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大家 |朱德熙先生的文风与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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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语文教育家,亦是一位文风朴实、学品敦厚的语言大师。从他的字里行间,从他的言传身教中,都不难感受到,先生追求一种极致的学术境界——努力把学问做到读者的心坎上。一方面,他孜孜矻矻,探美寻真,撰文著述追求一种自然而准确的朴素文风;另一方面,他注重敦砺品德,恪尽操守。他平等待人,不耻下问;不掠人之美,不轻易自矜创获,却乐于提携后学。先生清新朴素的文风,诚实敦厚的学品,嘉惠学林,泽被后学,足称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
适逢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语言战略研究》公众号推出湖州师范学院林有苗副教授《朱德熙先生的文风与学品》一文,以飨读者。
朱德熙先生的文风与学品
湖州师范学院 林有苗
一、引 言
纪念吕叔湘先生(1904⁓1998)辞世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曾以《吕叔湘:心中装着读者的人民语言学家》为题,展现了吕先生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读者观(林有苗 2018)。今又发现,其间有过成功合作(指吕、朱二位先生共撰《语法修辞讲话》)、亦师亦友的吕叔湘先生对朱德熙先生(1920⁓1992)料必有着某种无形的影响。因为朱德熙先生也是一位文风朴素、学品敦厚的语言大师。从他的字里行间,从他对于弟子们的言传身教中,我们都不难感受到,朱先生追求一种极致的学术境界——努力把学问做到读者的心坎上。
悉心研读朱德熙(1961,1982,1984,1986,1988,1990,2018),何孔敬(1993),林焘(1993),龚志聪(1989),刘勋宁(1993),陆俭明(1993,2012),马庆株(1993,1994),马希文(1993),裘锡圭(1993),史有为(1993),孙玉石(1993),袁毓林(1993)等文献后,我们觉得,朱德熙先生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写文章做到文从字顺,自然准确,还特别注重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掠人之美,不轻易自矜创获;平等待人,不耻下问。先生身体力行,堪称一位优良文风与敦厚学品的模范实践者。
二、朱德熙先生的文风
作为一名学者,朱德熙先生倡导准确而自然的文风。他认为要写好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自然,二是准确。自然就是不造作,不装腔作势,要说老实话、心里话。准确就是符合客观实际,不歪曲,画马像马,画人像人。准确包括事实准确和逻辑准确(朱德熙 2018:18⁓21)。
先生治学撰文,总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先生的夫人说,他“一个问题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算罢休。写文章字字推敲,每一句都要求做到恰如其分。他写论文,从来不是一挥而就,简直像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的”(何孔敬 1993:55)。斯乃知人之论,知夫莫若妻。
先生对自己的论著要求非常严格。大到一本专著,小到一篇短序或回忆性的短文,在形式上都是很讲究的,在内容上都是言之有物的。先生最讨厌讲话写文章矫揉造作,堆砌辞藻。他的文风自然朴实。但是先生的文章并不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地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里都凝结着先生的心血(裘锡圭1993:258)。可以说,常人难以想象“他写一篇文章要付出多大的精力,要经过多少次的推敲和修改。难怪他的文章总是那样缜密深入,读起来令人折服”(林焘 1993:86)。
除好友林焘、裘锡圭等先生外,其他朋友们也都说,朱德熙先生的文章理论性、逻辑性强,一句是一句,不掺水。先生的重要语法著作或文集,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朱德熙文集》《语法分析讲稿》等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馆编辑郭良夫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朱德熙的文章确实没水分。先生的论著之所以干净、流畅,全在于他不惮修改——
你以为我写文章就不改吗?完全不是。我常常是改得一塌糊涂。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一定要反复改。改得自己满意了才能拿出来。要看《文章评改》,从中学习改文章的方法。将来可能有人向你约稿,你手头有东西不一定马上拿出来,编辑部有编辑部的标准,你还要有自己的标准。写文章写书时决不能有商业上的考虑(拿稿酬),不要追求一时的热闹。这样,发表的东西可能少一些,但一篇是一篇……抄稿是最后的修改机会(转引自马庆株 1993:169)。
先生的文笔洗练,文风严谨而踏实。他总认为写作要有严谨的态度,而不要宽容自己。朱先生主张,写文章时要以读者、听者的身份来要求自己,要独立思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龚志聪 1989:35⁓36)。在先生写就的《建议设立语言学系》一文中,文首与结尾分别就是如下两段简洁的文字(朱德熙 1986:21⁓22):
编辑部要我谈谈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打算。个人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是想借《群言》的篇幅提一项建议,就是及早在少数有条件的高等学校里设立语言学系。
……
主张语言学单独成系的理由大致如上。这件事语言学界同行都是十分支持的。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上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感谢《群言》杂志提供宝贵的篇幅让我们有可能陈述自己的主张。
不难看出,文章开门见山,没有多少套话。结尾也是见好就收,不拖泥带水。文字朴素实在,既没有空话,也没有漂亮辞藻,含义表达却十分明了,可谓言简意赅。
