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卉 || 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研究——宮廷樂師魯仲賢及其中國報導（1743～1747）
1705年與1720年，教廷特使兩度訪華，希望解決爭論已久的中國禮儀爭端，並說服中國皇帝允許歐洲人傳教，兩次外交會談並不成功。教廷態度強硬，1715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頒佈通諭《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1742年，教宗本篤十四世頒佈通諭《自上主聖意》（Ex quo singlari），重申1715年通諭，禁行中國禮儀，禁用“上帝”、“天”稱呼惟一真神，並禁止教內人士再行討論中國禮儀相關問題。清廷對在華傳教活動的政策也日趨明確，康熙晚年改變寬容默許態度，規定傳教士必須領“票”，方可在中國繼續傳教；自雍正朝開始，清廷厲行禁教，驅逐緝拿 “非法”入境的歐洲傳教士，但宮廷傳教士不在驅逐之列。禁教時期，朝廷仍不時徵召有技能的歐洲人上京。
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通音律、工書法的大臣張照回稟皇帝：“臣問得西洋人在京師明於樂律者三人。一名德理格，康熙四十九年來京；一名魏繼晉，乾隆四年來京；一名魯仲賢，今年十月內新到。德理格年已七十一歲，康熙年間考定中和韶樂，纂修《律呂正義》時，伊亦曾預奔走，能言其事，較二人為明白，但曾經獲罪放廢，理合聲明。魏繼晉略能漢語，魯仲賢新到，言語不通。考其樂器，大都絲竹之音居多，令其吹彈，其音不特不若大樂之中和，較之俗樂更為噍殺促數；但德理格能以彼處樂器作中國之曲，魏魯二人倚聲和之立成，可知其理之同也。”德理格（Theodorico Pedrini）是遣使會士，奉傳信部派遣於1710年抵華，參與纂修《律呂正義》，為康熙譜寫12首奏鳴曲。在“禮儀之爭”中，德理格支持教宗特使鐸羅，主張禁止中國禮儀習俗，後被捕入獄。雍正即位後釋放德理格，並恩准他在京城建立居所和禮拜堂（今北京“西堂”）。魏繼晉（Florian Bahr）為耶穌會士，1739年抵京，參與編撰乾隆《華夷譯語》，負責其中的德漢雙語詞匯表編撰，受到後世學者關注。相比較之下，魯仲賢（Joannes Walter）顯得默默無聞，1741年來華，1759年終老北京，葬於北京滕公柵欄墓地，沒有著述存世。不過，保存在耶穌會輯刊《新世界信使》（Der Neue Welt-Bott）當中的魯仲賢書信，特別是1743～1747年以書信形式完成的年度中國報導，確定魯仲賢作為後“禮儀之爭”時代中國信息傳遞者的地位。本文的敘述即以魯仲賢的中國報導為重點。
魯仲賢本名若望·瓦爾特，1708年生於波西米亞地區（今屬捷克），加入耶穌會波西米亞會省。魯仲賢奔赴遠東傳教，他的首個目的地不是中國，而是印度南部。1739年10月，在馬拉巴爾的魯仲賢表示，“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為100名孩子和3名成年人施洗”。5個月之後，魯仲賢接到前往中國的調令。他在書信中告訴父母，省會長將他調換到中國傳教區，“主要是因為我具備一些音樂知識，這是現如今中國皇帝的一項愛好。相比較馬拉巴爾，在中國能夠收穫更多的傳教成果”。
乾隆五年（1740），魯仲賢經海路抵達中國，同期抵達的還有數位法國耶穌會士。“修士趙聖修通曉曆法，魯仲賢能知律呂，湯執中、紀文能製玻璃。”乾隆六年（1741），除了臨時患病的趙聖修之外，魯仲賢、湯執中、紀文奉召入京。
