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傑華 曹志紅 || 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反思與重構
國內外學者對歷史動物均有關注，陳懷宇、沈宇斌、張博對國外歷史動物研究狀況作了詳細介紹。中國亦有研究歷史動物的傳統，曹志紅、楊傑、陳洪源等人在學位論文或專論中對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已有初步整理，但尚有補充空間，對歷史動物研究目前面臨的問題也需要深入的討論。鑒於此，筆者在此對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作一系統梳理、反思，以求教於方家。
目前較早關注歷史動物的論著當屬章鴻釗先生《中國北方有史後無犀象考》，文章結論雖有待商榷，卻開近代歷史動物研究先河。隨後徐中舒撰《殷人服象與象之南遷》，文中認為商代河南就存在大象，周代以後大象不斷南遷。而後，考古學、古生物學領域的學者楊鐘健、劉東升考察了安陽殷墟存在的哺乳動物群，將名稱一一列出。也就是說，考古與古生物學在歷史動物研究領域尚未成型時就已經介入其中。
雖然歷史動物研究在20世紀初已經出現，但其作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即歷史動物地理，卻是由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開創。1976年文煥然在《動物學報》發表《我國古籍有關海南諸島動物的記載》一文，是為文煥然研究歷史動物之開端。此後文先生陸續有成果問世，與其他人成果一起，匯成《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歷史動物地理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初見雛形。何業恒先生是歷史動物地理形成過程中另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專以動物為研究旨趣，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II）》，歷史動物地理作為歷史地理學科下的分支自此完全形成。
從時間上看，歷史動物地理形成至今不過三四十年左右，歷史並不長。而反觀兩位先生的研究與歷史動物地理的成型，可以發現兩個問題。
第一，文煥然、何業恒開創歷史動物地理有着強烈的現實關懷。在生命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地球上的動物已經歷多次大規模的新生與滅絕，寒武紀物種大爆發和白堊紀恐龍滅絕就是其中的代表。這意味地球上的動物在不斷變化，不斷有動物興起，又不斷有動物滅絕。近一萬年人類力量漸漸壯大，影響、介入了其他動物的生命軌跡，有的動物因為人類的出現，難以存續，甚至滅絕。在人類力量的影響下，僅從1600年到大概2000年，就有大約85種獸類、113種鳥類、21種爬行類、2種兩棲類、23種魚類、98種無脊椎動物滅絕，動物滅絕的速度還在不斷上升，“在1600~1700年間，鳥類和獸類的滅絕速率大約是每十年一種，但在1850~1950年間卻上升到每年一種”。
而歷史動物地理的出現與社會對動物滅絕的關注不無關係。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歷史動物地理”部分，文煥然、何業恒以《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作為開端，其他內容也多圍繞珍稀動物展開，說明兩位先驅在歷史動物地理開創之初是以歷史上的珍稀動物作為切入點。何業恒先生更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珍稀動物上，通觀其著作名稱——《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II）》，就可以發現相關內容都以珍稀動物為研究對象。故而，歷史動物地理的出現和發展，和現實中人們對動物滅絕的關注息息相關。
第二，在歷史動物地理成型之初，就形成了以歷史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為主要線索的研究模式。具體的研究內容圍繞動物分布變遷展開，如《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的初步研究》圍繞歷史上揚子鱷、孔雀、鸚鵡、野象、犀牛、野馬、野驢等動物的分布變遷、滅絕展開。若對何業恒的著作稍一觀察，也可以發現同樣研究理路的存在，對鳥獸蟲魚的關注亦多集中於梳理其分布、變遷。這樣的研究理路構成了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模板和底色，之後大多數研究者都無法擺脫這一敘述模式，如文榕生《中國珍稀野生動物分布變遷》、劉洪傑《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藍勇《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1958）》、李冀《先秦動物地理問題探索》、張潔《中國境內亞洲象分布及變遷的社會因素研究》等。
