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軍、劉曉嘉 || 出版生活史：對象、立場與可能的走向
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新方法、新理論。2017年筆者與人合撰在《現代出版》上發表《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視閾》一文，首次系統闡述了出版生活史的緣起、內涵、研究意義和展開的方法，引起了學術界和出版界的廣泛關注。如果說以前的出版史也有“不自覺地從生活史角度研究”的一些學術成果，在上文發表以後，國內學者才逐漸從學理角度自覺地將生活史範式引入出版史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些成果或側重於理論建構，或偏向於實踐與個案研究，但都體現了出版生活史研究從自發轉向自覺的趨勢。
任何新理論都有一個產生、發展到走向成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學界同仁的切磋、探討、碰撞，激起思想的火花，並圍繞新理論展開實踐的探索，方能釐清這個新理論的來龍去脈。出版生活史亦是如此，作為出版史研究的一種新範式，在研究對象、所持立場以及可能的走向諸方面，言人人殊。而出版史因其跨學科的特點，邊界相對開放，若不能對這些基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答案，則亂花漸欲迷人眼，乃至失去出版生活史本來的研究旨趣。本文擬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出版生活史的幾個基本問題進行辨析。
對象是人們行動或思考時作為目標的人或事物。認識對象即客體的正確區分和歸類，是理論的起點。對象不明確，則研究無從展開。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筆者明確指出，主要是“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休閒娛樂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際交往生活” ，而“衣食住行、休閒娛樂、人際交往”帶有明顯的“日常生活”特性。所謂“日常生活”，是指以“重複性思維和重複性實踐為主的自在的活動方式”。因此可以說，出版生活史是以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筆者又指出：“在國內學術界，對於‘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社會生活史’幾個概念也並沒有進行嚴格區分，大多數時候名異而實同。我們講生活史研究也不作嚴格分辨，只是更偏重於普通民眾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但是不“嚴格區分”不代表沒有區分，筆者也提出了更偏重的是“普通民眾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實際上，對出版生活史研究對象做一個明確的區分，正本清源，更有利於以此為範式來胸有成竹地進行出版史研究。反之，邊界過寬則泛濫而流於形式，邊界過窄則又管中窺豹不見全貌。
出版生活史，從其本身的語義來看，落腳點在“史”，出版生活史屬於“史”學的一個專門研究領域當無疑義；而“出版”與“生活史”到底是偏正結構還是主謂結構，則需要進一步明確。我們以為，出版生活史是生活史研究的一個部分，是有關出版的生活史研究，而不是出版的生活史研究。從層次上看，“史”是第一層次，“生活史”是第二層次，“出版生活史”是第三層次。出版學科是典型的跨領域的交叉學科，出版史是有關出版的歷史，而出版生活史是有關出版的生活史，“出版”是作為定語來進行修飾和限定的。生活史（可以等同於日常生活史）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作為研究對象，則出版生活史當然要以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為研究對象，這在邏輯上是合乎情理、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跳出這個範疇，將一切生活都視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則看似無所不包實則一無所包，最終導致研究的空心化和無意義。因此，關於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應該明確兩點：第一，出版生活史關注的是人，因此是出版人的生活史而不是出版機構抑或其他一切的生活史；第二，出版生活史指向的主要是以“重複性思維和重複性實踐”為主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所謂劃時代、開天闢地等以“豐功偉績”為特徵的非日常生活。
1. 為什麽是出版人的生活史？
出版生活史有其明確的理論淵源，其主要理論淵源就是來自於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理論。日常生活史是西方20世紀80年代社會史革命之後興起的史學理論，從誕生之初，日常生活史是就是為了反省社會生活史“見物不見人”、單純關注宏大的社會結構而忽略生活世界的弊病。常建華曾提出，日常生活史研究“一定要以‘人’為中心，不能以‘物’為中心”，歐陽敏、王雅菲也說，“生活史範式在學術光譜上屬於後現代主義陣營，它試圖合理降低結構在歷史中過於耀眼的能見度，凸顯”人“（尤其是普通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由此可見，出版生活史既然萌生於日常生活史的腹中，就必然與日常生活史有剪不斷的血緣聯繫，就必然帶有日常生活史的遺傳基因，也就必然是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當作最主要的研究對象，這實際上是歷史學對人性的復歸和對人的現實關懷。按人文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人”是歷史的主體，歷史學也是研究人性的不二法門。 “人既然是歷史的主人，是所謂‘創造歷史的動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動（即歷史）就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核心。”出版史則更與人的關係密切，從出版的諸要素來說，無論是作者、出版者還是接受者（讀者），都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出版生活史倡導要重視對“出版人”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休閒娛樂等精神生活以及交際生活的研究。
