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张惟丨语言与健康的关系：标记、媒介与资源

Original 周德宇，张惟语言战略研究 2022-04-13

收录于话题 #语言与健康 14个

2021年第六期

专题研究

语言与健康

作者简介

周德宇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语言学、多模态语料库语言学。

张惟

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

语言与健康的关系：标记、媒介与资源

周德宇^1，2，张　惟¹

（1.同济大学　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　上海　200092；

2.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提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体和社会对健康的关注范围更广、程度更高，语言作为人类的沟通工具，与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我们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厘清语言与健康的多重关系。基于国内外研究语言与健康的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在语言与健康的关系中，语言既是标记，也是媒介和资源。语言表现本身可以指向个体的健康状态，也是构成个体某些健康维度的本体；语言是传播健康信息和进行健康活动的重要媒介；语言还具有辅助个体、社会与国家实现健康目标的资源属性。在深入探讨语言与健康多重关系的同时，也希冀拓宽基于语言学的健康及健康活动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 语言与健康；健康标记；活动媒介；语言资源

一、引　言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1]这是一种广义的健康观，倡导个体在多种维度上实现积极向上的生活。为了达到或维持这种状态而展开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健康活动，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是个体或群体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充要条件。对于语言和健康这一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语言学领域学者们的理解和探索正在向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

[1] https://www.who.int/governance/eb/who_constitution_zh.pdf.

语言与身心健康的关联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面。最早明确语言和大脑关系的是生理学家布洛卡（Pierre Paul Broca），他于1861年发现了直接影响言语产出的布洛卡区；而后，韦尼克（Carl Wernicke）发现了与语言理解相关的韦尼克区。这两个发现开启了基于神经学、生物医学的语言与大脑功能区域的研究（Fuster 2015；谭力海，李辉2016）。除此之外，基于脑健康状态的各类语言表现及对应筛查、诊疗、康复也是语言学以及临床实践的研究重点，如由脑损伤导致的失语症、构音障碍等语言障碍，以及由正常生理衰退导致的语言老化现象。同时，语言还作为其他疾病的判断依据应用于相关检查手段中。语言测评项是检查或评估相关疾病量表的重要测评维度。目前认知健康检查量表MoCA、MMSE等，快速判断脑卒中的FAST方法、CPSS量表等，儿童自闭症常用筛查、诊断量表ABC、CARS等都含有语言测评项。另外，语言在中医“望闻问切”诊疗手段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医生通过“闻”手段关注就诊者言语产出的状态，如气息、音调、语速等，帮助医生全面判断就诊者的健康情况。可见，语言作为反映健康状态的相关标记，为筛查与诊断提供了重要的辅助诊断维度。

虽然具备医学循证依据的相关研究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但语言与健康的关系一直存在且由来已久。中医“望闻问切”诊疗手段中的“问”就体现了话语在健康语境中的媒介作用，帮助医生和就诊者间传递健康信息和健康需求。目前语言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Babrow & Mattson 2003；Brown et al. 2006；Jones 2009），围绕疾病、残障及相关健康话语展开的研究（Gwyn 2002），基于应用社会语言学的医疗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Sarangi & Roberts 1998；Hall et al. 2006），基于话语的健康传播与健康教育的传统方式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Brown et al. 2006；Jones & Watson 2009；Hamilton & Chou 2014）等。

语言除了是交流互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媒介，更是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的资源。利用语言提高医学术语的精准性、时效性和医患沟通的高效性（Allan & Basco 2019），不仅体现出语言的媒介属性，还呈现出语言的资源属性。在健康语境中合理、高效利用语言资源，发挥该资源的“有用性”（李宇明2019），是有关语言与健康研究的另一个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语言与健康的关系是交织的、多重的。

