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耗，神性和圣性的奇迹，或与死神共舞——略谈巴塔耶的至尊性概念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
消耗，神性和圣性的奇迹，或与死神共舞
——略谈巴塔耶的至尊性概念
作者：张生
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的著述庞杂而丰富，特别是其所涉猎的领域颇为广泛且不乏“越界”色彩，因为这个以写作色情小说知名的作家，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同样留下了自己不可忽视的足迹，这既使人感到其论述的广博，可同时也因此让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难以捉摸和纷乱之感。而他由此所呈现出的众多的面孔，也使人难以将其定义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只好以“思想家”这个本来就比较普泛的称号来模糊的对其予以指称。
不过，说巴塔耶是思想家却非过誉之辞，他的著述虽然深入到很多不同的领域，但并没有偏离自己的思想核心，而是始终围绕其基本方面进行论述和书写，即使他的那些色情小说，也一样没有偏离其主要的思想，甚至，说他写那些小说只是为了展现或论证自己的思想也未尝不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的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内在的规定性。而在我看来，他的著述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至尊性”（souveraineté/sovereignty）的思想。
与巴塔耶的其它重要的思想概念，如“花费”（dépense /expenditure）等不同，至尊性的思想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尽管在他在1928年自己第一篇正式出版的小说《眼睛的故事》中就已经无意识地触及到了这个思想，而且从1933年他那篇最为著名的单篇论文《花费的概念》开始，到《被诅咒的部分》第一卷《消耗》，就不停的在探讨这个主题，但他直到1953年，正式写作《被诅咒的部分》第三卷《至尊性》时，才对至尊性这一思想进行系统的论述，所以，在梳理巴塔耶的至尊性的思想时，因为其所具有的“将来过去时”的特点，很容易忽视他的这一重要的概念。而我认为对至尊性的理解，正是打开巴塔耶思想的迷宫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一、至尊性的概念
正是由于至尊性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是一个巴塔耶不断建构和完善的概念，所以，在具体的理解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甚至，就是巴塔耶围绕此概念展开的相关的著作，也让人觉得困惑，例如，法国巴塔耶的权威学术传记《乔治·巴塔耶：在工作中死亡》一书的作者米歇尔·索亚就认为，“在巴塔耶的所有文章中，《至尊性》也许是最奇怪的，甚至，也许是最‘疯狂的’”。而目前国内对巴塔耶的这一概念的理解同样存在很多误识，这点尤其体现在对这个概念的翻译中，现在大都按这个词的原有的词义迳将其译为“主权”或“自主权”，若仅从字面来看，这样的翻译并不为错，但却并不能完满的传达巴塔耶在使用这一词时所蕴含的意义。而且，“主权”或“自主权”正是巴塔耶在定义和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希望避免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如他特地指出：“我所说的至尊性，与国际法所定义的国家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相对来说，他更强调的是这个词所具有的“最高的，至上的”以及“君权，王权”等方面的意思，因而，他接着讲：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巴塔耶首先强调的是这个词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特点，即“反对奴役和屈从”的方面，但更看重的是这个词所具有的“王权”和“神权”的色彩，而souveraineté的词根souverain，在法语里本来指的就是君主和国王，且有主人，支配者的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将其译为“至尊性”，是比较贴切的。日本研究巴塔耶的学者，如汤浅博雄等，将其译为“至高性”，虽比较接近原意，但仍不如译为至尊性贴切。这是因为，“至尊”一词在汉语中本来就具有最尊贵或最崇高之意，如，《荀子·正论》：“天子者，位至尊，无敌於天下，夫有谁与让矣？”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意思，多指君，后之位，如，贾谊 《过秦论》：“及至始皇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 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而且，还曾用作国王或皇帝的代称，如，《汉书·西域传·宾国》：“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因此，将该词译为“至尊性”，相对译为“自主权”来说，无疑更接近于巴塔耶使用该词时所表达的含义。
