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润峰，谢晓明丨论网络语言的社群化

2022年第3期

专题研究一  线上语言生活

作者简介

程润峰

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谢晓明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新媒体语言研究。

论网络语言的社群化

程润峰¹，谢晓明²

（1.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新媒体语言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提 要 网络语言社群是移动互联时代通过语言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网络语言社群化的表征包括网络语言社群的建构和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传播两个方面。根据社群成员的语言需求，网络语言社群可分为兴趣社群、关系社群、幻想社群和交易社群4种基本类型。网络语言的社群化是在符号机制、媒介机制、关系机制和传播机制等多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与发展的，既有利于关注社会与批判现实、表达情感与调适心态的积极意义，也有容易导致语言贬值与社交壁垒、兴趣固化与思维情绪化的消极影响。从社群化视角来考察网络语言的发展现状，有利于拓展和深入网络语言研究。

关键词 网络语言；社群化；网络社群；网络传播

一

引言

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0.1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比例高达99.6%，^[1]中国已经达到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新高点。我们的语言生活也在移动互联时代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态势。王晶、谢晓明（2019）指出，随着各类即时社交平台成为当代交际的主要场域，网民利用某些流行语汇或表达格式频繁地互动，从而打破了传统社区的地域限制，建构出网络空间的诸多社群，并在社群内进行网络语言传播。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网络语言的社群化。

李明洁（2013）、周妍（2019）、于鹏亮和马静（2020）等曾关注过网络语言的社群化现象。近年来，网络语言社群化态势愈益明显。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发布会上称，网络语言已经呈现“分众”传播态势。^[2]《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在介绍2019年流行语时表示，“网络语言的‘区块化’态势明显，……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流行语”^[3]。《语言文字周报》主编杨林成指出，网络社交的最大特征就是社群性，当今的流行语大都只在一定的网络社群中流行，全网流行的、主流纸媒与新媒体共振的少。^[4]这里的“分众化”“区块化”“在一定的网络社群中流行”，本文统称为社群化。

本文主要讨论网络语言社群化的表征形式、形成与传播机制和主要影响，希望从社群化的视角来考察网络语言的发展现状，以拓展和深入网络语言研究。

[1]  《2021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网民结构状况分析：网民规模达10.11亿》，中商情报网，2021年8月27日，https://www.askci.com/news/chanye/20210827/1157141567970.shtml。

[2]  《“东风快递”硬核亮相网络热词　2019“融”字当红》，中国网，2020年6月2日，http://edu.china.com.cn/2020-06/02/content_76117921.htm?f=pad&a=true。

[3]  《2019年度流行词来了》，《文汇报》，2019年12月3日第9版。

[4]  《看流行语榜单　识2019中国》，《北京青年报》，2019年12月5日第A12版。

二

网络语言社群化的表征

“社群”即“社会群体”的简称。“社群”与“社区”都来自英文community，但它们并不是对同一英文概念的不同译法（彭兰2017：73）。相比于“社区”，“社群”侧重群体的互动，淡化对区域的依赖，所以“社群”更适用于新媒体与网络方面的研究。互动论认为，社群是我们概化“他人”、形成“客我”这一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对他人的预期、反应等进行概念化，并将这些概念化后的信息形塑为“客我”的意象——即“他人”怎么看待“自我”，是接纳还是排斥等，由此感知到“社群”的存在（格里芬2016：64）。

现有的社群化定义多从社会学、传播学角度出发。社会学认为社群化是一种社会结构正在演化成一个个社群的趋势（石勇2015）。传播学认为社群化是一种群体成员占主导地位、以关系黏性为基础、以内容分享为核心的传播态势（康昕2018）。前者侧重社群的形成，后者侧重社群的运行。我们综合两种看法，将网络语言社群化的表征按先后顺序概括为以下两种：网络语言社群的建构和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传播；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语言社群化的形成机制（网络语言社群何以建构）与传播机制（网络语言如何在社群中传播）。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两种表征与机制并非是截然分开和界限明晰的——某一社群的建构依赖于某些言语的早期传播，社群的产生也会加速这些言语后期传播的内向固化或外向扩散；而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传播也会促进网络语言社群的进一步建构与演化。

