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变美可能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 访谈

Young Writers _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铁凝  1957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中短篇小说《哦，香雪》《第十二夜》《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伊琳娜的礼帽》等100余篇，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50余种；作品曾6次获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家级文学奖；由其编剧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以及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部分作品译成英、俄、德、法、日、韩、西班牙、丹麦、挪威、越南、土耳其、泰等多国文字；2015年5月，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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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凝访谈录

文 /  铁 凝   朱又可

一个得不到批评的人

最终是会失败的

   朱又可：

你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获得过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你当作协主席后获奖多吗？郁达夫小说奖的投票和评语都是公开和实名的，鲁奖、茅奖有无可能也采纳实名评语、过程公开的方法？

   铁  凝：

在这几年当中我获奖并不多。我任这届作协主席后就给党组写了一个正式的报告，提出在我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期间，自己的作品不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奖项的评选，包括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大奖。当然，我还是获了几个中国作协之外的文学奖。前不久有一个上海文学奖，是（奖励）我今年的一个短篇，去年的《人民文学》给我一个年度小说奖，还有一个女性文学奖。

郁达夫小说奖评委会邀请了一些媒体，跟踪整个评选过程。这个文学奖的投票实名制和评委评语公开，我觉得是一股清新的空气。首先评委是向全社会公布的，他们选择的评委自身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在公众中、在读者心目中是有公信力的。另外，我看到在整个过程中评委们都非常认真，每一部作品之所以选择它的理由，每一位评委在实名投票后还认真地写出评语，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且它评的范围很宽泛，视野包容了一批海外的华文写作的作家，也不需要某一个人自己去申报。所以我在思考，这样的评奖实际上对推动我们国家级大奖的评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你刚才说到实名制、评语公开，我个人觉得不见得不能考虑。我看了日本的芥川奖，它首先评委是公开的，评委名字列出来向全社会公开，然后它每一场讨论都是向社会、向媒体公开。每场讨论大家有争论，甚至评委要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为什么要坚持对某一部作品的意见？或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意见也能够公开，社会也知道，这样最后少数派他也会认可这个评奖的结果，为什么他也得到满意了呢？因为他自己的声音也让社会知道了。尽管最后结果可能不是他要的结果，是按票来的。

   朱又可：

鲁迅文学奖不时会引起争议和不满，你是怎样看待的？

   铁  凝：

社会对“鲁奖”“茅奖”这样的国家级大奖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的正常现象。文学不是自然科学，一些国际知名大奖出来，也常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何况我们的大奖还不是评一个作品，而是分了长、中、短篇以及诗歌、散文等许多门类，每个门类又评若干名。任何一个人的阅读量和判断力也难以覆盖这样多门类的巨量作品，这需要很多人合作的智慧和程序的严谨、公正。同时我认为，各种议论更反映了社会和大众对文学、对文学大奖的关注和爱护。它对我们进一步改进评奖工作，有促进乃至警示作用。

当然，像“鲁奖”“茅奖”这样的国家级大奖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它确实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涉及的方面很多。真正要改革它，还是要有一个细致谨慎的过程，而且要取得多数人的共识。比如我个人的心里有一些想法，我就认为，它改革的步子怎么不能更快一些呢？我觉得可以更大一些。但是这些条例都不是一个人所定的，即使我作为一个作协主席，也没有权利说我自己来取消或改变一个奖项现有的规则和程序，以及它的一些评奖原则。但是我在这个位置上，理所当然应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呼吁大家正视这个事情的严肃性。

   朱又可：

2006年11月，你当主席以来的这几年和以前比，鲁奖、茅奖的评选有没有什么变化？

   铁  凝：

应该说有变化，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新一届作协的领导集体，新一届作协主席团，还是在想一些办法。比如说两个奖都特别设立了纪检组，在评奖期间专门受理和处理申诉和投诉。比如说加大了社会对于评奖的参与面。今年这一届搞了网络竞猜、网络上的投票，还邀请9000多名中国作协会员来投票，看看作家协会的会员心目当中应该获奖的作品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总的方向就是要更加公开化、民主化，更加公平、公正。

鲁奖现在扩大了评选的范围，目前它有一个界定，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进入评奖的范围，实际上就包括了境外的华人作家。包括龙应台、聂华苓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据我所知，今年都是进入了初评或终评委员会讨论的。

