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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与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终于相认，孙卓的“养父母”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事件引发舆论热议，父子团聚的欢喜背后反映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拐卖、收买儿童。
“打拐要标本兼治，
“打拐”是兼顾情与法的艺术，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复杂成因，一味诉诸法律只是简单的情绪宣泄，无助于解决问题。
刑法罪名其实相当健全，不管是拐卖还是收买都有特定罪名与之对应，不存在遗漏。拐卖、收买的核心是交易，只要以儿童为买卖对象，进行经济交易，即可构罪；拐卖最高死刑，收买最高三年，不管是为了收买而拐卖还是为了拐卖而收买，都是犯罪；如果涉嫌非法拘禁、偷盗、奸淫等还可以数罪并罚；帮助拐卖、收买儿童也是共犯。所以真的是因为刑法不彰或者不重导致拐卖收买不绝吗？如果把上述的法律规定刷成标语、口号大肆传播就能杜绝拐卖收买吗？把养父母一律重判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拐卖儿童的成因极为复杂，“传宗接代”“无后为大”“断子绝孙”等传统观念都使得不能生养者、失独者等各种需要孩子又无法生育孩子的父母有了收买孩子的动机。仅靠一两个刑法条文甚至死刑、重判就解决问题的“刑法万能主义”“重刑主义”都明显过于天真。我们当然要严格依照法律，使得相关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和评价。但在刑法条文如此健全的情况下，就不是刑法立法本身的问题，诚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的，刑罚的效力主要不在于其严厉性，而在于其持久性、确定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也就是说，对于拐卖儿童，我们不仅要保证已被发现的案件，都能得到准确的处理，而且要通过执法常态，保持“持久性、确定性和不可避免”的查处力度。但“打拐”执法常态化、持久性已是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在长期努力的方向，这值得期许与肯定而非简单抨击。最终要想完全解决拐卖儿童问题，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更大的作为：要解决愚昧型收买，要破除“重男轻女”思想，要在基层治理和管理体系上多努力，“村子里多了一个人”“隔壁新添了一个丁”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也因此不能作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基层政权中的“村长”、支书等都不能护短。这恐怕才是深层次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何其难也？也绝非一时之功。深深同情每一个因被拐卖而失散的父母、子女，也谴责每一个因“一己之私”夺他人之爱的收买者。在罪有应得之外，只有每个人破除“孩子是父母的财产、面子”的愚昧观念，只有每个人知道“孩子也是独立的人，不是被决定的对象”的正确理念，才能消除“非法拥有”一个孩子的动机。“重刑”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未必是有效的做法，而且所谓重刑也不能突破“罪刑法定”。打拐的刑罚是必要的，但更要兼顾情理与社会综合治理，只有社会观念转变、理念更新，消除犯罪动因，才能标本兼治。@王亮亮律师
别人家的孩子不能卖，自己家的孩子同样不能卖。但现实中除了拐卖他人所生儿童的情况之外，还存在亲生父母有偿“送养”子女被认定为拐卖儿童罪的情形。“送养”行为的罪与非罪，关键在于亲生父母是否有“非法获利的目的”。非法获利目的的存在，表明刑法惩罚的是亲生父母将子女作为“商品”出卖的行为，是亲生父母定此罪的核心点，更是区分民间送养非罪行为的重要标准。亲生父母是否有“非法获利目的”的判断，应当综合考量多种因素。获利的名目不重要：无论直白的“价款”，还是更委婉一点儿的“营养费”“感谢费”“抚养费”，只要给了钱，有了获利客观事实存在的表现，就有了瓜田李下的嫌疑，成立了拐卖/收养被拐卖儿童罪的前提条件。获利的多少重要，但不绝对。法律明确规定，收取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就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对于何为“巨额”，缺乏也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中，倡导不能唯数额论。收养人经济状况较好，主动支付数额较大的“感谢费”，未必都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但即使是收取的数额小，父母为了偿还赌债等动机将子女以较低价格“送”人的，同样可以认定具有非法获利的动机。此外，在“送养”的过程中，积极与收养方讨价还价，只考虑钱财根本不考量收养方是否具有抚养孩子目的和能力的，都是认定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重要表征。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尤其不能作为谋利的手段。即使是给予了生命的亲生父母，也没有随意“处置”子女的权利。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收养人，都应当尊重他人为人的基本底线，否则就有触犯刑法的风险。@张婷婷
拐卖、收买儿童，“买卖同罪”的呼声很大。
其实不仅卖方有拐卖儿童罪，刑法针对收买人也有“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认定该罪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明知”孩子是被拐卖的。
法律规定了五种“明知”的情形，第一种是阻碍警察、政府解救儿童，第二种是限制儿童的自由或者对其打骂造成严重伤害，第三种是经常收买或者收买多个，第四种是让收买的儿童乞讨、干苦力、干重活或者进行违法活动，第五种因为收买造成孩子或者孩子的亲属严重的人身伤害。
与此同时，不仅收买人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帮助收买的人，比如帮忙上户口的人、提供儿童出生证明或户籍证明的人，如果明知道孩子是被拐卖的，不是普通的民间送养，将成为收买的共犯，承担刑事责任。
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是一项公诉罪名。公诉罪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旦收买了同时又有上面的五种情形，那么无论是被收买的孩子还是其亲生父母的谅解、原谅、不追究，都不作数，都不能让收买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公诉罪名没有私了的余地。
@林钰
为“买卖儿童”提供网络帮助的
行为，同样需要严厉打击
在打击拐卖儿童行为上，买家和卖家同时获罪固然重要，但同时还要看到，连通买家与卖家之间的网络“桥梁”。比如，在知乎上就能搜索到与收养、送养相关的帖子，还有很多贴吧、QQ上可以搜到此类信息，甚至还有专门为买卖孩子提供交易平台的网站，卖家和买家“线上谈判、线下交易”。
所谓的“卖家”，可能是亲生父母，也可能是人贩子，“孩子”则成了赤裸裸的交易对象。而无论卖家是何身份，“买卖”儿童都可能构成拐卖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网络平台提供者，根据提供服务的不同方式，也有不同的责任：如果是合法运营的平台，对平台内存在的“买卖”儿童听之任之，可能具有行政责任，被行政监管后拒不改正的，还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是专门的“买卖”儿童信息平台提供者，实质上就是为“买卖”儿童的行为提供帮助，即使“买卖”儿童的行为最终没有实现，其也可能构成犯罪。
相较于以前的线下买卖儿童行为，网络服务的便利性，可能使买卖儿童的行为成倍数增长。如何监管这一“桥梁”，则对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涉及的问题又包括：监管者应该是谁？该如何监管？个人认为，监管主体应该是网络平台提供者与政府部门：网络平台使用者在平台上发布相关信息的，网络平台提供者具有不可推卸的第一位的监管责任；对于一些专门发布“买卖儿童”信息的网络平台提供者，就需要政府部门去查处。
重点在于要如何监管。2020年，知乎就因为平台上存在关于收养、送养孩子的帖子而被举报，知乎也及时进行了清理、封号等措施。但是相较于网络上大量的类似信息，这种举报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更为有效的是，监管者应当从技术角度，主动提高对“买卖儿童”相关信息的筛选、鉴别和删除等监管能力，斩断“买家”与“卖家”之间的网络“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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