史有为（1999：75）曾提出过“语言社群”的概念，认为某一语言社会按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全员社群、母社群和子社群3类，后两类又有各自的中心社群和地方社群。他认为：“语言社群类型在外来词等词汇层面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而言，其他社群的词汇都是外来词。”我们所说的“网络语言社群”并不属于史文的“语言社群”。因为网络语言并不像现实语言那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稳定的词汇系统，没有严格的内外词区分，内部也没有所谓的母—子、中心—地方的明显分层。

林纲（2005）、王艾琳（2017）等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流动、隐性的言语社区。“言语社区”指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其中社区是第一位的，语言其次。它是一个可观察和度量的实体，包括“地域、人口、设施、互动、认同”等5个可量化的要素（徐大明2010：121～122）。“网络语言社群”不是典型的“言语社区”。因为网络语言社群是语言第一，社群第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主要通过网聊来与他人互动，网络语言就成了评估“自我”和“他人”关系的主要手段。我们总是倾向于把那些和自己一样使用特定流行语的网民划分到同一社群。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多数社群成员先知道或只知道某些流行语，后了解或不了解该社群的历史、构成与规范。这都说明网络语言社群中“语言”的先行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语言社群是缘于各种因由而对网络言语社区内部分化的结果。

综上，我们将网络语言社群定义为：主要通过认同、使用、传播某些共同的网络语言而确证彼此联系的一群网民。它是移动互联时代通过语言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关于这一社群形式，我们还应作以下说明。

社群是一个很笼统的范畴，就其与语言的关系而言，确实可以被粗分为创设语言的社群（即社群先于语言）和由语言建构的社群（即语言先于社群）两大类型。现实空间中，后者很不明显；但在网络空间中，后者却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网络社群的结构和呈现形式并不同于现实社群，网络社群难以形成紧密、清晰的社群结构，较之现实社群，它更加扁平、流动、模糊，是一种动态涌现着的组织形式。本文主要关注的其实就是被语言这一要素所建构着的涌现性网络社群，而非所有的网络社群。这种社群的成员，事先并没有明确的“同属一个社群”的身份认同，而是经由对网络语言的习得、传播和交际使用，才自明起来“同属一个社群”的心理现实。我们当然承认，在网络空间中，社群先于语言和语言先于社群的现象是并存且互有交叠的。比如我们谈到“饭圈”这一范畴，它既包括作为亚文化圈层的既有社群，也包括那些因为“饭圈用语”而聚集在一起的网民。但是对于后一群体，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这两种社群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们因为某些网络语言而缔结社群关系，而待社群相对稳固后，又生产、传播着新的网络语言。

Armstrong & Hagel（1996）根据成员需求将网络社群分为4类：兴趣社群（提供某个大家都感兴趣的主题）、关系社群（提供某个分享经历、建立关系的平台）、幻想社群（提供某个可以幻想和娱乐的新事物或新世界）和交易社群（提供某些交易商品、交换资源的机会）。后来的学者大都沿袭这一分法。网络语言社群也可根据以上方法分为4类。

（1）网络语言兴趣社群：围绕对某些兴趣、爱好的表述而聚集。这类社群的背后往往有一个更大的亚文化圈层，所以该社群的命名就是其所属圈层的名字。比较典型的有：饭圈，用语如“blx（玻璃心）、zqsg（真情实感）、打call、C位、阿中、爱豆、空瓶、锁/磕、毒唯、站姐、孽力回馈、上升蒸煮”等；同人圈，用语如“ooc（角色做出了不符合原著的行为）、R级（限制级）、哨兵/向导、清水/肉”等；电竞圈，用语如“poke（远程消耗）、gank（合攻对方玩家）、刮痧、下饭、菜鸡互啄、基操勿6、落地成盒、泉水指挥官”等；绘圈/设圈，用语如“太太、劳斯、设子、互绘”等。

（2）网络语言关系社群：围绕特定平台的发言、互动而聚集。比较典型的有：帝吧（李毅吧）/魔兽世界吧，用语如“捉鸡、挽尊、来信砍、男默女泪、图样图森堡”等；抗压吧/背锅吧，用语如“yygq（阴阳怪气）、五五开、科学养猪、虾仁猪心、我在第五层、X哥/酱/男/皇/帝/王”等；虎扑步行街，用语如“JRs（家人们）、洗澡盆、高铁太晃了”等；豆瓣八组/鹅组，用语如“鹅们、八组鹅、石锤、扒皮”等。

