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桂林 || 现代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信仰书写——以冰心、北村、丹羽为例
作者简介：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提要] 现代中国基督教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走向“信”的方式，在他们作品的信仰书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基督徒走向“信”的方式的多样性。冰心走向“信”的方式是从爱出发；北村在《施洗的河》中描写的是由恐惧而得信；丹羽的小说通过两类形象的塑造，探询了基督徒走向信仰的两种可能方式，也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基督徒在个人信仰问题上的困惑，这种困惑表现在知识与情感的悖论、疑与信的歧路和宗教与诗的选择三个方面，显示出的是信仰寻找者在一个信仰缺失时代里的精神无奈。
[关键词] 基督教文学 信仰书写 冰心 北村 丹羽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二
冰心之后，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哪个基督宗教文学家能像她那样关心“信”的问题。直到1993年，北村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施洗的河》，关于“信”的书写不仅重新回归到基督教文学书写中，而且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写一个叫刘浪的医科大学生如何堕落成黑社会的头领，杀人、抢劫、贩毒，无恶不作。但就在刘浪的生命即将耗竭在这种充斥着恶的行为中的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刘浪在逃命的过程中偶然遇上了一个传道的基督教牧师，在牧师的感化下，刘浪洗刷了自己的心灵，虔诚地皈依了上帝。也许是被同年问世的《废都》与《九月寓言》的光芒所遮蔽，这部小说最初并没有引起读书界的特别注意，这恰恰说明人们在接受信仰叙事的信息方面，在领悟生命的原罪与救赎的意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心理与知识准备。也许是失望于中国普通读者对信仰叙事的麻木与缺乏兴趣，北村不得不在一些自叙文章中不断地阐述自己的创作意图与主题构想。在附在小说后面的创作谈《我的大腿被摸了一下》中，北村说：“《施洗的河》是一部精神分析意味十分浓厚的小说，只不过分析的权利已经不再是我，因为在写作之前，我和小说主人公是站在同一个地位上的，我只能记录一些事实而已”，“在这部小说里有刘浪一种很清晰的心情：他不愿生活在一个不信的世代，他需要信；他不要绝望，他需要有一个盼望；他不要恨，他只要爱。因此在写作之前，我必须蒙光照，暴露我们精神内部的光景，以便让我们那不中用的眼睛看清楚：我们是一个全身长满大麻风的人，我们对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在1995年《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我与文学的冲突》一文中，北村进一步谈到了“信”这一相当有深度的命题：“诗所寻找的是美和安息，也许诗人们已经找到了美，但他们没有找到安息。”这些创作自述表现出了一种清晰的理路：人有原罪，同时人也有一种救赎的期盼。但人对自己的罪性与救赎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皈依神——人类的救主。皈依他，就得信他，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份“信”，人类到处漂泊的心灵才能获得安息。
但是，怎样才能走向“信”？北村在《施洗的河》中做出的回答是恐惧。在小说的前半部，作者曾经提供给刘浪一个通过爱来救赎的机会。在医大读书时，这个从小就有着强烈的作恶欲望的大学生，曾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爱的冲动，这次爱的冲动构成了他救赎自己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基督徒同学天如那种天使般的博爱与悲悯，对躁动的刘浪是一种慰安，一种导引。这种爱一度启动了刘浪心灵深处的神性的一面，使他觉得这是他在医大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他的心“像被洗过一样”。