朱德熙先生是以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勇于创新而闻名的,他也用这一标准要求自己的弟子们。他认为,青年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走捷径,不要下笔千言、空洞无物,动不动就建立自己的学说和体系(孙玉石 1993:268)。现代汉语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建立体系的程度。还有许多事实没有弄清楚(参阅马希文 1993:235)。
先生强调立论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反对不着边际的空谈。在先生看来,写文章如同做家具——“不光要做出家具的样子,而且还要磨光,弄精致了才成”(袁毓林 1993:181)。有了这般追求,无怪乎先生的文章常能做到严谨精致、要言不烦。
陆俭明(1993:260⁓261)则以自己《也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为例,特别提到了朱先生对于该文的仔细审阅与批改。很自然,陆先生得益匪浅,还从朱先生那里获得几点重要启示,“写文章一定要重点突出,一篇文章要有个中心,集中谈一两个问题,谈深谈透,不要面面俱到”。换言之,一篇文章能解决一两个问题就不错了。
依据郭锐等学者们的叙述,先生没有门户之见,无论对于及门弟子还是私淑弟子,都一视同仁。私淑弟子刘勋宁的成名作《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就有幸得到了朱先生的反复修改。尽管认为刘文初稿写得有些像漫谈,但朱先生还是不忘及时鞭策与鼓励刘勋宁的为文风格。他说道,“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不过现在的论文是越来越严谨,向自然科学论文靠近。一句要顶一句,顶半句也不要写”。就其他相关研究,先生还说,“文章没有自己完全满意的,也很难百分之百正确。多看几遍,少一些错误,但不能保证一点儿错没有”。先生这样说,自然是“求也退,故进之”的用意了(刘勋宁1993:298)。
一方面,先生不主张“述而不作”,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反对滥写,而须求精求质。先生还比较欣赏这样一种态度:做研究工作,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的目标;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不抠概念,不发空论(朱德熙 1988:4⁓5)。例如,在跟随先生读研的初期,马庆株提交的第一篇文章中理论篇幅较大,先生则说:“要务实。理论来自实践,你还没有研究的实践,怎么能写得好理论文章?要关心、注意理论问题,但现在不能搞理论”(引自马庆株1994:43)。
作为中国语言学科的领路人之一,朱德熙先生笃行一种务实而科学的学风。1991年冬,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身为会长的朱德熙已身患重病,却还惦记着学会的发展,特地从美国寄来书面发言。开头便说:“写几句应景的空话不如说一点真实的感想”。他把自己30年来在研究“的”字的过程中已经觉察到的问题告诉与会者,那就是“长期以来对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语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缺乏清醒的认识”。他希望今后的语法研究工作能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田小琳 2005:6)。可以想见,朱德熙先生带给学会学术年会的是一种务实的、科学的学风。
对此,马希文先生亦深有体会。例如,朱德熙先生关于“的”字研究的观点本已经受了几十年考验,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了。但是朱先生自己却找出了这种观点的漏洞,并拟予以重新考虑或完善相关观点。因为对“的”字的研究是朱先生语法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它不仅关系到对词类、句型、汉语形容词、指称等不同问题的提法,而且纵贯历史研究、横切方言比较——每一个小小的改动都要环顾左右,不好轻易动手。但朱先生追求真理,精益求精。虽已七旬高龄却仍然意气风发、摩拳擦掌。他一面收集资料,一面和朋友交换意见。他全副精力扑到这一重要工作上。每次讨论这个问题,他总要做笔记、甚至录音,然后整理(参阅马希文 1993:236⁓237)。
三、朱德熙先生的学品
在为《语言学新探——1978—1983年全国语言专业研究生论文提要集》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朱德熙(1990)曾特别提及如下三点:
第一,本书论文作者都将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的接班人,任重而道远。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并且进一步发扬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这种学风的根本之点是爱国、爱科学。
第二,希望他们能够在科学上坚持真理,不妒贤、不护短。破除门户之见,从善如流,敢于否定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第三,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凡是别人说过的话,一定要称引,即使只是受了点启发,也应该点明。这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职业道德,关系到一代学风,不能轻视。
朱德熙先生这般要求年轻一代学子,他本人则在弘扬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坚持真理、不妒贤能等方面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尽管他谦逊地认为,“……提出以上几点,并不是说自己全都做到了,而是认为这些都是治学、为人的基本准则,愿与青年同志们共勉之”(朱德熙1990)。
例如,在为自己的著作《语法答问》日译本撰写序言时,先生如此谦虚而诚恳地说道:
这本书采用对话的形式写,是受了美国Eugene A. Nida的Linguistic Interludes一书的启发。Nida的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虽然是三十年前读的,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我应该在这里向他表示谢意。
郭良夫先生主持这套丛书中文本编辑工作,牛岛德次、伊地智善继、香坂顺一三位先生主持这套丛书的日文本编辑工作。要不是有他们几位的建议,我不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本书日译者中川正之和木村英树两位先生嘱我为日译本作序,使我有机会能跟日本读者直接谈话。谨向他们几位一并表示谢意(朱德熙 1984) 。
