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輝 || “滿漢矛盾”記憶與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動員
《尚書》有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意在道出革命的理由“順天應人”。時空轉換至辛亥革命，革命派欲革清朝的命也需要追尋與敘述理由，大言之有三：喪權辱國的現實處境；民主政治的西潮影響；滿漢矛盾的歷史記憶。辛亥革命時期晚明歷史記憶成為滋養各種思想思潮的重要資源被不斷喚醒。多方人士皆將晚明記憶作為其思想主張的論證內容，不管革命派、改良派，抑或政府、民間人士，皆試圖掌握晚明記憶的刻寫主導權，其分歧與差異也道出了時人立場與利益，成為“全民參與的話語盛宴”。雖說諸方皆以晚明記憶為敘述對象，但各有內容選擇，抑或雖言同一事，也有敘述方式與言論重點的不同。晚明記憶即成為思想政治爭論的場域空間，記憶的喚醒顯然出於現實所需。若將視野聚焦革命派，常言“革命興起”頗為抽象，具體而言與晚明記憶的不斷書寫和喚醒即“滿漢矛盾”關聯，以表達自身政治訴求並尋求革命的合法合理性。“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軍暴行的歷史記憶紛紛被喚醒並運用於政治書寫。歷史記憶在塑造社會意識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社會的存在與歷史記憶的流傳和儲存相關，不存在沒有歷史記憶的社會，歷史記憶也只有依托社會才能儲存。本文關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如何利用晚明記憶中的“滿漢矛盾”部分，即將“滿漢矛盾”歷史置於何種敘述脈絡進行書寫，以製作出社會意識服務於革命行動。
辛亥時期人們在一段時間裡關於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認知相對模糊，諸多後來走向革命道路的愛國志士均表示曾受改良派思想影響。張道藩回憶他在民國成立前，“因為族中有兩位長輩在日本留學常常寄回《新民叢報》等刊物，讀了以後增加了不少的新智識。”且在民國成立後，“因為讀《新民叢報》，由愛其文而敬佩其人的，是梁任公。”張並不諱言梁啟超及《新民叢報》對其產生的影響。時人受梁啟超及其主辦的《新民叢報》影響甚多，平海在回憶南洋公學時即說：“我們一般小學生，大概對戊戌政變，對光緒是比較同情的，當時《新民叢報》登出來的內容總是說得痛哭流涕的，讚揚光緒皇帝是好的，西太后豈有此理”。伍特公也說：“《新民叢報》剛剛出刊，看的人很多，我們那班差不多個個人看。”這些回憶多憶及當時並不清楚政治分野，如有人說貴州自治學社的領導人員“對於革命知識的來源，最初取給於康梁的維新學說，以後才轉入同盟會的革命主張”。如此模糊階段已為諸多研究者道及，恰也說明當時梁啟超的影響之大，其所主張的“革命”思想漸成當時一脈。若以後來革命發展理路而論，武昌起義後流血革命瞬即偃息，多方政治勢力妥協而“文明革命”浮出，顯然也是辛亥革命時期多種政治思潮交織交融的結果。
如此社會背景下，辛亥時期晚明歷史中滿漢矛盾清軍暴行記憶的最初喚醒也有類似情景。維新志士譚嗣同在其《仁學》中言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時說：“成吉思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擄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譚嗣同所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顯然為其維新變法提供歷史資源，將之作為倡導變法的證據。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等流亡海外“心不忘亂，蒐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志略》等書出之，以激憤天下之心，復著為論說，以暢春秋九世復仇之義。”其用意在保皇提倡立憲。但也有人在這些歷史記憶中讀出了新意味，用陳登原的話說：“戊戌黨人雖以保皇為職志，然於民族創痛，則固不能抹煞弗道，此又關於種族革命者也”。歷史記憶往往被時人喚醒以服務於現實，不同政治立場者從中各取所需為己所用。
維新人士書寫晚明之際清軍殘暴行徑記憶時，往往是不滿於現實環境中的清政府，要推動清政府改變現狀實行立憲。所以，某種程度上清政府的殘暴行徑與諸多封建王朝類似，如譚嗣同所言：“與隋煬、明武不少異”，言其暴行只是諸封建朝代的普遍行徑，惟有改變政權性質才能改變其殘暴本質。