這樣的模式雖不能涵蓋所有成果，確曾屬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主流，亦是其獨特之處。但若僅以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為主要線索開展歷史動物研究，其內涵稍顯狹窄。正因如此，歷史動物地理的論著在回顧以往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將其與其他歷史地理分支研究進行對比，認為其相對薄弱。如，曹志紅認為“相較於歷史自然地理中其他要素的研究而言，依然不可否認的是，歷史動物研究因起步晚，理論研究缺乏，以致研究對象分散、研究人員分散、研究進展緩慢、研究成果依然較為薄弱。主要成果還是體現在文、何兩位學者的專著上”。張潔也道“歷史動物地理，不論是在已有研究成果上，還是研究人員的配備上，相對歷史地理其他內容的研究而言都是較為薄弱的”。
作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之一，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確實相對薄弱，但這並不是歷史動物整體研究的現狀，因為歷史動物研究不僅僅關注動物的種類、分布和變遷。正因如此，歷史動物地理目前的研究模式有其局限性。
第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歷史動物地理主要關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這種研究模式極大的縮小了其可研究的對象。在歷史上，大多數動物的數量或者分布區域都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動，但這種變化並不是絕對的，動物的演化、變遷往往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而在一定的時間內，歷史上多數動物恐怕並不會發生顯著變遷。比如在中華文明出現以後數千年，對於大象、老虎等動物而言，確是滄海桑田，其命運經歷了巨大的起伏變化。但對於蛇、螞蟻、老鼠等動物而言，這數千年卻並未發生整體性的顯著變遷。若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的模式來研究歷史動物，蛇、螞蟻、老鼠等動物很容易被排除在外。
第二，研究內容的局限性。因歷史動物地理主要關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這就限制了其研究內容。若將視野進一步放大，以歷史動物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研究還有很多。動物作為可移動的生命物種，與周圍的環境、生命存在交互，動物的習性、數量在變化，其對自然環境和動物生態也造成影響。動物與人的關係和互動更是值得探究的課題，人對動物的認知、動物對人的影響、人對動物的影響、動物文化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內容，其他諸如歷史動物入侵、動物疾病等也應屬於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歷史動物研究內容不應僅包含動物種類、分布、變遷。
要之，歷史動物地理在開創之初存在一定的局限，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無法有效囊括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但在理解上述局限性時，必須明白所謂的局限性是建立在對比之上，也是在梳理歷史動物研究成果後進一步反思的產物。因為歷史動物地理也是一門新興學科，創立至今不過三四十年，任何學科在草創和最初發展階段都不可能很完善，何況歷史動物地理在學科上本就屬於自然地理，更多地關注動物自身分布、變遷也是其學科特點，至今動物自身的分布、變遷仍屬歷史動物研究中的基礎內容。
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經歷了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何業恒先生之後，鮮有學者專門從事歷史動物研究。直至21世紀，歷史地理出身的侯甬堅在2004年成立“歷史動物研究小組”，復原歷史上動物的數量、分布情況，探討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其成果僅學位論文就達十餘篇。這些研究已突破了歷史動物地理原有的敘述模式，內容不僅涉及動物的分布變遷，也涉及對動物的認識、利用等。毫不諱言，在歷史動物研究上，繼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之後，“歷史動物研究小組”開創了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另一次高潮，走出了歷史動物地理的原有框架。這一次變革是歷史動物地理學者的內部突破，同時又深受環境史的影響，“歷史動物研究小組”的發起人侯甬堅是中國環境史的主要學者之一，小組成員的成果也多載於《中國環境史研究》第3輯《歷史動物研究》。
環境史近幾十年在中國迅速興起，主要關注歷史上人與自然的互動，讓自然進入歷史，人類回歸自然。而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自然也就進入環境史研究的範疇。
