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危机时,我们都必须决定究竟要爱谁
成长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必须作出、无法回避的选择,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菊子东北部疫情日记持续更新中。最近忙里偷闲,居然接连看了三部青春小说。莎莉·鲁尼的《聊天记录》(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她另一篇小说《正常人》(Normal People),和王维科(Weike Wang)的《化学》(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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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记录》说是青春小说,自然是因为作家和小说主人公都是二十刚刚出头的青春女性。
书都是从图书馆借的电子版,两个星期的期限,然后在Kindle上读。图书馆纸版书的期限是三个星期,且可以续借;电子版却只有两周期限,于是拿到电子书后就有紧迫感:两个星期以内必须看完。这个“期限”,其实,于读书都是大有好处的。手头书太多,最后先读的,必然是马上要到期的。于是三本电子书都读完了,书架上的纸书还在那里排队攒灰。
我首先看的是《聊天记录》。匆匆忙忙,白天上班,晚上家务,成块的零碎时间翻译,看小说就是更零碎的时间,睡觉前,跑步机上,甚至捧着饭碗时。于是恍然便回到了学生时代,在课业繁忙时,忙里偷闲,看着“闲书”,心里牵挂着闲书里的主人公的命运:她怎么样?他怎么样?后来呢?一边还偷偷不时回头看看,担心让父母或者老师抓住,犯了“作业还没做完就偷偷看小说”的弥天大罪。
《聊天记录》,是一个踏在成年人门框上的年轻女性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四个人物,我(弗朗西丝),博比,梅丽莎,尼克。弗朗西丝和博比二十出头,博比也是女孩子,梅丽莎和尼克是一对夫妇,梅丽莎是作家加摄影师,尼克是演员,他们年龄比弗朗西丝和博比大些,三十多岁了。
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它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本身的共性,无论你在哪个时代,无论你在那个国度,成长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必须作出、无法回避的选择,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也因为告别青春、成长的烦恼和苦痛,少年奔放的情怀和高远的志向,又总是伴随着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于是,青涩少年少女长大成人(coming of age)的故事,便总是令人百看不厌。
更何况,这本书叫“聊天记录”,叙事人弗朗西丝好脾气,好性子,做事有分寸,下笔也温柔,让我们这些“偷窥”她最隐秘的感情生活的人也不觉得尴尬。
打开《聊天记录》,里面的题记,就是“在危机时,我们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我们究竟要爱谁。”
二十出头的健康男女,“聊天”自然不光是语言的聊天。主人公们是先有了性爱,然后才谈恋爱的,也就是先用身体聊天,然后才通过语言在计算机或者手机聊天,然后才发现对方生活的种种琐细,最后似乎翻越了万水千山,得到相互之间你侬我侬,一点温柔的怜惜。里面的性描写很多,但并不是色情猎艳,而是更多着眼于新恋人们之间种种好奇、迷恋、试探、犹疑、猜忌,打着感情上的太极拳或者跳着探戈,但一切又似乎十分日常,并无振聋发聩、出奇制胜之处——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义。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娓娓道来的“聊天记录”,作者是在轻轻耳语,并不是大张旗鼓地玩悬念、架结构,然后标新立异地让我们在结尾大吃一惊。
弗朗西丝在温柔的水中漫无目的地游走着,这一片水域里,碰巧还有博比,梅丽莎和尼克,每个人之间都有不同性质、不同时段、不同程度的感情纠葛。也就是现在下笔写这段读后感时,我才会想到同性恋、婚外恋、双性恋等种种标签。
说到不同,小说里的几对关系,倒是有明显的不同。
梅丽莎和尼克是三十多岁、略有所成的作家/演员。而且,他们有钱。相对于博比和弗朗西丝,他们处于优势地位。在涉世未深的弗朗西丝眼里,他们拥有的一切,令她羡慕,又略带厌恶。
博比和弗朗西丝是同龄人,但博比外向有侵略性,而弗朗西丝则内向收敛。
尼克和弗朗西丝一样,也是内向收敛,两个人都犹犹豫豫、窝窝囊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着,身体已经结合,感情上却一直若即若离、欲迎还拒,然后又缩回自己的蜗牛壳,让人实在不忍心责备他们。
和其他三位比,弗朗西丝来自低收入家庭,加之又是穷学生,他们之间的隔阂还是很显而易见的。但这种隔阂,也被温柔地掩饰起来,尤其是尼克,顾及到弗朗西丝的自尊心,要鼓足了勇气,才敢在她饿肚子的时候给她一小笔零花钱。
弗朗西丝号称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她的信仰、观点、立场,不是由自己的叙述讲出来,而是在和朋友聊天时,由朋友替她说出来。若是她自己长篇大论讲政治,小说可能会失去目前这种很私人、很贴心、邀请你代入的感觉。
说“选择”,似乎十分理性,但钻进弗朗西丝的头里,穿着她的衣钵在故事里游走,经历着她的感情生活,却是十分随意、被动、随波逐流的,并没有共产党人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