《语法答问》一书之所以选择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①,朱先生竟特别点明是受到了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奈达的启发,而且不忘表达谢意!实际上,就《语法答问》及其日译本的产生动因,他也毫不吝啬地将之归功于几位中外学者,这无疑向世人展示了一位汉语言学大家的风度与胸襟。
致谢外国学者或前辈先贤,哪怕只是受了他们一点启发,也一定要称引,从而体现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这在情理之中。可是,在称引或致谢上,朱先生也平等对待自己的弟子,绝不含糊其辞或遮遮掩掩!他不愿掠人之美,不轻易自矜创获,却乐于提携后学。
譬如,朱先生《语法讲义》一书在商务印书馆重印时,他藉此机会在1983年8月31日的“重印题记”中特地说明了两件事,其中之一涉及到语法研究上一个独到发现的来历:“屋里坐”“明天见”的“屋里”“明天”必须重读。如果处所词、时间词做主语,重音只能落在后边谓语部分。朱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是陆俭明同志告诉自己的。
在我们看来,省略这则说明似乎也无大妨(林有苗 2020:97⁓98)。那是因为,在1981年的初版序言中,朱德熙先生已有过相关的致谢言辞:“书中某些论点以及提到的一些事实,曾经跟王还、陆俭明等同志讨论过,得益很多。此外,当年在班上听课的同学们提出的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和问题,对作者的启发是很大的。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知道,朱德熙先生与陆俭明先生之间纯粹算得上真正的师生关系!陆俭明先生不止一次地在正式场合表达过自己对恩师的无限感激之情,也提及过此事给他带来的那般感动!不妨请看:
朱(德熙)先生平等待人、提携后学的精神也十分令人敬佩。作为公认的汉语语法学界权威,先生从不以权威自居,总是跟小字辈和学生平等对话。我们与先生之间绝无代沟,彼此不是“因为先生是老师,所以不能随便发言,更不能持与先生不同之看法”的关系。1983年《语法讲义》重印,先生在《重印题记》里特意提到有一处观点“是陆俭明同志告诉我的”,让我非常感动。就这样,先生严格对待学术、平等对待学生。伴随这样的教育和影响,我在先生的提携下逐渐成长(陆俭明 2012:2)。
至于朱德熙先生的平等待人与不耻下问,史有为(1993:29)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佐证。“(朱)先生曾亲自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大内部的小型语言学沙龙,每月在先生家聚会。……先生从不摆什么架子,而且还常常向学生请教,例如在北京话方面,他总是请孟琮作咨询”。
此外,朱德熙先生对己谦冲低调。其著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出版后,《读书》杂志约马庆株写了篇“品书录”,尽管马文显得客观,刊出以后朱先生还是告诫弟子:“以后不要写这种文章,因为你是我的学生。”先生言下之意是,作为弟子应该尽量避嫌,不要授人以吹捧导师之柄。不过,于己甚严的朱先生对前辈学者却是尊重有加。他不时对弟子们说:“要读赵元任先生、王力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书。王先生三本语法书②都值得读。《中国文法要略》写得很好。”(马庆株 1994:44)
朱德熙先生非常尊重前辈学者,可是在对于先贤们学术成果的评价上,却是中肯而客观,不以感情亲疏而论事。在为《中国语法丛书》(选收1949年以前国内出版的十三种汉语语法著作)作序时,他这样说道: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丛书》第十种)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丛书》第十一种)出版于四十年代。这两部书都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中国现代语法》在句法结构的分析上有不少创见,对于后来的语法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法要略》尤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第一,这部书上卷“词句论”里讨论到句子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系,其中有些观察是相当深入的。《要略》应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第二,下卷“表达论”以语义为纲描写汉语句法,许多见解富有启发性。特别应指出的是,《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朱德熙 1982:5⁓6)。
我们知道,朱德熙求学于西南联大期间,王力先生(1900⁓1986)就已是他的业师,恩师谢世后,朱德熙写过《悼念王力师》一文,满怀深情地追忆先生的为人为学。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则曾在清华大学同过事,但吕先生又可以算是朱德熙的私淑之师,他们成功合作过《语法修辞讲话》一书。而我们从上述序言中分明可以看到,朱德熙先生并不因为师恩大小或情感亲疏而在学术评价上有所偏袒。他一方面肯定业师王力先生著作《中国现代语法》在句法结构分析上的不少创见及其影响力,另一方面又指出,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尤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特别应指出的是,《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提及江蓝生先生对于老师们的客观态度。她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但没有直接听过王力、朱德熙等语言学名师的课(参阅江蓝生 2017)。她读硕士则从中国社科院吕叔湘师,在近代汉语研究等领域受吕先生的教导与启发最多。可是,每每论及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师们的学术贡献时,我们都注意到,她都是按照“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这样的出生先后排序,而不搞唯吕独尊!这除了缘于江先生本人的修养外,可能与其恩师吕叔湘先生的教诲与熏陶不无关系。因为江蓝生先生曾经感慨,在王力、吕叔湘这两座中国现代语言学高峰之间不存在“文人相轻”现象,他们之间彼此推重,王先生请吕先生到北大讲《马氏文通》,吕先生则钦佩“王力先生善于搭建学术框架(学术体系建设)”,总是告诫弟子们多读王先生的相关著作。