如果不明確“出版人”是出版生活史最關注的對象，則極有可能與出版生活史的理論來路背向而馳。一門新的理論、一種新的範式當然不是說一定要與淵源有自的理論、範式完全一致，當然要有鼎革和創新，但是基本的內涵、要素和模式還是應該有一脈相承的印記，否則便失去了賴以依存的根基。所以出版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一樣，都是關注人，把“人”當作核心，只不過，這裡的“人”有明確的指向，是“出版從業人員和其他與出版有密切關係的人群”。
有學者對出版生活史理論提出自己的闡釋，如楊衛民、宣曉鳳認為，“生活史實際上就是歷史學領域中常說的社會生活史”，因此，出版生活史“可解釋為出版機構和出版人的生活史”，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生活史不等於社會生活史。社會是什麽？“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因而可以說：“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特別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繫的人們組成的有機系統。”社會生活正如楊衛民、宣曉鳳自己闡述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內涵外延界定殊為不易，而總的來說，社會生活帶有明顯的宏觀性、總體性，將社會生活史等同於生活史，與生活史堅持反宏大敘事、採用微觀視角、觀照具體的人等取向大相鑿枘。其次，出版生活史是且只可能是出版人的生活史，而不是出版機構的生活史，不能說機構也有生活，生活是人——無論是單數的“人”還是作為集合名詞的“社會”——的生活。如果將稿酬制度、出版機構的發展變遷都視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則失去了出版生活史研究的本意，這些充其量只能作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背景。
2. 為什麽主要指向日常生活？
筆者在另外一篇文章《論出版史學對出版學學科合法性的建構》中提到，出版生活史研究可以從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理論中尋求關照。“生活世界”是胡塞爾後期現象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胡塞爾認為，歐洲人性危機的根源在於過分迷戀實證主義的科學理論，因此在1936年發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提出只有對實證主義進行批判，回到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生活世界”，才是拯救歐洲生存危機的唯一出路。《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提出的“生活世界”指的實際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個非主題化、非客觀化的、直觀的世界。而“日常生活”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更是具有特殊的哲學意蘊。在列斐伏爾看來，“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已經不再是有着豐富主觀性內涵的‘主體’，它已經淪為了社會組織的一個‘客體’”。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日常生活”並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概念，而是有其明確的指向，更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納入。
赫勒認為，日常生活是指“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 。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衣俊卿對日常生活做出界定：“日常生活是以個人的家庭、天然共同體等直接環境為基本寓所，旨在維持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日常消費活動、日常交往活動和日常觀念活動的總稱，它是一個以重複性思維和重複性實踐為基本存在方式，憑藉傳統、習慣、經驗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維繫的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領域。”他還把非日常活動與日常生活區分：“非日常活動總是同社會整體或人的類存在相關，它是旨在維持社會再生產或類的再生產的各種活動的總稱。”可見，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相比，具有個體性、重複性等特徵。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間雖有交叉，但也要保持適度的張力和距離。這是把“日常生活”做為史學研究對象的前提性要求。具體到出版生活史，既然是以“生活世界”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日常生活”理論作為淵藪，則須自覺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包含哪些內容，筆者曾將之劃分為三類：一是出版人的經濟生活；二是出版人的交往生活；三是出版人的休閒娛樂生活 。從實際操作來看，三者有部分的交叉，特別是交往生活和休閒娛樂生活殊難區分，比如，出版人的舞會、牌局可能就兼具交往生活與休閒娛樂生活的特性。鑒於此，這裡還可以參照衣俊卿的分類，將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分為日常消費生活、日常交往生活和日常觀念生活。日常消費生活是指以個體肉體的生命延續為宗旨的日常生活資料的獲得與消費活動；日常交往生活是指雜談、閒聊、禮尚往來、情感交流、遊戲等以日常語言為媒介，以血緣關係和天然情感為基礎的日常交往活動；日常觀念生活，是指一種非創造性的、以重複性為本質特徵的自在思維活動，它包括傳統、習慣、風俗、經驗常識等自在的日常思維 。這樣的分類，可以比較好的規避類屬的交叉混淆，日常消費生活與個人關係最貼近，日常交往生活延伸到周圍的人群，日常觀念生活則更是擴展到文化血脈的範疇。