若僅從喚醒晚明清軍暴行記憶而言，革命派也採取了相似手段。1895年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到日本“將攜來宣傳品《揚州十日記》及《原君》、《原臣》（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選本）二種，交馮由文經號印刷萬卷，分送海外各埠”。革命派與維新改良派均喚醒晚明滿漢矛盾記憶，並在革命志士間形成傳閱當年清軍殘暴事蹟之風。據宋教仁回憶，1906年其在日本時，10月某日“梓琴（田桐）贈余以所輯《亡國慘史》一冊，乃輯明季亡國、滿洲殘暴之事蹟而成之者也”。正是通過這些編撰與傳閱活動，晚明滿漢矛盾的歷史記憶被喚醒，形成現實中“驅除韃虜”的思想支撐。1925年魯迅以文學筆調回憶辛亥革命時的革命黨人，他們到海外“專意蒐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裡，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彙集”。只是魯迅覺得這些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甚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此或有魯迅受民國成立後社會發展的影響，頗失望於“革命現狀”乃至修改其記憶。
但魯迅道出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軍》的巨大影響力，而其他宣傳復仇的集子則隨歷史漸漸流逝。事實上，《革命軍》亦是在喚醒晚明滿漢矛盾和清政府的殘暴記憶，開篇即有：“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換言之，《革命軍》幾乎通篇在書寫滿漢矛盾記憶，提倡“種族主義”以革清政府的命。作者敘述自己在讀《揚州十日記》與《嘉定屠城記》時“吾讀未盡，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並告誡同胞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豈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記事，不過略舉一二耳。想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賊滿人鐵騎所至，屠殺擄掠，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鄒容繼而補充道：“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諡法，尊諡為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時代，所號為令主賢君。及觀《南巡錄》所紀，實則淫擄無賴，鳥獸洪水，氾濫中國。……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玄曄〔燁〕、覺羅弘曆二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為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幾何？吾曾讀《隋煬豔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遊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
鄒容《革命軍》關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仇恨記憶的敘述，與譚嗣同《仁學》中的片段極其相似，可謂再敘與翻版。易言之，鄒容《革命軍》描述滿漢矛盾歷史記憶部分顯然受《仁學》影響，它“廣泛汲取了譚嗣同的《仁學》、章太炎的《訄書》及《國民報》文章中的思想和語句，融會貫通”。如此，不難發現同樣的歷史記憶能為不同政治主張服務，鄒容書寫滿漢矛盾的目的即在“革命”。魯迅回憶說辛亥時期《革命軍》比《揚州十日記》的翻印等更具影響，其實《革命軍》也如《揚州十日記》在宣傳滿漢矛盾歷史記憶，於此，兩者如出一轍。鄒容以譚嗣同《仁學》中的某些思想造勢革命，章太炎在給《革命軍》所作的序言中即道出“疑惑”：“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章言“驅除異族”應為“光復”而非“革命”，其所言有意與當時改良派的“革命”觀相區分，故主張用“光復”一詞。
