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排华事件，塑造了一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
回顾一百多年前美国排华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仍然存在诸多隐秘之处，值得反复咀嚼，这不妨成为思考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向度。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任大刚
2011年与2012年，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决议宣布，对以下几点深表歉意：
《排华法案》与相关歧视性法案的实施，迫害并在政治上排斥华人后代；不公平地限制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将种族歧视合法化；在华人群体内引起了持久性的创伤。
国会两院的正式道歉，为历史上的“排华”事件画上了句号。但回顾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仍然存在诸多隐秘之处，值得反复咀嚼。
这不妨成为思考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向度。
01
曾经，美国人很希望中国人去美国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商人迅速将民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改为商船。美国商人和之后诸多的追随者们希望把美国产品卖给人口众多的中国，然后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和陶瓷之类的奢侈品。
随着美国国土边界延伸到太平洋海岸，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思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无处落脚》一书记载，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苏厄德以最大的限度，想象着美国的未来。在他的设想中，美国将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年轻国度。
1852年，苏厄德对参议院说，近400年来，商人和贵族一直都在寻找便宜迅捷抵达“华夏”“中国”“东方”的办法，在这个古老民族和新的西方国家之间，或可建立起交流和贸易的桥梁。
他认为，美洲的发现，是“两种文明的重聚”。美国的外交官、商人、投资者和传教士相信，美国的命运终将跨越太平洋。
▲油画：“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图/网络）
1868年，美国接受了苏厄德的建议，承认中国是“最惠国”，同意中美两国之间可以“自由移民往来”。
华盛顿领地（1889年成为华盛顿州）的许多白人精英想象着，如果西北太平洋能成为通向中国的进路，那么华盛顿领地也将获得全国性的重要意义和极高威望。
进口商可以用中国货填饱美国市场的饥渴；出口商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市场；传教士能找到潜在的信徒。
在这个宏伟梦想中，华人移民的到来，尤其是上层阶级的华人，意味着获得中国财富、接近中国灵魂的机会倍增。
对于国际化的白人精英来说，美国华人的存在，代表着精英地位的延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中国工人、教区的中国居民和中国贸易，因此在反华暴力爆发前夕，这群精英掌握的西部联邦政府和常备军，与华人移民休戚与共，尽全力保护华人。
02
经济冲突引发全面冲突
但美好的设想在不经意间变了味。
《无处落脚》一书记载，1877年，一个名叫法夸尔森的工厂主雇佣了几个有技术的运输工，剩下不需要技术的职位，招了未婚的年轻白人做“临时工”。
但工厂才开到第六周，他就对这群“粗暴的”劳工不靠谱的工作态度心怀不满了。为了查明工期总是延后的原因，他特地去了一趟工人的寄宿公寓。
结果法夸尔森发现，要是早上下毛毛雨、湿漉漉的，工人们就玩纸牌，喝威士忌，劳动效率大受影响。问了几个宿醉的工人之后，法夸尔森迅速决定“换一批劳工”。
他前往西雅图，雇了60个“中国佬”和一位讲英语的“中国老板”，为这群新员工搭建了一片简陋的生活区，同时遭散了许多白人工人。
法夸尔森发现，中国人“动作迅速、高效，不管下雨还是出太阳，夜间还是白天，他们总是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更重要的是，法夸尔森之前付给每个白人工人的日薪资是每天2美元，但如今只需每天付给每个中国人1美元。
中国人之所以干活卖力，是因为在美国，每个月能赚30美元，而在广东老家，做工一个月，只能赚2~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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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很快传到广州及附近的乡村地区，中国人迅速赶来淘金。