接续上文,除了对王、吕两位先生的著作持有客观的评价外,朱德熙先生还中肯地指出马建忠《马氏文通》等其他语法著作的各自优点或贡献所在:
在《丛书》所收集的十三种著作中,《文通》导夫先路,开创之功不可泯灭。《国文法草创》(《丛书》第三种)虽然成书相当早,但对于语法的性质以及研究语法的原则,独具卓识,不为流俗之见所囿,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新著国语文法》(《丛书》第四种)在二十年代讲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在普及语法知识方面有一定的功绩。何容《中国文法论》(《丛书》第九种)对三十年代以前的几部重要语法著作进行分析和批评,多有独到的见解,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参考书。吕、王二氏的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同工异曲,各有千秋。综观这些著述,对于这五十余年中语法研究的发展,可以见其梗概(朱德熙 1982:5⁓6)。
四、结 语
弹指间,敬爱的朱德熙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却也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留下了光明磊落刚毅坚卓的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留下了对学生的爱心与厚望”(马庆株 1994:44)。先生生前曾非常欣赏朱自清先生(1898⁓1948)的文风,我们深以为,出自朱德熙先生笔下的这段文字用以描摹他本人的文风学品也是恰如其分的,且以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朱自清是五四以来我国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文章严谨不苟,虽然着意锤炼文字,但风格平易自然,既不流于险涩,也很少华丽的铺排与藻饰。韩愈说“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去陈言固然不容易,要做到新鲜而自然则更难。朱自清的文章能够在朴素自然的风格中立新意,造新语,于平淡之中见神奇,平正通达而又富于创造性,从写作技巧上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之处是很多的(朱德熙 1961:45)。
注 释:
① 这也许是朱先生的过于自谦。依据刘诗桐(2020),近代以来的中国,除了朱德熙《语法答问》外,运用“答问”体传道解惑的有章太炎《小学答问》、康有为《桂学答问》、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今又有朱天曙的《书法答问》。
② 指20世纪40年代王力先生写就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等语法著作。而《中国语法纲要》(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57年和1985年分别由新知识出版社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刊印时,均更名为《汉语语法纲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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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志聪 1989 不要宽容自己——朱德熙教授谈写作,《新闻知识》第4期。
何孔敬 1993 长相思——怀念德熙,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江蓝生 2016 追回流失的岁月——江蓝生研究员学术自传,“今日语言学”公众号,11月23日。
林 焘 1993 哭德熙兄,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林有苗 2018 吕叔湘:心中装着读者的人民语言学家,《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林有苗 2020 名家轶闻趣事三则,《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刘勋宁 1993 哭恩师德熙先生,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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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株 1993 朱德熙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马庆株 1994 我的导师朱德熙先生,《语文建设》第2期。
马希文1993 良师益友,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裘锡圭 1993 怀念我敬爱的朱德熙先生,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史有为 1993 一代语言学名师与学术进步——怀念朱德熙师,《汉语学习》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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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 1982 《中国语法丛书》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朱德熙 1984 《语法答问》日译本序,《语文研究》第4期。
朱德熙 1986 建议设立语言学系,《群言》第2期。
朱德熙 1988 读王还《门外偶得集》书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朱德熙 1990 《语言学新探——1978—1983年全国语言专业研究生论文提要集》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 2018 应提倡准确和自然的文风,《初中生》第Z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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