（3）网络语言幻想社群：围绕特定人物的言语、口音而聚集。这类社群通过模仿某人说话或移用其口语素材，来实现对该人物或其他角色的想象和扮演，所以该社群的命名多来自人物的姓名。比较典型的有：淋语（“淋”指明星某某林），用语如“惹、啾咪、恶熏、天啦噜”等；郭语（“郭”指网红“郭老师”），用语如“集美、夺笋、迷hotel、耶斯莫拉、嘴里刘能”等；岚语（“岚”指网红“五十岚上夏”），其特色是用读英语的方式读汉语，用语如“duelbach（对不起）、nimch fan lermar（你吃饭了吗）”等；纠语（“纠”指网红“纠纠在努力”），用语如“街子天、瑶芋、劳布丝”等。

（4）网络语言交易社群：这类社群的用语主要是在闲鱼等网站转让或购入二手商品时所用的隐语，比如“箱说出、小/大刀、美/国行、尸体、700分、伊拉克成色、记者/唐僧勿扰”等。

这些社群中，前3类的用语较多，其中幻想社群的语言性最典型，第4类社群的用语最少。表面来看，每个社群的用语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似乎很难在其他社群之间通行，但实际情况却更为复杂。一方面，某些社群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比如饭圈和豆瓣八组/鹅组都会讨论明星的八卦，电竞圈和抗压吧/背锅吧都会讨论电竞选手的表现；另一方面，不少网民都兼有多个社群的身份，比如一个网民可能既会说淋语，又会说郭语，还会说“闲鱼”黑话。此外，随着某些用语泛化，也可能会联通起同一类型下的多个社群（甚至直接流通于整个网络言语社区，即所谓“出圈”），比如“yyds（永远的神）”，最初是游戏主播对电竞选手的一种称赞，后来也被饭圈等用来赞赏他们的偶像，现在该词几乎变成了“厉害”在网络上的替代形式。

三

网络语言社群化的机制

（一）形成机制

网络语言的社群化，是在多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杂态势。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该态势，可以发现不同维度的形成机制。着眼于“语言”本身，是符号机制在发挥关键作用；着眼于“网络”这一语言产生与运用的空间，是媒介机制在发挥关键作用；着眼于“社群”这一组织形式，则是关系机制在发挥关键作用。下面将具体论述这3种机制。

1.符号机制

        （1）反映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语言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面。索绪尔这样解释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符号的所指是概念内涵，能指是声响印象，前者是对事物的心理化，后者是对语音的心理化……语言符号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心理实体，它的能指和所指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Saussure 1986：66～67）。语言符号通过能指与所指，在心理层面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首先体现为语言反映社会现实。汪磊（2020：94）指出，网络语言从小众化到大众化，再到分众化，是随着网民增长而必然出现的再分化现象。这与当代现实社会愈演愈烈的分类化、分工化是相适应的。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新事物的产生与人类分工的细化，语言需要反映与指称这些新出现的事物、身份、关系和经验，而网络空间又是当代汉语最主要的“新词工厂”，许多网络语言符号被制造出来，用以描述各种小众、琐细的话题，久而久之，这些讨论同一话题的人就聚合成了一个个社群。不过，这种分众也有合流的可能。当现实社会出现影响时间长、影响力大的“全民事件”时，网上就会产生反映此事件的“全民流行语”。例如，《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疫斗争中，社会焦点集中到了抗疫上，人们的关注共同点比较集中，所以该年度的流行语不像前几年那样社群化，有些为全社会所熟知，在全社会流行^[5]。

这种联系还体现为语言建构社会现实。李战子、庞超伟（2010）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反语言”或其集合，它的核心功能是建构新的社会现实，即“反社会”（Halliday 2007：265）。一群群网民根据自己所想象的那个社会现实（由于每个人的客观阶层、主观需求不一样，因此他们想象的社会现实也不尽相同），对主流语言进行重新词汇化、过度词汇化乃至构式化，进而产生各种新奇的表达方式以及表情符号等交流手段。陌生化的符号将隐秘的社群关系联结得更为紧密。而这些被网络语言建构起来的主观现实，也就成为了社群成员们减压宣泄、娱乐嬉戏的一方天地。正如欧美同人圈构造出“哨兵/向导、支配/服从”等设定，建构出一系列拥有超现实能力与属性的“精神体”和人格身份，就是为了弥补现实作品所留下的剧情遗憾，并填补现实体验所不及的情感缺憾。