章太炎的“革命”與“光復”之辨，道出了當時歷史的微妙處。他最初也主張用革命一詞，在其《正仇滿論》中即有言：“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且“屠劊之慘，焚掠之酷，鉗束之工，聚斂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以仇視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觀今日之滿人，則固制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呰窳，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所以，他提出“逐滿而不曰殲殺滿人”。但“革命與梁子所謂保皇會者，抑可以無間矣。昔之保國者，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廢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權位”。章之辯護緣於當時保皇派或改良派也倡“革命”。其實，革命確有溫和革命與激進革命之別，即主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之策。且改良派兩大主將康有為與梁啟超紛紛撰文闡釋“革命”。康有為在《辨革命書》中申述“夫革命之義，出於孔子之稱湯武，而孟子以誅紂為誅賊，不謂之弑君”。梁啟超有《釋革》辨別“革”有“Reform與Revolution之二義”，即改革、革新與革命。並認為中國的“革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Revolution之義也”。改良派試圖主導革命話語權，並賦以“改革”含義。如此語境下，章太炎強調“辨種族”，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與漢非同種。故他說：“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當時“光復會”有“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之謂，也表明確有一股“光復”的社會思潮。
“革命”分兩途的背景下，改良派持革新、改革義，從而將清政府置於王朝體系下觀察，淡化其“異族”一面。於是，他們在描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不難發出譚嗣同般“隋煬、明武不少異”的感慨，並且為其君主立憲主張提供論據。康有為即以反駁的口吻說革命者們“動引揚州十日之記，兩王入粵之事，皆當時之塗毒，若思復九世之仇者。此蓋古時文明未開，敵國相攻之常。項羽、白起，亦中國人也，而項羽坑秦新安降卒且二十四萬，白起坑趙長平降卒且四十萬矣。故在開國之時，萬國未通之日，分別內外，猶之可也。方今大地既通，諸種並遇，匈牙利、土耳其，說者方引而親之，以為同宗，況滿之與漢，雖非謂同母之兄弟，當亦比於同父異母之兄弟，猶為一家也”。他力在強調揚州十日等清軍暴行實與任何“敵國相攻”時產生的“塗毒”類似，且滿漢“猶為一家”，清政府只是封建王朝之一。梁啟超歷數中國兩千年朝代更替，將之歸於“專制之毒”，且“使其毒百姓，而百姓從而報復之，從而覆亡之”，明之亡亦復如此。他如此書寫明亡歷史，以同質化中國歷代專制政權。無論康有為將滿漢矛盾歷史視為朝代更替之際的常態，抑或梁啟超歸之於專制之禍，皆在王朝體系下觀察清政權，賦予“揚州十日”般殺戮合理性。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記憶成為改良派與革命派論爭的重點，實關係清政府的合理合法性。康梁等注意到革命派依靠清軍暴行歷史記憶進行革命動員，試圖將此納入朝代更替歷史敘述體系。章太炎有意用“光復”一詞，重在揭示滿漢矛盾，延伸到“揚州十日”事則也如此。針對康有為“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坑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也”的說法，他駁辯道：“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麾，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欲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他強調“揚州十日”等清軍殘暴行徑是滿漢種族間矛盾，而非朝代更替導致，其歷史記憶只能在“滿漢種族”矛盾敘述體系下才能被理解。其實，革命派最初可能並未意識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應置於何種敘述體系，才更有利於自身政治訴求的表達，也未察覺到敘述策略的重要性。所以，才會如鄒容《革命軍》仿譚嗣同《仁學》，將此與“隋煬、明武”殘暴行為等同。