但是，巴塔耶同时也指出，至尊性虽然与王权或神权相关，但却并不专属于国王或者神灵，它其实是一种“价值”，人人都可能拥有它，所以，他说，有时候，乞丐和贵族一样可以接近或者享有至尊。
从这个定义出发，巴塔耶给出了至尊性的几个要素，其中，首要的就是它所具有的“超越有用性的消耗”（la consommation au dela de l’utilite）的特征。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至尊性或者获得至尊性，就是看其是否能够义无反顾的和不加算计的消耗财富，这是因为财富只有通过劳动和奴役才能生产出来，而对财富的保有与积聚更是社会的通则和一般人的常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财富就是“有用性”的直接目标和象征，围绕财富的生产和积聚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意义和价值观，这就是所谓的“有用性”法则，而至尊者正是通过肆意的消耗财富，从而打破这个“有用性”的法则，借以展现自己所拥有的至尊性。所以，巴塔耶说，“超越有用性的生活就是至尊性的领域。”与不劳动却消耗的至尊者相反，那些从事劳动的奴隶和没有工具的人所消费的财富，仅仅是为了维持其生产所必须的很少的一部分。用巴塔耶的话说，他们劳动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而养活自己只是为了劳动。因其无法超越“有用性的生活”，他们自然不是那些拥有至尊性的人。
其次，就是至尊性对“奇迹”（le miraculeux /the miraculous）之物的追求，也就是对其所具有的神性（le divin/the divine）或圣性（le sacré /the sacred）的特征的追求。巴塔耶以一个工人为例来说明至尊性的这个特点，倘若工人的工资让他能够买得起酒喝上一杯的话，他就会找机会来那么一杯，表面上，他是想借此来赋予自己体力，其实是他想通过喝酒来暂时逃离或者忘却在日常生活中束缚着他的那套劳动原则的必须性，也即一个人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遵循的所谓的“有用性”法则。但是，因为这杯酒中有一种“奇迹般的因素”，给了他一种“奇迹般的感觉”，所以，让他有了一种在短暂的时刻中可以随意支配这个让他痛苦的劳动世界的感觉，从而使他得以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至尊性。巴塔耶认为：“从人的角度来说，在超越必需的情况下，欲望的对象就是奇迹；它是至尊的生活，超越了那种由痛苦所定义的必需。”因为，作为一般人来说，为必需的东西劳动就必须要接受奴役和屈从，并不得不为之痛苦。
但是，巴塔耶进一步指出，至尊性的这种对奇迹，或者对这种对奇迹之物的渴望，其实就是对“神性”的向往，他引用《圣经》中“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的经文来解说这个道理。这句话最早见之于《旧约》的《申命记》（8.3）中摩西劝诫众人的话，“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新约》的《马太福音》（4.4）中，耶稣在饥饿时回答魔鬼的引诱时特征引此言，“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巴塔耶据此将其作为对自己所提出的至尊性的这一“神性”特征的当然证明。他更是认为，这个说法，乃至福音书所传达的那种精神，恰好都与自己所欲阐明的至尊性的内涵相当，“福音的伦理似乎自始至终就是至尊时刻的伦理”，并且，“对于任何能理解它的人来说，它仍然是最简单，最人性的‘至尊性’的指南”。这是一条真理中的真理。
而正是出于这种对神性的渴望，人们才会超越对食物的依赖和对生产食物的有用性原则的屈从，去追求蕴涵它的奇迹，如美，财富等，还有归于神的荣耀。当然，神性只是奇迹的一个方面，在巴塔耶看来，奇迹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圣性”的方面，如，暴力，葬礼或者圣性的悲痛等。但其实，我以为，也可将对圣性事物的追求看成是对神性因素的向往。不过，对于这三者间的复杂的关系，巴塔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他只是指出，不管是奇迹，还是构成它的神性和圣性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含混性”（两可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既可看出他本人在阐发至尊性这一概念时所持的发展的态度，也可发现至尊性本身所具的模糊性和广延性。
二、至尊性与花费