[5]  《〈咬文嚼字〉发布今年十大流行语：逆行者、后浪、内卷等入选》，澎湃新闻，2020年12月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64885。

        （2）游戏性与经济性的统一

网络语言的社群化离不开网络语言这套符号系统的本质属性。柏芬（2016）认为网络语言兼具“符号”和“游戏”的二重性。前者体现为网络语言的本质是符号化的思维表达，我们已经从反映和建构两方面阐述了这种思维表达。后者则体现为语言游戏的当代实践。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游戏是我们生活实践中的一种普遍行为，语言使用的本质是我们用游戏的方式去言说、去书写，所以“对语言游戏的研究就是对语言的原始形式和本质形式的研究”（Wittgenstein 1958：17）。而这种语言游戏的原始本能在人人可以匿名、交际门槛近于零的网络世界中被空前地放大了。网民层出不穷地生产和使用这些游戏化的流行语，制造出一场场视觉符号的狂欢。

但是语言的经济性又制约着这些游戏化表达的“全网流行”。通过前面所列举的那些社群用语，可以看出它们的构造手段主要是谐音（包括有关谐音和无关谐音，后者尤甚）、缩略、字母词（包括汉语拼音和外语字母）、隐喻和转喻等。而这些手段基本都需要一个已有的汉语形式作为基础或参考，而且这些旧表达往往还是常用的语词，以方便大家对新表达的解码。然而语言素材是有限的，语言作为一个自适应系统，它必然会对词汇的滥用、语法规则的泛用进行限制。同时，人类的认知资源也是有限的，大脑记忆的限时和视觉器官的疲劳，使我们不会也不能接受所有的网络语言，所以我们不得不择其趣者而用之，把这些分流后的网络语言框定在一个个“圈地自萌”的社群当中。这也是网络语言生命周期短暂、新鲜感易逝的内在原因。

2.媒介机制：视觉规定性与移动互联性

“媒介的更迭，使人类社会从‘部落’到‘非部落’，再到‘地球村’，而现在网络媒介又使其‘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2011：16）。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也依托于网络媒介的特性。网络语言运用的核心动力是“互联网用户不断地适应他们使用这种新技术、新媒介的体验”（Crystal 2006：71）。我们总结出两个与网络语言高度相关的网络媒介特性：一是视觉规定性，即交流所用的字符主要呈现于视觉，且所呈现的字符形制都由内在的编码所规定，保证了交际者识别该字符的清晰度和准确率，这使得网络语言区别于听觉呈现且容易受到各种语音因素而磨蚀交际效力的口语；二是移动互联性，即人们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与他人互联，这使得网络语言区别于同样是视觉呈现但不能实现即时随地通讯的书面语。视觉规定性处理的主要是网络语言的编码和解码层面，而移动互联性处理的则主要是网络语言的传播层面。

视觉规定性将网民们引入一个碎片化阅读的信息空间。一方面，视觉性的网络语言缺乏语音特别是语调的表现，这就必然促使网民创设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以弥补情感交流手段的不足。另一方面，显示器上的每个字符都有其统一的二进制编码，规定了字符本身的形制，人们只需要关心字符的输入（即选择哪个字符），而不用担心字符被输入后的呈现。因网络交际追求迅捷化，所以大多数人并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思去了解和使用每一个新奇的流行语或表情符号，只有那些觉得某些表达方式有趣或有用的网民才会成为该类网络语言社群的成员。

移动互联性则将网民们带入到一个自媒体、社交媒体的时代。只要有一部能联上网的手机，一个网民就可以是一个自媒体。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布个性化的内容，并迅速吸引和集聚起一群对此感兴趣的用户，像“郭语”“岚语”社群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社交媒体则利用各类软件的“版块”，搭建起一个个虚拟社区的边界，使得某些平台或版块上的用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网络语言社群，比如“关系社群”中所列举的那些。