擅長演奏絃樂器的魯仲賢入京後，會同德理格、魏繼晉，教導內廷太監學習西洋音樂。“三名出色的歐洲音樂人才，尊敬的德理格先生、魏繼晉神父還有我體驗了更大的榮耀。陛下最終欣賞到了歐洲音樂的動人之處，他將宮廷中的18名年輕侍從託付給我們，要我們以歐洲的方式，傳授彈奏不同樂器的技藝。這些學生剛剛學會按照歐洲風格演奏一兩種樂器不久，就被召到皇帝面前。皇帝一方面想知道，他們在我們的教導下在音樂方面有了哪些進步，另一方面是為了聽一聽歐洲音樂究竟如何。皇帝聽了演奏，極為滿意，以至於下令給每名學生賞賜一筆數額不小的錢，我們作為師父，每人獲賞一匹最上等的絲綢，我們稱之為大馬士革（Damasc）。”除了實物賞賜，三位西洋樂師還被允許進宮覲見皇帝，當面向皇帝表達感激之情。被皇帝接見，在帝制時代被視為無上的榮耀。在京西洋傳教士在他們寄回歐洲的信件中，為了證明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還有希望與前途，常常會將皇帝給予的恩寵詳細記述。如魯仲賢所說：“感謝天主的幫助，給予我們方式和手段，贏得中國君主和從前一樣的喜愛，讓福音能像從前那樣在這塊廣闊的帝國自由傳播！中國皇帝對我們歐洲人的善意表示，是讓我們在這個帝國獲得認可、得到尊重和愛戴的惟一決定因素。”
皇帝的認可，消除了魯仲賢的疑慮。“我們最初擔心，因為與中國音樂之間存在巨大差別，我們的吟唱和演奏方法不會受歡迎。中國人的傲慢與生俱來，排斥所有外國的事物，不過在宮廷中沒有人表現出抗拒之意。”皇帝既已表現出對西洋音樂的興趣，表達與皇帝相左的意見並不明智。何況，偶爾聽聽西洋音樂，滿足獵奇需求，也無傷大雅。中國樂師演奏的音樂，也讓魯仲賢感受到中西方音樂的顯著差別。“就如同中國與歐洲遙遠相隔一般。中國音樂，雖然也有他們的藝術規則，但非常單調，儘管樂器的種類繁多且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個聲調，演奏的速度也十分緩慢。與此相反，歐洲音樂的聲調是混合型的，並且以合乎規則的速度演奏樂器”。
乾隆皇帝認可西洋樂師的演奏技藝。“有一次，我們的年輕學生在皇帝面前演奏一件歐洲樂器，不過聲調偏低，與中國樂器接近，這位君主說道：‘我們也有同樣的樂器，你們要學習更多的技巧，如你們的師傅所教的那樣，演奏出令人愉悅的快音和裝飾音。’我們竭盡所能教會我們的學生彈奏管風琴、不同的絃樂器和管樂器，以使皇帝高興。”不過，乾隆皇帝對西洋音樂的認知有限，相信西洋樂師的優勢不過是掌握更好的演奏技巧罷了。
1744年，乾隆皇帝有意重啟宮廷音樂教學，“這位君主今年再次讓我和魏繼晉神父開展進一步的音樂教學工作，我們在兩年前給這些太監們講授過最基礎的歐洲音樂知識”。那麼，重啟的西洋音樂教學成果如何？魯仲賢、魏繼晉培養的宮廷樂隊有沒有形成規模？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耶穌會士在書信中鮮有提及。不過可以確定一點，魯仲賢與其他具音樂才能的西洋教士繼續留在北京宮廷聽候調遣。1750年，皇帝諭令在京西洋樂師編寫琴譜，演奏樂器。“（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柏唐阿福明來說，八月初九日太監胡世傑傳旨：俟出外以後著傳會琴的西洋人打出琴譜，交與弦索上人學。欽此。于本日員外郎白世秀為西洋人魏繼晉、魯仲賢、那永福三人在瀛台教琴譜”。
遺憾的是，魯仲賢雖然具備良好的音樂素養，但對中國音樂了無興趣。作為宮廷樂師，他只是奉命行事：演奏樂器、教授弟子、編寫琴譜。佈置給他的任務做完了或是終止了，一切也就告一段落。反觀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雖然沒有從事宮廷音樂服務，卻翻譯了《古樂經傳》，還編撰有《中國古今音樂考》（《中國古今樂記》），“帝對西樂失去興趣後，各教士亦轉而研究中國音樂；錢德明既譯古樂經傳，復以法文撰中國古今音樂考，氏蓋亦精於此道者”。