環境史對動物的關照同樣有着現實關懷，如王利華所言，人類與其他物種同屬一個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自人猿揖別，人類自信不斷增強，自詡為萬物靈長，但長期以來未能處理好與其他物種的關係，承擔好保護‘生命共同體’應盡的道德義務，導致物種銳減、生物多樣性嚴重破壞，長此以往必將禍及人類自身”。出於對相關問題的關照，“環境史家亦自覺開展對人類與其他物種關係的歷史探討，給保護動植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提供過往經驗”。
在環境史當中，有關歷史動物的研究對歷史動物地理有所繼承。環境史同樣涉及動物的分布、變遷研究，只是更進一步，在此基礎上考量人與動物的互動與環境變遷，王利華《中古華北的鹿類動物與生態環境》通過考察中古華北鹿類的數量分布以反映當時當地的環境狀況，是為代表。環境史視野下的歷史動物研究打破了最初的歷史動物地理研究模式，可稱為動物環境史。
環境史關注人與自然的互動，而環境史之“環境”又具有變態與常態兩面性。趙九洲認為，常態環境是長時間持續穩定存在的環境狀況，如山地或平原的地貌、土壤、水文、氣候等；而與此相對的變態環境則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化而持續時間卻有限的環境狀況。這樣定義有一定道理，但若是如此劃分、定義常態環境與變態環境，恐怕還是有一定的問題。具體而言，所謂變態與常態都只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時段下，環境要素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也不一樣，只要時段夠長，任何環境要素都是變化的；同樣，只要時段夠短，任何環境要素都有不變的一面。因此，常態和變態是環境要素的一體兩面，大多環境要素都明顯具備這兩個特徵。而且，環境要素的常態與變態若是放入人類社會文化中，又更為複雜，對於相關的人員而言，環境要素是否變化本身已經不重要，只要環境要素仍然存在（甚至已經消失），對其而言都具有常態性，比如泰山封禪對於古代帝王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不論泰山如何變化，泰山的含義一直被延續，故對於帝王而言，泰山在文化上是常態的。
“環境”常態與變態同樣也體現在動物上。從自然的角度，在不同的時段下，動物在分布、變遷、產生、消亡上呈現出的狀態並不一樣。放眼數億年，地球上絕大多數動物都經歷過產生、變遷和消亡的命運。但在歷史當中，若時段僅僅為數十年或數百年，不少動物不會發生顯著的變化。而動物環境史同時關注環境要素常態與變態這兩個方面，使得那些短時段內種群並未發生顯著變化的動物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同樣，動物環境史在內容上比較廣泛。“無數動物種類‘曾經’參與並將繼續影響人類經濟、社會和文化；人類活動亦不斷改變着許多動物的歷史命運，並賦予他們無比豐富的文化內涵。”動物環境史關注的是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考察人與動物如何互相介入各自的生活、生命軌跡，這種介入又產生了什麼影響。沿着這條線索，可以延伸出很多課題，這些課題包含的具體內容目前尚未有過清晰的討論。但美國學者休斯曾將環境史的主題寬泛地分為三大類：環境因素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人類行為造成的環境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反過來在人類社會變化進程中引起回響並對之產生影響的多種方式；人類的環境思想史，以及人類的各種態度藉以激起影響環境之行為的方式。若借鑒其劃分邏輯，動物環境史的研究主題也可以分為三大類：動物對人類與人類社會的影響；人類對動物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反過來對人類造成的後果；人類的動物認知、動物文化，以及人類對動物施加影響的思想、方式。如此，其研究內容已然超脫動物本身的分布與變遷，將人類與動物糾葛在一起，放入“生命共同體”的範疇中。在動物環境史中，動物利用、動物災害、動物疾病、動物文化等等都被納入研究的範疇。黃志繁和夏炎等多位學者已經先行一步，利用環境史視野重新審視歷史上的動物，將動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動物文化信仰納入到研究當中。
若以環境史視角重新梳理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會發現相關的研究非常豐富。歷史動物地理的相關研究前文已有詳述，除此之外還有動物災害研究，如歷史上蝗災的成果比較豐富，研究也比較成熟，具體可以參見《近十年來中國自然災害史研究綜述》、《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再如，關於虎患（即人虎沖突）的研究，也湧現出藍勇、劉正剛、曹志紅等發表的系列成果。蝗災是蝗蟲與人之間互動的一種表現形式，虎患是人虎之間的一種衝突形式，符合動物環境史的研究理念。但在以往，動物災害都被劃入災害史研究中，沒有受到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人員的足夠重視。其次是動物利用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歷史動物地理也有涉及，如滕馗對熊的利用進行過詳細研究，張潔對象的關注、聶傳平對海東青的研究等等也都涉及這一點，但這些研究深受環境史的影響，這在前文已有論述。而有關牧業、漁業的研究以往多屬於經濟史或農業史的範疇，實際上，牧業和漁業也屬於動物利用的範疇。再者是動物文化的研究。中國歷史上動物的文化、信仰非常發達，蛇、老虎、老鼠、魚、鱷魚、黃鼠狼、刺蝟等都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留下過自己的痕跡，有關歷史動物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內容多集中於十二生肖，在此不詳述。