   朱又可：

网络和会员的意见及投票最后是不是影响评委的意见？

   铁  凝：

是一个参考作用。网络跟会员观点就不同，会员跟评委也许又有差异，但是至少是尝试做这方面努力。我仍然觉得还大有改革的必要。当我们面对来自社会的批评的时候，我认为不要回避，或者是视而不见，要研究问题，这是作家协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时我用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股神巴菲特和他的搭档查理•芒格在谈话，查理•芒格说其实股神也犯了不少错误。我说股神尚如此，更何况我们正在改进当中的一个协会。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更坦率的，更郑重和坦诚一些。查理•芒格说了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所有的益处都是从批评中获得的，一个得不到批评的人最终是会失败的。

必须准备好正面地

面对批评和质疑

   朱又可：

在作协主席这个位置上，你最大的委屈是什么？

   铁  凝：

其实委屈人皆有之，我不觉得只有我有委屈，别人没有委屈。人在生活中，或者在生命历程中都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委屈，比如你这人努力了，但是你还得不到应有的肯定，或者把不是你做的事情一定要你来承担或者是被误解。每个人在生命历程中都会遇到大小程度不同的委屈，我也不例外。但是，我更想告诉你的是，在我的生活中有比委屈更重要的事情。从我做这届的作协主席那时候起，我有一个自觉的意识，我在这个时代和这个时刻做这个作家协会主席绝不是为了听到赞扬和肯定，而更多的是必须准备好正面地面对批评和质疑，这是我必须要随时面对的。我常想起已故作家贾大山，他在世的时候有一年陪我去看他们县的一个寺庙，他说你看这个弥勒佛两边的对联有问题，上联是：大肚能容世上难容之事，下联是：笑口常笑天下可笑之人。他说，如果弥勒佛能容世上难容之事，就不该再笑天下可笑之人，天下就不再有可笑之人。我同意贾大山的看法，这里还有一个真的胸怀和假的胸怀的问题。你永远也不要预设是别人可笑。

   朱又可：

你现在当主席和以前茅盾与巴金当主席有什么不同呢？

   铁  凝：

我觉得他们那两位前辈靠个人文学影响力就能覆盖文坛了，因此我跟他们没有可比性。所以我只是呼吁和尽自己最大力量，力所能及地推动作家协会的改革，首先我们应该有积极面对改革的愿望和态度，我愿意做一个鲜明的推动者，虽然我也深知，牵涉的方面太深太广了。

你不能脱离你的同行，应该通过写作交流对文学的看法。你在这儿当主席，你跟同行不说话，不发生任何联系我觉得是悲哀。你写作又有意避开文学活动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像郁达夫奖，我得奖了也不掩饰我的高兴，至少是一个方面对你文学劳动的认可。我一个人背个包就来了，那里一些作家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没人把你当主席，大家都称名道姓，我也很开心，当了几年主席，作家同行们跟我一点没见外。

   朱又可：

职务对你作为作家有影响吗？你表达真实的自我有什么顾虑？

   铁  凝：

这个顾虑真谈不上。我们今天的创作空间是我们的前辈们无法比拟的。现在我的主要问题是时间分配不够。这当然也有利有弊，弊就是确实时间太紧，个人完整的写作时间给分割掉了。但是，它也从另一方面给你开辟了从来没有过的视野，包括你和这么多老年、中年的、80后的作家乃至更年轻的作家直接交流。

我脑子里有好几个小说得坐下来写，得有一个从容的时间。我的难处还表现在另外的方面：可能我的力量不够，我的水准还不够，有的时候不足以更完美地表达出我想要的，有时候下笔落在纸上的篇章，离我自己对它的理想还差得远。我和我的文学现在是这种关系。