若言革命派與改良派在諸多歷史行動中包括晚明記憶的喚醒有類似處，但因政治思想、利益立場的不同，晚明滿漢矛盾歷史記憶喚醒的側重點和出發點也有差異。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為了宣傳革命，往往強調滿漢矛盾的記憶，尤其是當年清軍入關後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如前所述，只有將滿漢矛盾的歷史置於“種族”語境下敘述，才能進行革命動員。所以，當時流行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而“孰為中國人，漢人種是也”。從而將“滿人”排除在“中國人”外，且自黃帝以來“漢人之為中國主人翁也”。如此才有“中國而為五胡人之所有者，必奪之五胡人之手；為契丹人之所有者，必奪自契丹人之手；為蒙古人之所有者，必奪自蒙古人之手；為滿人之所有者，必奪自滿人之手；為白人之所有者，必奪自白人之手；為日本人之所有者，必奪自日本人之手”。該論者將滿人等同於白人、日本人，將其視為異族。若就歷史發展而言，也為進行暴力革命動員之需要，但顯然有“狹隘漢族主義”傾向。於是乎，有“為外人之奴隸與為滿洲政府之奴隸無別”的言論，論者歷數諸代復興後，感慨“雖明之興，而曾不數百年，又有今日，又有今日之朝廷。此吾漢族衰弱而為異族奴隸時代也”。只有將清政府異族化才能為現實政治訴求提供資源。
當時革命派之所以將滿人與白人、日本人相比，正是基於外患嚴重之際，清政府與外人聯合殘酷統治“國人”的現實。則有“中國者，吾黃帝子孫之國，非白種之國也；土地者，吾國人之土地，非滿洲之土地也。然而今日之中國，為白種之國矣；今日之土地，為滿洲之土地矣”。國民利權喪盡源於滿洲異族統治，如此激起“種族仇恨”。清政府已成外人政府，“滿洲異族，惟知俯首搖尾以媚泰西，而視皇漢之裔如草芥；吾黨杖義興師，為民請命，亦有所軒輊如是乎？漢人與外人，良莠皆錯雜而處。外人之良者，當力與保護，漢人之良者，不當力與保護，此何說也？”因滿與外皆“異”，滿人與外人皆成革命對象，關鍵他們還勾結成夥伴欺凌“炎黃之裔”，“吾見而今而後，滿朝盡委靡，舉國皆喑聾，將聽其所為，罔敢有越，認仇讎為父母，謂虎狼為同類，其貽禍之慘，尚可言乎！是故今日政府，對於外人之耽逐佔據，微特無矜惜之意，且從攪其流而揚其波。”正所謂清政府已成洋人朝廷，反帝反封同等重要，民族民主革命皆須完成。
但滿人如何能統治四萬萬人，則要辨清清軍入關時洪承疇，抵抗太平軍曾國藩等維護清政權的行為。革命派發出亡國之論，呼喊“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殺盡，而必不願其享升平、舞河山，優遊於韃靼之下”。並強調“揚州十日，嘉定萬家，固各府縣之代表哉，此僅其始事耳。洪承疇倀之於始，曾國藩倀之於中，漢種之為保彼一姓之位而死者何止億萬，至於今吾又見夫倀之者之於終矣”。且“洪承疇、曾國藩，則固漢種中之才焉者也，惟其才也乃足以濟其惡。”諸多的滿漢仇恨其實是對“異族政府”採用“漢人殺漢人之政策”的憤恨。革命派進而感嘆順民不在少數，雖“自滿洲入寇以來，所至屠城，殺人如麻”，但“今人讀《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者，即甚馴靜，亦未嘗不作憤懣之色”。甚至認為“此真與當日屠城已遍而使人謝封刀之恩者如出一致，稍有血性者受之，未有不怫然怒者”。所言不無諷刺，但所指者稍不同於革命派話語體系中的曾國藩等，此多言普通漢人。
革命黨人認為拯救“麻木”同胞需要喚醒相關歷史記憶，在仇恨記憶的鼓動下，漢族民眾將慷慨激昂、捨生忘死，為推翻滿族統治而上演的一幕幕震天撼地的活劇，一段段悲壯的歷史能喚起全國民氣。革命人士即呼籲“夫以與露西亞同一專制政體之國，而二百餘年來復為胡兒異族所蹂躪所蹴踏，掌握我國權，奴視我國民，復將我同胞禽獼草薙，維揚十日，嘉定三屠，清夜自思猶不寒而慄焉。而我同胞乃猶伈伈伣伣，受其敲撲而不知痛，受其壓制而不知苦。夫受同族專制君主之壓抑猶不可，受異族之壓抑而乃如是，吾不知我同胞之人格為何如矣！”所以，他“悲夫我四萬萬之同胞，胡乃低首下心，屈服於異族之慘毒羈軛之下而不敢少動也”，試圖能“借文字為鞭策之資”，“發大聲以醒同胞之夢”。論者利用“反問”甚至反義試圖震醒同胞迷夢，希望同胞能回憶起清軍入關時的屠殺暴行，使歷史記憶成為行動理由。如此設問的敘述方式也是當時革命派的重要動員策略，或許自思之下的同胞激於憤怒奮起反抗，畢竟有時“激將法”確能起到作用。歐榘甲針對現實中滿族統治者“永永愚弄”漢人、“永永盤據”漢人土地的情況，追問道：“尚有能追憶其入關之始之行為者乎？”“彼其入關之始，藉口為明復仇，愚弄漢人耳目，一得燕京，即改國號，盡滅明之宗室。”其實這些論者皆希望“黃帝之子孫”能不忘滿漢間的“種族仇恨”，進而有所行動。
就當時革命派追述仇恨歷史的敘述策略而言，“滿人入關以來”與“二百六十年”成為重要時間概念。對於辛亥前十年而言，“滿人入關以來”與“二百六十年”即滿人入關以來已二百六十年，當然，此多大概所指而非具體所言。時人有言：“況滿人自入關以來，踐漢人之土，食漢土之毛，受漢族者之恩，二百六十年於茲乎！”此言道出自滿人入關後二百六十年皆受其凌夷，滿漢矛盾自始至終未消泯。更有甚者將之形容為“寇”，即“滿洲入寇中國二百餘年”。孫中山將“滿人”形容為“異種”、“寇”：“至滿胡以異種入主中原，則政府與人民之隔膜尤甚。當入寇之初，屠戮動以全城。”正因清政府二百六十年的統治製造了無數仇恨，也激起無數反抗。章太炎在鄒容的《革命軍序》中，直指“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鄒容也強調“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二百六十年”成為時間象徵，標誌滿胡入侵與漢種亡國，並非意味時間長度，而是指滿洲人入山海關即“皇漢人種亡國”之日。革命派紛紛進行書寫和表述，重點不在時間而在象徵，即滿人的入侵與殘暴。