首先，语言是反映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标记，更是构成某些健康维度的本体；

第二，语言作为健康活动的核心媒介，对健康活动影响深远，并通过此类活动影响生命健康；

第三，语言的资源属性是帮助达成健康目标的核心力量。

本文将从标记、媒介和资源3方面论述语言与健康的关系，在厘清二者关系的同时，对未来基于语言学的健康及健康活动的相关研究思路和方向提出建议。

二、语言是构成健康状态的标记

就语言与健康状态的关系而言，本文借用皮尔斯符号学符号模式的第二个三分法（the second trichotomy）——符号与对象中的指向属性，来进一步理解二者间的关系。皮尔斯的符号学是基于心理、思维和认知的符号学，构建符号与对象关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过程。由于符号与其所指的某个对象存在动态关联，并且与人的感官、记忆有关联（Pierce 1932），这样的关联就为“符号—对象”认知过程提供了指向。这种指向性同样可以关联语言与健康状态。原因如下，首先语言是符号，语言表现是人完成语言符号使用的客观体现，在个体间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其次，本节讨论的健康状态基于广义的健康概念，包含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因此在以语言表现为观测依据，健康状态为观测对象的前提下，语言与健康状态通过指向性形成关联，即在构建语言与健康关系的认知过程中，语言表现可作为标记性符号指向健康状态的某个或某些方面，从而反映出个体的健康状态。

（一）语言与生理健康状态

人体由运动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和循环系统构成，各系统间协同作用，支撑人体正常运行。

以运动系统和呼吸系统为例。运动器官和呼吸器官的正常发育和衰老与语言产出密切相关。喉部及声带发育，如青春期女孩喉部变狭小、声带短薄，男孩喉腔变大、长出喉结、声带宽厚，会改变个体发声。正常衰老致使个体发生喉部下垂、声带结构与长度改变、黏膜腺体退化、肺部失去弹性、胸腔硬化、呼吸肌弱化等，由于肺容积和呼吸动力发生改变，肺活量下降，残气量增加，从而引起老年人音质改变、共振峰频率降低、声音震颤、音量下降等言语产出变化。同时器官病变也会引发语言问题。声带病变或其他喉部疾病影响个体正常发声，如肺部疾病（肺癌、肺气肿等），可能直接导致个体的主观发音功能障碍（Davis et al. 2021）。研究发现，近年全球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引发认知障碍（Hampshire et al. 2021；Negrini et al. 2020；Zhou et al. 2021），影响语言功能，如引发患者找词困难等问题。

另外，系统疾病也会给语言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神经系统是与语言理解和产出直接相关的人体系统。除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这两个经典脑区外，其他脑区受损也可能造成语言障碍。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病理性衰老，主要体现为由大脑结构变化致使的智退现象，语言上则表现为临床语言障碍，患者的语言可能在语音层、音系层、词汇层、句法层、语用层、概念意义、话语理解、连续话语、话轮、人际关系处理、写作等方面出现障碍，具体现象包括找词困难、语义理解错误、前言不搭后语、句法错误、讲话缺乏逻辑、语篇连贯性差等（顾曰国，黄立鹤2020）。再如，糖尿病（内分泌系统疾病）会直接损害神经元功能，导致神经元代谢紊乱，影响神经递质和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Ceren et al. 2017），从而影响患者的认知能力；这类患者（尤其是2型糖尿病患者）在言语流畅性方面的损伤和障碍较为凸显（Katsumata et al. 2020）。高血压（循环系统疾病）则会影响语言的词汇层和句法层。研究发现，高血压会影响额叶白质的微血管，使额叶区神经连接受损，最终导致持续性的执行功能下降，此时个体会出现找词困难的现象（Albert et al. 2009）；同时由于注意力、工作记忆等认知功能受损，患者还可能呈现出判断多重否定句能力受损的情况（Cahana-Amitay et al. 2013）。

（二）语言与心理健康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将心理健康定义为实现个人幸福感和个体有效运转的基础，它不单指没有精神障碍，还包括思考、学习和理解自身情绪和他人反应的能力。^[2]语言则贯穿这一系列能力的始终，是体现个体和社会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也是反映个人精神卫生状况的直接表征之一。不同层面和程度的语言表达障碍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语言障碍被收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就是例证。

[2] https://www.who.int/westernpacific/health-topics/mental-health.

