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他们才配得上被称作“中国男儿”| 血染飞狐口大结局
上节回顾：这一战，日军能够逃出战场的，只有盐见准尉残军十一人，逃上山的日军士兵五人，非战斗人员十余名而已，总人数不过三十来人，其余二百多名日寇全部葬身在飞狐峪口。那么，八路军的损失有多大呢？
”“当我从休克中苏醒，天朦胧中见到我睡在这矮小的屋子里，有几个小孩子，一个老百姓，于是我逐渐明白了还未死，而伤口异常疼痛。”
左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胜了，却是一场悲壮的胜利，为了这场胜利，多少中国好男儿血染飞狐口。
在飞狐口明铺的一战中，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有着不同说法。而即便是根据日方史料记载，其被击毙人数至少不低于两百名（考虑到战斗中的毁损，这和八路军缴获步枪一百八十一支的纪录是比较吻合的），作为一场典型的中型伏击战，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胜利。
此战对于涞源的战斗有着重大影响，由于缺乏补给，日军武信部队的扫荡不得不中止，一一零联队史记载，12月3日中国军队已经反守为攻，对涞源城发起了攻城战。虽因装备原因未能破城，但杨成武的部队成功粉碎了日军扫荡，在涞源-阜平山地站住了脚。
战术上，此战成功夺取了日军大量物资，帮助七一七团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冬季。
▲ 对于中国抗日武装来说，打掉日军的汽车是相当骄人的战绩，但土八路毕竟是土八路
关于日军的损失，有一项是颇有争议的，那就是打掉了多少辆敌军汽车。我方比较可靠的记录是击毁日军汽车三十八辆。而日军则自称损毁二十二辆。谁说的比较靠镨呢？
八路军的数字应该说是经得起考验的——日军来车四十二辆，除盐见少尉带着逃走的四辆以外，均被包围缴获，计算下来正好三十八辆。那么，日军这个和自己的纪录比较矛盾的“二十二辆”又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参战老兵的看法，也不一定是瞎编的。这是因为当时夺取了日军的车辆后我军没有司机，无法将其开走（根据地也没有公路，无从隐藏），故搬空物资后刘转连团长下令将所有车辆就地销毁。
怎么销毁呢？有的战士朝车上扔手榴弹，但也有人认为那样太奢侈了，要节约弹药，于是改用巧招对付鬼子汽车——考虑到和人打架戳瞎他双眼就算是废了，于是不懂汽车的战士们开始砸车灯，砸完觉得还不放心，又抡刀把它四条腿砍了——把轮胎砍个稀巴烂。
因此，有若干日军汽车没有被彻底破坏，可以修复也是正常的。
仗打赢了，战略和战术的目的都达到了，王震旅长却依然痛心，关键是伤亡太大了，他的七一七团这一仗真正伤了元气。
关于飞狐口一战八路军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含糊不清的，我们从若干总结材料中得到的信息是轻描淡写的——“我们也有一些战士伤亡。”直到2015年，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此战较可靠的伤亡数字——八路军牺牲的便有两百多人。
这意味着战斗中双方阵亡人数很可能十分接近。
在一场周密策划的伏击战中，我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部队是长征下来的老底子，作风过硬，指挥得当，而日军番号庞杂且夹杂有大量战斗力稍弱的辎重兵，双方的战损比依然几乎是一比一，或许这才是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才是中日两国国力在战场上的真实反映。
这个战损比中，还没有包括左齐等负伤人员——一般战斗中负伤人员是阵亡人员的两至三倍。所以，说这一仗把七一七团打残了，是毫不夸张的。打残了一个主力团，我们才取得了此战的胜利，而抗战中这样的血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打了多少。
面对如日中天的日本帝国，我们的父兄便是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血染这片大好山河。
▲ 不知道您可还记得《在太行山上》这首歌？再唱它会不会充满自豪？
九十年代，左齐到广州和老战友刘转连见面，回忆起几十年前的这场战斗，感慨说道：“幸亏遇到了白求恩大夫，丢了条胳膊，捡了条命。”
左凌大姐也说：“在独臂将军里面，我父亲的手术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他遇上了白求恩大夫。”
我问她：“为什么是做得最好呢？”