不过，这种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并没有持续下去，在罪性与神性的对话与碰撞中，罪性的一面重又遮蔽了神性的一面。刘浪没有把握住这个救赎的机会，看上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天如离开医大参加了前线福音医院的护理队，但深层里的原因是因为刘浪的罪性太重，作恶的欲望过于强烈，他不能真正领悟到天如也就是基督爱的意义，而且人对自己的罪性毫无能力。所以，《施洗的河》在后半部着力描写了樟板地区两大帮会势力的争霸拼杀，细致曲微地刻画了刘浪在这种恶性膨胀的环境里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危机。这一精神状态与心理动向的核心部分，不是他的诡谲狡诈，不是他的喜怒无常，而是深深埋藏在心灵深处但以各种不同形式顽强显现的恐惧。
在小说中，刘浪无时无刻不在同恐惧抗争，不过，他的生存的每一个阶段，所经历的恐惧的内容有所不同。幼年阶段恐惧的是父亲的阉割。“我们可以从他清秀而苍白的脸、美丽而无力的胳膊，尤其是大而空洞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一个懦弱的人。在霍童孩子的眼中，刘浪仿佛是一件一尘不染、针脚细密而且闪闪发亮的空心马褂，孤零零地飘荡在他的童年里。起先，他们都被他冷漠的神情吓住了，然而渐渐地发现这种神情毫无威胁时，胆大的孩子就去摸他鲜红的嘴唇，他们一惊一乍地说：瞧，他多像个女人。”不仅在霍童的孩子们眼中，就是在父亲的心目中，刘浪也被视为“女人投了个男胎，分明是个二尾子”。霍童孩子们的嘲弄，父亲的失望，使年幼的刘浪深感恐惧，担心有一天会被父亲阉割，真的变成一个女子。于是，潜意识中的这种阉割情结向两个方向寻找宣泄的途径，一个方向是退守，向母亲的怀抱寻求庇护，十三岁以前一直与母亲同床共枕，手里必须抓着母亲的乳房才能睡觉，这看上去是一种恋母情结，其实乃是防止在熟睡时被父亲阉割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显现。另一个宣泄的方向就是反抗，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弑父。刘浪有过两次弑父的行动，一次是在八岁，刘浪向父亲开了一次空枪，被父亲高兴得掌了两个耳光，一次是在学医归来，刘浪看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的丑陋的体态时忍不住地拿起了枪。两次弑父未遂，但刘浪向父亲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汉身份，证明了自己的作恶的勇气，这本身就是对阉割恐惧的一种极有效力的消解。青年阶段的恐惧是自制力的丧失。刘浪在医学院就读时，正处于男性的青春发育时期。每一天他都躲在校内的一个碉堡里，一边看着他所喜欢的女人走过，一边做着自慰的动作来宣泄自己的性冲动。刘浪感觉到自慰的肮脏与污秽，但自己几乎没有能力控制不做这种事。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可是一次又一次地钻到碉堡中去。于是，刘浪深深恐惧于自己自制力的丧失。这种恐惧是男性成长的恐惧，根基在于主体对自我罪性的意识自觉。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制力的强盛与否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强盛的自制力，就能够用理性来控驭非理性，用意志来控驭情欲，主体的人在道德伦理上就有了向善发展的动力；相反，自制力的萎弱导致了非理性与情欲的自由泛滥，主体的人的罪性就有了充分表现的条件与机会。刘浪在迈入成年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自制力之萎弱，也就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性之深重。