语言健康反映心理健康。个体突然性的沉默寡言、喋喋不休、出言不逊等现象都可能预示其心理健康状态的恶化。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会出现创伤性命名障碍、语言重复和话语混乱的语言障碍，具体表现为话语量减少、语言变得刻板、时态不一致等问题（Auxéméry 2020）。又如，抑郁症患者在语言上表现出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较多，而复数代词使用较少，消极情绪词的使用大于积极情绪词的使用模式（黄观澜，周晓璐2021）；罹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在指称语的使用方面存在困难，例如不能完成指称语和指称对象的精确匹配（马博森，等2019），语外指称和指称模糊现象的多发（Fine et al. 1994）等；患有焦虑症的儿童在词汇语义流畅性以及口头和书面语言方面存在障碍（Sbicigo et al. 2020）；12个月大时出现中度或严重身心调节问题的个体，在其5岁和11岁的语言评估测试^[3]中的得分较对照组低，语言能力较差（Cook et al. 2021）。

[3] 该研究使用《语言基础临床评估量表——第四版》（Clinic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Fundamentals–fourth edition）对受试者进行语言能力评估（Cook et al. 2021）。

除上述精神障碍引发的疾病外，已有研究表明语言交际与情感和情绪息息相关（Lynch 1985；Pennebaker & Stone 2003）。一方面，情感在语言的各层面（语音、句法、语义、语用）有着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黄立鹤2019）；另一方面，语言可以反映出交际一/多方情感和情绪的健康状态。激越或不当的语言和言语活动可能会通过情绪的变化影响交际者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如影响交际者的心脏功能、血压、性格等（Cline 2003）。同时这样的情绪和情感的健康状态也会影响身边人的语言发展，研究表明母亲的心理健康状态（罹患焦虑症或抑郁症）影响着子女的家庭语言环境和表达性语言的发展（Clifford et al. 2021）。

（三）语言与社会健康状态

近年来，关于个体健康的概念从身与心的维度扩展到社会维度，例如Ware et al.（1980）提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组成健康的3个主要维度。该文认为社会健康既是整体健康的独特维度之一，也作为社会支援系统介入调节不利个体身心健康的环境因素。

文章承认对于个体社会健康的具体范畴还未如对身心健康般取得共识，但社会健康大致被认为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际关系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社会参与程度。我们认为，将社会健康维度纳入整体健康状态考量的思路是有意义的，同时语言如何作为指向社会健康状态的标记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不过要深入讨论语言与社会健康的关系还有待首先明确社会健康的范畴和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

简言之，语言作为标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生理、心理和社会3方面的健康状态，具备一定的指向性，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与方向。

三、语言作为进行健康活动的重要媒介

健康活动的本质是通过健康传播帮助个体积极、高质量地生活，其形式多样，范畴宽广。语言是人们进行健康活动的重要媒介。

（一）语言与医疗照护活动

医疗照护活动主要涵盖医疗场景和照护场景中产生的活动，其话语互动关系涉及医生、患者、照护者三方，医疗照护活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就诊、治疗、复诊、康复、临终关怀等。

其中医患互动中产生的医患关系是此类活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黄宇，王胜2001），这种人际关系的构建以会话为基础并贯穿整个互动过程，语言则是构建、促进或改善人际关系的直接媒介。怎样平衡好医患双方在知识、信息、地位、权利等方面的不对称性（Drew & Heritage 1992；Parsons 1991），取决于医务人员如何利用好语言这一媒介，充分借助语言及知识优势，加强临床医务者个人沟通技能培训（Villagran & Baldwin 2014），制定医患沟通的交际规范（王一方，甄橙2019），处理好医患关系，完成接诊任务。语言各层面的适切选择，如词汇（Heritage et al. 2007），句子结构、提问方式等（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2），以及会话策略的适切性，皆可提升与医患语言沟通的效率，丰富诊断与判断依据，避免造成医患间沟通不畅或健康决策的偏误，促进患者健康。

