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东公开信发得好，但所谓的“风声”只是谣言
特约撰稿丨张明扬
11月22日，似乎正在淡出的刘强东在京东内部全员信中表示，将对员工和高管待遇进行“一升一降”：逐步把外包员工转化为德邦自己的员工，为十几万德邦员工缴齐五险一金；高管现金薪酬降低10%-20%不等，职位越高降得越多。
很多人将“一升一降”解读为京东内部版的“共同富裕”，对京东（德邦）的快递小哥而言，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浮一大白的好事。
尽管，这距离刘强东宣称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仍有一些距离，但作为全人类的梦想，哪怕只是接近一小步也弥足珍贵。
然而，随着事件进一步发酵，这件事在公共舆论中开始“变味”了。这本是京东的正常企业行为，但开始被误读为春江水暖的京东听到了某种政策风声，甚至有一种阴谋论称：国内现行的灵活就业用工政策将全面收紧，将强制要求企业为灵活就业者缴纳全额社保，京东只是一个开始。
这种无端猜测不仅对京东不公平，京东的“一升一降”本是企业的自发行为，是主动行使社会责任，却被曲解为揣测政策与“迫于时势”；这也是对灵活用工这个新就业形态的恶意攻讦，捕风捉影，人言可畏。
图/图虫创意
如果真的要“揣测”相关动向，一个比较好的观察角度不是德邦，而是同在京东旗下的达达。因为京东物流、德邦快递都是属于传统就业范畴，有明确的标准，对标的应该是顺丰这类企业。
实际上在刘强东全员信发布之前，德邦快递也已经开始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保标准。而达达的用工模式和饿了么、美团是类似的，都是众包为主、薪酬日结的灵活用工模式。
根据达达的最新数据，去年一年新增的注册骑手就超过300万，如果达达的骑手哪天也都缴纳五险一金，才能真正说明政策对于互联网平台灵活用工的要求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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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政策逻辑并不支持灵活用工的社保加码。
当前的就业形势正处于某种意义上的艰难时势中。一是毕业生人数，2022年，共有1076万名大学生毕业，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二是经济大环境，疫情已近三年，202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仅为3.0%。坦白说，当下很多企业首要考虑的远不是招多少人，而是如何减员增效，度过疫情难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其中16-24岁为17.9%。
也因此，二十大报告适时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理解“就业优先政策”？具体到灵活用工这一领域中，就是当前保就业的优先级大于社保加码，不应该，更不可能在此刻出台灵活用工的收紧政策。
相反，政策端不断加码的是对灵活就业的关注与支持。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支持高校毕业生发挥专业所长从事灵活就业，对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同月，国务院在《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中提出，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稳就业作用；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更是首度公布，“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对“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持肯定态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我国有平台企业员工631万人，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较上一年增加600万人。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网约车驾驶员证从2020年10月的254.5万本快速增长至今年10月的488.8万本；外卖小哥的人数增长更是惊人，2018年中国仅有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从业人员12.5万人，而今年的数据是突破了700万人，增长了近60倍。
图/图虫创意
一边是整体就业形势的巨大挑战，一边是灵活就业的难掩亮色，托足无门与生机勃勃并存，灵活就业特别是依托于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了吸纳中国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之一。
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很多人选择“灵活就业”可能是权宜之计。无论你多么支持灵活就业，也必须得承认，灵活就业有“不够稳定”的天然劣势，不够稳定既意味着收入不稳定，也意味着社保的部分缺失。
这里存在一个社会悖论：越是经济前景晦暗不明的时候，人们越倾向于选择“更有稳定性”的工作，在年轻人中不断升温的“考公热”就可见一斑；但与此同时，社会在经济下行期能够提供的“稳定工作职位”是有限的，甚至不增反减。
那么，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不匹配”呢？答案就是“灵活就业”。这里又存在另一重悖论：在经济下行期，民众与社会舆论往往更会对灵活就业进行各种攻讦，将其与所谓的“稳定职业”相比，放大灵活就业的缺陷，这次的“京东公开信”风波就在这一大逻辑中；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社会反而更需要灵活就业提供的“不稳定”工作机会，“不稳定”的另一面就是“灵活”，对于那些志不在此的就业者而言，灵活就业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中继站”，帮助他们挺过经济下行期，待到经济大环境趋好再去寻找他们所向往的“稳定职业”。
也就是说，尽管在口头上，“稳定职业爱好者”给了灵活就业最多的质疑与不满，但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灵活就业反而是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者。
更何况，除了生活中的不得已之外，有些人选择灵活就业单纯就是不想被束缚而已，他们想要更弹性更自主的工作—生活关系。
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某平台骑手31.4%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17.8%来自办公室职员。
你原来干什么都好，你将来想干什么都可以，但在你最需要一份工作，最困顿的时候，至少还有灵活就业。
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天生热爱自由弹性的生活方式，或者兼而有之来回摇摆，灵活就业都不会厚此薄彼。
这里就说到了灵活就业除了“灵活”之外的另外一大优势：包容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王伟进最近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就谈到：“平台用工尤其是共享平台的用工辐射行业领域多、岗位类型多、专兼职灵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从岗位需求看，平台用工既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密集型岗位，也有在线教育、创意策划等知识密集型岗位，为不同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经济承压时，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最有力的，就是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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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看，灵活就业的社保加码不合时宜；而从中长期，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其丰富复杂的实质又远非“加码”二字可以大而话之。
关于提升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水平，之前谈的比较多的是企业承受力，这一方面是一个“时机”问题，时值经济下行期，企业的经营压力更大，待到经济上行期“加码”更为妥当；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节奏”问题，实现社保的全覆盖不可能一蹴而就。
相对而言，“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灵活就业者的声音反而被忽视了。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灵活就业者的利益与诉求是多元的。
比如，很多灵活就业者因为“多平台就业”的原因，虽然没有办法通过某个具体单位缴纳企业职工社保，但他们实际上也可以个人名义缴纳“灵活就业人员职工社保”。
但在现实世界中，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其实对于参保的态度相当勉强，甚至可以说是冷淡。除了经济原因之外，社保在制度设计上也对灵活就业者并没有那么“友好”。
从一开始，社保就是基于固定职业者量身定做的，灵活就业者参保是一个“意外”。比如，养老保险要累计缴满15年，才能在法定退休年龄时领取退休金。也就是，如果一个灵活就业者只缴了5年或者10年，都无法享受养老金的福利。
试问，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务工者而言，他们怎么敢去想15年之后的事情？出于朴素的经济观念，他们会认为缴纳养老金是一个风险很大的“投资”。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实验。如果一家平台企业可以让灵活就业者做是否缴社保的选择，千万不要下意识的认为他们一定会选择“缴”，缴意味着即期收入的减少，也意味着养老金“风险很大”，因此，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很可能去选择“不缴”。如果企业强制，他们可能会用脚投票。
从本质上而言，社保应该针对灵活就业者进行特殊的制度设计，让他们感受到更真实的获得感，他们才会对参保趋之若鹜。而从现行的社保制度设计而言，可以说仍有距离，或很大距离。
而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即使没有企业代为缴纳，灵活就业者也愿意独立参保。在此基础上，再去谈企业的“应保尽保”，才是市场化的。灵活就业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就业形态，而服务他们的社保政策也应同样能够体现是包容性。
就这一点，政策端也正在应时而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室主任陈云最近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引导支持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创新灵活的社保缴费方式，探索面向平台从业人员的社保代缴服务”。
“引导”而不是“强制”，“创新”而不是“因循”，所谓“灵活用工政策全面收紧”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提升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个大方向，但其解决方案应该也一定是“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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