刘浪继承父业后，很快就成了一个黑帮的首领，杀人越货，呼风唤雨，似乎是个成功的强人。但是，真正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始终被笼罩在一种恐惧的阴影之中。这个阶段的恐惧与前两个阶段的恐惧大不一样，它绵延不绝，没有具体的对象，但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为这是一种对生存本身的恐惧。生存的本质是恶，因而生存对于刘浪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开始他企图用肉欲的发泄来宣泄恐惧。“只有在和小缎胡混时刘浪能驱除恐惧，在小缎身上他会像一条龙一样威猛无比。”但这种宣泄只是暂时的忘却，因为一旦做完了这事，刘浪就像小孩一样往小缎的怀里钻，这固然是刘浪幼年阶段的恋母情结的无意识显现，同时也说明刘浪因为恐惧而寻找一种荫庇。在意识到性的放纵并不能真正解除恐惧之后，刘浪曾经有一个十分独异的举动：他给自己造了一个墓穴，并且真的带着金条、古玩、地契与枪支住进了墓穴。作者这样构思显然受到马可福音第五章有关“坟茔人”故事的启发，以这种独特的情节构想来表现刘浪为摆脱生存的恐惧感而做的最后一次悲怆的努力。这样做的含义很明显：人最大的恐惧是死亡，虽然坟墓是人不可回避的最后居所，但人宁愿在世间忍受病痛、衰老、耻辱、折磨，也不愿哪怕早一个时辰去往那最后的结局。现在刘浪自己住进了坟墓，他想证明自己已经不像常人那样恐惧死亡，既然连死亡都不再恐惧，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恐惧的呢？刘浪走出墓穴的时候，已经恢复自己往常的自信与理智。这未必是墓穴生活真的帮助刘浪走出了恐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墓穴生活的“沉重的黑暗”“腐朽的寂静”“滞重的空气”“古老的回声”使刘浪有了真正的独居自省的机会。一旦反观自身，刘浪不仅“绝望地看到了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中，身体的机能却在不可抑制地滑向衰老”，而且，他在反复的自问之中看到了自己堕落如斯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就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恶”的念头膨胀与顽固。“穴居人躺在洞穴的中央，滴落的水溅在他的脸上，使他在冰冷的回忆中看到，小时候从胸口飘出来的黑色火苗现在已经燎原，这个叫作‘念头’的东西是一个小兽，它会行走和飞翔，从这个洞穴直飞到外面，他完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形如一只水蛭，有很大的吸盘，牢牢地吸附在身体上。它的归入身体，就像他归入墓穴一样。”当他看到了自己身体内的“恶”的念头，他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症结所在。所以，从救赎的意义上看，他虽然还没有听到上帝的召唤之声，但这时的刘浪已经为自己能够聆听上帝的召唤敞开了心灵的耳朵。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从心灵恐惧的角度对亚伯拉罕以子献祭的圣经故事予以深刻的分析，指出，“任何没有领悟到恐惧的人，无疑终将不能成为信仰义士，进而言之，每一个感悟到恐惧的人都不会否认，与稳稳地蹑足而行的信仰义士相比，大多数人只不过做了如同摇摆不定的舞者那样的悲剧英雄式的尝试”。⑦刘浪的恐惧感当然无法同亚伯拉罕以子献祭的恐惧感相提并论，但无论是哪一种恐惧，只要它走到了自己的极限，只要它在人的精神深渊中造成了不可抑制的战栗，只要它使人感知到了自己是一个向死的存在，那么，这种恐惧感就有可能转化成为信仰的动力。
三
无论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还是《施洗的河》中的刘浪，他们都是非同凡响的人物，都经历过炼狱般的洗礼，所以才会在精神上产生这种恐惧，并由恐惧而走向信。但对于世间普通男女而言，既无缘享受冰心式的博大光明的爱，也走不到刘浪式的刻骨铭心的精神恐惧。在解构化极其流行、消费性极度膨胀的时代里，不仅广大的普通男女沉溺在物欲的海洋中随波逐流，而且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精英也在普遍感到精神的无所适从，精神的家园究竟在哪里，心灵的居所究竟怎样安置，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安与焦灼的情绪。如何用自己的信仰的力量，来化解社会上的这种精神不安与心灵焦灼，在这方面，近年来一些青年的基督徒作家试图用自己的创作予以思考和回答，其中丹羽的小说创作值得读者注意。