革命派的敘述策略中還強調五百萬滿人與四萬萬漢人的對比，試圖用數字說明佔多數的漢人不應歸順和臣服於少數“異種”。有革命人士說：“吾黃帝民族，以堂堂文明神聖之裔，乃受制於披毛戴角之儔，以四百兆冠冕之主人，乃歸轄於五百萬腥膻之客民。且也彼主人而我奴隸，彼神聖而我草芥，屢經臠割，屢遭魚肉。”章太炎也十分氣憤於“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其實，人數多少並不能成為反抗理由，而是應該反抗“魚肉”、“臨制”，論者們只道出了現實表象。但也正因人數少更顯“恥辱”，“滿人恃其政權，乃以少數惡劣之民族，而制多數”，且“滿族入寇之初，則無異於元，而其種智抑更劣下”。當時共進會宣言即將“四萬萬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於區區五百萬腥膻之韃虜”視為“可恥可哀為古今天下笑”，希望“雪此累世之深仇”。甚至有將五百萬形容為“騷狐賤種”者，“自明季不綱，滿虜崛起，乘流寇之亂，入盜神州，以五百萬騷狐賤種，征服四百兆炎黃貴胄，至今二百六十餘年，而終莫克光復者，不外用漢兵以殺漢人一策”，當“試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諸記，可想見爾祖宗宛轉於刀俎之下，姑姊呻吟於毳幕之中。而此二三縣者，又不過為吳頭楚尾千百州縣之代表”。於是，發出了“中國之光復，非異人任，但使人人不殺同胞，區區五百萬滿虜，何足當我一排”。革命派人士對滿人仇恨達到極點，用盡各種詞匯形容“五百萬”。
其實，革命派希望通過書寫道出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少數滿洲人在長達二百多年的統治中，實行了嚴格等級制度，漢人並未獲得基本尊重和地位。汪精衛說“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幾無一非貴族政治”，並且“首嚴旗人漢人之別”。他還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形容滿漢關係。滿漢矛盾的現狀也使“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將無法自救，因“滿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猶其餘事，而吾祖先所銜恨以沒，不得一伸者，將於此一泄焉”。所以，即便實行立憲也非滿人立憲，而是漢人立憲。革命派批判所謂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指出：“今日之專制君主，所謂皇太后皇帝者，固滿洲人也，滿洲人能開明專制，而我民族只居於勸告之地位，是明明以滿人之能力為優，而漢人為劣也。……而漢人之能力，中更喪亂，彌復崢嶸，今日以後，必其自被征服之地位，一躍而登征服之地位，可無疑也。若是則為政於中國者，捨漢人將安屬耶？故吾下斷語曰：漢人之能力優於滿人之能力，必能排除非種，以完政治革命之責任者也”。滿人殘酷統治漢人才使原本優於滿人的漢人失去能力，如此殘酷的行徑只會使漢人翻身重做主人，不存在滿人實行政治改革的可能。
革命派人士主張打破滿人特權即實行革命，當然，革命動力部分源於歷史仇恨。因“自滿賊入關以來，以戰敗民族之地位遇吾民，殘酷暴虐，無待余言。夫彼既處優勝之地位矣，故其滿族享一國最優之待遇，滿酋握一國最高之主權，吾民公權之被剝奪固然，即私權亦被侵蝕，生命財產，輕若沙土”，此即“吾友精衛子謂其為二百餘年之貴族政治誠然哉！自來革命大抵以破或階級之人之特權為主眼。吾國革命，亦在破滿族所有之特權無疑。然欲破滿族之特權，先宜驅除滿族於國外，否則佔有特權之族類，當無拱手以歸之吾民者。此吾國政治革命時之特別手段也”。汪精衛將清政府形容為“貴族政治”的影響頗大，還有人認為滿人入關後“不耕不織，坐享厚祿，橫行一方，魚肉我黔首，律例凡奴之戕其主人與主人之虐殺其奴者，定罪有差，滿之與漢亦如之，是滿人明明以奴視我也”，故“二百六十年來，實不得不謂為貴族專制政體”。革命行動緣於滿人入關後的“殘酷暴虐”，仇恨無任何調和處。因稍有血氣者對“揚州之屠，嘉定之戮”、“未嘗不心寒皆裂而悁悁然悲也”，滿人“薙發之案，文字之獄，屠戮者以數千萬計”，又“滿漢不並立一語，且世傳為家法，彼中之梟傑若剛毅輩，固已昌言之矣”。革命後應強調建設，並“非在帝制自為”，如此為“國民革命”。
正是在種族仇恨敘述的前提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文字不再是冷冰冰的歷史記憶，而成為活生生形象活躍於當下，乃至作為記憶符號被革命派不斷喚醒和運用。正如時人有言：“虜下江南，遂悉殘破，南畿有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浙江有嘉興之屠、金華之屠，廣東有廣州之屠。復有大同故將杖義反正，城陷之後，丁壯悉誅，婦女毀郭。漢民無罪，盡為鯨鯢”。“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僅為清軍暴行的典型。張繼也說：“胡元之入主我祖國也，殺我同胞之祖宗一千九百萬人，已為我歷史亙古未有之慘。”“揚州十日，嘉定萬家，此他州縣之比例也。鉗束之酷，聚斂之慘，而尤為世界所稀有”。揚州十日與嘉定萬家只是清軍入關後暴行之“滄海一粟”，之所以成為仇恨記憶的符號，因當時革命派的反復書寫。