作家协会应该秉持的是：团结、

包容、服务，开放、倡导、繁荣

   朱又可：

作为作协主席，你听到的最多的批评是什么？

    铁  凝：

最多的批评声音是作家协会体制，对这个体制社会一直在质疑。我想，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更客观一点。孤立起来呢，仿佛给公众一种感觉，中国现在有这么一个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是一个奇怪的存在。但是，你要把中国作协放到整个中国大体制背景下看，它的形成和存在有它的历史渊源，它实际是国家体制的历史沿袭和演变。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到今天马上70年了，是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协会，这个协会比我岁数还大呢！我个人觉得中国作家协会延续到今天，我愿意很诚实地说，尽管它走过非常艰难曲折的历程，它其实也为中国文学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活跃在今天文坛的一大批优秀作家都得到过这个协会不同程度的关注、培养和扶持。我自己也得到过属于这个协会的前辈们的关注和鼓励。而且，1982年我入会时也是25岁的人，今天大家说80后，我那时候也是当年的80后，20多岁，当时中国作协也没有说这个人这么年轻她凭什么入会啊，那时候也没有这种议论。我也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以至于说作家协会应该立即解散。其实在我国现存体制下，作协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作协主席团也可以随时罢免主席，但谁当主席都没有权利解散作家协会。在现阶段，作协作为作家的专业团体，面临进步和改革的可能是它的形式和体制。中国有一个“体制内”的说法。假如凡是受到国家财政支持拨款的单位和人都可以称作体制内，被国家供养，除了公务员以外，中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大概至少有几千万人吧？中国作家协会也是其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不是说社会割断了渊源，所有的体制都没了，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体制外，就只有这么一个作家协会还在这个体制内被供养着，我觉得不客观。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但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就把几千万人都改革掉，我想那样会造成社会极大的震荡，也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媒体不发表这些语言，但这是我真实的观点。

   朱又可：

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曾有媒体讲你说“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

    铁  凝：

我这句话是被扭曲引用的。因为我的原话是，即使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它最重要的一个存在理由就是必须为作家服务。应当说，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渲染有时也让人无奈。

   朱又可：

你当主席以来，做了些什么事呢？

    铁  凝：

我个人觉得，作家协会前面有一个词是专业性人民团体。作为专业性人民团体的作家协会，最主要的事就是研究文学和文学形势，研究作家和作家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团结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艺术追求的作家，利用一切可能为他们的文学创造营造更宽松、更和谐的氛围，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使文学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我们面对的是9000多会员，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么每一个作家也更是独特的。同时需要更加关心那些表达不同意见的作家，力求眼界更开阔，面对所有需要作家协会帮助的写作的人。更多扶助一些更年轻作家脱颖而出，给他们提供不同类型作家交流的平台。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间的重大文学、文化活动，我认为这也是为提高一个国家文化交流的能力而尽力的一部分。

9000会员绝大部分不是专业作家。大部分都有各自的职业。会员的概念可能社会上有一些误解，好像你入会了就成专业作家了，有人给你发工资了，不是的，你是银行职员，你是军队的战士，都可以是中国作协会员，但这和你的职业无关。

   朱又可：

你谈到的眼界更加开阔也包括关注非会员作家和体制外的作家么？

    铁  凝：

当然。一些非会员的、体制外的优秀作家包括海外华人作家，我们一直是朋友，这几年他们经常会就作协的事业、工作和文学给我提出好的具体建议，或在电话中，或约个地方喝茶什么的，在朋友式的聊天中，真正是非私欲的，我得到非常宝贵的收获，这让我特别感动，更让我对工作不敢懈怠。

我们曾在北京开过一个国际汉学家翻译家研讨会，请来的几十个国家的翻译家、汉学家，和国内的一些作家，都是翻译过他们作品的作家。我们请海外的汉学家就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他们多年来为介绍中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当然，更愿意提供条件请他们关注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他们有兴趣的前提下，不是强迫给他们一个作家。当时这些汉学家很兴奋，说他们研究中国文学这么多年，但是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礼遇。他们就强烈要求说，这样的会咱们每年开一次吧！

海外有一大批华人作家写作，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越来越形成一个有光彩的群体。他们当中也有愿意加入作家协会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国籍的问题，这都是新形势下的新事情。我想应该张开怀抱。

我觉得摆在中国作协面前的任务大命题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今天你这个协会跟作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觉得它确实应该成为作家自己交流、维权的场所，应该朝着脱离行政化色彩的大方向去发展。我个人头脑里给中国作家协会的面貌用了几个字，也未必合适，我个人认为作家协会应该秉持这么几个字：团结、包容、服务，开放、倡导、繁荣。

作为一个作协主席，你可以笼统地面对一个群体，但工作这几年我也有了更深的感受，其实你更需要，也必须花出时间去尊重作家对你的信任，你同时也面对单个的作家。

   朱又可：

作家们提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铁  凝：

作家遇到最多的问题是维权的问题。今天的作协不仅仅是面对体制内的作家会员的维权，非会员的权益受到侵害需要作家协会帮助的话，也是义不容辞的。原来，我们只面对会员的维权。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办公室也加大了工作力度，中国作协也是新成立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发起单位之一。