立場是指認識和處理問題時處在的地位和抱有的態度。既有的出版生活史理論研究成果，對“出版生活史是什麽”“為什麽要研究出版生活史”“怎樣研究出版生活史”着墨較多，而對進行出版生活史研究時應該持什麽立場還落筆甚少。站在不同地位，所抱態度不同，則立場也會有差異。史學研究本來就可以說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採用什麽視角，站在什麽立場，對通過觀察史實得出何種結論至關重要。出版生活史作為出版史的一種新的研究範式，不僅僅是對傳統研究範式的吸收和借鑒，更是補充和完善。結合相關理論來源，筆者認為，出版生活史所持的最主要立場有二，一是批判立場，二是他者立場，二者統一在對“人”的深切關懷之上。
1. 批判立場
出版生活史主要借鑒於西方史學的微觀史和日常生活史。在《論出版生活史研究範式的雙重特質》一文中，筆者提到，同為微觀史學者的金茲伯格和列維觀點有所分歧，前者認為微觀史作為一種方法正在獲得年輕一代學者的青睞，微觀史將會有更大的發展，後者則認為微觀史就其整體而言已失去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而已然死去，前者把微觀史作為一種方法，而後者則把微觀史作為一種批判立場。這體現了一種從立場導向向方法導向的轉變，並認為日常生活史也遵循着這一轉變過程 。這一轉變也確實在實踐過程中有跡可循。不過，微觀史主要是為突破年鑒史學的總體史觀而誕生，側重在研究對象與視角要從微觀出發；而日常生活史則與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密不可分，是日常生活批判在史學研究領域的展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發展有密切的關聯。出版生活史作為理論範式，最核心、最關鍵的特質之一仍然是為彰顯出版人的主體性所持的批判立場。前文已述，出版生活史是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作為一個術語出現在哲學、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有其特殊的含義，先天性地帶有批判的意味。具體到出版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大寫歷史”的“批判”。
西方自18世紀啟蒙運動以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以“宏大敘事”和“元敘述”為特徵的歷史哲學的基石。這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大都認為歷史的演化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其內在的、形而上的意義，這是“元敘述”。同時，這一意義是有普遍性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地區、所有的國家都要遵循這一普遍意義，都要按照這種演化的路徑行進，這是“宏大敘事”。無論黑格爾的“精神”演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亞當·斯密的財富論，皆可以看出他們認為人不僅僅能解釋世界，而且能在理性的指導下改造世界。從而所有的歷史都只能萬流朝宗，只能匯總到一條路線上來，只有一個“歷史”，也就是所謂的單數的“大寫歷史”。歷史既然是單線演進的（實際上是以西方為模板的），那就存在先進落後的程度之別，就隱含着一種邏輯，凡是不按照西方國家的歷史演進路徑前行的，都是逆流；凡是沒有達到西方現代化標準的，就是落後，這實際上就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一種傲慢和偏見。歷史的演進，有不同的路徑，這些路徑絕不是先在的、預設的。後現代主義史學堅決反對所謂“大寫歷史”，出版生活史帶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史學的色彩，自然對“大寫歷史”持批判的立場。傳統的出版史研究強調時間的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出版生活史則極大地消解了這種時間性和因果律，這和以往以宏大敘事為基礎的革命史、社會史範式是極不相同的。當然對出版史的革命史範式、對出版研究中的宏大敘事，不能一筆抹殺、全盤否定。但是到現在還只能有這一種範式？是否可以有新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覺得要有新的路徑出來，至少是作為補充或擴展。“天道遠，人道邇”，天道不是出版生活史主要關心的對象，人的日常生活才是。人的日常生活是血肉豐滿而鮮活多姿的，並不是一個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天理可以完全覆蓋。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出版生活史也難以套用以前的研究模式。比如近現代出版生活史，涉及近現代的界定，按照革命史的分期，一般是從1840年到1949年，但是出版生活史能套用這個分期嗎？顯然較困難。出版生活史不能既選擇以往革命史的分期又按照自己的理論模式前行，那在理論元點上就留下了矛盾。因此，出版生活史試圖在單一的“大寫歷史”之外另闢蹊徑；它追求的是複數形式的、搖曳多姿的全息歷史。
其次是對人的異化的“批判”。
日常生活理論的提出，正是出於技術革命背景下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的深刻關切。列斐伏爾曾說過：“人們一般不了解他們如何生活，因此，提出日常生活理論是必需的。” 他坦承“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完全是圍繞異化理論建立起來的” 。“異化”理論源自馬克思，後又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繼承、改造和發揚。對“異化”的批判與對現代化的反思密切相聯。現代化對日常生活的改造是顛覆性的脫胎換骨，前現代化趣味盎然、充滿生機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變為同質化的、重複性、永恆輪迴而又百無聊賴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被技術理性全面接管，人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都受到了隱蔽的規訓，陷入韋伯所稱的“鐵籠子”之中，然而這是對人性的疏離和棄絕。最關鍵的是人們對於深陷鐵籠之中懵懂不自知，人成為馬爾庫塞所謂“單向度的人”，日常生活成為流水線般的生活。