当了几十年医生的左凌大姐道：“你看，彭绍辉、贺炳炎这些独臂将军，他们的手臂都是在胳膊半截切断的，神经是截断的，一辈子都疼啊，老了遇到阴雨天气不吃止疼药也很难挺得过去。我父亲呢？是整个右臂都摘掉了，白求恩大夫把他的肩胛骨都一块儿摘掉了，养好了，就不疼了，跟别人比他幸运多了，所以他很感激白求恩大夫。”
“我父亲的胳膊和肩胛骨摘下来，整整装满一个口袋，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头,埋在院子里的树底下了，肩膀的伤口，和海碗一样大……”说到这儿，左凌大姐的声音突然止住。
心中一丝颤抖，我没有继续问。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上连骨带肉摘掉整整一口袋是什么感受，而这，在那个时代居然还可以和“幸运”二字联系起来。
▲ 左齐戎装照，可以依稀辨认出上校军衔，因为工作原因，他是红色军队中最早被授予军衔的军官之一
真的是幸运。
1943年3月，八路军悍将、新编第七旅旅长易良品在枣南县易庄与日军作战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没有白求恩大夫，也没有药，硬汉子易良品苦苦支撑了七天，终于没有能够撑下去。
易良品死后有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在很多老战友的记忆中是无法磨灭的。他们回忆——易良品负伤后，他的妻子，已经怀孕的王月庭拼死穿越火线赶去，但日军一道道封锁线，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她赶到的时候，易旅长已经下葬整整一天了。悲痛欲绝的王月庭恳求战士们重开棺木，让夫妻能见最后一面。
然而，当棺木打开的时候，王月庭却震惊地听到棺材中发出了清晰的“喳喳”声——原来，那是易良品的手表还在走。易良品战死后，战友清理他的遗物，发现这位旅长身无分文，身边惟一像样的东西只有一块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手表。下葬时，战友将这块表上满弦，戴在了易良品的手腕上，王月庭赶来的时候，易良品手腕上的表还在滴答走动。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令人悲怆的场面。
当时的医疗所所长熊登钦说，如果能够有一瓶磺胺，易旅长便可以不死。
看过《夜幕下的哈尔滨》，也许有朋友还会记得那位威震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大英雄夏云天。他的原型——抗联第五军军长夏云杰，也是死于和易良品相同的情况。因为无药医治，最后时刻痛苦难耐的夏军长把头撞在墙上，咚咚直响。
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药。
左齐是幸运的。
左齐说，白求恩大夫把最后一瓶磺胺给我用上了，我才能活下来。
▲ 白求恩，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石家庄烈士陵园的白求恩雕像做工精美、神圣，但是冰冷
只有接触过他的人，才能说出什么是“白求恩”，左齐说他就是救命恩人。
然而，白求恩的性格十分暴躁，当在上石樊村野战医院他第一眼见到抬下来的左齐时，他的反应是——“你们做的是罪过啊！你们不负责任！”
左齐的右臂被用止血带勒了一天一夜，胳膊和手都黑了。白求恩愤怒的是八路军的军医和护士，竟然不懂得止血带每40分钟需要松一下，本来可以保留下来的这只胳膊，如今只有截肢，还不知道能不能挽救回左齐的生命。
所以白求恩怒吼了。
左齐说，廖大夫（廖德操医生，江西兴国人，红六军团出身）不松止血带，是为了救我的命啊。“我一点儿都不怪廖医生。”
廖大夫怎么会不知道40分钟需要松一次止血带？
大量失血，在日军追击部队的威胁下连夜跋涉，不知道有多少八路军伤员是死于“流血过多”，为了救左齐的命，廖医生一定是咬着牙不去松那根可能致命的止血带。那怎么可能是不负责任，他们一起走过长征的艰难征程，左齐不是他的伤员，左齐是他的兄弟。
这种兄弟之情，在几十年后仍然不经意间令人动容。
左齐还记得王震旅长怎样劝自己接受手术。
“我父亲不干啊。”左齐曾向女儿说过当时的情状。刚刚二十七岁，就要截去一支手臂，左齐坚决不干，死也不干！
这种从战场下来的军人，要是不讲理起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一般人很难说服。白求恩大夫也没办法了，左齐后来回忆自己失控的时刻，白求恩耐心劝说他的时候，就像面对一个固执的孩子，这个顽固的加拿大人眼睛里充满了慈爱。
这时候，一个能够说服左齐的人，走到了病房的门口，这就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
王震的劝告苦口婆心，又有技巧，他说，你看晏福生不是也只有一条胳膊么？照样领兵打仗。
左齐被说服了，最终答应手术。