当然，对于至尊性，巴塔耶首先强调的还是它所具有的“超越有用性的消耗”的特征。这个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与他此前，即早在1933年就形成的“花费”的观念有很大关联。在《花费的概念》一文中，巴塔耶受到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关于北美原始部落中盛行的“夸富宴”（potlatch）的研究的启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花费”的思想。
他首先指出，支配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就是“古典功利性”（classical utility），即“物质有用性”（material utility）原则，这既包括对物质的生产和获得，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再生产和保存，因此，人类的所有行为，尤其是消费的行为就受到这一原则的制约。但是，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人类的活动不可能都被规约为生产和保存的活动。巴塔耶认为，这点从人的消费活动上就可以看出来，其中，一种消费是生产性的，或者说是“有用的”，其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生命的保存和物质的再生产，这是必需的消费；但另外还有一种消费，却和生产性的目的无关或关系不大，比如，“奢侈，哀悼，战争，祭仪，限制费用的纪念碑的建造，游戏，景观，艺术，不正当的性行为（例如，从生殖的目的偏离）——所有这些表现的活动，它们，至少在原初的环境中，没有超越自身的目的。”这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就是巴塔耶的所谓的“花费”，背后支持其的原则就是“丧失原则”（the principle of loss），也就是无条件的消费的原则，显然，这个原则是与“有用性”原则是相反的，但是由这个原则所呈现的花费活动却并非毫无意义。
正如同莫斯从“夸富宴”中所发现的，礼物的流转建立了社会的等级。如一个部族首领必须向大家证明他拥有财富，“否则他就不能够保持住他在部落，村庄甚至家族中的权威，不能保住他在族内或族际各个首领中的排行”，而其时证明自己拥有财富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夸富宴，把财富分发和挥霍掉，只有这样，才能傲立于众人之上，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因此，可以说，夸富宴的本质就是给予。显然，对这样一个观点，巴塔耶是认同的，因为，他从花费中也同样发现了其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正是（花费）这种丧失的正资产的机制——从这种机制中涌现出了等级制度中的高贵，荣誉和级别——赋予这种机制以重要价值。”简言之，花费，也即非生产性的消费确立了人的地位和尊严，但不同的是，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在这里，巴塔耶是把用于给予的“礼物”看成是一种“丧失”，也就是花费的一种形式，进而引申出花费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的。
当然，关于消费与人的荣誉或尊严之间的关系，此前并非无人问津，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他的名著《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就曾予以论述，他认为，一个人若能“明显有闲”（conspicuous leisure）和“明显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都可以在社会上博取名声和尊严，“两者所以同样具有博取荣誉这个目的上的功用，是由于两者所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种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而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得到好的名声，尊严乃至地位，就必须“浪费”。虽然，凡勃伦原意在于批评这种现象，但他也部分的道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一真理。巴塔耶不仅对这个原则进行了肯定，而且更加明确的指出，“多少有些狭隘地说，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即财富被部分地献祭于非生产性的社会花费中，如节庆，景观和游戏，社会的等级才会与财富的占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只有那些占据比较高的社会等级的人，如首领，法老，国王或服务神灵的牧师等，才有可能进行这种非生产性的花费，而这同时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但让人不齿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却不具有这种品质，他们精于算计，致力于不断扩大再生产，养成了贪婪而吝啬的本性，即使消费，也只会躲在门后偷偷的消费，从而失去了受人尊敬的品质。在后来的《普遍经济学》第一卷《消耗》中，巴塔耶重复了这一观点，略微不同的是，他用“消耗”（consummation/consumption）代替了花费一词。但其基本的意义并没有改变。