3.关系机制：关系分化与反身对话

关系是人们结社成群的核心机制。“社会不是由个体组成，而是这些个体所代表的相互关系的总和”（Marx 1973：265）。

关系社会学将社群定义为：人们在满足其生活需求时所维持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分化或整合的过程与状态（多纳蒂2018：72）。根据经典社会学理论，共同体的基础是文化认同，社团结合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然而在今天，一些通过虚拟沟通方式而结合的“虚拟部落”，如互联网的讨论小组，既不基于认同，也不基于利益。这些新的、涌现的网络社群不再根据地域、血缘原则，而是基于它们用以沟通的代码（即网络语言）来定义。多纳蒂（2018：276）认为可以将这种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分化的形式越来越不取决于功能分化，而是关系分化。

关系分化是一种反身性内心对话的结果（多纳蒂2018：237）。“内心对话”是一种促进我们掌握谈话能力的互动过程，它既是对我们与他者互动的私密模拟，也是对他人视角的内化陈述，使我们在巩固各种语言要素习得的同时，还能掌握足够的社会敏感性（克罗斯利2018：2～3）。借由语言这一显著符号，我们进行反身性的对话，即语言的内化，并在对话过程中意识到这些语言符号所预设的那个社会角色，进而选择是否将其人格化，使之成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每个网民都在主动或被动地习得着它们。尤其在刚接触的时候，网民首先是在潜意识层面练习或认知这些流行语，而不是一接触就直接使用，所以他会把一个反身性的“自我”或“他人”当成谈话对象。在内心对话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些流行语所预设的那个社会角色（即了解到流行语的背景、用法与含义），并根据自己目前所具有的社会角色及其特征，来选择是否将其人格化。比如男性网民对“淋语”的处理就体现了这种关系分化。因为“淋语”主要是一些带有女性化腔调的语气成分，所以往往是那些倾向于女性气质的男性选择使用、传播这类网络语言，而那些看重自己男性气质的男性网民则选择视而不见。

（二）传播机制

1.显著事件与信息技术的耦合

“互联网技术与话题事件是网民社群化的前提，但更关键的是网民能否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与当下情景关联耦合的互动模式”（杨江华，陈玲2019）。网络语言提供了事件与技术得以耦合的契机：显著性的话题事件先成为网络语言的产生动因与内容表征（即“语词事件化”），信息技术再把这些事件化的网络语言有选择地迅速投放到网民的通信设备上，如果网民根据他所处的社会语境，对他所接收到的这些流行语产生了共鸣，就会有意识地使用和传播这些流行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入驻到使用同样流行语的网民群体中，进行社群化传播。

谢晓明、左双菊（2017）指出：“显著事件对语言发展有一定的推动和扩散效应，经常促发一些新兴语言现象的产生。但是由于人们对显著事件的认知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会产生认知分化。”而这种认知分化会直接影响网民对他所看到的网络语言与他所处的社会语境是否关联的判断。这一判断发生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把语言数据推荐给用户的过程中。个性化推荐是一种依托当代信息技术的数据传播模式，而“在信息空间中，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的数据”（李宇明2020），所以网络语言也是个性化推荐的重要内容。杨莉明（2020）认为，用户在被个性化推荐的过程中并不掌握主动权，所推荐的信息大多就是他所感兴趣的内容。所以这种推荐模式也使得显著事件的认知分化与信息技术所造成的内容分化相配合，进一步加剧了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传播，甚至会形成社群内部的“信息茧房”，固化成员的语言表达与价值观念。

2.意见领袖与社群成员的合谋

张丽雯（2014）把广大网民称为“碎片化的受众”，认为是网络语言让他们产生共鸣，进而形成诸多网络共同体。她将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传播过程概括如下：首先，意见领袖提供传播源，并辐射给社群成员；接着，核心成员挑选、改造传播源，使之成为满足社群成员兴趣的流行语；然后，边缘成员为了融入社群、获取/分享信息、实现身份认同，或者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语言快感，会积极地使用和传播流行语。像“官宣”“你有freestyle（即兴说唱）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等流行语就是如此。明星作为舆论领袖，通过发言提供传播源，他们的“铁粉”即核心成员就从中挑选能够引起社群成员及其他网民兴趣的词句，并大力推广，使之成为流行语。还有像“郭语”，网红“郭老师”的发言、口音就是传播源，但并不是其所有的表达都能成为流行语，这依赖于社群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的选择。“郭语”早期的原始素材其实有很多，但一些人（也就是后来“郭语”社群的核心成员）