到187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差不多被挖光了，但巨大的收入差距，仍然使中国工人源源不断涌入美国。人口调查显示，到1880年，美国共有105465名中国人，其中99%住在西部。
美国方面的调查发现，中国人被雇佣生产靴子、鞋、桶、盒子、刷子、扫帚、毛毯、砖、服装、罐头、香烟和香烟盒、布料、绳索、家具、法兰绒、手套、马具、麻袋、编织品、皮革、火柴、纸张、粗绳、肥皂、草纸板、腰带、马鞍、衬衫和各种内衣裤、拖鞋、麻线、锡器、柳木制品、酒和搅拌器；还被雇为厨师、木匠、家仆、递送工、农场劳工、渔民、燕汽船上的锅炉工、洗衣工、铁匠、矿工、油漆工、摊贩、招牌撰写工、服务员，以及修钟表工。
他们被啤酒厂、化工厂、面粉厂、伐木厂和磨坊、酿酒厂、冶炼厂、石粉厂、葡萄园、毛纺织厂、制革厂雇佣，他们在铁道上工作，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做工。
要价低，好管理，啥都能干，无所不能。这就是19世纪赴美华工给人的直观印象，这当然很受美国雇主的欢迎。
但这些特征，却足以引发美国白人劳工的严重不满，原因很直接，它“抢占”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威胁”到了他们舒适的生活。
不仅如此，工人报纸《工人社会主义党》将中国人刻画成三头六臂的猴子，能同时做好几样活计，然后把挣来的钱寄回中国。中国人颠覆了经济公民定义：为挣一份工资，无穷尽地辛勤劳作，但并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文明，也不会在美国投资。
一名叫多纳的作家在其幻想小说《共和国最后的日子》中预言，有朝一日，“黄种人终会证明自己是士兵、官员、政治家、哲学家和劳工”。
华人都梳着长长的辫子，讲一口陌生的语言，不太了解犹太-基督教的信仰，穿着宽松的长袍而不是扣扣子的衬衫，比起牛肉和土豆，更喜欢吃猪肉和大米。这些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足以被煽动起来的白人庸众感到某种“威胁”的存在。
▲1920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图/网络）
很多白人担心，中国人并不会像过去“消亡中的”印第安人、“被征服的”西班牙人，或被“奴役”的非洲人那样容易灭绝、被同化或甘心居于次要地位。
反华鼓动者们警告说，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在种族之战中凯旋，美国白人必须从一开始就避免加入这场竞争。只有通过驱逐的手段，才会止息战争。
1879年的一次投票中，99%的加州选民宣称，他们“反对华人移民”。在旧金山，上万名加州白人参加了反华集会。
03
支持者改变了态度
当工厂主法夸尔森用中国工人换掉白种“粗人”时，立刻遇到了抵抗。夜里，白人工人走近“中国棚屋”，用左轮手枪朝天空鸣枪，想用这招吓跑新来的竞争者。
法夸尔森听说这件事后，告诉中国人去购买手枪，如果遭遇袭击就开枪反击，并承诺“法律会保护他们”。
法夸尔森后来回忆道，“他们照做了。第二晚，他们又遭到了袭击，结果他们蜂拥而出，开始朝天空鸣枪。这对工厂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讶异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工厂安静地照常运转，法夸尔森确信，骚乱已经结束了。
但实际上，这只是“短暂休战”而已。一天下午，负责切割桶板的专家吉姆·艾伦拿一根木棍，敲了一个中国运输工的头，打得他浑身淤青。中国同胞聚在附近，目睹了这一幕。
但更多的社会精英并不像法夸尔森这样对待华人。
斯夸尔上校退役后，接受了雷明顿军火公司的文秘一职，并一路做到总经理。斯夸尔在西雅图第一次遇到了中国移民，在和中国商人做生意的过程中，他发觉华人是“能干又可敬的”生意人。
但对中国的劳工阶层，他就没那么笃定了。多年的舆论说教，使斯夸尔开始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另类的”，“对社会最大福祉有害”。他谴责中国人不带上家人，独自一人移民美国，住在“脏乱差”的街区，拿的薪酬低得让人不安，还把挣来的钱寄到外国去。
几年后，他解释说，美利坚合众国必须避免冒犯中国，因为“我们需要她的商贸，就是说，她能带来什么好货，我们通通都需要”。因此，联邦政府限制中国移民时必须小心行事，不然就会在打开中国市场的竞赛中，一败涂地。
▲美国城市街边的中国人（图/网络）
白人精英对中国人的支持是游移不定的，随着白人劳工阶层对华人的排斥演变为越来越多的暴力，他们决定：默许才是最佳的行动方针。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暴力吞噬他们的社区时，选择了避而不见，另一些人则利用自己的钱财和专长，加速了驱逐的进程。他们说服自己：想要平息白人劳工阶层的暴力威胁，牺牲中国人是唯一的办法。
最终的结果是，比起想要重建社会秩序，以此维护自身的上层地位，白人精英对中国邻居的忠诚，不堪一击。他们的决策是出于私人目的，是由个人的信念和结果所驱动。
他们很快就加入到排华的大合唱中。
04
触目惊心的暴力排华
