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 |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张允和: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才10岁。我姐妹三人(张元和、允和、兆和)是在家塾里念书的。我们没有上过小学,后来直接上了初中。
1921年,父亲张冀牖(吉友)创办苏州乐益女中。1923年,我姐妹三人进乐益念初中。课程在当时算是现代化和多样化了,可是国文课多半还是念古文。
1924年,先后来了几位新教员,都是新任教务主任侯绍裘先生介绍来的。其中有叶天底先生教图画,画素描写生;有侯绍伦先生(绍裘先生的弟弟)教英文,选的课本是《莎氏乐府本事》。还有张闻天先生教国文;他的教材与众不同。国文课上教的不是中国古代文言文,也不是近代白话文,而是世界名著的白话翻译本。有三篇文章我在几十年后还记得很清楚。它们是:《齿痛》《鼻子》和《最后一课》。
《齿痛》是法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忘了作者的姓名。文章叙述一个人站在楼上窗口,向楼下沸腾的人群瞭望。这时候正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刻。文章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楼上的人牙齿疼痛的情况。楼下的悲壮场面,使得他心烦意乱,因而牙齿更痛了,痛得无法忍受。当时我不懂这篇文章的意思。张闻天老师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夸大自己的小痛苦,而不关心人民大众的大痛苦。”又说:“我们要关心人类,要救受难的人类,要做世界上真正的人,不要老在自己的小痛苦上浪费精力。”
《鼻子》是日本芥川龙之介写的短篇小说。文中说,有一个和尚,生了一个奇大的鼻子。大家都拿他取笑。和尚心里很不受用,想方设法到处找寻神方,一定要把这个大鼻子治成和平常人的鼻子一模一样。他用了许多可笑而奇怪的办法,甚至让七个人用脚踩他的鼻子。他受了不知多少痛苦。后来,居然找到一种办法,把他的鼻子改造得和平常人一样。他想,这下可好了,人们再也不会笑我的鼻子了。想不到,和尚一走出去,群众哗然!大家说:“瞧这和尚的鼻子怎么变了?”又说:“瞧,这和尚哪来这个奇怪的鼻子?”更多的人指指戳戳、比比划划。和尚更苦恼了!要想恢复原来的大鼻子已是不可能了。课堂上同学们哄堂大笑!文章的深奥真意,我们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法国文学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写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小学校上最后一课法文,一个小学生懊悔过去没有认真学习祖国的法文。这是大家知道的爱国主义好文章。当时给我们女孩子很大的震动,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由此,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的爱国运动中,乐益女中的同学跑遍苏州的八个城门去募捐。特别是火车站,我们的竹筒总是满载而归。统计苏州各界的募捐,乐益女中占第一位。后来苏州公园和公共体育场之间的“五卅路”就是用这笔捐款开辟建成的。
乐益女中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多少次到乐益来找麻烦。那时,我的父亲是校主,我的继母韦均一是校长。当局提出,这帮“反动”的教员一定要辞退。我父亲多少次恳求把这些人留下,都无结果。最后当局下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编者注):“一定要辞退,否则就不客气了,封闭乐益女中,逮捕他们!”我父亲既要维持苦心创办的乐益女中,又要保护老师们免于坐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忍痛辞退了这几位可敬的老师,请他们避避风头。有困难的老师,给了额外的费用。乐益女中也因此停办了高中部。我们三姐妹于是转学到南京读高中。
张闻天老师不久到苏联去了。侯绍裘、叶天底两位老师在1926年后,先后遇害。
我父亲最佩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乐益女中的创办是得到蔡先生指点的。父亲聘请的教员中,各党各派的人都有,这就是蔡先生的主张。老师给学生的不但是崭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张闻天老师,他把我们引入一个广阔的世界。
在张闻天老师的教导下,我对文学的兴趣,从中国文学转向世界文学。我开始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对他站在十字路口观察行人的举动,很感兴趣,认为文学描写就应当有这样的真实性。后来看短篇小说觉得不过瘾,又啃长篇小说。我读俄国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
1956年后,我参加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我用比较戏剧的眼光研究昆曲。例如把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和中国李玉的《占花魁》对比;把英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对比。这都是受了张闻天老师的影响。
张闻天老师只教了我半年国文,可是给了我以后一辈子做人的长远影响。这是真正的思想教育。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的谆谆叮嘱: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六十多年了,张闻天老师说的这些话,仍旧天天在我的耳鼓里回响着。
【按:本文选自王道编《似水华年:<水>与一个家族的精神传奇》,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版。图为张闻天。20世纪20年代,张闻天受聘于苏州乐益女中教国文课,并在此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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