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動物環境史較之前已經大大拓展，但動物環境史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問題。環境史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動物環境史亦是研究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這種構建背後蘊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方面，強調人與動物的關係使得動物環境史的研究時段被限制在人類出現以後，這意味着環境視野下的動物研究無法將研究拓展到人類出現之前的時代，人類出現之前動物的分布與變遷、動物與自然的互動就被環境史視野所不容。另一方面，歷史動物研究試圖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將視野放在較少被關注的動物之上，而強調人與動物的互動，將導致歷史動物研究無法擺脫“人”的陰影。
故而，環境史的介入一方面給了歷史動物發展新的契機，在繼承歷史動物地理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完善了歷史動物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與此同時，由於環境史本身着眼於研究人類出現之後的歷史，其在時間縱向上有一定的缺陷， 相關研究無法推向人類出現之前的時段。強調人與動物的關係，則可能將歷史動物研究淹沒在“人”當中，成為披着歷史動物外衣的人類史。
動物倫理是處理人與動物關係的準則，要求人在對待動物時，保護、善待動物。動物倫理的概念是由西方提出的，西方第一個自覺將道德擴及動物的思想家是邊沁，而真正專注於動物倫理，並進行系統闡述的學者有辛格、雷根、費恩伯格等。辛格在代表作《動物解放》中，深刻檢討了在人與其他動物關係中，人類所表現出的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在這種邏輯下，動物所遭受的無端痛苦與災難，這種災難表現在動物實驗、動物飼養等各個方面，為此，辛格呼籲一切動物均為平等。而雷根、科亨的著作《動物權利論爭》也值得關注，雖然兩位作者都認為人類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要高於其他動物，甚至認為動物不具有權利，但在保護動物和不虐待動物上，其立場卻極為堅定。
動物倫理學將倫理道德從人與人之間擴大到人與其他動物之間，這是對以往人類中心主義的反動，特別是在西方，基督教認為人類是上帝的寵兒，人類天然擁有高於其他動物的權利。而在中國，在對待動物上，雖也逃脫不開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但佛教認為眾生平等，故而素食、不殺生，這實際上也是提倡保護和尊重動物，在古代農業社會中，這種思想一直被宣揚，不善待動物被認為會遭致惡報。
歷史動物研究中也不免涉及道德倫理，因為歷史動物研究的對象比較特殊，動物與其他物品、制度並不一樣，它們是有生命的物種，與人類非常相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即如何看待、處理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人與動物的關係，有兩種傾向，一種是人類中心主義，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時，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對動物的痛苦、權利漠視；另一種是生態中心主義，即認為動物與人類擁有完全同等的權利，人類不可為了自身的利益傷害其他動物，甚至為了保護動物人類需讓渡自身利益。為了避免在環境史研究中產生這兩種傾向，王利華提出“生命中心論”，主張“既要關懷人類自己的生命，同時還要關懷其他物種和整個環境的生命”。但這種關懷也是有差別的，總體上仍傾向於人本主義。楊通進在動物倫理學的闡述中也曾提出類似看法，其曾借歸真堂活取熊膽事件，反思人與動物的關係倫理，並提出基本利益優先原則，即當人的基本利益、重要利益與動物的基本利益發生沖突時，優先考慮人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當人的瑣碎利益與動物的基本利益發生沖突時，動物的基本利益優先於人的瑣碎利益。也就是說，動物倫理要求我們保護、善待動物，但人類為了滿足自身基本的生存、健康，殺害、利用動物並不受道德譴責。