而这时候的王震，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动作——他在左齐同意手术后，含泪俯下身子，拥抱了一下左齐。
王震，人称王胡子，常被人认为是个”大老粗”，一生征战，杀人如麻，谁会想到他一生中竟会有如此细腻的一面。我不知道王震劝说左齐的时候，心中会是怎样的疼痛，以致如此粗犷的汉子，竟会如此动情。
仅仅几个月之后，王震自己也在上下细腰涧战斗中负伤，这一场战争中，没有哪个中国军人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
也许这就是军人追求的死得其所。
忽然想到，采访的抗战老兵如此之多，回忆起那场战争中的殉难战友，他们往往在几十年后魂牵梦萦，当时却很少有因为这种悲痛而失控的。大体因为，他们也不确信自己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很可能只是晚一点归队而已。
左齐养伤的地方——村民陈万寿家，为了避免影响他的伤势，是拆掉了窗框，直接将左齐的担架从窗户抬了进去的。手术是成功的，但痛苦依然是巨大的。左齐形容神经断离后的身体反应：“痛倒不在乎，只是浑身冷得发抖，像被扔进了冰窖……”
不过，痛苦终有尽时，一个多月后，左齐终于重新站了起来，盛科也站起来了，何宣泰也站起来了……不再适合担任军事主官的他，很快担任了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
▲ 左齐断臂痊愈后的第一张照片，人瘦了，却犀利得如同刀锋一般
此后的左齐，继续自己的征战生涯，他参加过南泥湾的开荒，参加过保卫延安，也驻守过南疆军区——在那里，他保护过入狱的王洛宾，为中国保留了一代歌王。
▲ 战时御敌，平时戍边，左齐的一生波澜万丈，丰富多彩
那，应该已经是和飞狐口没关系的事情了吧。这样想着，夕阳已经开始西下，我向左凌大姐告辞，立起身来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张合影，正对镜头微笑的，是左齐将军和他的妻子陆桂杰女士。
“您的父母很幸福的样子，他们是在红军时代结婚的吗？”本来想问左大姐的母亲嫁给她父亲的时候会不会对他的独臂有看法，话出口的时候换了一个问法。
“她呀，嫁得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地嫁了，还能有这样轻松自如的笑容？我疑惑地看向左凌大姐。
原来，这里头还有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之所以不为外人所知，估计是老太太觉得太丢人了——大概没有哪个女孩子会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下自己的婚姻大事。
左齐伤愈之后，王震一直在热心地做着一件事——为左齐做媒。他的想法很简单，左齐打断了一条臂膀，这辈子得有个人照顾他啊。
开始左齐不太上心，他心地善良，可能也有些担心，担心真有哪个女孩子会看上他一个残疾人。为了鼓励左齐，王震只好把保票打得越来越大，终于让左齐有些动心了。
那一次，王震来找左齐，说咱们七一九团来了一批河北女兵，你看看，看中哪个我去替你说，肯定成。
肯定成？
肯定成！
看到旅长对做媒这么有把握，左齐半信半疑地答应了。在操场上看了半天女兵们的训练，左齐最终鼓足勇气说，那个中等个的，行吗？
王震看了看，说哎呀，这是咱们这一批女兵里面最好的一个啊，老左你真有眼力。你回去等消息吧。
左齐没敢抱太大希望。但是第二天王震就来了，嘴乐得跟瓢似的，比自己娶媳妇都高兴的样子——“老左啊，成了，人家姑娘答应啦，真是个好姑娘啊，有觉悟！”其实王震对做媒也没把握，他只是为了鼓励左齐所以大包大揽，真让他去做姑娘的思想工作，他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不过当兵的怎么能临阵怯场呢？何况他还是一个旅长，还是自己兄弟的终身大事……一咬牙王震马上让人去叫那个女兵来……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女兵叫陆桂杰。
和打鬼子一样，王震对付女兵的战术也清晰简单——先是连珠炮一般把左齐的好处和贡献像通报表扬一般抛出来，然后鼓励小女兵嫁给这样一个大英雄，这是第一步，纯属火力侦察，调动出对方的态度来，然后见招拆招，看哪儿有破绽便加力强攻，今天非得为左齐拿下这个敌军阵地来不可……
结果……结果刚一火力侦察，小女兵竟大点其头，既不羞涩，也无挑剔，竟然是——“是！”
表扬了小女兵的思想觉悟和独具慧眼，摸不着头脑的王旅长像踩着棉花一样就来找左齐了，估计还有一点儿一拳打在包子上的古怪感觉。
这……就把终身大事做成了？旅长用了什么非常战术？旅部的工作人员都是人证，纷纷表示这中间绝无虚妄，大家亲眼看见，旅长征求意见的时候，那小女兵点头都快点成小鸡啄米啦。