據前所言，“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分別來自明末王秀楚所寫清兵在揚州屠城的《揚州十日記》、清代嘉定朱子素寫的記載順治二年清兵攻入嘉定時三次屠殺漢族人民實況的《嘉定屠城記略》，“嘉定三屠”也有人寫為“嘉定萬家”。兩詞成為記憶象徵符號被革命派用以形容清軍的殘暴，激起人們的“種族仇恨”。有人則用以激勵“炎黃之胄”，說“雖舉揚州十日、嘉定萬家之慘劇，重演於二十世紀之舞台，未必能盡殲我種族”。論者在喚醒歷史記憶的同時，希望給“漢種”鼓舞使其重新站立於20世紀的大舞台。舞台上“演驅除異族、光復河山、推翻舊政府、建設新中國之活劇”。象徵符號的背後充滿具體指向，此時顯示出語言的力量。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文獻中往往有革命思想、進行革命宣傳等說法，但諸如此類皆頗抽象，如何進行革命思想的宣傳，如何進行革命行動的動員，則多與歷史中仇恨記憶的喚醒相連。正是這些滿漢仇恨歷史記憶被喚醒後，必須進行革命才能解決，此也是當時的歷史邏輯。因“滿漢交惡”，且“滿之與漢，非同族也。滿人之入為漢族長，則以強力取其土地，奴其人民。兩族爭競之史，猶班班可考。漢人備受戮辱，而以力不敢校，暫復隱忍，然蓄之愈久，則發之愈暴。臥薪嚐膽，二百餘年，雖鄉愚婦孺，訓其家人必曰：‘韃靼非吾族類，不可與親’”，所以“惟不革命而求解決，終無其道，強以行之，適滋紛擾者，勢使然也。然則徒以種族傾軋故而革命乃不可避者勢也”。但革命派在諸多報刊上關於滿漢矛盾歷史的敘述和回憶，只見宣傳主體而不見客體。滿漢矛盾的歷史記憶使客體走上革命道路開展革命行動，則體現出記憶的現實功能。
“滿漢矛盾”歷史記憶的喚醒顯然是為革命宣傳挖掘歷史資源。馮自由回憶興中會初期，當時“文人墨士極感缺乏，所用宣傳工具，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選錄《明夷待訪錄》內《原君》、《原臣》、單行本數種”。革命宣傳品並不多見，反倒是改良派出版的雜誌風行海內外。此亦為何諸多革命人士回憶多受《新民叢報》影響而開啟智識的原因。刊物對革命宣傳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但興中會初期因“會員多為海外華僑和國內會黨分子，文化素質不高，只注重實際的武裝起義而不注重文字宣傳，所以直到1900年初才由陳少白等人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和《中國旬報》”。正是馮自由所憶當時“文人墨士極感缺乏，所用宣傳工具”僅數種。如此背景下更凸顯喚醒滿漢矛盾記憶進行革命動員的重要性。孫中山於是派人到海外各埠“把華僑祖先的歷史講出來”，並稱“你們保皇不但忘了漢人的仇敵，並忘了祖先的仇敵，忘了漢人的仇敵為不義，忘了祖先的仇敵為不孝”。華僑們紛紛覺悟逐漸責難保皇黨。
當時有各種手段宣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記憶，以激發人們的仇恨記憶進行革命動員。廣東香山縣人徐敬吾“專以出售革命書報為業”，他經常攜其女公子寶妣“出入於福州路青蓮閣等茶館，叫賣各著名犯禁之書報”，其中即有《揚州十日記》。不少革命同志也以傳遞滿漢矛盾記憶為志向。鄒永成回憶當時到“隨營學堂”進行革命宣傳，攜帶著《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以及《猛回頭》等書，並且“曹亞伯也來到吉安，此人熱心過度，每天拿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頭》等革命書籍到街上去，當街散發”。當時可用做革命宣傳的讀物甚少，《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等作為重要革命宣傳物，被用來作為革命宣傳和動員工作之用，直到《革命軍》等刊行、革命刊物發行才使該情況有所改善。