但是有百分之几的作家拿版税能生活得不错的？我觉得著作权法颁布以后有好转但是力度不够，执行起来力度很差。如果真正实现了法治社会，作家靠版税，应该比二三十年前生活得好才对。比如说网络侵权，网上上去以后谁还买书啊！还有盗版。你这本书出来，盗版的书可能比正版的印得还漂亮。《笨花》也被盗版了很多。当时书刚出来就有三四种盗版的。

此外，我特别强调作家协会的自律，在社会上有高知名度、有影响的专业团体的自律，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方向。文学工作者的自律，我觉得非常重要。

   朱又可：

为什么要强调自律？

   铁  凝：

可能跟社会大的转型期有关。你在这样的知名度高的背景下，又掌握着一些资源的前提下，自律就越重要，你的权力越大你的自律心就要更强，它跟你掌握的资源成正比。

  朱又可：

作协掌握什么资源？

   铁  凝：

刚才说了评奖的资源掌握着呢，重点作品扶持的权限也在这儿呢，加入作家协会的会员审批，还有方方面面的学习、交流机会……每年都有一些作家申请到鲁院免费学习，给一些青年作家提供好的学习、进修环境和时间及场所，这些都是（资源），所以我认为文学工作者需要自律。

通过写作我才能够

和我的作家同行对话

   朱又可：

自从2006年你当选作协主席前出版长篇小说《笨花》以来，你手头还有没有在写长篇小说？

    铁  凝：

在为新长篇做准备。写作还是我的本行，通过写作我也才能够和我的作家同行对话，你不写作你拿什么跟你的同行对话？但你的同行需要你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不讲条件地放下写作，去尽主席应尽的责任，不然你凭什么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荣誉，但不是不做事的位置。

我一直在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你知道写长篇是需要相当完整的甚至相对封闭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不存在这样的时间。那么，我就写短篇、中短篇和散文，短篇我写了六七个。短篇给我乐趣，我不觉得是做苦工，因为本来也没有人逼着你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你不许写作。比如说这个《伊琳娜的礼帽》我也写了很长时间，首先构思了很长时间，不想动笔是因为你找不到合适的叙述它的办法，我觉得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作为有三十多年写作实践的人，写一个东西并不是特别困难，但重要的是你写出这个东西是无趣的，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写到今天应该给自己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觉得我是一个笨人。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改改，就不敢拿出去，觉得还不放心，最后把自己榨干了，也就只能这样了才拿出去。通过这个过程我越来越相信其实写短篇也需要时间。我也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脑子里经常会有几个小说的构思，迟迟不能写出来是因为我总觉得没有更有力量的叙述，总是希望找到更有力量的、更有趣的叙述来表达。

有一个美国作家给他亲戚写信，结尾时说，“请你原谅，我把这封信写得如此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可见把东西写短并不容易，而且需要时间。其实短篇小说并不是人生的填空，而是对一个作家终身的磨砺。不论长篇、短篇，我感觉是越写越难了，写作是不能抄近道的。就这个意义我同意那句话：“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朱又可：

国内有一个“长盛短衰”现象，你同意吗？

    铁  凝：

国内读者的心态也可以做一个研究，也可以是一个阅读市场应该做的研究，我现在发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也没想明白，现在内地生活节奏很快，大家都喊没有时间，但是又特别偏爱长篇小说，没有时间的人反而不看短篇小说。目前长篇小说的“盛”，我觉得更多是数量“盛”，而质量上很难说很整齐的“盛”。文学不是以数量论高低的，无论长篇、中篇、短篇。没有对生命更切肤的体验，没有对人性更深的探究和琢磨，没有对时代更有力量的深层把握，满足于字数或数量，这并不可取，也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朱又可：

评论家都用温馨、温暖、温情、温度这样的词加诸你的作品，认为你的难得之处在于写了人性正面的、残存的光辉，写爱，这种肯定的写作态度是不是更难？难在那里？

    铁  凝：

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用这些词形容我的作品，但是写人性正面的光辉的确很难且不“讨好”。难在哪里？是的，我们骂人总是容易的，推倒一个东西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建设一个东西很难，建设一个东西往往比摧毁一个东西艰难得多。

