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东方的知识分子，永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书香隽永的感觉。但当民族危亡之时，他们也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走到前线，把肚子里的墨水化作掀翻敌人的巨浪——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东方的知识分子，永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书香隽永的感觉。然而，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面，竟然有亲手杀过日本鬼子的人物。这估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中真实存在，比如中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汪德熙先生。
▲ 参加抗战的北平知识分子之一，汪德熙先生
汪德熙先生何许人也？汪先生是中国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资深院士。从他的这一系列身份看来，绝对是个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他的位置，应该在讲堂或者实验室里。但抗战中，正是汪德熙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把日本鬼子气得一蹦一蹦的。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鬼子，是日军中的精英，负责谍报和侦破工作的宪兵部队。
汪先生他们干了什么，让日军如此恼怒呢？
1938年，时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它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叶企荪先生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就此成为八路军兵工事业的重要科研力量，缔造了敌后根据地的兵工传奇。他们的功绩，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的艰难是今天电视剧中难以反映的。比如，八路军的子弹从哪儿来？
靠“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可能吗？
缴获通常只有在歼灭战中才会比较多，而打日军的歼灭战并不容易——就算是歼灭战，鬼子也从来不会痛痛快快缴枪缴子弹。而且，鬼子出门和八路打仗也不能背着子弹箱，给伪军补给则控制森严，因此八路军的缴获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依靠缴获武装成为一支能连续打八年仗的近代化陆军。
靠国际援助，比如被视为老大哥的苏联可能吗？
这种观点会让土八路欲哭无泪。从现有资料看，八路军在绥远的部队确实一度与苏军控制的外蒙打通联络，但唯一得到的支援竟然是大量马列主义书籍。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指导打日军坦克车能贡献怎样的智慧可想而知，反正这些玩意儿不能当炮弹打。
靠友军也就是国民党方面支持可能吗？
国民政府在早期曾给八路相当帮助，比如平型关上林彪敢挥霍一把就是仗着刚从二战区领来了大量弹药。然而到了后期，一方面国共开始摩擦，另一方面因为国际通道被切断，国军自己家里也没有隔夜粮，这方面便无法指望了。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真正起作用的是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这一点，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 晋察冀兵工厂在加工装备
▲ 八路军兵工厂的原料
到1939年，仅晋察冀根据地便有兵工厂七座，而1941年，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则达到了年产步枪3300支的规模。这大大缓解了敌后抗战的装备问题。兵工是要依靠科技的，这方面，敌后抗战得到了大量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在北平负责清华大学校产的叶企荪先生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曾想放设法为八路军发去大量经费，以至于战后盘点，发现叶先生把本来准备建清华成府小学的经费全部交到了八路那边打鬼子。而他对于抗战更重要的贡献是组织大量教授，学生前往根据地协助兵工事业的发展。冀中的地雷那么厉害，叶企荪先生等是有很大贡献的。
▲ 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抗战，二排左三为叶企荪
汪先生去冀中是瞒着家里人的，自称到天津清华大学分校去教书（叶企荪先生真的每个月给他家寄讲课费，所以家人一直没有怀疑），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化妆成了传教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是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和汪先生同行的也是一名后来的科学院资深院士，这便是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助教的葛庭燧先生。这位葛老先生的经历后来更加神奇，在冀中鼓捣地雷炸药之后于1941年去了美国，以后参加了一个神秘的工程。
这次，葛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一个比地雷更响的大家伙——葛庭燧先生参加的是“曼哈顿工程”，这个工程诞生的两枚原子弹被投在广岛和长崎，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过程。
▲ 葛庭燧先生与太太何怡贞的婚影
汪，葛两位先生的旅途有惊无险，他们收到了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欢迎。汪德熙先生本人后来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既然汪先生已经去了冀中，又怎么能把日军气得一蹦一蹦的呢？原因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而日军硬是拿他们没办法。
同样从清华来到冀中，建国后担任一机部重型矿山局副局长的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给在北平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查，然而，次次都会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术论文而已。
过了很久日军才发现，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却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德熙先生等到达冀中之前，土八路发展的民兵多用黑火药装地雷和手榴弹，但这是用于袭扰和自卫的，正规部队不能靠这个。日军记载，第一次攻打井陉煤矿的时候，土八路的手榴弹曾扔得日军阵地外到处都是，却基本不响，这是因为下雨导致黑火药受潮引发的问题。后期八路炸炮楼用的炸药包，是不能指望这玩意儿的。