而不久之后，在对至尊性的阐发中，巴塔耶同样坚持了花费的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其所独具的证明和显现高阶层社会人员的身份的作用，并将这点定义为至尊性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同时，他又强调了花费在至尊性中的双重性：一方面，这种“超越有用性的消耗”固然展现和提升了至尊者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非生产性的花费”，又显示了至尊者所拥有的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气概，这就是对支配这个社会，同时也是支配绝大多数人的行为的“有用性”原则的蔑视和唾弃。这种精神气概，就是巴塔耶所强调的至尊性的“反对奴役和屈从”的那一面。就是在这种看似无用的花费中，人获得了至尊，成为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支配者和主人。
对此，哈贝马斯曾言：
应该说，哈贝马斯比较准确的看到了巴塔耶所论述的“自主权”（即至尊性）和花费的关系。显然，在巴塔耶看来，追求和获得至尊，是必须要超越“有用性”的法则的，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消耗”才行。即使如身无长物饱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只要他能不考虑金钱的“有用性”而毅然“消耗”一杯酒，就一样能获得“至尊”。“尽管这一刻是短暂的，瞬间的。但是他必须为了这一刻而工作，因为他固然需要面包而生活，但他不能仅仅为了面包而活，而是为了神性，奇迹，圣性而活。”
三、至尊性，死亡与奇迹
实际上，至尊性所具的“超越有用性的消耗”只是一种表面化的特征，本质上，还在于内涵于这一行为中的对死亡的否定和超越，人们之所以积聚财富，其目的是为了生命的保存和生产的延续，也即逃避死亡的临近，而对财富的不求回报的消耗，恰是对死亡的不以为然，这正是巴塔耶的花费概念在哲学上所具的更深一层的意义。而其所强调的人的至尊性也正是通过对死亡的蔑视和挑战呈现出来。
这是因为，在巴塔耶看来，死亡是人类社会的最为根本的戒律。他认为，人经由使用工具劳动，对自然给定物进行改造，从而展开了对自然的否定，与此同时，这一否定活动也否定了人自身的兽性，使人脱离动物世界进入实践世界（le monde de la pratique / the world of practice），也即世俗世界（le monde profane /the profane world ）。在这个世界中，不仅人被异化为工具，异化为物，最重要的是人产生了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而动物本身是没有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的。正是基于死亡意识，人产生了时间意识，并据此安排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这是一种井井有条的富有连贯性的生活，人们为未来而存在于当下，因恐惧死亡而屈从于生产和保存，从而成为为将来着想的有用性原则的奴隶，在痛苦中忍受奴役性的生活，把自己降级为工具或物。
但是，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谋划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死亡的迫近和降临，死亡从来都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也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人对将来的筹划为前提。死亡的这种双重性，即它既是必然到来的，又是偶然出现的，却让巴塔耶发现了另外的东西，一方面，死亡的确规定了人的一切，奴役了人，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救赎的功能，这就是将人从被奴役于其中的物的“连贯性”（cohérence /coherence）的锁链中解救出来，“因此，在物的连贯性中被很好的组织起来的事物中的死亡——是扰乱这个秩序的一个结果，它通过一种奇迹逃离了这种连贯性。死亡摧毁，它把个体——即他把他自己，别人也把他所当成的一个与它自己同一的物——还原为空无（NOTHING）”。与劳动最初对兽性的否定相似，死亡同样是一种否定，但这次否定却不再是人身上的“动物性”，而是人身上的“物性”，它所否定的实践世界，是一个物的世界，劳动的世界，是人们在时间的同一性中处理未来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由禁忌和法则所构成的世俗世界。巴塔耶将这种否定比成是吞没城市的海啸，由此可见其力量之强大和不可遏抑。而正因为死亡所否定的不仅是奠定和支配这个世俗世界的基本原则，还包括对人本身的最终的否定，所以，为了避免彻底成为空无，对死亡的禁忌就成为维持着个世俗世界运转的真正的本质的法则。