可以看出，排华事件演变为暴力行径和法律规制之前，并非空穴来风，它不是出于某个人的阴谋安排，它有着广阔的群众基础和长时间的舆论发酵，因而其结果显得非常“理性”。
不仅上层精英推动着1882年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排华法案》出台，而且1885年和1886年中间的18个月，美国西部的中国人也经受着美国历史上底层白人史无前例的暴力。
暴力在美国西部呈多点爆发，华人不仅遭受着财产被民团抢劫，房屋被民团焚毁，店铺被民团捣毁的命运，而且被他们从所居住的城镇驱逐，流离失所，殒命路途，被枪杀，吊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里仅以华盛顿领地的塔科马市为例，看看一场专门针对华人的暴力是怎么回事。
1885年11月3日，早上9点30分，一阵短促的哨声响彻整座城市。中国居民眼见几百个白人手持手枪和棍棒，从铸造厂开始游行。塔科马没有居住区隔离，因此民团不得不在小城来回穿梭，围捕中国人。他们的起点是C街最南端的一间洗衣房，之后来到城中心的住宅区、“中国城”，最后行进到“老城区”。
有的中国人为这群强盗开了门，有的则徒劳地锁紧家门。不管怎样，民团都会擅自闯进去，命令受了惊吓的中国人最好在下午1点之前打包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牧师巴纳巴斯·麦克拉弗蒂赶到中国人Gow的店里，眼前的一幕让他忧虑不已：白人抓起货架上的东西丢到门外，而Gow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甚至当着手拿武器的暴徒的面，Gow还在试图谈判，结果是，除了被赶走，没有别的办法。
中午刚过，Gow到对面的商店寻求帮助，店主是一个名叫H.O.鲍尔的白人。鲍尔和Gow一起找到了塔科马的市长雅各布·韦斯巴赫，请求他出面阻止民团。
Gow后来作证说：“（市长）告诉我，这群人伤害不了我。我会是安全的，但中国人必须走。”Gow的执着游说，对保护塔科马更大的华人社区于事无补，却为自己提供了喘息之机。市长手写了一张字条，敦促民团给这位声名显赫的富商多点时间，打包他的货物。
暴徒乘船来到另一名中国人Kwok Sue水边的家。他回忆说，“他们闯进我家里，拿走我好多好多货，然后搬到了他们的船上。他们还把我推出了家门。”他拜访了一位做治安官的熟人，请他再多给48小时收拾剩下的货物。他同样得到了宽限，带着暂缓撒离的批条离开了。
其他中国工人由于没有Gow和Kwok Sue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本，所以必须立即离开。
另一位中国商人Lum May回忆说，“我家门是锁着的，他们强行破门进去，砸烂了门，敲碎了窗。有些人手里拿着手枪，有些人举着棍子。他们行事粗鲁暴躁，看上去不太好惹，他们把中国人连踢带拽赶出了自己的家。我老婆不走，几个白人上去就把她拖了出去。”
Lum May的妻子是上百名被驱逐出镇的中国人之一，时间也是11月3日下午1点。
此时狂风席卷，雨下得很大。Kwok Sue回忆道，“一些中国人丢了他们的箱子和篮子。好多人都在哭……中国人就像一群畜生一样被撵走。”
许多人都在担心自己死在路上。最终，在被驱逐徒步8英里的路上，两名工人因病死去。
商人获得的缓期只不过是暂时的。当晚9点钟，30个人来到Kwok Sue的住处，四五个人从兜里掏出了手枪，他们说，“你是婊子养的。你必须滚出这栋房子。”他求情说，治安官已经给了48小时的宽限时间，但那伙人根本不听。
因为担心丢了性命，Kwok Sue从塔科马逃走，躲在距离小镇约1英里的一户印第安人家里。在持续不断地威胁中，Gow在塔科马又多活了几天。
之后，Gow又回到店里，民团要他交出钥匙，之后把他锁了进去。他一边打包自己的货物，一边被软禁了6天，当不具名的纵火犯点燃了中国城，Gow终于成功逃离塔科马。
尽管余出了点打包的时间，Gow还是损失了超过1300美元，而Kwok Sue则损失了超过15000美元。到11月7日，塔科马的中国人一个不剩。
太平洋沿岸各州和领地的华商要求42436849美元的赔偿。从全美范围看，华人人口从巅峰时的132300人，降到1890年的107488人，再降到1900年的89863人，不少原来华人众多的城市，华人仅剩个位数，或已经绝迹。
05
华人的反抗
面对有《排华法案》为靠山的暴力，在《无处落脚》一书中，罕有华人“以暴制暴”的描述，在另一本人物传记《走出帝国》中，主人公王清福是这样为华人社会抗争的。
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王清福何许人也。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王清福却是一位响当当的中国人。
1847年，王清福出生在山东即墨，1860年，他和父亲来到烟台，1867年，在山东登州加入浸信会，跟随传教士去了美国，先后在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学院预科学校和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学院学习，并开办中国文化讲座，1870年，王清福返回中国。
1873年，王清福再次赴美，开启了在美国全境的演讲之旅，持续多年。1874年，王清福获得美国身份。王清福能用英文写文章，能用英语开讲座。
毫无疑问，在种类繁多的报刊文章里，他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中国人。他早于大多数中国人剪掉辫子，尽可能不穿传统中国服装，成了归化的美国公民。