丹羽走向文坛之初，其小说主要写青年知识女性的精神幻灭。通过这种幻灭的过程来揭示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主题，一个是信仰，一个是追求。那些刚刚涉世的年轻女性，或者抱着对美（音乐）的执着，或者抱着对文学的向往，或者抱着对爱（灵与肉结合）的追求，对自己所执着、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的倾心的信，甚至包括对她们所仰慕的成熟男性的信。但小说的结局往往是对这些“信仰”的幻灭，女主人公几乎无不陷入困惑，以至于不仅要向肖邦告别，不仅对文坛的潜规则感到恶心，而且最终对那个既想向精神飞升又摆脱不了欲望诱惑的沉重的肉身感到厌倦。在早期的一些小说中，青年男女要么“仍然在疯狂地做爱，我甚至觉得那是使我们忘记残酷现实的最原始也是最不可替代的唯一方法”（《无法告别》），要么女主人公在“自杀是自杀者的权利”的宣言中放弃自己的生命。不仅《追逐》中的雪凝是如此，长篇小说《水岸》中的女主人公莫雨尘也再次选择了离开，不仅离开自己曾经倾慕过的情人，甚至要离开这个无所依恋的喧嚣尘世。但莫雨尘比雪凝幸运，因为在她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有意义的瞬间。《水岸》的结局似乎与《施洗的河》有点相似，只不过刘浪是心灵发生了危机，想躲到河里去避难，莫雨尘是想到海里去结束一段尘缘。“她独自远行到了一个南方的海边，在黄昏的海边，她的脑海中出现她所经历的所有的生活图景，还有肖邦的各首乐曲，非常杂乱。当她一步一步向冰冷的大海走去，海浪即将淹没她的鼻息的时候，突然的，她仿佛听到了在伦敦教堂听过的那首优美的乐曲，她感觉仿佛被提起，在云端。她仿佛一下被提了起来，并真的看见了一束光。”莫雨尘遭遇的这种情景，同冰心看见牧羊图、刘浪在水中听到牧师的声音看到牧师伸来的手一样，都是一个瞬间。值得指出的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个瞬间的意义，所以，这个瞬间成了他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成了人生起信的一个动力。“莫雨尘在这个瞬间后离开了使她沉溺的海水，沿着海岸线去寻找传说中的灵魂的栖息地，那座印象中的大教堂，沿着长长的海岸线和脑海里巴赫的圣洁的教堂音乐……”毋庸置疑，丹羽早期作品中的“信仰”不过是一个春情萌动的年轻女性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朦胧的憧憬，或者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对世俗生活的一种认真态度。莫雨尘在那有意义的瞬间之后所寻找的“信仰”，才真正具有了宗教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丹羽的小说在信仰书写方面颇有价值的贡献，在于通过两类形象的塑造，探询了基督徒走向信仰的两种可能方式。一种是从知识走向信仰，这种方式以《归去来兮》中的卫子夫为代表。这是一个学识丰富，以阐释真理为己任的大学教授、神学家，当然他也受洗入教，成了自认为有信仰的基督徒，在小说中被称为“文化基督徒”。女基督徒玄青非常崇拜他的神学修养，为他撰写的几部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神学著作而倾倒，以至于她竟然相信对信仰的确认需要知识，需要复杂的理性和逻辑考证，所以，她不听任何人的劝导，只身从南京远赴羊城投奔卫子夫，希望能成为他的学生。在第一次见面的饭桌上，玄青问了卫子夫两个问题，一是他谢不谢饭，二是他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存在。对于前者，卫子夫说有时做有时不做，“如果在场的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都做，那我就做，如果说像平时或者一般的场合，像今天这样的，我就不做”。对于后者，卫子夫也明确地回答：“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真理，因为我相信人类需要拯救。但是，我和那些教会里的教堂里的人不同，我是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上帝的真理揭示给世人看。”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他有一个思想前提：“因为我有信仰，但依然是个活在真实生活中的人。我不逃避，也不超越。尽我的本分，如此而已。”卫子夫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显示的恰恰就是启蒙时代将基督宗教本身从中世纪的迷魅状态下解放澄明出来后，那些重视精神生活的知识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信：第一，仪式仅仅是仪式而已，对基督徒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自己直接去面对上帝；第二，信仰生活与日常生活并不矛盾，信仰者当然不能逃避，也无须超越什么；第三，知识能够通向真理，通向信仰，既然从知识的层面知道人类需要拯救，那么，凭借知识，就可以判断怎样拯救，应该用什么去拯救。