同时在其他医疗照护活动中，尤其是在对自闭症患者、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照护中，照护人员不仅要留意被照护者的言语互动，更要注重过程中的非言语互动。以认知症患者为例，他们可能会采用一些人际补偿（Perkins 2007）的方式完成交际，如不讲话但注视着对方。与这类群体交际时，健康群体需要调用更多的资源或调整现有语言资源以完成日常交际，如调整其发音和语速（Lubold et al. 2021），以增加人际补偿，完成交际。因此，对于相关机构的照护人员来说，除了聆听被照护者的需求，也要观察其交际需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必要的交际互动帮助，以进行健康的身心照护活动。

（二）语言与日常健康教育

日常健康教育是最常见的健康活动之一。其目的之一是帮助人们认识影响健康的风险因素（Waters et al. 2014），传递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理念，引导人们健康地生活。语言作为这一健康活动的核心媒介，在各类健康教育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方面，有效的健康教育离不开精准的话语策略。在以即时形式实施的非书面健康教育场景中，如科普讲座、媒体传播、课堂教学等，根据健康教育对象的特点增加适当的交际性话语策略、合理安排健康教育过程中期或末期的答问环节等，都有利于营造互动氛围、提升共情效果，实现健康教育的目标。以非即时形式实施的书面健康教育，如公共卫生海报、健康教育书籍等，适当的语篇修辞结构、语言各种模态间的互动都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构建有助于身心健康的语篇内容和健康教育内容。

另一方面，语言的每一种媒介形态，即符号，都须予以重视。对于由器质性因素导致的沟通障碍人群，如听障、视障、失语人士等，语言的媒介形态对健康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健康资讯的获取和沟通上。如今数字鸿沟问题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如何跨越鸿沟，关注沟通障碍人群的健康教育问题有待进一步提升。语言能以多种符号系统表示，如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触觉符号，因此任何一种都是重要的沟通媒介。使用各符号系统的沟通障碍人士可通过人工智能的语言无障碍赋能，公平地获得健康教育信息。这不仅能保障健康教育的全人群普及，还能让沟通障碍人群更好地融入社会交际，推动全人群的心理健康。

（三）语言与健康表达

要传递适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观，语言在健康相关的社会活动中的表达非常重要。适切的表达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而表达欠妥，甚至是扭曲事实（如某一疾病），传递错误信息，则不利于健康的发展和健康观的传播。在健康的相关表达中，疾病的隐喻、转喻和污名化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隐喻、转喻是修辞方式，但其本质反映的是认知现象，即人们看待世界、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构建概念的方法（Lakoff & Johnson 1980），在人类的具象认知和抽象概念两者间架起桥梁，代表着人们的立场。当人们谈及疾病时，说话人表达的立场、态度、观点等大多趋于消极，而这些都是通过语言及其隐喻或转喻传达的。但Sontag（1978）强调，疾病不是隐喻，是客观事实，我们应该用真实、客观的方式描述、看待疾病，而不应用构建的意义取代事实，“赋予”本不属于疾病的消极伦理道德属性。

例如，老龄化情势加剧的当下，很多老年人表示害怕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语言表达就是引发担忧的原因之一。汉语的“痴呆”隐含“呆板”“愚蠢”“迟钝”等负面含义，这样的隐喻会加重老年人的心理负担。“忧思重重”的老年人会面临患焦虑症和/或抑郁症^[4]的风险，而“讳疾忌医”的老年人会因为害怕面对消极诊断结果而拒绝就医，从而增加患病风险，影响其健康。因此有学者使用“智退症”“认知症”“认知障碍”替代“痴呆症”“老年痴呆”，尽量不增加消极隐喻，从而避免词汇的隐喻意义给某类疾病增添“色彩”，影响个体对疾病的判断并波及个体生命健康。再如脑血管疾病“脑卒中”（又称“中风”）也是人们畏惧的一种疾病，因为大多数人会将“中风”与“瘫痪”联系，用半身不遂、瘫痪等行动能力损伤或丢失取代对该疾病的认识。这样的转喻表达同样会给人造成较大的心理负担，不利于健康的发展。