在列斐伏爾看來，這種異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無處不在的，並不因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出版產業的發展對媒介技術有極強的依賴性，工業化、現代化的浪潮強有力地衝擊着出版業的組織結構、生產方式和發展路徑，在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裹挾下，人的異化、日常生活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往往會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發出“我是誰”的喟嘆，身份認同的焦慮和對現代化的恐懼是他們躲避命運被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宰制的主要表徵。比如，晚清民初，許多傳統士人廁身出版界，正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被邊緣化，被推向了民間，失去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話語權，轉向立足於“民間崗位”的大眾化話語空間。他們迫切需要重新想象和建構自己在社會中的身份定位。這個經由傳統士人轉型而來的出版人群體，並非是先驗存在的，現代化日常生活導致的身份認同迷茫，使他們產生了通過交往等各種日常生活來重新形構自我、建構群體身份的需求。又如，鄭振鐸等人反對王雲五在商務施行的科學管理法，正是基於對把人視作機器的不認同，人的主體性和自覺性與工業化背景下的機械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因此，出版生活史理當堅持批判的立場，關注技術、制度對人的壓抑和異化，關注人在現代化的背景下“何以為人”的深刻焦慮。
再次是對歷史書寫方式的“批判”。
西方史學本來把敘述史學當作主幹，和中國有所不同。中世紀以後，西方的編年史開始流行起來。編年史的書寫中，歷史起於何時終於何處，一般有自己明確的時間順序，史實的編排也不能輕易悖逆這個順序；敘述史則留給史家相對比較大的空間，編排、組織、解釋史料都比較自由。近現代以來，西方的歷史書寫伴隨史學理論的流變，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以海登·懷特的《元史學》為標誌，歷史研究性質的關鍵問題從“歷史學是不是科學？”轉變為了“歷史學是不是小說？”或者說，歷史敘述的“詩性”成為研討的中心問題。這種轉向深受“語言學轉向”的影響，根源於後現代對歷史“客觀性”的質疑。歷史客觀性的討論見仁見智，姑且不論，克羅齊將一切編年史都當作後於歷史的“僵死的歷史”自然也可以商榷；單從日常生活史來說，日常生活史“唯有從豐富的歷史細節中構建出鮮活的歷史當下感與在場感，才不失其初衷本意” 。
質言之，出版生活史就是要用濃墨重彩深描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對生活歷程、心靈體驗等的挖掘與鋪敘，以呈現出版人乃至出版史血肉豐滿的立體化圖景。這是對“如實直書”、“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的書寫方式的反動。麥考萊主張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一種充分有力的想象力，使他的敘述動人而又形象化。出版生活史在書寫方式上與微觀史、日常生活史一脈相承，都講究工筆劃而非簡筆劃，迥異於嚴肅、刻板、單調的傳統歷史書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的背後，既含有對“大寫歷史”見物不見人的批判，也是消減歷史寫作者和歷史閱讀者二元對立的需要，更是對受眾的人性關懷。“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從受眾的角度來看，詩性的描述比起平鋪直敘更能激起閱讀的興趣，《三國演義》比《三國志》更能深入普羅大眾的內心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史景遷的微觀史學名著《王氏之死》很好地體現了史學書寫中的文學之美。《王氏之死》開篇有段文字：“傍晚時分，月亮緩緩升起。除了一陣像是從某處發出、傳向西北的嚇人轟隆聲外，沒有一點預警。……裂泉湧向路面，淹沒了溝渠。試着維持立姿的人，覺得腳像是旋轉失控的圓石，終於跌落在地面。” 這種在歷史著作中極為少見的書寫方式當可為出版生活。
2. 他者立場
如果說傳統出版史主要是求“同”的歷史，是希冀通過對出版史實的條分縷析、歸納整理，明瞭出版史的脈絡走向，從而總結出版業的演進規律，尋找出版的必然歸途，則出版生活史主要是求“異”的歷史，這個“異”，體現在立場上，就是為“他者”寫史。“他者”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與事物，與“自我”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相對於“同”，“異”是他者；相對於廟堂，草野是他者；相對於現代，傳統是他者；相對於西方，東方是他者。“他者”在後現代和後殖民的語境下，具有深邃的哲學意蘊。具體到出版生活史，我們不妨把“他者”理解為和中心、上層相對而言的邊緣、下層。相對於傳統的“高大上”的主題歷史，出版生活史毋寧說是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主題之外的歷史。這種主題之外的歷史，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正是因為其作為“他者”的存在，才燭照出所謂主題歷史存在的意義以及出版人生活的豐富多彩。去中心化、下層視角的出版生活史研究，以其重新審視出版史，矢志建構搖曳多姿的全息出版史的理論自覺，祛除先入為主和理論預設的魅影，反而使其有可能對歷史和現實具備雙重的洞見。出版生活史堅持“他者”立場，就是要在陳寅恪所說“了解之同情”的基礎上，站在歷史當事人的立場，真正去理解他人，理解了他人就是理解了自己。
首先是研究視角下移，炯炯有神的“他者”眼光應該凝視（gaze）、投注在與國家相對的社會、與官府相對的民間、與上層人物相對的底層草民身上。出版史不僅僅是政府、社會機構、上層精英所創造的，沒有普通編輯、印刷工人、市場推廣人員等數量巨大的普通出版人，也不會有出版史。“大歷史”固然重要，“小人物”也不可或缺，出版生活史應該也必須回到下層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掘那些曾經難入法眼的瑣屑的日常生活事件，去尋找歷史的真諦。“小人物”的歷史不是補充，不是勾縫劑，而在於其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只不過沒有那麽耀眼，過去或多或少地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了。只有主幹，沒有枝葉，樹難以成活；只有上層，沒有下層，上層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這就是出版生活史所要堅持“他者”立場的原因，也是出版生活史區分於其他出版史研究範式的特徵之一。
