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鸡血是理性的无奈,传统中国取士对高考改革的启发
目前在高考制度下许多发展落后地区的“打鸡血式”教育难以长久,容易造成学生的身心问题,但不可否认,那是一种理性的无奈选择。那些地区的师生缺乏开展素质教育的条件,更无资源和人脉可以推荐,往往只剩下拼命学习的一条路。尤其是在高考制度都已被阶层分化、城乡差距所侵蚀时,他们能选择的路真不多。与其嘲讽他们,不如抱以同情理解,然后尽己所能,去推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
打鸡血是理性的无奈,传统中国取士对高考改革的启发
文/邓峰
近些年来,关于高考的讨论,一直是舆论场的热议话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1977年恢复的高考,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周期。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社会面貌相比于改革开放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意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进而让许多人对于高考的优点、缺点有更多的体认和观察。
在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的中国,文革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整个社会的上空,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事情都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在此重大历史关口,中国社会恢复高考,让不同阶层的人在考试面前一律平等,既有利于社会公平,又选拔了一大批有文化知识和科学素养的人才。这对于经济社会建设和科技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
然而,高考不是空中楼阁,不能自外于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失衡、阶层差距,高考作为相对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日益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武汉大学吕德文教授便认为:“大量数据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逐渐萎缩,农村大学生主要集中在二本、三本和专科院校,农村大学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比较低。而结果是,农村大学生相对而言更难进入待遇较好、工作稳定的企事业单位,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其向上流动的难度。”
除此之外,舆论场有不少人经常批评一些发展落后地区的“打鸡血式”教育,认为那些地区的高中学校管理过于严苛。在批评者看来,那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每天像“打鸡血”一样对待考试,只知道督促学生疯狂学习,压制个性和自由,忽视素质教育,未能启发学生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和多重评价体系。批评者认为这一切是高考规训和异化的结果,是偏狭和反人性,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方位培养。
上述两种关于高考负面影响的声音都有现实依据与合理性,但怎么改革是难题。以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为例。传统中国是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很早便建立起比较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维持运转,便涉及至为重要的人才选拔问题。在汉朝实行察举制之前,贵族世袭是选拔官僚的重要来源。为了破除贵族阶层的垄断,为了拓宽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汉朝实行察举制,起初的形式是举孝廉。据现代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说法:“自从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可以看出,汉朝的人才选拔融合了举荐和考试的双重元素,看似很合理,起初确实起到积极效果,但好景不长,很快便存在一个根本困境:那些出身于有权有势家族的人更容易被推荐。用钱穆的说法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虽并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特权了。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
正是出于对察举制的反思和改革,影响传统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登上了历史舞台。当各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无疑会让科举变得相对公平,对于中下阶层相对友善。当然,科举制同样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考试内容的僵化,后来甚至沦为八股取士;考试成绩好未必代表具有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富裕家庭和穷困家庭供养能力的阶层分化严重限制科举的公平性,尤其是在经济水平落后的古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晚清积贫积弱的困局下,科举制最终走向覆灭。
然而,站在今天的眼光来看,抛开科举制的内容僵化、考试好不代表具有从政能力、落后经济水平下的阶层分化等缺点,科举制所包含的考试选才,是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所以,哪怕在激进反传统的声浪比较大的一百多年前,孙中山都主张把借鉴科举经验的考试权列为他的五权宪法中的一部分。钱穆同样认为:“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至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的文官考试和今日中国的公务员考试,都有科举制的某种影响。
梳理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明,今天的高考固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的确是历史经验的结晶,改革一定要慎重,不可适得其反。不少人主张素质教育,建议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选拔方式,比如可以考虑学习西方名校的申请制。从长远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但要循序渐进,与社会监督体系的完善程度、教育和经济的公平程度相适应。因为察举制在传统中国的失败足以说明,若无有效的监督体系作为配套措施,若无经济社会的公平建设作为基础,建立在素质教育之上的推荐和考试相结合制度必然严重倾斜精英阶层,对广大中下阶层和农村地区极不友善。
目前在高考制度下许多发展落后地区的“打鸡血式”教育难以长久,容易造成学生的身心问题,但不可否认,那是一种理性的无奈选择。那些地区的师生缺乏开展素质教育的条件,更无资源和人脉可以推荐,往往只剩下拼命学习的一条路。尤其是在高考制度都已被阶层分化、城乡差距所侵蚀时,他们能选择的路真不多。与其嘲讽他们,不如抱以同情理解,然后尽己所能,去推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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