电影《海云台》剧照
正是在这个根本法则压迫下，实践世界成为一个由生产所支持的同质性的社会，人成为一个物，或者被当成物来看待，但问题在于人本质上却又不是一个物。尽管他有令自身忧惧的死亡意识，但同时，他也有让自身振作的自我意识，即认为自己是个不同于物的人，他固然不得不死，但他可以像个人那样主动去死，带着自我意识去死，却非作为没有自我意识的物一样被动的不知不觉的死。而巴塔耶所强调的就是这种自我意识。但人这种自我意识不仅要依靠食物生活，以维持肉身不至于空乏，同样还得依靠神的话语来生活，以使灵魂不至于枯萎，其直接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对奇迹的渴望。奇迹本质上无非是围绕死亡展开的一种叙述，它其实就是对死亡的逃避。巴塔耶指出，奇迹就是“不可能，然而却发生了”的事情，如本该死亡的人侥幸（因为奇迹）得以幸免于难，正如诗人歌德关于死亡的警句“一种突然变为现实的不可能性”，奇迹同样也是“一种突然变为现实的不可能性”，就在这种对死亡的逃离和战胜中，事物呈现出了一种“圣性”的光辉，人也因之摆脱了物性的束缚，获得了至尊性。
这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巴塔耶在对奇迹的认识中还引入了献祭的思想。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奇迹也是一种献祭，通过奇迹，那个因奇迹而得以从死神之手逃脱的人完成了由俗物到圣物的转化。因为，献祭本质上是一种“毁坏”和“丧失”活动，那个在奇迹中承担了死亡的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毁坏和丧失的对象，他被从实践世界的物的秩序中抽离出去，进而抖落了在他身上起作用并支配他的物性，不再被其奴役，因之拥有了圣性。
而作为至尊者，他其实就是一个主动的献祭人，他主动寻求并创造奇迹。他主动向死亡发出挑战，通过对死亡控制的实践世界的法则的僭越，以获得至尊性。巴塔耶在此对黑格尔的“主人”进行了改装，与战胜奴隶以确立自己身份的主人不同，至尊者否定的对象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的人的像奴隶一样的生活，否定的是动物一样的生活。所以，在这一点上，巴塔耶是个人的尊严的捍卫者，他认为人应该像人那样生活，或者说，人固然可以像动物那样生活，但不能始终像动物那样生活，所以，他应该从沉沦其中使人物化的实践世界中奋力挣脱，通过追求无用的消耗，选择无用的声望和地位，有意忽略和蔑视其所生活的世俗世界的功利法则，进行一种自我牺牲和献祭，让自己从物的或工具的外貌中突然绽出，径直进入圣性的世界，在圣性的时间中享受至尊的荣光。
图卢兹-劳特累克作品《红磨坊》
四、至尊性与瞬间性，与非知状态
巴塔耶认为，至尊性具有瞬间性的特点，它只存在于当下，也只能在瞬间获得。就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中，作为主体的至尊者肆意挥霍，尽情浪费，把劳动的剩余的产品消耗殆尽。而这一劳动的剩余的产品或过剩的部分正是人们屈从于未来而有意保留的那部分东西，也是人们忍受奴役的产物，因为人们正是依靠这个剩余来延长和保存自己，以逃避死亡的威胁和临近，但至尊者以不计后果的和纵情的消耗勇敢的否定了死亡对人施与的阴影和恐吓，毫不犹豫的将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化为乌有，从而也间接否定了来自未来的死亡对当下的秩序井然的奴役。正是在这一瞬间中，至尊性不期而至。而且，这个对死亡的否定的瞬间具有奇迹的特征，同时也是奇迹的瞬间，因为，“这个瞬间是我们从预期，从人的习惯性的苦难中解脱的瞬间，是我们从受奴役的，使现在的时刻屈从于某些预期的结果的预期中的解脱。正是在奇迹中，我们从我们对进入瞬间存在的将来的预期中爆发，这个瞬间被一种奇迹的光芒所照亮，这是从它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的生命的至尊性的光芒”。显然，奇迹只能发生在瞬间，它是那种突然变为现实的不可能。因此，巴塔耶对至尊性的瞬间性特点的强调，是与他对至尊性的奇迹特征相联系的。
而巴塔耶之所以如此强调至尊的瞬间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将黑格尔对主人与奴隶的区隔视为空间的区隔，并将其置换成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上的区隔。他认为，“人可以在同一个个体（或每个个体）那里经历主人和奴隶的片刻状态”。沉沦于实践世界中的人因为是动物，出于自身的本能，所以要为保存自己进行生产，可又因为他是人，所以不能抑制自己对圣性世界的向往，为此，他在世俗时间中劳动，忍受奴役，积聚财富，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必需和对未来的期许，而在圣性时间中则通过节日性的消耗来将这些财富挥霍一空，把对未来的算计抛诸脑后，以面对死亡所表现出来的蔑视和反抗换来个人的至尊。而相对于世俗时间的漫长和难以忍受，以及所具的被动性，圣性时间却总是短暂的，自主的，让人颤栗的和转瞬即逝的。或许我们可以把巴塔耶对至尊性的这个特点的描述比喻为性爱的过程，一个人为了获得性爱（财富，生命的延续和保存）不得不付出努力（劳动），有时甚至是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必然有痛苦和忍耐，屈辱和奴役，而当他得到性爱之时，也就是得以做爱（消耗，对死亡的否定）的时候，其过程则是快乐的，强烈的，销魂的，但同时，其本身却是短暂的，易逝的。而且，做爱本身也近似于一种死亡体验。所以，米歇尔·索亚指出：“在调和人类和上帝的希望中，巴塔耶试图用时间调和它。或者，更准确地说，代替尝试发现调和人类——与上帝或与时间——的手段，他自己致力于对瞬间的一种可怕的着迷的沉思，在其中，期待中的所有的时间被还原为空无，即致力于对死亡的瞬间的沉思。”