随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显著地、急剧地恶化，王清福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担忧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中美双方缺乏了解。
为此，王清福花费大量时间，在美国各地举办了数不清的讲座，并撰写各种文章，发表在《哈泼斯周刊》《大都会》《北美评论》，以及《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等著名刊物上，他的目的，是揭穿导致反华提案合法化的陈词滥调。
这些提案包括1882年获批的《排华法案》，以及十年后获批准的《基瑞法案》——后者延长了《排华法案》的有效期，且限制条款更加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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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在文章里和讲座上强调，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共性，对于分歧，他总是满怀同情地加以解释。美国人信仰基督教，他会借助基督教，用美国人熟悉的方式宣扬构成佛教和孔子学说的基本理念。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神秘，为消除这种观念，他撰文引领美国人游览唐人街，仔细介绍中餐馆里的厨房，详细描述洗衣工如何经营洗衣店，中国人如何打牌、沏茶、理发、铺床等。
他还向美国人推介“杂碎馆”——他是第一个借助媒体这样做的人——进而解释中国人都吃些什么，不吃什么，老鼠和乳狗肯定不会出现在中国人的食物清单上。
王清福是美国民主观念的忠实信徒，他深信公正、平等、解放的理念，他不断地挑动美国人的神经，让他们将民主观念付诸行动。因为美国人一方面任性地相信民主，另一方面，凡遇中国人，他们就会将民主观念完全抛诸脑后。
王清福通过发表各类演讲以及文章，他不断地施压，要求废除令人憎恶的《排华法案》中的限制性条款；他还出席了美国众议院某委员会的听证会——也许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美国国会作证。
美国的华人有识之士也在与《排华法案》展开法律上的抗争。
1892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一项法案，除了对外交官网开一面，绝对禁止中国移民前往美国，法案还要求，所有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必须登记并随身携带国内护照，以此证明他们留在美国国内的权利。
美国的华人社区对该法案进行了空前地抵抗。旧金山的六大会馆敦促所有在美华人拒绝登记。六大会馆宣布，“该法案贬低了中国人，如果遵从，会让他们比那些最无耻的人还低一等，我们众志成城……就有可能也终将会打破这个臭名昭著的法案。”
上万华工听从六大会馆的号召，拒绝登记。1893年5月5日，登记的截止日期一到，这群华工立刻就被统一驱逐出境。
六大会馆还筹集了10万美元来对抗该法案，他们将自己的意图告知联邦政府“违宪”。1893年9月，财政部部长J.G.卡莱尔向参议院报告，法案已经造成了财政危机。他估计至少有85000名华人“在现有法案下应该被遣返”，而“将中国人从旧金山运送到香港的最低费用是每人35美元”。
美国助理律师威利斯·威特认为，实际花销远不止这个数目。他抱怨道：“当初我说从这个国家遭返中国人大约需要1000万美元，还有人笑话我，而现如今我还是觉得自己并没有高估所需的总数。”
然而，王清福们的所有努力均归于失败。但他和其他中国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无疑有助于美国公众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1898年，王清福离开美国去了香港，后返回山东老家，不久去世。
事情发生根本转机，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后的1943年，此时中国和美国已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一年，美国废除了排华政策，合法的华人居民可加入美国国籍，但年移民限额只有105人。
在今天，无论谁阅读《无处落脚》和《走出帝国》两本著作，大概都会生出无限感慨：历史的一页是不是彻底翻过去了？我看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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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排华法案》发布后歧视华人的海报，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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