當下出版史、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從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理論成果中也可獲得某些啟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秉持“關注下層”的寫作宗旨，一方面他們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史學“接軌”，另一方面又與當代西方新史學“重視研究生活於一定社會中的普通人”的觀點暗合。他們注重宏觀分析與微觀考察相結合，即在倡導總體史觀的同時，也不遺忘建構歷史中的“細節”；其歷史研究“自下而上”出發，但又不排斥“自上而下”，也就是既關注普通民眾的歷史作用，也不否定上層人物的歷史貢獻。宏觀與微觀、總體與細節、上層與下層等各組關係中間，不是互相對立、非此即彼的。
其次是從“常事不書”到“主書常事”。中國史學的傳統是“常事不書”，但出版生活史的他者立場，正體現在對以往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關切。去同求異、為異寫史是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動機之一，習焉不察的“常事”相對於以宏大敘事為特徵的“元敘事”是典型的“異”，出版生活史正是要從千姿百態、各不相同的日常生活中探尋不同出版人對歷史變遷的體驗。普遍理性是傳統史學試圖發見和揭櫫的對象，而日常生活史志不在此。出版生活史作為日常生活史之一隅，其研究重心正在於普通的、所謂的“非關鍵部門”的“非關鍵事”，也就契合了呂特克所說的，“日常生活史”更多地是表明一種觀點，是為了發現橫亙在社會與統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 。比如，出版人的風花雪月、行吟歌賦、琴棋書畫作為生活瑣事並不是出版史考察的重點，但在出版生活史的視閾下，這些與傳統史實大相異趣的“常事”卻是不折不扣的研究重心。不僅如此，出版生活史亦不主張站在現在的角度和立場，根據現在的價值觀，對他們的這些日常生活輕易地陟罰臧否，而是要持了解之同情，還原歷史現場。
筆者倡導並正在進行的中國近現代出版生活史研究，希望發掘下層人士尤其是那些普通編輯、一般出版管理人員、下層印刷工人和書店員工的資料，但限於各種條件，能找到的相關史料極少。倒是一些出版精英人物的日記、書信、家譜、傳記等中，蘊含了不少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的資料，這些東西過去的研究者往往習焉不察，熟視無睹。當我們轉換一個視角，調整一下立場，像張元濟的飯局、開明人的酒會、王伯祥的朋友圈等話題就會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們的筆下。以後相當長一個階段，出版家、編輯家的日常生活仍舊是我們關注和書寫的重點。
再次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辯證詮釋。從歷時態的角度看，傳統相對於現代是“他者”；從共時態的角度看，東方相對於西方是“他者”。甚至可以激進一點，正如波伏娃所說“女性”相對於男性是“絕對的他者”，傳統、東方也是“絕對的他者”。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說，現代性與西方是同構的，意謂西方就代表着現代性，現代性實際上也是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核心主題和邏輯起點。出版生活史理論的養分主要汲取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但至少到目前，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的研究成果，卻都是在中國（東方）的出版史領域。中國近代以來的所謂現代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向西方學習。近現代以來的出版業迥異於古代出版，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現代化的一種回應。如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雲集一批有志有能之士，是因為他們都把出版當作昌明教育、拯救疲敝羸弱中國的良藥，都是“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但近代出版產業的轉型發展到底是完全因為費正清所說的衝擊—回應，還是本身從內部就有變遷的蹤跡和脈絡可尋，這是值得進一步研討的。而這又關涉到是否永遠以中國為“客體”，永遠把舶來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奉為圭臬，迷失中國立場、民族根源，這是要辯證地看待的。器用之辯也好，全盤西化也好，都是關乎東西方、關乎傳統與現代的問題。筆者以為，出版生活史應該有一種理想，至少是先有一種立場，或者說一種勇氣，不僅僅是把中國當作“他者”，更應該建構中國理論、中國話語，從單純的理論消費者變為理論生產者，西方、現代於我們而言，也可以是“他者”。這在實踐中也是可行的，例如，日常生活史主要是對現代社會被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所裹挾的日常生活的關照，具體到近現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時期的出版生活史研究，是不是可以把對現代性的批判，轉向對當時的出版人如何在“現代性”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有“傳統餘緒”呢？這種傳統餘緒和現代基因又是如何融於出版人一身的呢？這裡的自我和他者應當是互相滲透、辯證統一的。
出版生活史是否持有立場、持什麽樣的立場，與把出版生活史僅僅當作一個手段、一種方法，還是把出版生活史當作一種理論、一種範式關係重大。如果沒有自身的邏輯元點，動機不明確，僅剩方法論，則極易淪為其他學科或者理論的註腳，自身作為理論存在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日常生活史可以以其有血有肉成為社會史的補充，意謂日常生活史是社會史龐大身影籠罩下的附庸，這即是把日常生活史僅僅看作了一種對象或者方法的轉變。出版生活史作為新理論、新範式，應當避免這種褊狹。
