芙蒂蒂被塑造得比较刚毅，而她的丈夫被塑造得比较女性化，有非常长的腰、非常宽的臀。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权力高于她的丈夫阿肯那顿，在当时，一个能生育的、有宽臀的、有长的腰身的女性化特征恰恰代表着权力，代表着直接跟万物大地、跟太阳的关系。
《纳芙蒂蒂王后胸像》
当然在整个埃及的历史当中，纳芙蒂蒂确实也是一个地位跟她的丈夫阿肯那顿平等的女性，这是埃及学家已经承认的。她是一个很有影响力，也留下了很多迷的女性。但她被塑造成这样的真正原因，埃及学者也没有统一的解释。
有些东西当历史学者说它“不可考”的时候，其实既是关上了一扇门，也打开了一扇门，它会给后人带来很多思考的可能性，使这个形象制品本身不再受到起源的约束，可以展开一段它自己的生命。纳芙蒂蒂这尊塑像确实也带着起源之谜，制造出了它自己的历史：从殖民者考古的争夺，到现代先锋艺术作为灵感，再到纳粹希特勒对她的迷恋，以及当代文化符号中的再生……
Q3：卢浮宫的雕像《博尔盖塞的赫尔马佛洛迪托斯》是书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形象，这尊雕像在理想化的女性身体下，出现了完全写实的勃起男性性器官，非常具有冲突性。能否和我们讲讲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形象？伍尔芙说，伟大的头脑是半雌半雄的，在您看来，美的最高形式是否也是如此？
这个作品倒不是一个艺术家个体很有想象力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基于古代希腊罗马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传说。在希腊神话当中，赫马弗洛狄特是赫尔墨斯和阿佛狄忒（爱情和欲望的神）的儿子，有一天他游荡着到了一个名叫萨尔玛客斯 (Salmacis)的林仙的地盘。这个林仙是一个问题少女，她有很强的欲望而且爱慕虚荣，所以她就向赫尔马佛洛迪托斯求爱，但是被拒绝了，她面子上受不了就躲在一边，等到赫马弗洛狄特进入山泉沐浴的时候猛然抱住他，并向天上的神高呼“我们永远不能分开”，她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林仙强奸犯。她的愿望得到了神的同意，他们两个的身体合二为一。赫马弗洛狄特就成为了一个有着男性性器官的女性形象。而且他发出了诅咒，从此进入山泉的人都会变成两性合一的人。
卢浮宫的雕像《博尔盖塞的赫尔马佛洛迪托斯》
这具作品是古罗马的一个复制品，赫马弗洛狄特身下的床垫儿是收藏这件作品的红衣主教请当时著名雕塑家贝里尼加上的。所以是古罗马复制了一件古希腊的原作，不是出于艺术家的想象，而是出于传说和神话。
伍尔芙的说法我也很同意，是不是一半一半这个可能各有差异，但是思想和精神上跨越性别的界限，是伟大的思想者可能都会具有的特点。
生而为人，可能我们有很多界限，其中最大和最硬界限就是性别。性别不同的人看世界的方式，真的有着质的差别。所以有时候应该理解这种差别，你无法站在对方的位置去看一件事情。比如最基本的差别来看，女性从来没有体会过两胯之间有一个东西存在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男性也没体会过胸前有沉甸甸的两块是怎么样的生活，或者腹中孕育孩子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有些事情，性别和真实的物理体验，会决定了你根本就无法理解对方。这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局限。当然一个思想的人或创作人会觉得不满足，任何这种局限，哪怕是来自于自然身体的，都想要去突破它。柏拉图最早的想法简单说就是，人原来是一个球一个西瓜，有雌有雄，但是被切开了，所以永远在追寻另一半。
关于美的最高形式，应该是自由。不管是雄还是雌，或雌雄到底应该占多少成分，都不应该成为美的最高形式的某种规定。当然也不存在纯粹的百分百的自由，但美的最高形式应该突破雌雄界限，更加自由和敞开。
Q4:女性形象被客观化的现象最早在古希腊的维纳斯雕像中就可见倪端，最终形成则是在文艺复兴的艺术中。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自己被人盯着看。有女性组织提出：女人只有裸体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您如何看待艺术史以及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的这种“被观看”？
约翰·伯格这本书和“游击队女孩”这个说法其实都艺术史上非常经典的例子。
“游击队女孩”是1985年七个女性艺术家发起的一个组织。她们完全是针对MoMA的展览，比如说大群展165个只有13个是女的；1989年的当代艺术公开展中，女性艺术家作品低于5%，这都是“游击队女孩儿”针对MoMA展览统计出来的。而且相对于女性艺术家数量少的情况下，还有约85%的裸体画是以女性为主题的。所以是在七八十年代非常强硬的女性主义概念下，出现了“游击队女孩”这个女性艺术家的组合。
头戴大猩猩面罩来保护自己身份的“游击队女孩”
约翰·伯格说的male gaze (男性凝视)是无法不提的，没有男性凝视可能就没有很多非常诱人的关于女性的作品，从古希腊的维纳斯一直到提香·韦切利奥的各种女性肖像，以及我们现在以女性为主题的许多作品。但它确实是把女性身体物化的利器。
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研究者或者女性主义艺术的专门的研究者，我的看法可能是纯粹个人的，带着个体生活的一些感受和局限。我觉得带着善意和欣赏的被观看很好，我喜欢这种带着善意和欣赏的、审美的“被观看”。
然后所有的翘翘板，你要平衡的时候，不能只想着我要起来或者他要降下，只有男性平权了，女性才能平权。从一个比较大度的想法来想，其实应该给男性更多被看的机会，不是带有攻击性的gaze back （盯回去），而是男人有作为审美对象的权利。这里的审美包括肉体，也包括超于肉体的个人很多因素综合起来的魅力，就是决定了你用审美的方式去对待他。一个男人，他也有他的颜色构图光线，他的皮壳包浆，他的适品期，他的前味、中味和后味……你可以像看画喝葡萄酒把古董一样去看他。当然他也有他那种综合起来的、不纯粹属于物理外貌的，由时间等别的更神秘的东西给他带来的魅力。没准男人也眼巴巴地渴望被审美，他们也很烦一直被当成电脑或者取款机。