魯仲賢如此描述包括他在內的宮廷西洋人的日常事務：“數學家們總是坐在計算表面前，或者在觀象台觀察天體運行，夜晚的安寧因此被打破；玻璃和鐘錶製作者在火爐和鐵砧（Ambos）旁，汗流浹背；建築師拿著榔頭、鑿子和鉛錘（Bley-Senkel）；音樂師們的中國學生不夠有靈氣，他們千百次的抑制心中煩惱；畫師們的工作最為艱辛。因為君主對於繪畫作品永不滿足的喜愛，他們必須從清晨到深夜，整個禮拜的時間都投入在繪製作品上面，只有禮拜天才能把手從畫板上拿開”。
那麼，北京耶穌會士們的工作意義何在？誠如錢德明所說：“凡供奉者，無論具何才能，皆未可輕視；蓋終有一日被傳召也。帝之好尚時有變遷，有如季侯。昔好音樂與噴泉，今好機械與建築……同一好尚或將恢復，則應常有其人以備供奉。”只要皇帝沒有徹底厭惡西洋技藝，西洋人在宮廷就會有容身之地，時刻做好準備總是沒錯的。魯仲賢成為宮廷樂師之後，一度抱樂觀想法：“如果這名君主認為我們的藝術和學識是他的宮廷服務工作所需要的，那麼這對我們的基督教整體來說貢獻巨大。因為，只要我們能擔任類似的工作，那麼我們就能期盼傳教士們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安全的處境。即使是出現迫教危險，依靠宮廷中不同的大人物以及官員們，也有望化險為夷，迅速獲得幫助。”雖然現實打破了宮廷傳教士的此類幻想，不過魯仲賢通過他的書信告訴當時及後世讀者：有信仰支持的人，所思所想終究不會過於消極。
魯仲賢逝於1759年，已知存世書信計有七封，時間跨度為1739～1747年。其中四封中國來信的內容近似年度中國報導：1743年11月19日，致富格伯爵夫人；1744年12月2日，致父母和友人；1745年11月27日，致親友；1747年11月15日，致富格伯爵夫人。從完成信件的密度來看，1748年到1759年之間，魯仲賢繼續年度報導的可能性很大，或許是耶穌會士郵傳系統出現問題，或許是返回歐洲的海舶遭遇惡劣天氣或海盜侵擾，導致此一階段信件失落。
魯仲賢中國報導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有利中國教會的消息；不利中國教會的消息；歐洲讀者可能感興趣的中國消息。
1. “南堂”復建
1743年，遭受地震破壞的北京宣武門教堂（俗稱“南堂”）重新開放，對於在京耶穌會士而言，這是一件具有象徵意義的大事。藉此可以向歐洲的天主教信徒和耶穌會的反對者們表明，中國教務沒有一蹶不振，因為氣派絢麗的聖堂再次聳立在京城。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魯仲賢當年的書信以極大的熱忱向富格伯爵夫人描述了教堂重建過程和積極意義。
宣武門教堂在1730年地震中坍塌，因為資金問題，重建工作直到1740年才提上日程，但還需要皇帝的恩准。按照中國的農曆，乾隆六年（1741）並不是一個適宜進行土木工程建設的年份，因為這一年是辛酉年，乾隆的生辰年是辛卯年。魯仲賢努力解釋中國的風俗：“如果這一年的一個字與皇帝生辰年的一個字相同，那麼這個帝國的人們為了表示對皇帝的尊敬，為了將這些盲目的異教徒假想之中的災禍驅離他們的國土，一年當中都不開挖地基、興建房屋。中國俗語說：不動土。該習俗不適用於安葬以及土地耕種。”
乾隆六年正月上諭：“欽天監所奏本年不宜大修營造，原指在官工程而言。至於民間一應興作，自不在禁止之列。”在京耶穌會士想當然地以為，宣武門教堂並非重新開挖地基興建，而是在此前的基礎上重建，應當不受習俗的影響。“為了保險起見，我們的官員神父還是詢問了海大人，他是皇帝宮廷的最高大臣。去年年底，皇帝的一座漂亮宮殿打下了地基，今年雖有禁令，但宮殿建設繼續推進。我們是否也可以仿效皇帝的做法，繼續教堂建設？然而，我們得到的答覆是：如果想要消除惡毒的非議以及許多壞人的污蔑，我們就應當將建築工作推遲到下一年。用這樣的讓步，贏得皇帝以及民眾的好感，至於所請求的恩准，到時候自然就會獲得。”
在京耶穌會士接受了“海大人”即內務府大臣海望的建議。1742年，由宮廷畫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出面，請求皇帝恩准重修教堂。1743年9月宣武門教堂重建完成，“聖母聖名瞻禮，教堂第一次開放，舉辦了首場彌散，一片歡愉情景。這座宏偉莊重的教堂帶給基督徒心靈上的觸動難以述說，他們來自我們在此地的五處公教教堂，聚集到這裡，在這個快樂的感恩慶典上為基督演奏，那種中國式的、非常令人喜愛的樂聲從清晨持續到深夜”。