这种对瞬间，或对死亡瞬间的沉思，使巴塔耶得以发现至尊性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瞬间中获得的一种“非知”（non-savoir / un-knowing）的状态，就是空无的状态。这是由于，去求知（connatre / to know）其实就是从无知变为有知，从一无所有到占其所有，是为了寻求将来的一个目标而去生产，是为了有用的东西而生产，而生产总是奴性的，并且，它会被永不停息的重复和继续，因为求知犹如时间一般是没有止境，它将永远屈从于对未来的探究之中。因此，巴塔耶认为，这也是维持我们这个实践世界正常运转的原则的一种表现，同样，只有打破这种寻求知识的强制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同样也是物的秩序的连贯性的一种，才能获得至尊性。巴塔耶以笑和哭泣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笑声和流泪中思想会中断，成为真空：
巴塔耶指出，就是在这种思想中断的瞬间，在这个带有奇迹性的瞬间里，我们才得以接近至尊性。但其原因却并不在于笑或哭泣抑制了思想，而是笑或哭泣的对象，也即日常思想的对象的突然解体所导致的。这是一种非知状态，由于思想的目的在瞬间化为空无，人们因此摆脱了来自目的的奴役，从而进入到一种实践世界的知识，即“有知”所不能把握的状态之中，所以，美国学者米凯莱·H·里奇曼认为，“至尊性是这样的瞬间，即当意义，在场，知识和统治的保留被取消，因此，触及了表征的存在系统的界限的那个时刻”。
而在这一刻，所有的事情都在瞬间被遗忘，在这一刻，笑声也好，眼泪也好，喜悦也好，哀痛也好，恐惧也好，神性也好，色情也好，厌恶也好，都会同时发生，当然，在百感交集之余，也会同时进入接近于“一无所知”的非知状态，因此，巴塔耶说，“我把纯粹的至尊性定义为非知的奇迹般的支配。”
五、总结
因为至尊性这个概念是巴塔耶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所以，他对于至尊性的论述远比上面所总结的几个方面要复杂，但有一点是核心的，那就是至尊性所指向的正是人本身，巴塔耶也强调：“我们现在可以承认人是他自己而且只有他是人的至尊的价值，但是这首先意味着，人是过去的至尊的价值的真正的内容。”它意在将被生产性的同质世界所剥夺的人性重新换给具体的人，享有至尊，即享有做人的尊严。它围绕死亡展开，通过与死亡共舞，而蔑视和挑战死亡，以否定由其支配的实践世界的法则，从中得到瞬间性的解脱，这种解脱是运气，也是奇迹，它既是神性的显现，同时也是圣性的产生。它体现了人对神性的向往和追求，因而突显了人的价值。
其实，小到微不足道的个人，大到一个团体和国家，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财富毫不吝啬的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自己的至尊性不至于在生产性的世界中被遗忘和耗尽，诚如汤浅博雄在《至高性》一书中对巴塔耶的思想的评价，“献牲，祝祭，滥费，消尽，纯粹赠予，（对禁止的）侵犯，性欲等，无非是人类对于与‘指向获得，拥有某物’部分相对抗的‘至高’部分的忧虑——期望‘至高的’部分绝对不要消失。”这种对“至尊”的事物的“忧虑”和“期望”，就是期望人不会因为沉沦于这个物化的世界而丧失自我，因此，即使付出死亡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原载《文景》2009年10月号
[作者简介]张生，原名张永胜，笔名张生，作家，学者。曾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及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及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艺美学专业法国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法国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上海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忽快忽慢的旅程》等，短篇小说集《乘灰狗旅行》等，专著《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通向巴塔耶》，译有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鲍德利亚《美国》，黄哲伦《蝴蝶君》，布罗茨基《水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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