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毓生：反传统和反西方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陈季冰
去年8月初余英时先生去世后，我在冰川思享号上撰文纪念时曾称余先生为“当代中国学术第一人”。
在上一辈飘零海外的学者中，林毓生先生也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如今，他也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林毓生年轻时先后求学于殷海光和哈耶克，这样的学术经历决定了他身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底色。而他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展开深刻剖析，时至今日对我们依然有着十分重大的启发价值。
01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是林毓生先生半个世纪前提出的一个概念。
关于这个概念的定义，林毓生在许多地方做出过前后相当一致的表述，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
要正确而全面地理解这个看似及其寻常稀松的理论，并把握它的丰富含义，必须从林毓生对“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开始。
▲林毓生先生著作《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图/网络）
在他看来，如果当代中国人想要从“五四”的遗产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要之务就是把“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加以分离。
所谓“五四精神”，就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它直接上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特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光辉；所谓“五四目标”，总体上说就是使国家强盛，在它之内包含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合乎理性与人道的原则；而所谓“五四思想”，可以分成思想内容与思想模式两个方面。
“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号，高谈自由、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但他们对这些观念在实质上的理解是相当肤浅、浮泛，甚至错误的……
最糟糕的是，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而这种“全盘否定传统主义”却直接引发了“全盘西化”这种大概只能产生在中国的怪论。
当代中国人应当发扬“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标”，但更要超越“五四思想”的藩篱，重新切实检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真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性地继承“五四”传统而不受其囿。
林毓生用“‘全盘性’（或‘整体性’）反传统主义”来界定“五四”思想：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他们所了解的西方现代价值（自由、民主、科学、进步）以后，发现围绕着他们四周的旧风俗、旧习惯、旧制度与旧思想，都是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不能相容的，所以如果要使这些新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生根，他们认为必须将那些支持旧风俗、旧习惯、旧制度与旧思想的权威打倒不可；如此，保障人的尊严，使人的思想与情感得以合理发展的新价值与新观念，才有希望在中国发荣滋长。
造成这一激烈的“思想革命”的原因有两个：外在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全面崩溃；内在的则是仍然隐秘而深刻地支配着反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模式。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吊诡。
近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并非肇始于“五四”，而是始于以康梁戊戌变法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兴起，但其性质和种类到了“五四”却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思想系针对传统中某些特定事物的反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态度甚为激烈，但他们的攻击是指向传统中特定的点和面。
因为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是一个混合体，而不是一个化合物或有机的整体——其中包涵多种不同的成分与不同发展的倾向；而这些不同成分与不同倾向是彼此不能相融的。
传统虽已腐蚀，但他们仍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尚未完全解体的时代，传统中各派思潮的复杂与冲突之处，他们是切身感受到的，所以不会产生过去一切全部不对的想法。
可是，崛起于“五四”早期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的传统反抗者，却把传统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看成了一个整合的有机体——他们认为真正属于中国传统的各部分都具有整个传统的基本特性，而这个传统的基本特征是陈腐而邪恶的。
因此，中国传统被视为每个成分都具有传统特性的、应该全部摈弃的整合体或有机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毓生将这种对传统的全面而彻底否定称作“整体性的的反传统思想”。
虽然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多多少少有反传统思想的产生，但像“五四”那样激烈到毫无保留的程度，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未曾发生过的。
这种“五四综合特征”必须从“二十世纪中国繁复而辨证之思想的、社会的‘变迁’与‘持续’的脉络中加以探讨。”
它可以用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三位五四领袖人物所达成的一个共同结论来表述：只有通过思想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而只有全盘打倒传统文化才能促成思想革命。
而理解这一“整体性反传统意识形态”之成因的线索，要到深深影响着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思想模式中去寻找。
但在林毓生看来，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虽然要求打倒整个传统文化，但他们之所以做此种整体性的要求，实因他们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有机式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