新開放的教堂擁有氣派的大門、高懸御賜匾額，順治、康熙皇帝嘉獎宮廷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徐日昇（Tomás Pereira）的石碑被立在庭院當中，教堂內部裝飾也富麗堂皇，精湛的貼金工藝和透視技法完成的西洋風格繪畫隨處可見。魯仲賢需要讓歐洲的捐助人相信，在推行全面禁教令的情況下，乾隆皇帝恩准了聖堂重建，除了感謝天主大能，再無其他理由可以解釋。在京耶穌會士同時認為，聖堂還可以威懾那些仇教的官員以及非教徒們。當各地官員來到京城，看到皇帝恩准復建的壯麗教堂，在搜捕隱匿西洋傳教士、迫害信徒時或許會有所忌憚。
2. 祈雨
1744年直隸地區的持續乾旱引發大範圍的饑荒，魯仲賢借助當時的邸報獲知官方的賑災行動和社會實況。邸報一直是西洋傳教士瞭解中國信息的重要媒介，在華法國耶穌會士對邸報多有譯介，魯仲賢亦強調邸報的信息傳播功能：“需要注意，北京的皇家印房（Hof-Lager）每天都會印製報紙（Zeitungen），維持政府良好運轉的各類事項、帝國全境官員們的報告，皇帝對官員奏報的批示，以當時最迅速的方式形成消息報導。”
久旱無雨，雖然朝廷撥發了救災錢糧，但湧入京城的逃荒者數量不斷增加，饑饉一天比一天嚴重。京城治安惡化，民眾怨聲載道。“儘管每天都會在許多公開場所向有需求的人發錢，以及數量巨大的大米，但人們無法阻止形形色色的偷盜活動，這樣的行為每天發生，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窮人們也會洗劫那些攜帶食物回家的人。”
面對嚴重旱情帶來的社會動盪，乾隆下令全國大赦，還以個人名義發文安撫民眾：
儘管如此，在京傳教士還是擔心喇嘛們可能煽動人們反對西洋人以及天主教，在久旱無雨的危機之下，作為外來者的西洋人很容易被聯想為引起上天懲罰的根源。“深思熟慮之後，我們在教堂舉行了公開的禱告日活動，基督徒們用他們的熱情求告仁慈的天主，讓我們避開危險免遭迫害，施予一場及時雨。天主似乎聽見了信徒們的求告，儘管這些人的數量很少，此次公開禱告活動後的數日之後，至高者賜予了一場豐沛的大範圍降雨。”
據魯仲賢透露，此次降雨前數天，皇帝與宮廷畫師郎世寧有如下對話：“皇帝問我們的修士郎世寧，同樣的狀況下，歐洲人需要做些什麼，以獲得雨水？修士回答：我們通過神聖的禱告以及其他禮拜，求告天空與大地至高的主宰。教堂裡基督徒們的禱告也的確是為了這一目標。”乾隆聽到郎世寧的回答作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及時降下的雨水至少緩解了皇帝的焦慮，也讓在京歐洲人暫時擺脫了危險處境。
3. 乾隆視察欽天監
魯仲賢第三篇中國報導，寫於1745年11月27日。除了教務新聞，魯仲賢的敘述重點與欽天監有關。歐洲教士在欽天監的供職自湯若望開始，持續到19世紀30年代。目前已知關於欽天監功能與組織架構的西文記述，以魯仲賢的報導最為詳實。
魯仲賢關於欽天監的講述以乾隆皇帝1744年視察觀象台為發端。《清實錄》以一句話歸納乾隆皇帝此次視察活動：“復幸紫微殿觀象台。還宮。”魯仲賢的報導以數十倍之多的文字量還原了乾隆九年十月庚午（1744年11月30日）欽天監成員接駕“盛景”：“皇帝出行的陣仗非常氣派。一大群人走在皇帝前面，他們中除了士兵，還有一品大員，他們都騎在馬上，身著最豪華的衣服。君主穿著令人目眩的華服，坐在一架裝飾極其精緻的轎椅之上。跪在大院第一道大門處迎接皇帝陛下的人是欽天監滿人監正以及代表西洋監正戴進賢（Ignatius Kögler）的劉松齡（Augustinus von Hallerstein），戴進賢因為腳疼無法參加此次慶典。其餘190名官員皆是欽天監的成員，他們在院子中排成兩列，皇帝從隊伍中間經過，伴隨輕快的奏樂聲，一直進入大廳。”乾隆皇帝在觀象台看到耶穌會士南懷仁與紀理安製作的六個體型龐大的青銅天文儀器，感到驚奇的皇帝讚揚了為他服務的西洋僕從：“的確！歐洲人是聰明人啊”。