[4] 阿尔茨海默病最常见的共现病症。

另外，当表述引发的道德歧视被用于传递符合说话方的利益形象，并对接收方产生消极影响时，则可能引发污名化现象。污名化会严重破坏被污名对象的客观形象，甚至颠覆其原本的积极形象，这不仅不利于健康活动的开展，反而会扰乱健康观点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病毒”等疾病污名，以及与特殊疾病相关的身份污名，都是关注度较高的污名化现象。社会各界正在尝试以多种方法“去污名化”，如规范命名时的词语选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就疾病的命名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如避免使用地理方位、人名等涉及文化、人口等煽动性语词。再如加强健康知识科普——例如科普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认知、情感、行为等持续性异常，但由于这些异常表现会影响他人或社会秩序，引发不佳的道德体验，精神疾病的污名便随之产生，主要体现将精神疾病与“疯子”“傻子”相关联。因此，通过科普健康知识，可以使人们更加了解并专注疾病本身，而非其背后的道德体验，从而逐步完成“去污名化”。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减少或去除污名化现象都显示出语言在疾病与健康表达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促进健康观的传播有积极作用。

四、语言作为促进实现健康目标的重要资源

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语言的资源属性（Fishman 1974；Karam 1974）。Ruíz（1984）提出应将语言视为一种资源。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到语言是人类重要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语言资源类型多样，包括口头语言资源、书面语言资源和语言衍生资源，其中语言衍生资源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语言艺术、语言人才等（李宇明2019）。语言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在促进健康活动、实现健康目标、推动健康话语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如此背景下，个体、社会、国家都应积极建立语言资源意识（李宇明2019），构建基于语言资源的“个体—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健康目标，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促进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

（一）语言资源促进实现个体健康目标

语言是一种实现个体健康的便捷资源，主要体现在个体语言资源获取和语言资源监测两个方面。个体语言资源的获取主要表现为学习语言知识，提高自我认知储备。研究表明，学习外语可以扩大大脑的认知储备，维持大脑语言区动力，提升个体语言能力，维护认知健康，或延缓认知衰退（Schweizer et al. 2012）。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拥有丰富的方言资源，学习一种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方言也可增强个体认知储备，实现个体健康。另外，个人语言资源的调用还可以人际互动的形式开展。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退休生活灵活性强、系统性弱、活动范围的局限性变大，因此，鼓励老年人保持或增加自发活动，维持适量的人际交往，通过各类人际活动中产生会话互动，是保持个体健康的有效途径。

语言资源的监测主要表现为语言标记物作为资源监测健康的手段。个体可以通过语言能力自评和监测了解当下的自身健康状态，例如自发或请身边人关注其是否出现舌尖现象、命名困难、词语流畅、发音困难、语速出现重大变化等情况，以实时监控其语言状态，从而了解其健康情况。

（二）语言资源传递社会健康目标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的价值立足于语言本体，体现在社会应用（陈章太2014），因此语言资源肩负着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责。

社会活动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健康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可以将社会健康目标传递给个体，从而完成其联结作用。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资源为健康活动提供了保障。其类型的多样性可以为健康活动提供多种语言形式资源，包括话语策略、不同媒体形式（书籍、网络、广播）等，以及多种语言文化资源，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话语活动、丰富话语形式，激发文化认同感，促进健康目标的达成，进而促进人口健康。