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即预设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换言之，它认为人间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变迁，这种变迁是其他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的根源。
强调理知功能与思想力量的儒家文化，如此弥漫而根深柢固于中国社会，以致在思想改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仍深受其决定性的塑造而不自知。
0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思想的变迁存在两个层次：
一是思想内容层次上的变迁；
二是思想模式层次上的变迁。
两者相较，后者更为基本因而也更难以达成。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虽然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已不是传统性的了。但在思想内容改变的同时，他们的“思想模式”却深受强调思想力量的儒家文化所影响，以致他们仍对思想力量的优先性深信不移。
因此，“五四”的反传统思想实际上正是思想内容的变迁与（尚未变迁的）传统儒家思想模式交互作用的产物。
对于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由于内在缺乏任何新的分析范畴，而外在社会与政治环境又迫使他们深感基本变迁之必要和紧迫，他们遂将传统的思想模式推展至其极限。
实际上，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思想模式是如此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就此意义而言，五四时代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者并未充分地现代化。
以真正现代西方的思想模式来看，文化与社会系统是不能互相化约（mutual irreducibility）的——虽然思想、信仰、价值的文化层面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社会政治结构层面互有影响，但对此两个不同层面作出区分则是必须的。
当然，当时的客观历史背景来看，反对传统权威的运动之所以能够那样得如火如荼，不能不说是与中国传统中各式各样的权威变得过分僵化与顽固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历史的包袱是很不幸的。
事实上，自由与权威是相辅相成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但在五四前后，传统的权威既已那样地没有生机，所以五四人物觉得如果要使中国人民接受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等新价值与新观念的话，就非先从这些压迫他们的传统权威中解放出来不可。
因此，传统的权威与新的价值被认为是敌对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人会探究它们之间所存有的微妙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五四时代的人以为如果把自己的旧思想全部抛弃，脑子里便可空出地方接受新的东西。但人的头脑不是仓库，这种想法犯了形式思想的谬误。
事实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套活泼、创造性的思想，我们是很难了解另外一套不同思想的；我们甚至连那一套不同思想的特性都看不出来。因为，对另一思想系统深刻地了解，往往需要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思想的特性及自己思想中的实际问题互相比照才能获得。
“五四”一方面尽情接受西方文化，到了要求“全盘西化”的荒唐地步；一方面，却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五四”对于要求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其负面影响却一直绵延至今。这就要求我们当代中国人必须穿越五四思想的迷雾，建立正确的认识。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破除这种形式主义式的思想，进行多元的、分析的、根据具体事实的实质思维，从而产生新的实质思想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基于这个基本立场，林毓生对近现代以来一直激荡交锋于中国思想文化界两个极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同时展开了批判。
过去我们的文化界呈现着生机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把过去的腐朽与纤巧当作国粹宣传，愈喊愈使人觉得中国传统中好像只有这种纤巧；另一方面则是盲目的崇洋，这样，对西洋愈崇拜，愈不能对西洋产生深切的了解，而且愈使自己失去文化创造不可或缺的自我。
具体来说，以整体性反传统思想是不可能推动文化的真正发展的。在传统文化崩溃时，我们介绍西洋文化，往往是因为一个特别需要，或者一个浅薄口号，而非系统性或通盘性的，因此对西洋文化表面上是了解了，而对西方历史发展却无整体的认识，于是对西洋文化的看法十分粗枝大叶，并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
从实际的效果看，正由于对传统缺乏足够认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并不能真正摈弃传统中所有有害的成分。
传统中许多令人厌恶的行为模式与制度，并不完全是传统的思想与价值造成的；而传统的思想与价值，也不完全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或经济生产方式造成的。”“要使西方思想符合中国之用，必须在吸收之后加以消化，使它能成为中国式的东西，需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相揉合；……换言之，中国的问题与西洋绝不雷同，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而在另一端，“新传统主义者”开倒车式的尝试更不能适合当时的情况和现时的要求。由于它们与自由、民主、科学的现代理念不能相容，因而是极其苍白无力的；一部分所谓“保守主义者”硬说中国传统中有现代西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本身非但不能将传统发扬光大，反而损害了许多传统成分本身的原有价值。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构已经崩溃、今日中国传统价值花果飘零之时，讲述与提倡中国文化，对于许多人而言，往往是故意去做来“卖”的。
就拿保守派人士常常痛斥的“崇洋”来说吧，反对“崇洋”，口号训勉是没有用的，说《易经》里蕴含着有关原子能的现代物理理论也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拿西洋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固有文化，发现类似处而沾沾自喜不但不足以减少崇洋心理，反而更促进崇洋心理。其实这种态度本身就蕴含着崇洋的心理。要使人们不崇洋，只有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丰富的文化。
03
这就自然引出了所谓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它有两个基本出发点：
第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深切的了解，而非教条式的认识；
第二，必须深刻明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及其复杂性。