出版生活史是一種剛剛誕生不久的新的出版史研究範式，以此範式為指引的研究成果雖然近幾年比較豐富，但從總量上看，仍然不算太多。檢驗一種範式是否有用，最簡便直接的辦法便是應用於實際的研究，“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凡不能以所講方法做出高明具體研究者，充其量無非章學誠的翻版再世”。因此，出版生活史範式亟待用於實際的出版史研究，以此來對出版生活史理論進行檢驗、反饋和修正。正如前文所述，出版生活史不僅僅是“研究什麽”的轉向，更要搞清楚“為什麽研究”以及應當堅持什麽樣的立場，唯有如此，才不至於僅有生活史之名而無生活史之實。對於出版生活史研究將來如何進行，在總體理論範式指導下當有多種可能，本文無意於整體的爬梳，僅就筆者在對出版生活史研究對象、所持立場之體悟的基礎上從幾個方面做進一步闡發。
1. 由點及面，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的立體群象
出版生活史倡導“小而美”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規模，選取個案或者小群體進行深描，以期以小見大，反映出版人整體特徵。因而，從個案和小群體這樣的點入手，是比較容易操作和可行的路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見微知著，睹始知終，是微觀史的追求。但是眼光過分向下，過分聚焦於孤立的個案，則容易招致“碎片化”的詬病。人類社會生活固然有很多地方呈自相似性，卻也更要注意各不同個體之間的差異，此地葉落而秋至，他處卻可能是花繁正春深。出版生活史無意於“求同”，更希冀“索異”，何況並不是每一滴水珠都能折射太陽的光輝。不同群體階層、不同地位身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個性性格的出版人日常生活大有差異。要避免管中窺豹、盲人摸象，則可能的取向是將個案研究作為起點而不是終點，首先按照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機構的類屬，盡可能全面地研究某個時期、某個區域、某個出版機構所有在某些方面具有典型意義的出版人，然後將之相互勾連，連綴成片，從不同的日常生活中發見出版史的多重面貌。這和社會調查的樣本選取有相通的道理，樣本量越大，越能反映被調查對象的真實情況。否則要麽是以偏概全，要麽因流連於所謂個體研究的趣味性而失去了歷史研究的意義。
日常生活史無意於“宏觀史”，卻有着重建“全面史”的野心。出版生活史亦當如此，視角下移、微觀研究只是方法，而不是出版生活史最終的目的。傳統出版史研究大多是宏觀研究，其主題先行、意圖明確的“議程設置”和“六經註我”、高度概括性的“正確”結論，面對具體而微的個案、複雜多變的現象往往難以自圓其說，抑或說存在某些無法自洽的偏頗。出版生活史正是要消弭這些偏頗，倡導要重視對以往不被重視的“邊緣人物”的研究，這是對傳統出版史研究不夠“全面”的修正。倘若出版生活史僅僅停留於個案研究，那本身就是片面的、孤立的研究。即便偶有所得，也只可能是吉光片羽。出版生活史固然是由上而下視角的轉向，但在史觀上，卻不折不扣是由下而上的取向，目的乃是通過“底層人物”（當然在某些場合也不完全排除“上層人物”）的日常生活，梳理出不同於以往單線演進、宏大取向的出版史演進的其他脈絡，映射出版史立體化的全面圖景。而這些“底層人物”，數量龐大，千差萬別，故而更需要由點及面，方能蔚為大觀。金茲伯格認為，微觀史從本性上來說就是一種比較的進路（雖然其比較可能是隱含的），其最終目的是開啟更好地做一般化概括的可能性。
例如，民國時期“商中世大開”五大書局作為近現代出版史上成就斐然的出版機構，雲集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著名出版人。對這些知名出版人的研究早已成為熱點或者說潮流，這是無可厚非也非常重要的。但歷史並不只由大人物創造，小人物也需要關注，燦爛的星空，並非只有璀璨奪目的那幾顆巨星。汪家熔先生曾說，上海出版文獻研究所在“文革”前做過一個統計，僅民國年間就有8,000個出版單位，我們清楚的才多少呢？更不用說那數以千計、萬計的普通編輯、印刷工人了。歷史研究不能持成王敗寇的態度，這些普通出版人可能出版方面的事功並不耀眼，但是即便是失敗的經歷，也能反映出版史另一方面的真相，歷史的深奧和繁複正蘊含在千人千面的生活世界中，不同的當事人對同樣的歷史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體驗和感受。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群象，這些非關鍵部門的非關鍵人不應是被遺忘的群體。為“他者”寫史，持了解之同情關注這些用普通標準衡量並不那麽成功的人，正是出版生活史的本意之一。
另外，近現代出版史上還有一大批並非以出版為唯一職業，甚至是把出版作為業餘工作的具有多重身份的人。魯迅、巴金、葉聖陶、茅盾、鄭振鐸、胡風等既是作家又是出版人，當代也有很多著名學者既是高校教師又在某出版機構任職。過去對這些人的個案研究，主要還是側重於文學作品、學術成果等方面，但若把目光更發散一些，從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中尋找他們多重身份變動的原因，特別是他們為何會與出版發生勾連而又並未選擇出版作為自己最主要的職業，以及他們怎麽經歷、體悟出版實踐，如何通過出版來重構自己的身份和階層，又對整個出版業發生了何種影響，這樣的研究取向也能從另一側面成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還有一些人看起來和出版完全沒有多大直接關係，但是因其和出版人之間的交往也可以成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內容。如胡適，雖未在出版方面有多直接的貢獻，但是王雲五能入主商務則與他和胡適的交往有莫大之關係。當時商務原本想約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來擔任編譯所所長，胡適自視甚高，覺得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甘於僅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便推薦自己的老師王雲五以自代，而彼時的王雲五完全沒有進入商務高層的視野，胡適反覆遊說，終於玉成此事 。因緣際會，王雲五才走上了出版的道路，而王雲五後來在商務的成功又與他的社會交往有密切關係。蔡元培更是與王雲五相交三十年，用王雲五自己的話說：“蔡先生視我如手足，我則視蔡先生如長兄。”以蔡元培的身份和資源，對王雲五的支持是無與倫比的。王雲五能夠出版《大學叢書》，就與蔡元培的支持密不可分。因此，若把蔡元培、胡適，還有鄭孝胥、孔祥熙等這些歷來不是出版史重點關注對象的人納入研究視野，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社會交往中，探析他們的生活世界及其對出版的影響，應當也是大有可為的。