其次，充分利用语言资源，促进健康目标的实现。在研发、推广符合各人群生理需求的语言相关辅助器具（如听力辅助、阅读辅助）等“硬”产品的同时，也应加大语言相关的“软”产品的研发力度，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通过合理利用语言的形式资源和文化资源促进各人群的健康发展，如研发适用于各人群的语言能力评估量表，纳入体检常规检查项目，以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健康目标。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下，语言资源的合理使用可切实促进老龄友好型语言信息体系的建设、老年患者谈话疗法在疾病康复中的应用、老年患者生命关怀的医患沟通与医学人文教育等（黄立鹤，张弛2020），从而为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贡献资源力量。

（三）语言资源服务国家卫生健康目标

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对健康生活的向往愈加强烈。中国正通过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协同推进一系列重大行动，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稳步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改善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提高全体人民健康水平。语言资源以其类型多样、形式丰富、覆盖范围广泛等特点，在逐步健全健康教育体系，引导人民建立正确健康观等服务国家健康目标的行动中发挥积极效用。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应急语言能力为国家健康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019年底暴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严厉考核”了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语言资源为实现疾病治疗、疫情防控以及健康教育等应急语言服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境内人民的安全，功不可没。

新冠疫情期间方言资源和外语人才资源的调用为解决医患沟通障碍问题发挥了积极效用，为疫情的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疫情初期，由方言和语种导致的诊疗与救治活动的不顺畅，给疾病救治、疫情控制和全球信息交流增加了不小的阻力。《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的发布，以时效性高、覆盖面广的服务特点，解决了驰援武汉医护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问题。在保障人民健康的同时，给应急语言服务增添一抹“暖色调”（王玲，陈新仁2020）。同时，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防控方案、诊疗方案和公众防护指南，北京语言大学紧急调配外语人才，研发了包含40余种语言的《疫情防控外语通》，为在华和来华留学生、外籍人员提供疫情防控和诊治疗方面的语言服务，内容主要涵盖日常注意事项、入境注意事项、就诊常用句，供医疗机构、机场港口、外交外事机构、海关、教育机构、社区管理部门等机构使用，用语言为国人和来华人员构筑健康壁垒。要重视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与储备，加快应急翻译人才培养，在必要时成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组织，如“战疫语言服务团”（李宇明2020）。语言资源在应急语言服务的应用还应当涉及“应急语言基础设施、应急语言规划、应急语言标准、应急语言能力和应急语言学科”等诸多方面（王立非，等2020）。

总之，我们要认识到语言资源的“有用性”，意识到语言资源作为一种“隐形”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显现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正在为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增砖添瓦。

五、结语

语言与健康的关系是一个拥有丰富学科背景、覆盖多个研究领域、涉及各类机构环境、惠及世界人民的研究议题，兼具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极广的应用价值。厘清二者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语言研究和健康研究间的互补，更能为二者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与研究维度。虽然国内外有关语言与健康的研究正逐步深入，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答。

基于本文提出的标记、媒介与资源的三重关系，未来可考虑通过以下路径促进语言与健康关系的进一步探索：

（1）强化循证理念，加强语言循证。健康相关的临床研究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医学循证依据，而语言研究的循证反哺相对较少。未来可充分利用语言资源（如构建大规模语料库，并从中提取各类疾病的语言标记物，完善并扩大筛查和诊断范围），增强语言资源的临床应用及意义，凸显语言资源的临床验证功能（顾曰国2020）。

（2）注重人文素养，融入人文关怀。发挥医学人文学和社会学学科在语言与健康研究中的效用，加强健康从业者的人文素养、规范语言技能，彰显医学价值中的人文关怀，凸显语言的媒介属性与资源属性。

（3）研究医学哲学，拓展研究视野。语言和健康的概念随着生命健康和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如何正确理解、定义语言和健康以及二者的关系是一个潜在的哲学议题。

（4）立足时间维度，重视人生历程。将语言与健康关系的探索置于生命的整个过程，立足共时维度和历时维度探索语言与健康关系的发展规律、变化趋势等。

（5）提升国际健康话语权，服务全球健康治理。积极推进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发挥中医文化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且融通中外的健康医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进行全球健康卫生议程设置，提升中国国际健康卫生事业话语权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全方位支持。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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