除了記錄御駕親臨欽天監的榮耀時刻，魯仲賢還介紹了欽天監的組織結構，以及清代帝國官僚機構體系特有的“滿漢雙軌制”，為當時的歐洲讀者提供了最新信息：
西洋監正戴進賢不參與的“星相學”工作，當指漏刻科。該科的職能類似堪輿師，負責推算陰陽，占卜墓地風水等等。在耶穌會看來，此類工作帶有迷信色彩。湯若望任職欽天監期間，只負責時憲科與天文科。戴進賢顯然遵循了前輩湯若望的原則。按照魯仲賢的說法，欽天監西洋人希望從事天文科的工作，因為這是技術層面的工作，不會過多捲入俗務和財務問題。
既然提到俗務和財物，魯仲賢針對性地講述了欽天監的一樁醜聞。乾隆十年（1745），帝國全境通報欽天監鬻賣天文生頭銜一事。各省主政官員向皇帝投訴，要求徹查並處置此事。欽天監的滿人監正以及數位副監正被懲處。“此次事件中，我們的兩位官員，作為監正的戴進賢和作為副監正的劉松齡，沒有受到任何懲處，表明他們是正派人士，不為金錢賄賂所動。”按照官方說法，戴進賢和劉松齡之所以被免責，“係外國人，從寬免其處分”。皇帝的寬容態度被耶穌會士視為利於教會的好兆頭，“皇帝對我們表現出的友好善意，讓許多王公大臣和官員效仿”。
1. 1743年澳門危機
1743年完成復建的新“南堂”華麗氣派，卻無法掩蓋在華天主教會日益加深的窘況，也無法阻止同年澳門一宗涉外命案引發的嚴重危機。危機關乎澳門西洋人的生存，關乎來華耶穌會士的存亡。魯仲賢1744年信件報導了此次危機以及關聯事件。
引發1743年澳門危機的導火索是澳門民人陳輝千被殺案，據中文文獻記載：“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在澳貿易民人陳輝千酒醉之後，途遇夷人晏些嚧，口角打架，以致陳輝千被晏些嚧用小刀戮傷身死。”如何處置涉案嫌犯，中方與澳葡當局意見不一，經過多次協商之後，最終，在中方官員的見證下，澳葡當局在澳門的廣場上絞死了嫌犯。
魯仲賢筆下的案件經過：“1743年年底，12月3日，一名喝醉酒的中國人攻擊了一名17歲的年輕教徒，這名非教徒的怒氣如此之大，他把年輕教徒弄翻在地，還想掐死他。這個年輕人在長時間反抗未果之後，從刀鞘中拔出刀來刺中了那名非教徒，不然准會被掐死。這一自衛行動激發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員聚集，這座城市中不計其數的非教徒大量聚集。此事很快報告給了廣東省的總督，他要求人犯接受中國法庭相應的最嚴厲懲處。但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理者拒絕了這項要求，不同意將這名年輕人交給陌生的法庭，聲稱類似人犯理應由他們自己審判。”
有關陳輝千被殺案的研究，此前的研究重點多著力探討澳門司法權屬、清政府與澳葡當局之關係等方面，對案件記錄並無爭議。然而，有關年輕嫌犯的身份認定，魯仲賢給出了與中文文獻記錄不同的一種說法：“整個事件中，對這名年輕人來說尚有一點特別的運氣，那就是他被中國官員當成一名歐洲人，不過他並非歐洲人。雖然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將他生在澳門，按照歐洲式樣穿著打扮，接受教育並成長。一旦中國官員們獲知，這名年輕人與他們一樣是中國人，肯定會一致同意，按照中方的意願進行處罰。”
被廣東官員認定為“夷人”的“晏些嚧”，竟是葡萄牙化的澳門華人！研究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皆不曾提及這一點。魯仲賢所言是否屬實，尚不能斷定，但該說法具有合理性。案發之後，澳門方面為安撫廣東地方政府，很快同意公開處決人犯，假如“晏些嚧”確為一名葡萄牙人，或許澳門方面的處置會更為謹慎。我們可以參看澳門發生的另一起涉外命案。乾隆十三年（1748），兩名中國民人被駐澳葡萄牙士兵拘捕並毆打致死。事發後，香山縣丞、海防同知先後要求交出涉事人犯。與被當眾絞殺的“夷人晏些嚧”不同，兩名確認是葡萄牙人的涉案士兵得到了更好庇佑，時任澳門兵頭私自將涉事人犯遣送帝汶。此舉當然也激怒了廣東地方政府，後果是引發新一次澳門生存危機。