學校成為革命動員和宣傳的重要場所，其中即有利用“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作為革命宣傳品喚醒滿漢矛盾的記憶者。柏文蔚回憶1901、1902年在武備學堂學習，為了“進行革命活動，避免官廳注意”，特意“創立同學會，藉以聯絡各方面革命同志”，並以“《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中國魂》等”為革命宣傳品，而“熊成基讀《揚州十日記》時，乃至流淚不止，余因之與訂交焉”。何遂也憶及武備學堂事，說當時還有一個“侯官小學，也是個革命的策源地”。他與侯官小學諸同志“常常交換一些革命書報，也就在這個時期，我看到了鄒容的《革命軍》及由明末四部書所編成的《陸沉叢書》（包括《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等）。當我在燈下看到《揚州十日記》的時候，不禁伏案慟哭，反滿革命的意志更堅定了。我們不僅自己看，還強迫別人看，有時把這些書放在同學的床下，公開地說：‘你是不是漢人，看！不看打你。’總隊長、區隊長知道了也不敢管。有時他們到宿舍來檢查，我就立在書櫃的前面站著不動。他們雖然明知其中有問題，可是看看也就走了”。熊克武回憶當年在四川家鄉井研念私塾時，老師吳蜀籌“常給學生講解宋末、明末的歷史，要學生抄寫有關反抗元、清的文獻，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於是“我獲得了不少關於反抗異族的歷史知識，啟發了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劉莘園也回憶當年在貴州陸軍小學讀書時，該校有“歷史研究會”，“表面上說是研究歷史，實際上是宣傳《民報》所倡議的革命理論，並揭露清軍入關後屠殺漢族和各族人民的慘史”。因知識分子更易激起愛國熱情，學校成為革命宣傳的重要陣地。
當時留學生中也爭相傳閱各種宣傳“滿漢矛盾”的書籍。1906年清朝政府派遣前往日本東京留學的鄧文翬回憶，他在船上見“黃自強手中拿著一本小冊子，不輕與人看。我向他借閱，他隨手給我冊子，表面印著‘孫逸仙’三個大字，揭開看時，所說全是民族痛史，揚州十日呀、嘉定屠城呀、留髮不留頭呀、生降死不降呀，大聲疾呼，說滿洲人入關時的慘無人道，認賊作父，恨同胞們之忝顏事仇。閱未及半，忍不住使我流了幾滴民族的淚”。如此，他即與黃小山、黃自強“三人商量到了東京，馬上就去拜訪孫文，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並建議加強組織，使光復事業早日實現”。清政府自己組織的留學生中，已有利用歷史仇恨進行革命宣傳，且因之走上革命道路者。正所謂“留日學生雖是清朝政府公費遣送的，但大多數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李書城則回憶了當時的留學情形，當他們與“湖北早先派出的學生……接觸以後，……他們並介紹我們閱讀一些書籍，如《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及黃梨洲、顧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諸大儒的著作，遂激發起我們的民族感情”。
華僑的革命宣傳和動員使革命情緒更加高昂，畢竟早期革命行動多在海外進行。溫雄飛回憶他在《自由新報》工作時，目見當時海外流行有《揚州十日記》、《文字獄》、《焚書》等，且“這些事，原來華僑都不大知道，經過這樣編寫發表，很多人都知道了，對滿清統治者更為憤恨”。有時孫中山通過演講等形式宣揚滿漢矛盾的歷史記憶，1907年孫中山到紐約並演講，“將滿虜入關，竊據我中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種種事實，縷述無遺。”正是堅持不懈的革命宣傳使僑界“充滿民族革命思潮”。
清末新軍成為民族革命思想宣傳的重要對象。時為兵士的程壯回憶，清軍陸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協統孫銘，標統趙聲，管帶林述慶、柏文蔚，隊管陸琳、冷遹等，皆江南一時之彥，敢於在軍中公開傳播民族革命思想。於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史傳遍軍中，深入兵士腦際，大大地鼓舞了一般兵士興漢排滿的情緒”。清朝新軍均由徵兵而來，因文化程度較高愛國思想濃厚，於是革命人士在其中進行宣傳教育，鼓動排滿熱情。有人回憶廣東新軍中，有“倪映典給《洪秀全演義》和其他愛國故事交鍾德貽選編，用作宣傳資料。鍾遂選出洪秀全、岳武穆、韓世忠和滿清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兩王入粵殘殺民眾等等故事，共編成三十多章，每章預計講述一次。開始時每週講述二次，以後每週講述一次，叫做‘講古仔’”。
革命行動的綱領性文件也會以喚醒滿漢矛盾的仇恨記憶為主旨，以此提供革命行動的合法合理性，激勵時人參與到革命行動之中。1903年的大明順天國起義，所起名號即含有喚醒明之記憶“建立漢族國家之大志”。其“大明順天國興國大將軍檄文”中，開篇即敘及：“案查滿清者，乃西胡鄙族，而東遼小邦也。政等虎苛，情同狼毒。當多爾袞渡江之後，乘吳三桂戰疲之餘，順踞京城，逆戕明裔，托詞討賊，恣志殺民。嘉定則屠戮全城，根苗盡薙，揚州慘殺三日，玉石俱焚。迨耿尚之南征，成粵桂之奇禍。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脈渠中，四萬眾殘生莫保。”歷數清政府之罪責，於是“本將軍應天順人，弔民伐罪，邀集豪傑之士，爰舉義旗，務滅滿清之政，重興漢室”。革命行動需要歷史記憶滋養，以加強革命志氣。革命團體的成立宣言、檄文多闡發“滿漢矛盾”記憶。1907年革命團體共進會的成立宣言中，稱：“到了明朝末年的時候，那東邊的夷狄滿洲的韃種忽然強起來，趁我中國有難乘虛侵入，把我們漢人任意姦淫擄殺，無所不至。揚州十日、嘉定七天，真是慘酷得無以復加了。從此並做了中國的皇帝，把殺不盡的漢人當作他的奴隸，隨便地虐待，把那些韃子賤種當作貴族，世代封爵。”革命團體通過這些仇恨記憶凝聚一起，奮起革命“驅除韃虜”要求漢人做中國主人。
