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新常态（2）意大利·《绑架风云》
作者旧照
意大利本来就是歌剧，绘画，历史，疾病和死亡一时在这片国土上肆虐，但它扼杀不了这里美丽的山水、丰富的人文和意大利人旺盛的热情和生命力。
菊子专栏持续更新中。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数字，不能忘记意大利人在拥挤的医院里悲壮地挣扎，不能忘记意大利疫情高峰时期，三架飞机在帕瓦罗蒂悲怆的歌声中飞出意大利国旗的红白绿三色，不能忘记复活节那一天，往年人山人海的圣彼得广场空无一人，年迈的教皇通过网络，向全世界虔诚的天主教徒布道。
5月27日的数字，意大利新冠确诊人数为230,555，死亡人数为32,955。都是哭泣的数字，555，55。
根据彭博新闻5月26日一篇报道，和麻州一样，意大利新冠病人死亡最多的也是有其他病症的老年人，死亡人数中，1.1%的人年龄在五十岁以下，死亡人士平均年龄为80岁。
5月4日，意大利第一次开放，大约4百万人开始复工。5月18日，大部分商店、酒吧和餐馆终于开放。酒吧，沙龙，街头，广场上，是意大利灿烂的阳光，和同样灿烂而阳光快乐的意大利人。不同的是，他们都戴着口罩。至少是带着口罩，吃喝、亲吻完毕，在接近陌生人时，会把它们戴上。
意大利本来就是歌剧，绘画，历史，美食和爱情，罗密欧和朱丽叶。疾病和死亡一时在这片国土上肆虐，但它扼杀不了这里美丽的山水、丰富的人文和意大利人旺盛的热情和生命力。
不过，意大利人并不是在铤而走险。政府发布了长达120页的规范，详细罗列了复工、恢复娱乐、礼拜和商业的条例，其中最复杂的就是有关如何恢复公众场所的宗教活动的条例。人们担心的是，老年人最虔诚，感染病毒的风险也最高，在这个曾经是欧洲新冠大流行的中心恢复宗教活动，老年人又可能感染病毒。
梵蒂冈重新开放了。这是五名修女刚刚从圣彼得大教堂出来，她们除了穿着洁白的修女服，头上戴着修女帽，还戴上了洁白的口罩。
我也曾经从这条路上走过。爱一个城市，就要用足迹丈量它的街道，呼吸它的空气，在罗马这样的城市，还要畅饮它的喷泉。然后，你的身体里就打上了这个城市的印记，令你永远无法忘怀。
若是你不能亲自前往，也不必失望，那里的人会从文字，绘画，雕塑，音乐，美食，种种艺术形式，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阅读他们的文字，欣赏他们的艺术作品，聆听他们的音乐和歌声，你就如同走在他们的街头，坐在他们的客厅，成为他们的朋友和客人。
说到这里，顺便也讲个笑话，意大利隔壁的奥地利也有禁令的，酒吧餐馆必须11点关门，结果他们的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犯规了。他们在维也纳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总统可怜兮兮地说，这是封城之后他第一次带着太太和两位朋友一起出来吃饭，其实已经按规定在11点之前交了饭钱，然后在餐馆外面接着聊天，聊着聊着忘了时间，都过半夜了，结果被警察逮个正着，这下完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老实向公众道歉，会老老实实交罚款，还说，如果餐馆老板挨罚，也应该由他来负责。
讲完笑话，下面说书。说我翻译的一本有关意大利的书。
2. 《绑架风云》
我是个业余翻译，难得翻译一点东西，选题自然就比较谨慎。不过，我倒也不是很挑剔，这几年翻译的几本书，无他，大抵要么有趣，要么有用，最好的，自然是有趣又有用的了。
翻译《瓦尔登湖》时，一心只想着把正文和注疏都翻译出来，辛苦归辛苦，却也乐在其中；完成之后，笑曰“曾经瓦尔登湖难为水”，恐怕以后不会再翻译了。编辑推荐过一些书目，有文学经典，也有当代新锐、政论杂学，我都委婉推辞了。
轮到这本书时，我却欣然接受。
《绑架风云》的主题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犹太史，大背景是欧洲和美国的外交史，我对这段历史一直比较感兴趣。作者大卫·科策也是从布兰代斯拿到的博士学位，又多了一份亲切。
翻译犹太历史题材的文字，多少有些还债的意味。我读书很顺利，论文稀里糊涂写完，答辩稀里糊涂通过，碰到有软件公司招工，却也是稀里糊涂地就改行了。初时并不觉得，日久天长，却时时有些愧疚，毕竟当时学校将有限的经费提供给我读博士，我读完了却弃之不用，总是一种亏欠。若能在相关学科内翻译、写作，多少也能回馈一下当年资助过我的学校和基金会。
拿到书之后，粗粗读过，我便能够确定，这本书既是学术著作，行文又十分流畅易读，翻译起来会比较顺手，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国内学者和读者提供一手材料，了解欧洲犹太历史、教会史，十分“有用”。
作者的叙事追踪着犹太小男孩遭绑架的来龙去脉，涉及到罗马教廷、欧洲外交、犹太社区、美国政府和犹太组织等几条线索，书中人物，从教皇到红衣主教，从犹太领袖到贩夫走卒，人人都在认认真真地扮演着自己的历史角色，故事时时高潮迭起、处处横生枝节，因为地点和题材相近，翻译过程中，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丹·布朗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读到关于教皇庇护九世和他手下的红衣大主教们的章节，眼前晃动的，就是《达芬奇密码》中那些庄严肃穆、身穿大氅的红衣主教们。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除了有用，还十分有趣。