實際上，作為人類，在處理與其他動物的關係時，保證自身的生存、延續是我們本能的選擇，若為了保護動物犧牲人類的生存與健康，這只存在於道德空想當中，在現實生活不可能大規模推行，故而歷史動物研究學者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免會有人本主義的傾向，比如我們多數人在研究動物利用課題上很少會猶豫，但只要不走向極端，這無可厚非。與此同時，無論是動物倫理學，或者是“生命中心論”都在告訴我們，歷史動物學者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可毫無道德顧忌，在面對其他動物時，也應該有最起碼的敬畏與尊重。
在以往的歷史動物研究中，雖然能見到對動物的關懷，如在大量的動物變遷史研究中，研究者會發現人類在動物變遷、減少和滅絕中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多數動物在歷史時期的人類面前屬於弱勢一方。但總體上，歷史動物研究者大多缺乏自覺，他們很少真正考慮過如何面對活生生的研究對象，或者真正將自己的研究對象看作是有血有肉，能夠感受到痛苦的物種。近期陳懷宇《從生物倫理到動物倫理：動物研究的反思》已涉及動物倫理，但將其納入或應用於歷史動物研究中尚需時日。故而，在歷史動物研究中，引入動物倫理有助於歷史動物學者重新思考、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身懷對生命的敬畏，更加審慎地展開自己的研究。
當然，上文已經表達過，引入動物倫理並不是要限制歷史動物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比如動物利用等，也並不妨礙研究者追求歷史的真實。只是當我們把動物看作活生生的物種時，一方面可以發現另外的歷史真實，探尋在動物馴化、動物利用中動物所遭受的命運；另一方面，在講述這些動物遭受苦難時，研究者可以稍存對生命的敬畏，而不是文筆飛揚、眉飛色舞，恨不能以為珍饈、補藥。
不過，動物倫理只是給歷史動物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指導，糾正我們在研究中經常出現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喚起歷史動物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重新思考和對生命的敬畏，但切勿因此陷入生態中心主義，走向另外的極端。
從前述中國歷史動物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歷史動物地理、動物環境史各有特色，又各有局限，無論是歷史動物地理抑或動物環境史都無法清晰勾勒歷史動物研究的全貌。國外的歷史學研究已出現“動物轉向”，國內歷史動物研究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關注歷史動物這一話題，相互碰撞。但歷史動物研究的原有模式遭到衝擊，近期出現的動物環境史存在缺陷，尚不成熟，新的研究框架目前仍未成形，歷史動物可以研究的範疇，中國歷史動物可以如何研究等這些基本的問題亦模糊不清。
為了探明以上問題，可以再次轉向中國已有的歷史動物研究。中國歷史動物研究成果分布在多個學科，早期的學者楊鐘健、劉東升就屬於考古、古生物學領域，現在這些領域仍涉及歷史動物，只是相關的專論較少。歷史學較早涉及歷史動物研究，較為系統的有歷史動物地理與動物環境史。歷史動物地理目前的研究模式偏向於自然地理，強調動物的分布、演變，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上稍顯狹隘；動物環境史關注人與動物的關係，將研究時段隱隱限制在人類出現以後，使歷史動物研究難以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但轉換視角，動物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自然、文化等多個維度考量發生在歷史動物身上的故事。歷史動物地理在理論框架設定上，不強調人的作用，其時段也存在無限延長的可能性，甚至囊括人類出現之前的時代。顯而易見，歷史動物地理與動物環境史存在互補關係，二者互相結合各取所長，可避免各自的局限。
基於上述梳理，歷史動物研究的輪廓或可確定如下部分。
首先，歷史動物研究的內容、對象廣泛豐富，以歷史動物為主題的研究都可納入，其中的動物是除人以外的所有動物。歷史動物研究的主題可以僅圍繞歷史動物本身及其與自然的互動展開，也可以圍繞歷史動物與人展開，考察動物災害、動物利用、動物馴化、動物入侵、動物疾病、動物文化等廣泛的議題。但在研究歷史動物的過程中，我們往往自動將人排除在動物界之外。事實上，在整個生態系統中，人類也是諸多動物的一種，雖然人類的力量現在很強，但這改變不了人類屬於動物的現實。歷史動物確實以動物為研究對象，而其出發點是為了跳出以往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模式，關注人類周圍其他動物的命運，故而在具體的研究中並不以人類為研究主體。與此同時，歷史動物中不排斥人類的出現，因為在人類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其他多數動物的命運深受人類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動物研究很難將人完全排除在外。