要注意的是，強調眼光向下，是相對的向下，而研究者切不可畫地為牢。相對於普羅大眾，知識分子群體是上層；而相對於帝王將相，知識分子又是不折不扣的下層。出版本身就與知識分子有天然的血緣關係，出版的影響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思想文化。因此，出版生活史把視角拓寬，將知識分子群體納入研究領域也是可行的路徑。如前所述，普羅大眾的史料流傳下來的較少，從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入手，考察知識分子如何在社會變局中重建身份，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梳理他們與出版的多重聯繫，亦是值得嘗試的方向。對於更廣泛底層出版人的研究，可以從新史料入手，新史料的發掘考辨、整理出版都是出版生活史可以努力的方向；史料未具備，則待以來日，這是從實際出發的合理做法。
2. 由表及裡，探尋傳統與現代的二重變奏
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和日常生活史的興起與資本主義以及由此帶來的工業文明有直接的關係。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科西克指出，日常生活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新的工業文明製造出新的生產工具，滋生了新的階級關係和政治制度，並且帶來一個“新的平日生活方式，引入了一種與先前時代根本不同的平日” 。這從二戰以後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哲學、社會學、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社會背景和研究動機的回顧中可以看到，一條隱約可見的主線貫穿其中，這就是現代性／現代社會批判。但是，源自西方學術理論發展的日常生活史是否適用於中國史研究呢？如果我們原封不動地生搬硬套，難免出現水土不服的問題；但若能在保留原有基本理論框架的前提下有所揚棄、有所超越，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則必有所裨益。日常生活史提供的思考問題的方式自然並無太大限制，但若從日常生活史本身的批判內涵來講，則中國的現代化路徑和西方有明顯的差異，而且資本主義從未在中國完備地發展過，若僅盯着“現代性／現代社會批判”，難免在很多具體問題研究上捉襟見肘，左右為難。其實我們探尋中國近代以來歷史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圍繞“傳統／現代”的二重變奏展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皆是如此，至於何為主何為輔，何為器何為用，則是他們之間的差異。出版生活史若能從日常生活的表象中發現潛藏其中的文化內涵，廓清傳統與現代對立統一、相伴而行的脈絡，則可避免研究意義的空疏，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關乎時代重大問題的答案。
比如，中國的出版業從傳統模式向現代出版轉型當是在清末民初。但為何會出現這種轉變呢？除了技術的進步、生產力推動生產關係的變革，人的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科舉廢止後，傳統的四民社會宣告終結，大量舊式知識分子要各自尋找出路，其中一部分湧入了出版業。在這些人身上，交織着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各種特質，也構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日常生活。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講究天人合一、講究和諧，則西方就是講究人定勝天、講究競爭，用韋伯的話說，“儒教理性主義意味着理性地適應世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這些舊式知識分子，即便已經投身於具有“現代意味”的出版產業，找到了遠離廟堂又可實現某種人生理想的“民間崗位”，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卻處處可見傳統文化的魅影。從生活史的角度切入，我們與其說是批判現代化（工業化）對這些人的異化，毋寧說是關注他們在面對與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相伴而來的各種理論、各種思潮時表現出來的不適和焦慮，以及他們如何調適自我，重新建構自我，在救亡圖存與向西方學習之間尋找妥協的寓所。也就是說，不僅要批判現代化對人的壓抑，也要關注日常生活中人道化的意味。只有這樣，才能回答為何許多近代出版人並非把營利放在第一位，或者說並不在意營利與否，而是為了昌明教育、傳播文化。這種理念，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能夠尋找到更多的頭緒。視角的反轉，不僅僅是去熟悉化，更是從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窺見傳統向現代變遷的潛在動力。
此外，西方近現代思潮隨着國門洞開蜂擁而至，自啟蒙運動以來，這些思潮在西方發展了一兩百年，有的還有時間上出現的先後和更替，但是卻幾乎同時進入中國，並且登堂入室，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話語和出版界重點關注的對象。雖然有些經由舊式知識分子轉型而來的出版人對傳統文化依然眷念，家國天下的情懷依然濃厚，但是不管他們對一些西方現代思潮是全懂還是似懂非懂，都喜歡開始用西方的一些學術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比較，這足可看出西方現代思潮，不僅是一種學術觀念，還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權力話語。倘若從這些出版人的出版事功來探覓其心路歷程乃至他們對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經驗和感受，可能並不能發現真正的面相。而以出版生活史的理路，爬梳他們的日常生活，則有可能發現他們是如何在眷戀傳統文化的同時達成自我的妥協，去適應並且融入現代化的大潮的。