通过在B站制作剪辑视频、在抖音上发布模仿视频等方式，使得一部分表达形式流行开来（另一部分表达形式则被过滤、遗忘），由此吸引到其他网民（也就是后来“郭语”社群的边缘成员）加入该社群。

而当社群化传播规模变大，就有可能发生网络语言的跨社群再传播，进而引发网络语言社群的再演化。此时整个网络语言社群成为传播源，再经由意见领袖的推动或影响，辐射给社群外的碎片化受众。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淋语”社群。最初“淋”作为女歌手某某林的代称，其实是一些质疑其抄袭的黑粉借助“淋”跟“淋病”的负面转喻来讥讽和侮辱她。他们一方面开辟“三木木吧、公主林林吧”等恶搞场所，形成所谓“淋文化”，另一方面从某某林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可用的素材，如“惹、啾咪、恶熏、天啦噜”等作为交流的黑话，“淋语”由此诞生。此时某某林是传播源，黑粉是核心成员，音乐爱好者是一般成员，“淋语”也主要在台湾音乐相关的贴吧中流行。后来因为某某林在音乐制作上的努力，“淋语”负面色彩淡化，逐渐从恶搞言说泛化成一种粉丝“圈话”。再后来某某林又在性少数议题上发声，吸引到不少性少数群体对“淋语”的注意，“淋语”社群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性少数亚文化社群。

3.“场景”的流动与屏障

赵呈晨、郑欣（2018）发现，“网络语言在青年群体之间多向流动，构成了共享式传播的模式。语言符号的共享联系着一种传播空间和场域的共享。”简而言之，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传播，同虚拟环境的延伸、流动有关。其相关性可以借助传播学的“场景”理论来阐释。“场景”已然成为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范式、新界面，它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它的出现需要前面多次提到的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以及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等5个条件（即“场景五力”）。“场景”利用这些要素营造出在场感，以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连接，以及思维与行为的关联（Scoble & Israel 2013：7～37）。

彭兰（2015）指出，“场景适配”是移动互联媒介服务的核心逻辑。所以大数据、社会化媒体等纷纷提供各式各样的场景以满足网民需求，使得“场景”成为“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新入口”，“场景”也因此流动起来。面对“移步换景、一步一景”的网络世界，网民们目不暇接，每个“场景”又有其适配的“语言设施”。“空间感和氛围感是场景的基本要素”，为了构建空间边界和氛围特色，“场景”往往会设置一些“语言屏障”，将那些被移动互联技术判定不适配于当前“场景”的用户区隔开来。谭雪芳（2015）运用“场景”理论，对网络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弹幕”进行了研究，认为弹幕构成了场景的内容和媒介，是网络部落化生存的日常之一。弹幕新成员要懂得一套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才能看得懂弹幕。这种“语言屏障”的设立除了大数据技术的“智能化生成”，还可以是社群成员的主观设置，以区隔社群外人士。

四

网络语言社群化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对于社群内部来说，这些形象、鲜明、熟悉的流行语是显性符号，既能使交际更加便捷，提高社群的运作效率，还能建立、巩固成员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它们的社会意义和表达价值。“网络语言正将网络用户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这是一种流行文化的存在。透过它，我们能看到网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社会改革的期盼以及社会心态的走向、民众焦虑的根源。”^[6] 

[6]  《透过网络流行语读懂年轻人的期许》，光明网，2021年7月5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07/05/nw.D110000gmrb_20210705_6-03.htm。

1.社会关注与现实批判

社群化的网络语言蕴含了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视角对社会细致而又切身的关注与认知。比如饭圈用语“阿中”就是用粉丝的口吻表达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然后这一称谓语也反映出饭圈等网民群体眼中中国的形象（语义）特征：［偶像］［年轻］［壮健］。这和“祖国”的传统形象特征［母亲］［中年］［慈爱］构成了巧妙的互参，表现了当代青年对国家实力正盛、风华正茂、未来可期的拟人化认知。

这种社群化的语言表述也能让网民对现实的批判更加深入、有力。比如流行于电竞圈的“yygq（阴阳怪气）、阴阳人”等用语，就讽刺那些利用网络交际的匿名性和多账户化，故意做出让人不舒服的腔调的网民，也批判了当下网络发言特别是游戏对话的随意性和粗浅化。