其次，歷史動物在縱向上，並不止步於人類出現以後的時段。中國數千年來有大量文獻、圖像傳世，為歷史動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與便利，而這同樣也使多數歷史動物研究者將時段限於有文獻記錄的時代。這種現象本身並不值得非議，而且相對於其他國家，延續不斷的歷史文獻正是我們的特色和知識寶庫。但我們不能被目前的研究蒙蔽雙眼，誤以為歷史動物是研究人類出現以後動物的歷史。在生命進化史上，人類出現不過區區百萬年，而地球在數億年前就已經出現動物，若是將這些動物棄置，所謂歷史動物研究未免過於狹隘。考古、古動物學等領域的專家對人類出現以前的歷史動物已有研究，歷史學者亦可與之開展合作，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進行相關研究。
再者，歷史動物是多學科的研究領域，除歷史學外，考古與古動物等學科需接觸古文獻或地層中的動物骨骼、化石，通過對文獻、骨骼、化石進行分析，可以對動物分類、分布、演變等等進行研究，故其時常進入歷史動物研究的領域，前述楊鐘健、劉東升就屬此類，動物學者編寫的《中國動物志》不少內容也是對歷史動物的研究和追溯。歷史動物跨越了諸多學科，卻又不完全屬於目前任何一個學科，這就是歷史動物研究的現狀，未來這一情況應當仍然會持續。在學科發展的道路上，這樣的情況恐怕會越來越普遍，跨界變得越來越頻繁，邊界將逐漸模糊。
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大致確定後，如何研究歷史動物是另外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對於大多數學科，理論和方法是不斷更新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大數據分析、計量史學、歷史人類學、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文獻考據等方法都可以按需應用到歷史動物研究中，未來新的方法和路徑也可按需不斷納入其中。但歷史動物研究中，至少有兩點內容可能是很難改變的。
其一，歷史動物研究需要跨學科。研究動物的前提是了解這種動物，而動物學的知識多屬於生物學科，研究歷史動物則需涉足歷史，這意味着進入歷史動物的前提就是跨學科。何況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中，來自考古、古動物學、人類學，甚至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都需兼容並包，方能粗略展示發生在動物以及動物與人身上的故事。
但另一方面，本文特別強調歷史文獻對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功用。轟轟烈烈的後現代主義對歷史的真實性大加鞭撻，一度引得史學界內外沸沸揚揚。後現代主義讓歷史學者進一步清醒地認識到他們正在追求的真實只是相對真實，但在追述歷史的時候，恐怕後現代主義也無法否認歷史文獻的作用，可能正如伊萬斯所說，“後現代主義鼓勵歷史學家更仔細地審視文獻，更認真地去掉其表面上的銅鏽，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敘事”。文獻對於史學的作用之大無需贅述，特別是對於中國。在中國，不算甲骨文，歷史文獻也已連續傳承兩千餘年，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所不具備的。在歷史動物研究中，跨學科，借助自然科學手段在世界範圍內是共通的，全世界的學者都可以如此展開自己歷史動物研究的歷程。唯獨在中國，憑借自身海量的歷史文獻記錄，我們可以做出自己有特色的歷史動物研究，這是國外學者所難以達到的，也是我們需要珍視和重視的。
再則，歷史動物研究需要遵循基本的動物倫理。由於歷史動物研究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動物，它們與人類一樣，有呼吸、有生命，同樣會經歷生老病死，故而歷史動物研究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需遵循基本的動物倫理。在以往的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中，很難發現明顯的動物倫理訴求，對於中國歷史動物學者，這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從20世紀初中國歷史動物研究開始出現，到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開創歷史動物地理，再到新時期歷史動物研究新範式的出現。回顧歷史動物發展的這段歷程，環境史的影響及歷史動物研究新範式的出現，對已有的歷史動物研究理念和框架產生衝擊，這使得歷史動物研究處於新的探索和整合期，其研究框架和方向有些模糊不清。在梳理、繼承已有歷史動物研究基礎上，新時期歷史動物研究的輪廓方得以逐漸清晰。大體而言，新時期的歷史動物研究應突破主題、時段和學科的限制，以歷史動物為主題的研究都可納入其中，各學科的相關研究也可囊括在內。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可根據主題多樣化選擇，但基本的跨學科意識和動物倫理卻無法回避，在研究中不可漠視生命。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更應在此基礎上，利用歷史文獻優勢，形成特色。
[責任編輯 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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