另一种路径是从生命的感觉走向信仰。《归去来兮》的女主角玄青曾是一位狂热的艺术、文学的信徒，当她失望于艺术文学之后转向宗教去寻求精神慰安时，也一样地希望能像爱文学爱艺术那样充满生命的狂热与痴迷。当她同卫子夫通完整夜的电话之后，她“确实感到，这一夜是我久违了的那种狂热的精神恋爱的感受。昏天黑地的谈话，时空交错与精神漫游的快感，唯美的震惊体验，无所不包括”。为了实现“跟随一个人，一个真正意义的能从信仰、知识、情感以及思想、人格各个方面引导我、拯救我和安抚我的人”，一个能“让生命围绕他旋转，就像天使围绕上帝那样”的人，玄青不顾任何人的劝告，坚持要独自去羊城拜见卫子夫。小说写到她在决定去羊城时的情绪反应：“我从草地上一跃而起，在原地转了两圈，然后再坐下，我把双腿盘起来，坐在那里，心里不停地想着南方的羊城，那座陌生的城市，那所陌生的学校，那个想象中的人。我的手随着想象的迷惘，轻轻地抓起青草地上的一堆泥土。泪水潸潸落下，说不清是疼痛，焦虑，恐惧，失落，还是无助，厌倦，缺失，抑或是隐秘的激动，在明知的绝望里的渴望？”这些情绪，都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流露，这些动作，也都是肉身的直接反应，没有知识的辨别，没有逻辑的推演，甚至没有理由的说明。这就是玄青走向信仰的生命状态，也是玄青走向信仰的途径。对此，玄青是能够或者说已经自觉到的，所以当她来到羊城，闻到了卫子夫身上的烟火气，看到了他的丰富知识背后的傲慢，体会到了他对信仰追求者的个人主义式的冷漠，她的狂热也顿时变成了幻灭。尤其是当卫子夫不无傲慢地说上帝对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以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玄青只适合在教会里做牧师时，玄青非常难受，甚至在幻灭中生出了反感，因为“我始终相信当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无论你是否有知识”。
在这两种走向“信”的可能性的探询中，丹羽的小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21世纪到来后，中国的基督徒在个人信仰问题上的困惑与沮丧。这种困惑与沮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知识与情感的悖论。如果说从知识走向信仰显示了启蒙之后知识精英阶层的普遍的自信，那么，从生命感觉走向信仰体现的则是基督宗教的基本教义，因为在《圣经》中，耶稣是生在马棚里的，也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比所有的人都伟大。信仰的产生离不开情感，没有情感依托的信仰注定不会是鲜活的、生气勃勃的信仰，也不会是深沉的、蕴藉悠久的信仰。但是感情恰恰是不可捉摸的，不可揣测的，越是强烈的感情越是难以驾驭与控制，越是容易走向极端，基督教历史上的神秘主义与极端主义的教派的产生，都源于信仰者的走向极端的情感体验。所以，从生命感觉走向信仰，未必能够保证生命本身准确地扑向真理。知识的丰富当然说明人能分辨真理，但知识本身并不能产生情感，而且单一的知识作为对某种事物的概括说明，本身具有遮蔽性，要突出事物的某种属性势必会遮蔽事物另一方面的属性。佛教批评人的认识的偏激性，对这一认知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知识不仅不能产生情感这一信仰的支撑，而且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达到对真理的认知。小说曾通过玄青参加的基督徒的聚会场面表达了这种困惑和沮丧。在关于“文化基督徒”的讨论之后，“女主人洪亮的嗓音又回荡在这整个空间里。是啊，玄青，我提醒你的是不要过分陷入那些思想迷宫里面，还是我那次在教堂布道时跟你说的，有很多哲学家其实是受到撒旦的诱惑。你很容易被他迷惑的。真的，玄青，你要知道现在有很多文化界的人都是打着基督徒的旗号去迷惑人，事实上是反基督的。他们是敌基督”。当几个女青年谈到曾受所谓“基督徒”的骚扰时，女主人也只能高声说：“好了，好了，今天不讨论这些了，我们是有神保护的，只要你不做坏事，心怀坦荡，时时以《圣经》做你行为的准则，什么事也不会碰到你身上的。不过，以后大家也的确是要小心的。尤其像玄青这样比较单纯又跟很多文化界的人打交道的。应该注意一些。”