2.情感表达与心态调适

网络语言是社群成员情感表达的窗口，细分化的表述让这种情感表达更加精准、细腻，弥补了之前汉语系统中的某些“表情缺位”。比如“淋语”中的“天啦噜”就是一种糅合了俏皮、傲娇等情感元素的感叹语。又如“挽尊”微妙地表现出一种不知道回复什么，但碍于人际和谐原则，还是象征性地回复些什么以“挽救说话人的尊严”的心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一些詈骂性的流行语成为社群成员宣泄怨气、怒气的出口。所以社群化的网络语言也能帮助成员更快地调适心态，使之平稳下来。“网络流行语除了可以表达自我情感与价值，还将网民从对现实的困惑引向了在网络的释放，功利性的幻想和述说式的排遣是网民虚拟释放的两条主要路径”（程润峰2019）。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矛盾式表达，如“虐文爽感”（网文圈）、“被动式追星”（饭圈）、“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无差别”（微博评论区）等。各社群其实借助了这些圈层内部的“小矛盾”来调适面对时代“大矛盾”时的迷惘感。

（二）消极影响

网络语言是把双刃剑，其发展与变化也对数字时代的汉语系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构成了挑战。

1.语言贬值与社交壁垒

词汇就像货币，这种语言内部的“通货膨胀”会导致语言贬值，语汇失去其内涵的确定性和丰富性，进而丧失辞趣、语言美感和语文智慧。徐默凡（2021）强调，我们应该警惕这种随意的创造和使用，“一番热闹之后，留下的可能只是满地垃圾”。

语义上的模糊化也带来了网络社交的低效化。“虚拟世界形成了许多大小不同的社群，如果人人都为了追求新、快而创造、使用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网络用语，那必然会大大增加交际的难度”（姚兰，武小军2021）。事实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不明其理、莫名其妙的流行语，而且在网上搜索其意义和用法时，很难得到统一、准确的答案。不同社群的独特表达方式，为网络交际筑起了一道道语言壁垒。

2.兴趣固化与思维情绪化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醒我们语言会反作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网络语言的社群化一方面会使得我们的思维简单化、去自主化，依赖于舆论领袖和核心成员的意见与行动；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我们的思维情绪化、非理性化，一味地发泄主观情绪，而忽视事实的理性表达。

社群成员效仿着意见领袖的言语表现，束缚了自己的品位，也固化了自己的表达习惯和思维习惯。当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他会选择性地忽视掉；当需要描述某事物时，他在脑海闪现的语词都是某个或某些社群的用语。

固化的语言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思考的惰性，让思想变得更加苍白。这种一概而论、以偏概全的表述，伴随的是平面化、单维化的思维模式。比如只要关系受挫，就可以千篇一律地定性为“PUA（pick-up artist的缩写，指用话术控制他人的思想）”；只要竞争不过他人，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释为“内卷”。

思维的偏颇还表现为高度的情绪化。网络语言的社群化让社群之间难以构建一套共同的沟通系统，加之各社群内部对个体情绪化表达的推崇，所以社群成员多从自我情绪的角度思考问题，拒绝理性的意见。因此网上的言语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甚至演化为语言暴力，掀起互联网战争。这不仅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浪费，还增加了社会分裂的风险。

五

余论

移动互联时代，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人类第五疆域，网络语言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了网络语言社群化的表征形式、形成与传播机制及其影响。社群化只是网络语言所呈现出来的演化态势之一，并不是网络语言发展的全貌。并且，这种社群化也不是一般理解下的单向、垂直、持续的社群化，而是一种多向、流动、混杂的社群化。一方面不少网民可以同时实现多套网络语言的社群化，而且进度还可以不一致（Oktarina & Haristiani 2020）；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的圈层化传播既可以是主动的，还可以是被动的，甚至是孤立的”（郑欣，朱沁怡2019）。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对网络语言的社群化，还是它的其他态势，都要展开更细致、全面的研究，从而揭示网络语言与现实语言，以及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一体化中的异质性、差异化中的同质性。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创新重大交叉项目“新媒体语言的创新、应用与治理研究”（2022WKZDJC004）。

编排：逯琳琳

责编：逯琳琳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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