抗战初期，冀中的八路曾在运河里捞起阎锡山部队丢弃的三船氯酸钾，用了很长时间，可是这东西总有用完的时候，不由得人不发愁。
▲ 汪德熙先生设计用来炸日军铁路线的各式地雷
汪先生他们来了以后，很快找到了新的炸药来源。此时，日军却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这种“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粮食也是鬼子的，而且肥田粉的价格不菲，老百姓也很难负担。
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八路买去了。
八路要肥田粉干嘛？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不是。这是因为这些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他们发现日造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已经大大改变，是提炼不出炸药来的，但日军当时没有这个配方。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有大量杂质，这个提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一方面与汪先生等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由来了。
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一字于炸药与抗日，局外之人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
那么用英文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汪德熙先生英文很好，张方和胡大佛等八路兵工专家，在冀中的兵工厂里也经常用英文交流的，还曾经为此差点被当成特务呢。
前些年看网上某些倡议帖，大意是你现在买某国人一辆汽车，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将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炸弹云云。这多少有点儿不靠谱。
如果套用这一描述，那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应该是你现在卖给中国农民一袋肥田粉，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未来屠杀日本皇军的地雷云云。这个是绝对靠谱滴！
这样，冀中的炸药水平在三个月内突飞猛进，让日军连吃大亏。所以，日军被汪先生和他们的战友气得一蹦一蹦的一点儿也不奇怪。
他们在冀中还为解决八路军子弹问题提供了方案，其中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智慧。以根据地的工业水平，自制子弹十分困难，解决子弹问题主要依靠复装，即利用发射过的子弹壳重新制造子弹。弹壳可以从战场上捡，火药可以自己造，麻烦的是弹头和底火没有地方去捡。
专家们给出的方案是派出人员到敌占区去收购铜板和冥器。估计就算日本特高课的人员截获了八路军的物资，把这些东西摆在那儿告诉日本人是李向阳买的，他都得对你晃脑袋。
铜板，这东西正是八路军复装子弹弹头的原料。八路军兵工厂采用冲压的方式来制造弹头，原料就是铜板，用冲床对准铜板中心冲压一下，正好形成一个弹头状的漏斗，在里面灌上铅就可以与日本三菱兵工厂的产品媲美了。所以，一个铜板就是一发子弹——要是配上“我们都是神枪手，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歌词，那一个日本兵也许仅值一个铜板……
至于冥器，其中包含的水银正好用来制造子弹的底火。
▲ 美国记者在敌后根据地拍摄到的八路军和民兵使用武器，五花八门，有很多是自制的
可敬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工厂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有些成员亲自走上了战场，汪德熙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亲自带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实验了新式炸药。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这也是冀中部队第一次对日军铁道实施爆破攻击。
攻击的过程充满戏剧性。为了保障首战告捷，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以保证至少有一组成功。
在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先生负责，以北那一组由另一名出自清华大学的助教负责。参加过这次袭击的老八路朱智海开玩笑地说这一仗之后，八路军从“扒路军”转向了“炸路军”，而且两个袭击点的不同情况，反映了教授和助教的水平差别。
汪先生负责的南线爆破组一切顺利。汪德熙先生身体力行，在八路军人员的观摩下亲自指挥埋好炸药，自己一根一根接好引爆电路，然后隐蔽到铁路侧面的埋伏地点，在日军军火列车到达时启动引爆器，炸药包顺利起爆，炸断铁路，并造成日军列车出轨。在此之前，汪先生还冷静地放过了一辆日军装甲巡道车——要炸，就炸个大家伙。
而北线爆破组则出了一点问题。那位助教很认真地绘制了电路连接图，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确认大家都听明白了，便到一旁休息，把“简单”的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
埋炸药一切顺利，等工兵接好线路，这位慢悠悠地来检查，惊讶地发现线路全接反了！原来，那个负责接线的工兵竟是个色盲，分不清电线的颜色。急切间，这名助教只好要大家隐蔽，自己重新来接。
这时，日军的列车已经驶来，探照灯甚至直接照在了这位助教的身上——好在日军的铁路此前从未挨过炸，没有八路军在埋炸药的概念，所以并未弄清他在干什么而没有开枪。线路终于赶在日军列车到达前接好，爆炸也悬乎地成功了……
汪先生亲自引爆的炸药包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毙伤押车日军十余名。死在这次袭击的日军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爆破军列的炸药包是汪先生亲自引爆，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第一例呢。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完
前些年看网上某些倡议帖，大意是你现在买某国人一辆汽车，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将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炸弹云云，这多少有点儿不靠谱；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卖给中国农民一袋肥田粉，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未来屠杀日本皇军的地雷云云，这个是绝对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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