唯有跳出“误解”的旋涡，才能真正体认到中国新文化的相貌，才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林毓生认为这种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完全可期的，但首先要认真地对传统进行一番梳理。传统架构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传统中所有的思想与价值都同时都失去了意义，事实上，传统中仍有许多元素生存了下来。但这些生存下来的文化与思想的质素，并未激发起一个有协同性的，使其获得创造性转化的努力。相反地，“它们却一直在迷茫中徘徊……”
换言之，一些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虽然因原有文化架构之解体而成了流离失所的游离因子，它们中的一些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但另一些却有与西方传入的思想与价值产生新的整合的可能。创造新的东西并不需要彻底摧毁旧有的事物。
其次，还要对西方思想有一个正确而深入的认识。西方思想本质上是为了解决西方本身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而产生的。其来源与变迁自有其故，我们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全盘接受。当然，这种“参考”非常重要，因今天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摈除西方的影响。
但归根到底，中国和西方各自有其独特的问题，我们必须建立在一种创造性的思想上才能借西方优秀思想来解决中国的独特问题。
在对传统和西方思想作出全面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着手进行上述的所谓“创造性转化”。
关键在于，今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应再拾五四思想对中国传统全面否定的牙慧，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办法，不但不易使现代思想在中国泥土上成长，反而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失落者。
反之亦然，现代儒者也无需做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若对儒学重作一番解释的功夫，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之间的整合也有相当可行的可能，虽然无人能预言这种整合的最终结果。
“创造性转换”既不是简单的“继承”、“改进”，亦非简单的“扬弃”“嫁接”，我们大致可以粗略地用“生长”“演进”或“变迁”一类的词来描述这一复杂历史过程。
“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极为艰难而长远的过程，不是任何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个时代的人所能达成的，但惟有如此才能不再陷入“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与一些保守主义者——如当代“新儒家”们——在“传统里找安慰”的窠臼。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已经崩溃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维系中国文化，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文化。而且，中国的问题，与中国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做西方人，因为我们不可能与过去传统血缘断绝。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做到了这种断绝，也仍然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西方文化。五四时代的人，就是无法看清这一层。由此，我们对传统文化之复杂性与独特性及西方文化之复杂性与独特性要有双重的开放心灵，这样才能建立中国的新的文化。
按照林毓生的看法，对传统与西方文化作出正确解读的唯一途径必须建立在对西方及传统重要经典的真正理解之上，“我们要对中国与西方经典采取开放性的了解与批评的态度，读得越多越深刻越好。”
不过，林毓生本人似乎对此前景并不乐观。
正因为这种“创造的转化”艰难而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它的“内容”在短时期内没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而感到灰心或失望，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取向和规范。
持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秩序大解体以后，原有的知识体系突然间没有了，研究工作失去了基础性的出发点、依据和方向感，在几十年之内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很大的成就，也不足为奇。
所可惜的是，自五四以来，因为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多会呼叫，少能思想’，他们学养与思想的根基太单薄，再加上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和牵制，所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连这个紧要的文化内新基本取向至今尚未确实地建立起来。
而且，在传统文化秩序已经解体，新的文化秩序尚未建立的境况之中，建设性的辩论所必须具有的约定俗成的批评标准根本尚未建立。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很容易怀疑对方的诚意。因此，文字论争常变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神经战，在一种迫害狂的心情之下所做的说辞，也只能是梦呓了。
但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克服多少困难，而在于是否仍和许多过去人士一样，在“平原上、圈子内跑马”——人马皆惫，却只是在原地兜圈子——或是否能确立正确的方向，不计收获，奋然而前行。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也许现在尚未到建立一个成熟的大的思想系统的时机。但时机未成熟并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妄自菲薄，放弃我们在文化上、思想上的责任的借口。相反，“时间不成熟这种历史感，可使我们脚踏实地地做我们能力所及之事。”
当然，我们文化思想界的贫瘠与那几十年的战乱以及政治与经济环境甚为有关。不过，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大。
归根结底，文化结构解体以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是更具关键性的原因。其实，不少伟大的著作是在政治干涉与经济不安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干涉与经济不安是对知识良心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恰恰是刺激伟大思想诞生的动因之一。
就这个意义上说，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主观能力的不足毋庸讳言，“但关键不在我们是否能达到最高的目标，而是我们是否在创造地突破自己格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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