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忌:一碗酒酿圆子,有时候会决定生死
疫情已蔓延数十天,生活的秩序仍待恢复。
在活动范围有限的日子里,信息与情感的交流变得格外重要。这个月以来,我们联络了多位大方的作者,跟他们聊了聊近期的状态,并请他们与读者分享特殊时期的阅读、观影、写作和思考。
本期的分享人是小说家张忌。疫情期间,张忌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南货店》最后一部分内容,他说。不能出门反而让他获得了难得的踏实和清净。谈到疫情结束后有什么想做的,他说:“我想吃一顿特别辣的火锅,很多人在一起吃。”
张忌
张忌,小说家,人民文学新人奖得主。著有长篇小说《出家》,中短篇小说集《搭子》。长篇小说《南货店》今年即将由大方出版。
(本文为大方读者群线上活动实录)
疫情中的阅读与观影
这个假期的开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写《南货店》这部长篇的最后一部分。原来我有点担心过年事情多,耽搁进度,结果挺意外的,不能出门反而让我获得了特别难得的清净和踏实,把小说的最后部分完成了。
假期后期,我翻看了伊沛霞的《宋徽宗》,挺有意思。这本书讲宋徽宗怎么当皇帝,喜欢什么,平时玩什么,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写得特别诚恳。
《宋徽宗》
[美] 伊沛霞 著
我也看了几部电影,其中一部是前段时间比较热门的韩国片《寄生虫》,不过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感觉太满了,指向性太强。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日本电影,比如是枝裕和的作品。我喜欢淡一点的表达,韩国电影有时候太用力,当然这只是个人趣味。我还看了英剧《黑道无边》,关于俄罗斯黑帮的故事,讲意大利黑帮的片子比较多,关于俄罗斯黑帮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很喜欢。另外,我还花了十块钱在优酷上看了黄蜀琴导演的电视剧《围城》。
写《南货店》,
然后就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比如我的父母、亲戚,仔细去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是陌生的,你最亲近的人其实都是陌生的,你对他们的了解其实只局限于很窄很小的范围。再往大的方面去想,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曾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到底经历了什么?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它好像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你仔细去看,就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这勾起了我一种巨大的创作欲望,我特别想把那一层遮挡的东西给揭开,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上一代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社会现在的局面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我写作《南货店》的初衷。
吃喝与生死
《南货店》里面写了很多关于吃、关于物质的内容,而且我刻意写得比较具体。因为《南货店》写的其实是供销系统里面的一群人,那个年代最匮乏的就是物资,供销部门是掌握物资的,对这些人来说,物质上的接触比较便利,因此权力会大一点。另外,就我本人来讲,我也特别喜欢看描写吃的文字,比如说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比如美食家的小说,这一块是个人兴趣。吃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特别喜欢小说里把吃写得有仪式感。吃东西肯定构成了生活的基础,比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吃东西出了问题,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南货店》里有几场吃喝甚至关系到了人的生死,比如说齐师傅吃酒酿圆子。第一碗酒酿圆子救了他的命,但第二碗酒酿圆子让他后悔活着,两碗酒酿圆子对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干扰。小说里面还有个男人,叫大明,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别人私通,但他不计较,甚至可以跟老婆的情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这些他都能接受。但就在吃一顿团圆饭的时候,他老婆把酒壶里的最后一口酒倒给了另外那个男人,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自己的困境,服毒自杀了。
人的困境,还是在于怎么面对自己,比如说我写《出家》里面的方泉,起初他在城里送牛奶、拉车,经济特别窘迫,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面临的不是困境,只是经济困难。当他当了假和尚,开始思考人生价值的时候,他就开始面临人的困境。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生死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活还是死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样活、怎么样死才是最重要的。
沮丧的情绪或许也会具备价值
我最近没有写作,因为刚完成了长篇,想刻意离开文字一段时间。我看到梁鸿老师说,疫情让她觉得自己的写作无足轻重(点击《梁鸿:疫情到来后,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无足轻重》了解详情),我也有类似的感受,觉得特别沮丧,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一开始会看看书、上上网,没多久就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种感觉特别奇怪。其实我平时也不怎么出去玩,但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就有一种特别大的沮丧,好像突然不知道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这种感觉以后回头来看的话,可能也会具备某种价值。
疫情结束后,我想吃一顿特别辣的火锅,很多人在一起吃。
至于特别想做的事情,我现在也没有想好,好像需要一个过渡时间,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以后人会特别沮丧,需要调整。
梁鸿:疫情到来后,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无足轻重
袁凌:疫情结束后,我最想见的是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
郁喆隽:这部韩国电影,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