“夷人晏些嚧”伏法並不代表1743年澳門危機結束。在魯仲賢看來。英國船長安森在廣東沿海的一系列動作，以及三艘西班牙戰船的到來，都有可能危及澳門西洋居民和天主教會的生存。安森被認為劫掠成性，他“征服”了一艘從墨西哥抵達馬尼拉的西班牙船隻來到澳門。澳門人將英國人視同為海盜，不歡迎他們，嚴禁提供生活物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安森把船隻直接駛向廣州港，向廣東地方政府控告澳門人。因為安森的廣州之行，澳門西洋居民獲悉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諭令，“上面示意澳葡當局，為防患於未然，今後會派一名中國官員前來管理澳門城，逐步整頓海上、陸地上形形色色的無序行為”。新到任的中國官員聲稱奉命對此地中國人加強管理，包括奉教中國人。“他秘密安排了一次調查，要查清此地是否有一些中國人已經入了基督教。如果他們是基督徒，會被收監，並戴上枷鎖（Canga）作為懲罰”。
同一時期，從馬尼拉駛來的三艘西班牙戰船進抵澳門，據稱是為了對付海上活躍的英國人。廣東地方政府封鎖了澳門，斷絕西班牙戰船的物質供應，以防不測。所幸，西班牙戰船將領及時與地方官員溝通並承諾在遠離澳門處停泊，事態很快平息。
遠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密切關注澳門事態，因為這關係到在華傳教事業的存亡。魯仲賢慶幸1743年的種種風波沒有帶給澳門更大的災難。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澳門城再次獲得安寧，“中國官員們漸漸不見了，雖然人們不明其中緣由，不知他們出於什麼原因撤離。天主護佑這座城市，澳門現在是我們惟一的港灣。保有了澳門，藏匿在中國全境的傳教士，還有東京、交趾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傳教士，就有了一個開放的通道”。
2.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
魯仲賢存世的最後一封中國來信，落款時間是1747年11月5日，被作者直接稱為“年報”，內容涉及亞洲各地年度最新傳教信息。報導重點是中國黯淡的傳教狀況，特別是福安教案。
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福安潛藏的五名多明我會傳教士被官府查獲，先後被處死。作為中國教區重大事件，在華耶穌會安排專人報導福安教案始末，所以魯仲賢的補充記述更為側重北京耶穌會士的救援行動以及個人對多明我會士的支持。
“福安教案”發生後，宮廷耶穌會士希望通過廷臣遞交陳情書，求得皇帝對被抓獲西洋教士的寬大處理。乾隆寵臣訥親是他們的求助對象。“我們把相應的求情以及辯護書遞交給首席大臣，此人在去年被指定為我們的保護者，我們本以為，在合適的時機他可以在君主面前為我們說話。”遞交給“首席大臣”訥親的陳情書並無太多新意：重複強調天主教有別於當時公認的邪教；回顧前期君主給予天主教士的恩典，並抄錄康熙朝頒布的《容教詔令》（1692年）。魯仲賢相信，耶穌會士的陳述很難被訥親認可。因為“與中國宮廷習慣的敘說方式相比，耶穌會士的一些表達或許過於自由。那些王公們，除了會逢迎皇帝，不會用其他方式進言。”訥親的確不打算將西洋教士的陳情書遞交給皇帝，且拒絕為他們進言或說情，反而告誡在京西洋人安分守己：“若是你們不違反這個國家的法令或是王國治理方式，我們會好好對待你們”。