左齐不信，亲自去谈。谈了很多次，每次他都说：“你别勉强啊，我这个身体你也看到啦，不能耽误你，你也可以重新考虑考虑。”陆桂杰一点儿犹豫都没有，只是点头，没有任何重新考虑的意思，只是用清澈如水的目光看着左齐。
估计，那清澈的目光足以把这员虎将融化掉的。
那……那还犹豫什么，打报告，准备结婚呗。好像这时候陆桂杰才花容失色地发觉自己就这样把自己给嫁了……
原来，王震做媒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突然得知旅长大人召见，新兵陆桂杰当时就懵了，抓着每一个战友问面对旅长应该怎么办。正好七一九团政委曾涤在旁边，心想这有什么难的，马上给出主意——“旅长是首长，首长说话要立正说‘是’就可以啦。”他大概想反正旅长和新兵谈话，不是布置任务就是询问思想动态，立正说是总没有错误，回来有困难咱们一起解决呗。
等见到旅长，陆桂杰感到曾政委太英明啦！
王震是湖南人，一口浓重的南方官话，河北姑娘陆桂杰是一句也听不懂啊。于是，只剩下点头和“没问题”了。
那么，左齐……唉，左齐也是一口浓重江西口音的南方官话啊。于是……在全旅都知道了喜讯的情况下……陆桂杰也只好嫁了吧……
好吧，我承认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有些夸张。真实的情况是左齐为了避免误会，一次次地去找陆桂杰谈。人呢，其实需要的就是沟通，谈着谈着，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同一个屋檐下。人好就行，自始至终，陆桂杰好像也没觉得左齐缺少一只胳膊是多么大的事儿。
已经很晚了，我走出左凌大姐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放学了，满院地乱跑，满院的欢笑。
抬眼向天，在那遥远的云霞中，仿佛传来依稀的歌声，我能够听到那歌声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
以前曾听人说过，在乡间的打谷场上，总是有无头的军人在夜间操练，那是保家卫国的英魂，为了自己的责任不肯卸甲。
敬礼，中国军人！
敬礼，我的父兄！
【完】
萨苏：我为什么要写《血染飞狐口》？
留言里，不断有朋友在问我，当初怎么会想到写《血染飞狐口》？
应该说，在采访过程中我也不断地被这段历史所震撼着。你看这样一支部队，本身是从长城下来的，应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而且战斗意志也很强，行军布阵一点错误也没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而敌军很大一部分是辎重部队，我们是以多打少。但是实际上打起来以后，我们伤亡非常之大，以至于七一七团越是高层伤亡越大——团级指挥官、营级指挥官、连级指挥官，差不多有一半都在这次战斗中伤亡，说是把一个团打残了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占尽了上风为什么还会损失这么大？实际上仔细看看抗日战争就会明白，这个伤亡不算大，在当时能打成1:1的伤亡比例，是一个大胜仗，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付出6:1的代价。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钦佩当年的这批中国军人了，包括左齐将军在内。
但同时我们跟他们有一种共鸣感——常常当你起跑的时候，人家在你前面已经很远了，那这个比赛还比不比？他们这一代人面临这样的题目，我们这一代人也面临这样的题目。
也得比！别管是跟外国人比还是跟本国人来比。最后我们中国人的成功往往是在这种不公平的竞赛环境下达成的。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更残酷，因为他们输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程，还有自己的生命。
在写作《血染飞狐口》的时候，我是被他们这种阳刚之气所震撼。在今天中国社会，这种真正属于男儿气概的（阳刚之气），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也是中国社会应该珍惜的东西。我要写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八路军，我要写的应该是那种能被称之为“中国男儿”的人，如果大家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感受到了这部作品里我想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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