我很欣赏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一句话：变美可能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人生总有痛苦，但是，我觉得文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痛苦变丑，而是变美。这里面有“美”，“痛苦”这几个关联词，还有一个“境界”。文学是提升人的境界的，文学可以写苦难、丑陋、沉沦，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那个陈二妹，被侮辱被损害的、自食其力生活很艰难的女工，她那么弱小，那么底层，还没有忘记人的尊严，关爱着和她同是房客的年轻知识分子，她以为他每天晚上出去是学坏了，她说你要学好！生活把她逼到沉沦边缘，但她的灵魂还是上升的。这些东西是1920年代写的，到了新世纪，我觉得它仍然有震撼灵魂的力量。有一个作家说，我有的时候的确对生活不恭敬，那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那么你写正面是否意味着你对生活很畏缩，唯唯诺诺？不是的。我的文学有时候也对生活不恭敬，也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我说温暖的力量是强大的是更不容易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提升的力量是更难的，需要更大的勇气，我认为需要更高远的境界，这个美、痛苦和境界都是不容易的词汇。小儿女的小悲欢和小温馨并不是我的追求。我的《玫瑰门》《大浴女》这样的长篇小说，其实它也有撕开了人心灵的疮疤给人看，但是最后想获得的是穿越这些混沌，还是有一个向好的向善的境界。

   朱又可：

爱和希望的根源是什么呢？

   铁  凝：

根源来自人类和生命的本质。在宇宙中，生命本身就是奇迹，人类更是偶然中的偶然。尽管有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数压迫，以及人类本身的互相残杀，人类不仅生存下来，还创造了文学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来丰富和享受生命的多彩。科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来都会毁灭，人类就只有整天哭泣么？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源泉就是对人生不气馁。我觉得我们应该对生命怀有喜悦，对未来寄予希望。我不回避写绝望，因为我的有一些作品是涉及绝望的，主人公绝望到底了。这应该是大江健三郎先生说的话，他说希望从哪来的？真正的大希望是从大绝望里来的，我这样看待人生。而从大的绝望里生出来的希望是有分量的、更有价值的、更有力量的，也更有冲击力，对人和自己生命力的信心，面对世界的信心。文学如果失掉了这些我觉得文学没有存在的意义。

   朱又可：

你的写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30年，你觉得心态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铁  凝：

我最近在日本的三国文学论坛上，做的一个基调报告是关于贫富与欲望的，题目叫《山中少年今何在》。作家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我很怀念80年代文学的纯粹，特别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10年，我觉得比起80年代它太复杂了，有更多的复杂因素进来了。这些年的心态，实际上是要面对这些复杂，直面从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化。今天的社会不是单一的了，它是一个社会大的转型期，我们不是农耕社会了，过去我们的许多作家就是以写农村见长，固守着那块热土，千年不变的农耕文明，这几十年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转型，你要放大一点看，绝不仅仅是这30年或者20年的转型，其实是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显现出中国社会的城市面貌的改变，今天去一个城市明天就面目全非了，不认识了，好像万花筒一样，还有人们生活方式的突变。

再有就是节奏变快了，现在各种利益诉求的日益丰富，社会多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发展，好像突然间就到来了。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突然间变了，面对现在这样的社会，它对中国作家确实是一个严峻的大挑战，而且什么都要快。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挺快的，原来说日本人步速快，你现在到北京街上走一走，你看看地铁、街上、机场的三号航站楼的“星空”下，人都是匆匆忙忙的，没有一个人磨蹭地站在一个地方，谁也不看谁，大家走着路都在想着自己的事。

但“快”和“慢”本身也值得研究。我觉得我们讲30年或者50年，对一个一共没有几十年活头的个体生命而言，确实是一个大的时间跨度，但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就是短短的一瞬。我们当然不必很浮躁地说，30年或者50年必须得出如何样的史诗或者巨著，但是我相信也应该是出大作品的时代。马丁•瓦尔泽去年冬天在北京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很诚挚地说他羡慕今天的中国作家，他说他感觉到变化中的中国有多少东西可以变成文学作品啊，他说这是德国作家看重并缺少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社会多元化，境内境外的出版也多元化，过去无法想像的网络文学也显露头角的时代，我认为中国作家再一味地说什么不让我写，一味地强调意识形态的禁锢，很轻易、很随意地说自己没有特别让读者喜欢的作品就是什么什么禁锢了我的个体，使我不能产生好作品，是不是有点推卸责任呢？至少显得有点这个意思。