在京西洋教士的努力並沒有產生積極效果，在魯仲賢完成1747年信件之前，“福安教案”的首犯——多明我會士白多祿（Pedro Sans Jordá）已在同年5月被公開處斬。魯仲賢手頭有一份白多祿庭審口供抄本，他全文翻譯了這份口供，且認為其中多有不實指控。
˙用銀錢收買民人入教——白多祿供詞：“呂宋地方原是番子國最窮的，後來我國在彼行教，有錢給他，便降了。”
˙不許寡婦與守貞女婚配——白多祿供詞：“一項是鰥寡不許續娶再醮，一項是自幼入教者永不許嫁娶，叫做守童貞。”
˙賞罰傳教士的標準——白多祿口供：“總是要從教的人多就有功，人越多功越大，將來便可升做會長。若沒有收得從教的人，回到本國，教王不給飯食，還要當街把荊條打辱。”
魯仲賢聲稱，認定天主教傳教士用錢誘民入教是存在已久但毫無來由的謠言。不許女子婚配之說不屬實，是對白多祿口供的惡意修改。魯仲賢相信多明我會士所說實際是守貞女“不許嫁”，寡婦“不許再醮”。“許不”與“不許”的含義有差別，前者有包容意，後者為專斷意。至於出現在口供中的教廷賞罰傳教士的標準，在魯仲賢看來，根本不是白多祿所說，而是一位中國信徒遭到脅迫之後的臆造供述。
魯仲賢的辯護並不能影響中國官府對白多祿及另外四名多明我會士的死刑判決，他的辯護更像是告訴耶穌會的捐助人以及潛在的歐洲讀者：耶穌會士與多明我會士在華根本目的一致。此前因為中國禮儀問題，耶穌會與多明我會多有爭論。隨著制度層面的“禮儀之爭”告終，往事似乎不再提起，在華西洋傳教士選擇共同面對嚴峻的宣教形勢。
雍乾禁教時期，以耶穌會士為主的宮廷傳教士安居北京，依託的恩主是皇帝，竭力為皇帝服務成為他們重要的世俗工作。費賴之如此評述：“供奉內廷諸傳教士忠事仇教之君主者，蓋欲便利其超世的職務，不特為彼等自身，且兼顧散處各省之教侶。”方豪的見解與此類似：“教士為求減輕各省之教難，偶有潛入傳教而被捕時，亦可進一言而獲赦，遂終老宮中，其遇悲，其志可嘉。”
無論是自我犧牲，還是“終老宮中”，背後隱含都是某種無奈情緒，因為僅憑權宜之計無法改變天主教在華傳播的被動局面。作為教會學者，費賴之、方豪或許不願深入批評導致此等被動局面的己方責任。竊以為，與前輩耶穌會士相比，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的開拓性不強，對儒家學說的理解和認知沒有更多突破，羅馬教廷禁止討論中國禮儀特性的最終決議出台，更為此類思想惰性提供了法理支持。在華耶穌會士不再深入研讀中國典籍，不再嘗試耶儒對話，如魯仲賢這樣的宮廷傳教士，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與士大夫學人進行平等的學術爭論，天主教及其教義在中國的影響力受到限制。
後“禮儀之爭”時代的宮廷耶穌會士雖不能深度推進東西方思想交流，但他們作為群體在中國的客觀存在，切實促進了18世紀的全球信息交流。清廷全面禁教，但中國與歐洲的通信交往沒有完全切斷，除了傳統的海路交通，1715年俄羅斯東正教使團獲准常駐北京，還為宮廷耶穌會士開闢中歐陸路交通新渠道。作為宮廷樂師的魯仲賢，利用京城見聞、邸報和基層信徒通訊網絡收集信息，他以書信形式完成的年度中國報導部分被公開刊載，友教的歐洲讀者得以瞭解中國教會發展動態，普通歐洲讀者則從中獲知感興趣的中國時事新聞。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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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秀麗 || 民國初年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考察——以天津《益世報》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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