又如，既然現代性是伴隨工業文明的進程而發展的，而日常生活史又是以對現代性／現代社會批判為主線的，這就意味着和工業文明相隔甚遠的廣大農村甚至是小城市會落在出版生活史的視線之外。而傳統文化的根基深埋於鄉土中國的沃壤之中，雖然近代以來大部分農村地區仍然在現代化門外徘徊，但若換一種角度，比較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讀書人的日常生活的差異，特別是可以研究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並走入出版業的讀書人，他們思想內核中的傳統質素是如何影響他們對現代化的反饋的，對現代性的呼喚、嚮往和拒斥又是怎麽樣影響他們的出版生涯的，這也應該會有新的發現。
3. 上下融通，剖析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交互作用
出版生活史主要是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史，也主要是從微觀的角度切入，形成與以往大結構、大進程、大比較迥然不同的研究範式。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世界既是時間的，也是空間的，它必然存在於一定的社會背景之下。沒有孤立的，不與社會發生聯繫的日常生活。衣俊卿把人類社會視作一個金字塔結構：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是科學、藝術和哲學等活動的領域，是非日常的、自覺的人類精神和人類知識領域；處於金字塔中部的是非日常的社會活動領域，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技術操作、經營管理、公共事務、社會化大生產等；處於金字塔底部的是以個體的生存和再生產為宗旨的日常活動領域。前兩個層面即有組織的社會活動領域和自覺的人類精神生產領域具有共性，構成了非日常生活世界，它與處於人類社會金字塔結構底基的日常生活世界相對應。從出版人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交互作用來探討出版史的演進脈絡，筆者以為，也是將來出版生活史可以發展的走向之一。
由下往上看，不代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出版生活史固然反對宏大敘事，但如果只是不厭其煩地細描各種瑣碎的出版人的個人生活，卻不能融會貫通，發現蘊藏其中的歷史意義，那就只能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即便趣味盎然卻也不是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目的。比如，出版生活史固然不以為國家、社會是日常生活存在的先驗的、理所當然的前提，但是卻也不能完全忽視國家、社會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可能是緩慢的、潛在的、漸進的。特別是在中國，和西方具有明顯的私人生活領域不同，歷來重視家國同構，個人生活在宗法社會裡面本就無甚地位，如一味避開國家、社會的影響，則反而變得狹隘了。更為可行的是，不把國家、民族、社會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不把國家、社會、民族當作日常生活的基礎性結構，而是反轉個人與國家、民族、社會在歷史書寫中的地位，“從日常生活的眼光來看國家，認識國家對市井小民的意義。如此，‘國家’便不再是一種本質性存在，而是在不同脈絡下，被以不同方式解讀的權力客體。換言之，國家／人民之間的那條權力界線，恐怕才是日常生活史”。從出版生活史來說，國家、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是分析對象、背景而不是絕對的決定因素，出版人如何感知、經驗這些結構性因素，並與自己的日常生活互相滲透、互相作用，從而影響出版業的發展，才是出版生活史要解決的問題。例如，科舉廢止，使得許多傳統士人另覓出路而走入出版業，但出版生活史並非是關注科舉廢止所導致的這一後果，而是要探析這些傳統士人是如何經驗、體會這樣的社會變革，日常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動，怎樣重新形塑自我、尋找自身賴以存在的合法身份的，從而又與社會生活如何勾連，怎樣形成了新的科學思想、藝術思想與哲學思想。這就把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聯繫起來了，從底層反觀頂端，從日常生活世界反觀非日常生活世界。
又如，出版生活史作為日常生活史之一脈，是堅持“中國中心”的史觀的，這就意味着與費正清“衝擊—回應”模式和列文森“傳統—現代”模式的決裂。但是，無論如何，近現代以來，西方的衝擊給予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此為事實，固不待言。尤其是出版業，所受西方影響更大，近代出版業發達的城市多在通商口岸即為明證。假如我們不僅僅把中國當作研究的客體，而是調轉視角，從出版人的角度，他們怎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又是如何感知、體悟西方文化，他們的出國留學、平素與西方人士的交往如何改變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又反過來如何將這種改變遞進到他們的出版實踐中，這也是從日常生活世界與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勾連中探尋出版史的多重圖景。
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既保持有一定的間距和張力，又相互滲透、相互依賴。馬克思指出：“人對自身的關係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係，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係。”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日常生活只有通過與非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才能體現其作為人類社會金字塔結構的基礎存在。
借用連玲玲的話，出版生活史是否能突破舊的研究框架、為出版史開出一條新路，那得看我們採取怎樣的研究取徑。如果我們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所持立場和可能的走向上達成一定的共識，則出版生活史作為一種新的典範，指導出版史研究走向繁榮，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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