一篇好故事,按中小学老师的八股教学法,无非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可是,一本好小说读下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竟然都不重要,虽然故事里这些也都有,因为叙述中,作者总是需要一个坐标,要有几条蛛丝,串上这几条马迹。然而,和“故事”本身相比,这些蛛丝马迹,也不过是蛛丝马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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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读起来障碍最大,因为作者和里面的女主人公都离我地理距离太近:她也是在波士顿地区读博士,而时间和阅历上距离又太远:我和她的父母年龄更接近,她所挣扎的一切,对当年也是二十多岁的我们来说,都是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拿的东西,于是,这一道代沟,就明明白白地横梗在那里。
碰巧,就在读完《化学》之后几天,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在哈佛喝咖啡聊天。朋友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当教授,那儿就是《化学》里的女生读博士的地方。朋友提到她的两位学生,一位是像主人公男朋友埃里克那样按部就班、勤勤恳恳、“出活儿”的学生,另一位就是像女主人公这样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无所适从的学生。对于像女主人公那样的学生,朋友是真心实意地不理解: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她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做不出来,为什么不更加努力呢?
读《化学》的坐标,与《聊天记录》有些不同,大约因为读《聊天记录》可以忽略“记叙文的四大要素”,更关注小说本身的情绪和节奏,而《化学》则很难忽略这些。女主人公的身份就在那里,是在我居住的城市里读书的第一代华人,是我们的下一辈,与我们不同的品性,不同的人生态度,读到女孩子顽皮调侃的时候会心,读到她徘徊犹疑甚至绝望时又会心疼,但终究只能是旁观,没有切肤之痛。然后又不由自主检讨自己是否虎妈,或者是站在她父母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总之,没有读《聊天记录》时那种非常投入的感觉。
碰巧,《聊天记录》读到一半时,去“康科德作者节”听了眼下在波士顿大学当驻校作家的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的讲座。努涅斯的爷爷是华人,故国内有人称她为华裔作家;但她并不会讲中文,她的思维方式、写作内容和风格也与中文毫无关联。她的小说《朋友》(The Friend)2018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这本书和她写的苏珊·桑特格回忆录《永为苏珊:苏珊·桑塔格回忆录》(Sempre Susan: A Susan Sontag Memoir)都正在被翻译成中文。
努涅斯说,她在写小说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发放,情愿选择一个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她去过罗马、弗洛伦萨等等,没有去过威尼斯,结果她写故事时,就专门把它放在威尼斯。忘记了“体”,才能让想象力自由放飞。我马上想到,《聊天记录》中最吸引我的,正好是来自作者想象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些内容,是超越作者本人具体经历的带有普遍性的内容。
如今的世界,无论是好是坏,全球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网络发达、交通和交流便利,使得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都有惊人的一致性。从《聊天记录》里,我读到的,似乎是每一个刚刚告别童稚、即将成为大人却又没有完全成熟的人,都必须经历过的种种新奇、选择、徘徊。也就是说,时间、地点、人物都各个不同,“事件”,却总是会演绎发生,这种一致性,也使跨越语言的阅读和理解成为可能。
再次佩服一下国内的翻译界,《聊天记录》2017年5月出版,中文版2019年7月就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对出版周期略知一二,知道这应该算是无缝对接了。试读了几段,文字非常流畅——一旦读起来,你就忘记了语言本身,想不到它原本不是中文,因为你已经很自然地就进入了弗朗西丝的视觉。
小说看完,再去看别人的评论,原来大家都称萨莉·鲁尼为“千禧一代”的作家。这样叫当然也不错,莎莉是1991年出生的爱尔兰人,但我读起来却毫不觉得有隔膜。故事里的弗朗西丝是不是莎莉·鲁尼,甚至也根本无关紧要。就像Kindle后面莎莉·鲁尼在创作谈里说的,故事讲来讲去,她还是想说,她就是想发现,无论有多少危机,也无论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最终,爱,还是一种可能。
【作者简介】菊子:武汉人,燕园学子,北美码农,个人微信公号“菊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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