其次，疑与信的歧路。从信仰书写的角度看，虽然信仰的诞生来之于生命“瞬间”的力量，但“瞬间”的高峰体验之后起信的路如何行走，丹羽的创作显现出的依然是这个解构时代的特点。通常而言，宗教信仰一旦确立，灵魂不再漂泊，人的精神就会处于安宁的境地。正如诺瓦利斯所言，“谁一旦清楚地意识到世界是上帝之国，谁一旦因这种伟大的信念而感到无限充实，他就会信心十足地踏上幽暗的生命之路，怀着深深的、神一般的平静去看这路上的风暴和危险”。⑧所以，在冰心那里，遭遇了大爱的天启，信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情，她的笔下几乎没有心灵分裂的人物。在《施洗的河》中，刘浪抓住牧师的手后，最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霍童，那里，“月亮银色的清辉洒在河滩上，篝火在那里闪耀，刘浪在朦胧中看见很多人站在水里，他们唱着歌，歌声击打着水面，一切都是和谐的”。这种和谐的景象预示着信心的坚定与平和。但是，丹羽笔下的主人公，即使找到了那座“大教堂”，即使听到了巴赫的圣洁的教堂音乐，甚至即使受到了圣水的洗礼，心仍然在不安与困惑中摇摆彷徨。《归去来兮》中的玄青在受洗以后，依然在问：“现代人为什么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越来越感到模糊了呢？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所关心的‘价值’，他们所关心的‘终极意义’似乎也随着中古世纪人类单纯的宗教文化的崩溃而瓦解。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我所处的这个社会里，谈‘信仰’，‘终极意义’是否真的是太不合时宜了？我在百般的自我询问中开始了‘摩西式’的怀疑。”佛教提倡从疑到“信”，基督教是坚定地从信到“信”，这种“摩西式”的怀疑，这种“如此迷失”的感叹，都在说明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消解的躁动时代里，信仰者的那种宁静已是多么的难得。
再次，宗教与诗的选择。在冰心和北村那里，信仰的理解上并没有分歧，没有犹豫，走向信仰的起点非常的清晰而坚定，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有仇恨，有罪恶，有彷徨，有迷失，但信仰之灯始终没有熄灭，即使行走的途中如何黑暗，那盏信仰的灯塔仍然在前头依稀可见。而丹羽的时代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不是没有灯，而是到处都是迷幻的灯。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才会有如何走向信仰的分歧与困惑。正如玄青所说：“我还能去哪儿呢？这世上到处都是那一位绝对的导师，但当我去寻找的时候，他却远离了我。”在小说中，玄青最后回归了平静，因为“她在基督的大爱和高宇近乎笨拙的感情之间做出了想像性的认同”。⑨“第一次被一种陌生的感情打动着，第一次和一个不能像父亲或导师一样疼爱我的男子在一起而感到幸福、安详。”这说明玄青已经准备放弃过去对引导、对包容的渴望，投入到世俗的平等与相濡以沫中去，也就是真的走进如卫子夫很不屑地指出过的教堂里的人群中去。不过，丹羽还是给了玄青一条不同于一般教堂里的人的路，这就是诗歌。玄青在回归平静后，她的诗《爱的箴言》终于发表了，玄青开始了自己第二次的精神远航，她发誓要写诗，而且要平静地写下去，不知疲倦地写下去，因为诗里面也有秘密，而且这种秘密“就是《圣经》的秘密，信仰的秘密，也是日常生活的秘密”。诗和知识并不一样，诗歌唱的是生命的尊严，透露的是生命的信息，揭示的是生命的秘密。人如果不能从生命的感觉走向信仰，至少可以从生命的感觉走向诗，小说让玄青从艺术的绝望始，最后又以诗的回归终，显示的恰恰是一个信仰寻找者在一个信仰缺失时代里的无奈。
①刘廷芳：《研究与信仰》，北京：《生命》，1921年第7期。
②冰心：《自由——真理——服务》，北京：《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号，1921年6月。
③杨剑龙：《旷野的呼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④《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⑤茅盾：《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⑥⑧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林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165页。
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一谌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⑨阿长：《在提问与确信之间》，见丹羽著《归去来兮》，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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