   朱又可：

你最近谈到现在的人们容易将智慧、知识与信息相混淆，更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决人生的问题，用娱乐的方式来对待精神的问题。信息化时代对作家的挑战是什么？

   铁  凝：

市场经济带来新的变化，积极的方面是大于消极方面的。信息社会的到来，它给人带来的方便、简单、便捷之处也不言自明。但是它非常容易让你把知识和信息、信息和智慧混淆起来，信息化时代如果对作家有挑战，其中有一条是半成品素材来得更容易了，对你有更大的欺骗性。你在网上随便点开，仿佛要什么有什么，奇形怪状的趣闻、案件、事件你都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其实给你的感悟生活，给你实实在在的浸泡在生活中带来了一个欺骗性，对你有一种速成的诱惑，粗制滥造起来更容易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低成本大批量生产是可以的，但是用在文学上是不可以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我心里有一个概念，它要有定力的。作家要有定力。毕竟娱乐化最终不能代替人类心灵深处的更高追求。它给我们表现生活也带来了便当，但这些跟你的文学有多深的关系呢？有些写作的人甚至不屑于真正去生活，连人都不见了，人和人不交流，我觉得是文学的死路了。

我还是想说最终文学创作和有些领域的竞技比赛是不同的，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一种有耐力的、更踏实的积累和沉淀。有不少人显然为市场利益，就是图快，而文学的本质是慢。所以作家有两难的境地，潮流容易迎合，市场充满诱惑，库存更新有限。这些诱惑本身对作家也是一个考验，考量你内心的定力，有些作家还是被诱惑所俘虏了。

  朱又可：

有人把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焦虑，你也提到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这个时候提文学理想，它和过去的品格有什么不同？

  铁  凝：

人会焦虑的，焦虑也可能是这个时代特征之一，但不是全部，而且它更容易有一种陷阱。这时候文学要思考的可能是该守住什么，要留住什么？颁奖那天我为什么说那个山村的孩子写在石板上的三句话总是鼓励着我：“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他有一个困境，这个小孩谁都不知道他的困境，但是他有困境。但同时他有一个向好的情怀，也有一个尊严。文学再复杂，也脱离不了这种最纯朴的乡下孩子的这几句话，困境，尊严，向好的情怀和愿望。我觉得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在这种喧嚣当中，我们的思考被大量的信息所埋没，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睛被大量看似时尚的无益的信息所遮蔽，我们的头脑被滔滔江水般奔涌而来的信息所蹂躏，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文学的姿态可能是保守的。

我接触过这样的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酿酒师，一个星期有五天在飞机上，去国内外看地，打着买葡萄酒庄园的旗号，实际上和房地产脱不了干系。他不跟你说酿酒，他说的是买葡萄园，在葡萄园造房子、盖别墅。他说我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方法酿酒，法国葡萄酒需要酿一两年的时间，我三天就能，我勾兑，你一喝那味儿差不多。我觉得作家如果是文学的酿酒师，怎么能用化学办法勾兑出美酒呢？面对这样的时尚喧嚣的浮躁的大背景，人们有焦虑，社会也有贫富不均，很多人没有得到公平，也无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去生存和生活，在所有的诉求的背景下，文学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别扭的保守的声音。我觉得也许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其实我们观察有一些以先锋的面目出来的文学，你观察他骨子里的呼唤和他的内在品质，我觉得也是保守，留守住什么呢？无非就是力图使人类更像人类，让疼痛的世界更多一些公平和美。这个世界是有疼痛，文学要发现这种疼痛，文学不是麻木人心的，是要在疼痛中指出疼痛，但是还要有绝望中的希望。所以伟大的文学应该是直逼人性的，而且应该具有对时代社会的超越性的特征，也会超越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好的文学要关注人类共同进步，关注人性的含量、审美创造，好的文学也应该是人类思想最重要最宝贵的活动之一，能够代表作家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那些优秀的文学无一例外地能够表现它的民族最有生命力的呼吸，他的时代最本质的情绪，也应该能够代表他所处时代的最高的想象力。我觉得太难了，太艰难了。但是，越是这样的喧嚣时代，我们越应该有一种坚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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