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中没有受到过太多男权的压迫。当两种审美的交流，两个gaze是均衡的时候，“被看”就代表着被关注、被审美，成为一件互相给动力，愉快有趣的事。
Q5：在当代艺术中，性别问题向来是艺术家的关注焦点之一，对于女性身体、欲望、权力的表达手法更丰富，这其中有没有您觉得特别精彩的作品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您觉得艺术对推动社会性别观念的改变是否有作用？
我最近接触了一个艺术家，她是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不久前在北京的红砖美术馆做了回顾展。如果光看她的作品，你会觉得，做这种作品的女性一定是非常男性化的，非常暴力的、不那么可爱的女人。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看法，是很反女性主义的看法。
真正的女性主义应该歌颂女性本有的特征，在莎拉·卢卡斯身上我得到很大的认同，因为我一直保持这种想法。
莎拉·卢卡斯说：“因为我的作品有很多器官，有直接对女性身体的挑衅性的、刺激的表现，有对男性身体的很直接的反应。所以大家会对我的性格有一些猜想，其实我完全不是人们猜想中那样的人。我喜欢去照顾别人，去爱别人，我的朋友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像妈妈的人。而且我还喜欢在厨房工作，我只在厨房工作，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感觉最棒。早上起来先做早餐，然后阅读，再把一天要洗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家务的白噪音陪伴着我。我的家很神奇，我经常用的家具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会莫名其妙消失，变成我的作品。我就像一个女巫一样在家里寻寻觅觅。经常冥思苦想的作品，反而不如我的家里逛一逛，突然就找到了灵感产生的作品。”
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作品
莎拉·卢卡斯还喜欢逛市场，喜欢亲力亲为。她有很多作品用煎鸡蛋代表女人的两个乳房，她说每次煎鸡蛋都是自己煎的，煎得特别好。和莎拉·卢卡斯接触之后，我觉得她就是我想象中的有魅力的艺术家，她对女性本有的特征是非常认可和接受的，她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通过艺术来表达性别观念的艺术家。
Q6:这几年您也做了妈妈，您在《竹不如肉》序言里提到“孩子的诞生和成长”，使您对“身体”和“权力”有了全新的体验，能否展开讲讲？
首先有一个前提，我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个女性朋友的生命选择，人生完全不必非要生孩子。只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做母亲非常重要，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做母亲，做不做伴侣要看机缘，但母亲是一定要做的。像我这种比较敏感、喜欢艺术文学，读了点儿书，父母也支持做创造性行业的人，会比较“自矜”，对自我的感受等比较敏感。这件事对于创作来说有好处，但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趣。
做母亲让我体会到一种动物性，最基础的动物性。只有在为了孩子的时刻，我才会近乎百分之百放弃自己。这种放弃，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会觉得是有危险的。但这个危险的诱惑很迷人，是一种全新冒险，所以我的生活中从此有了一个冒险的可能。孩子还让我体会到放弃自己才最安全，以前都是说只有保护自我的完整才最有安全感，但是在孩子的问题上，好像只有放弃了自己，反而会体会到安全感，这是非常奇妙的。比如说我经常会做一些梦，梦见我的孩子安全受到威胁，那我就杀杀杀，手起刀落，遍地鲜血。杀完之后，我觉得心里好踏实，终于把这些危险都去除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有的一个心理反应，即使是在梦中。所以我一点没有后悔做母亲，还觉得非常幸运做了母亲。
Q7:老师最近的创作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下吗？最近的疫情是否有影响到您的创作？会有特别的感受吗？
在全世界都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我也有负面的心情。因为这个疫情，我给《艺术新闻》写了一篇文章，从中世纪黑死病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当代疫情，讲瘟疫和流行病跟艺术史的关系；也将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给另外的出版物写一系列的东西，这是属于学术方面非常理性的写作。
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新闻记者，有些感受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在心里和体内消化，这些感受可能是更加存在主义的，对一个作者来说，这不尽然是件坏事，它会刺激你去想一些你平时可能没有机会去想的事情。所以我也会用别的形式写作，比如文学题材的写作。齐泽克提过一个观点，我忘记他原话是什么，大概意思是当环境是正常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反常的事儿会很困难。
当现在整个环境变成一个反常的环境，那就抓紧时间去做你平时可能完全没法做的事儿吧。
梁鸿：疫情到来后，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无足轻重
袁凌：疫情结束后，我最想见的是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
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