武昌起義爆發後，依舊有革命團體如東北鐵血會通過討清檄文進行革命動員，開篇即講述：“偽皇帝滿清者，入關以來，殺我黎元，攘我政府，蟠踞我疆土，剝吮我脂膏，康、雍壓制於前，乾、嘉蹂躪於後。文崇折卷，愚民巧於嬴秦；武試弓刀，弱民過於趙宋。滿將握兵符，防華人如盜賊；旗官居要職，馭漢族為馬牛。駐防坐食於滿城，無異元朝家韃；民籍輸租於王府，儼同俄國隨夫”。並立志要通過“一場玄黃血戰，方為帝制民主之大解決”。而地方光復中也以宣揚滿漢矛盾歷史記憶為重要內容進行革命動員。貴州軍政府為“檄知光復貴州”，宣稱：“照得吾族為神明之世胄，中華為吾族之國土，中華主人當然吾族，有史以來，蓋四千餘年矣。間或異族佔領，大都不久恢復。何物韃子，竟盤踞至今二百六十有八載。其敢行暴虐也，如揚州十日之屠全城，南山一獄之戮千人者，何可勝數。”
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因閱讀了《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等堅定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謝石欽回憶辛亥時期“麻城屈開埏子厚，兩湖書院高材生，讀《揚州十日記》，棖觸於懷，乃堅革命之志，先交唐才常、林圭、李悌生諸人，後交劉道仁、張繼煦、萬聲揚、李步青、曾昭文諸人，皆有革命之結合”。溫雄飛憶及在《自由新報》工作時，發現有一套《荊駝逸史》，“這書是一個隱名的有心人寫的，他把明朝遺老所親身經歷或耳聞目見的滿人虐殺漢人的事實，一一如實地記錄下來，編為一套叢書。內容很有意義，都是滿清入侵中國和同胞受欺侮壓迫的史話。我看了，使我對滿清王朝更為憤恨”，並影響著“我的思想和行動”。有人回憶辛亥時“轟轟烈烈的英雄”李燮和“早年在私塾讀書時，看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類的秘密小冊子，就立志要推翻清廷，光復中華。後就讀長沙，組織革命小團體‘黃漢會’。……從此以後，李燮和成為光復會的中堅人物，在上海一帶積聚軍事力量，相機起事。”張季源也稱自己“十一、二歲的時候，先生就教我們《明季稗史》、《痛史》，總是講到《揚州十日記》一類的故事。因此腦子裡充滿了這些印象，所以後來愛國學社成立之後，我也從南洋公學出來了”。
朱贊卿回憶：“我在幼小時，聽老年人講過清軍強迫漢人薙頭和民族英雄張蒼水被清軍殺死等故事。後來又讀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和《革命軍》等書籍，反滿思想愈益濃厚。”高一涵也回憶：“對青年學生刺激尤深的書籍，如明末的遺民著作以及對清軍入關殘暴行為的記錄，私立藏書樓中都有暗藏的。青年學生一讀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民族意識得到激發，就容易把他們卷到革命狂潮中去。這類書籍對安徽青年學生的思想轉變都起到了極其顯著的作用。”仇鼇回憶：他“早年好讀《船山遺書》，後來看到清朝一些大興文字獄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紀事以及黃菊人的《黃帝魂》、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等書，憤恨清朝的專橫暴虐，起了參加革命的念頭，就改名‘楚遺’。”諸多人士皆道出滿漢矛盾仇恨記憶的喚醒促使他們走上革命道路。
社會轉型劇烈之際往往容易激起記憶的迴響，因社會需要記憶進行諸種現實訴求的表達，歷史記憶是形成共同體的重要資源。中國近代史上有兩個時期相當重視歷史記憶的喚醒，一為辛亥革命時期，一為抗日戰爭時期。辛亥時期社會變動劇烈，不僅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各種政治勢力也紛紛湧現，走上歷史舞台。於此，革命派為了能更好的進行革命動員和宣傳，大量宣傳清軍入關後的暴行記憶，即滿漢矛盾歷史記憶，尤其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拉起仇恨”以凝聚團結革命派，並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從實際而言，仇恨記憶的喚醒確實起到了革命動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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