说到有趣，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早就决定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扮演教皇的是奥斯卡最佳男配角获得者马克·里朗斯（Mark Rylance）。据说另外一位同为犹太人的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还在与他同时竞拍，选择的大明星是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动手翻译的时候，我曾经玩笑过，要和斯皮尔伯格赛跑，争取赶在电影上映之前出书。到今天为止，我的译作早已出版，斯比尔伯格的竞争对手韦恩斯坦却身败名裂，而斯比尔伯格的电影仍然尚未出笼。
翻译进展顺利，却和名导演执导电影并无干系。这本书既是学术著作，精炼、准确，又有故事情节，悬念不断，令人欲罢不能。我情人节那天正式开始敲字，到五月份就完成了初稿，一边敲字，一边迎接着波士顿在暖冬之后，春天的万物复苏、百鸟北归。
翻译总体来说不难，但也有疑难之处，一是宗教职务和种种繁文缛节，二是意大利文资料及来源。我注意到，第一个问题，作者也碰到过。科策原来在书稿里称主教费莱蒂神父为the friar, 后来书出版时却又一律改为the monk。翻译过程中，有些宗教机构和教廷官员的名称，我尽量沿用现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但国内专攻意大利宗教史的学者们或许会注意到，有些名称可能会和中文中现有的标准名称不完全一致。至于资料及来源，按理无需翻译，因为能够阅读意大利文原文的读者，自然可以直接去查阅原始资料来源，无需经过我这个译者节外生枝；然而，翻译出来也有价值，就是用注释佐证正文，好奇的读者还可以循注释而顺藤摸瓜，阅读更多的资料。这样一来，我也就勉为其难，将注释和索引全部译出，若有偏差和错误，我自当负全部责任。
还有一件令我忐忑的事，就是书名。原书名很纪实，就是《绑架埃德加多·莫尔塔拉》，或者《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绑架》。英文原文只有三个单词，还算说得过去，直译成中文却又长又拗口。于是我将它缩减成《绑架风云》。若是将“风云”理解为宗教界、政界和外交舞台上的风云际会，倒也算得上有几分切题，然而，不了解这本书的人，看见《绑架风云》，说不定会以为它是侦探小说。如果能诳得一些读者把它当侦探小说买了，我从中牟取稿费大利，顶多算是误导，不是故意诈骗。
翻译从技术上看难度不大，心情却十分沉重。这本书的作者科策是犹太人，但他的学术训练却是人类学，关注的是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心理感受。于是，他的描写，虽然和其他史学家一样是在档案馆里翻阅故纸堆，他的关注点，却是每一个历史人物在扮演他们的历史角色时的喜怒哀乐、左右为难的困境。在这场复杂的宗教、历史和国际冲突中，作者虽然对埃德加多和他的父母多加同情，对于冲突的另一方——罗马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尤其是教皇的描写，也同样浓墨重彩，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标成“落后势力”而一笔勾销。
暑假时选择了去意大利度假，顺便就地访问书中故事发生的地方。梵蒂冈博物馆内，每一件艺术品之前只停留七秒钟，也要看七年多才能看完，我却在庇护九世的雕像和门廊上的名字前再三停留。毕竟，他1846年当选教皇之后，统治天主教会长达三十一年，是任期最长的教皇，而且，在他统治期间，罗马教会失去了对周围领土的统治，从此退缩进了袖珍国家梵蒂冈。
离开罗马以后，我们前往弗洛伦萨。弗洛伦萨是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也是莫尔塔拉家失去埃德加多之后投奔的城市。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学生，相信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乃至世界的进步。翻译此书时，也很庆幸拿破仑占领意大利，促进了意大利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开放和启蒙，最后促成了意大利的统一。不过，在弗洛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崇拜完馆中的镇馆之宝——大卫雕像之后，我们匆匆忙忙看了馆中的一个收藏，收藏不大，却能让我们亲眼目睹拿破仑带来的冲击甚至毁灭。
根据解说词，这里大部分作品都是1808-1810年间，拿破仑占领期间，托斯卡纳政府强迫教会关闭大批修道院后留下的部分遗物。保存下来的，都是宗教形象，有一面墙大小，都是从前教会敬奉的圣像。这里面有多少血腥、强制、愤怒、反抗和敢怒不敢言，是可以想象的。毕竟对信众来讲，这些圣物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
离开弗洛伦萨以后，我来到了这本书的起点博洛尼亚。和意大利别的辉煌、绚丽的旅游城市的相比，博洛尼亚像是一个质朴谦恭的村姑。本来只抱着学习历史的目的前来，结果却发现她有别的城市没有的美丽——市中心几座大建筑，都有极为精致潇洒的长廊，令人流连忘返。登了城中的双塔，其中一个又高又直，另一个又矮又歪，让人想起施瓦辛格和意大利裔演员丹尼·德维托扮演的互不般配的双胞胎兄弟。从塔顶极目望去，四周都是教堂的尖顶，犹太人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这些教堂时时刻刻会提醒他们，他们是异类、少数。下得塔来，我又参观了这本书故事演绎的重大场合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圣多米尼科修道院，还步行到了埃德加多被绑架时，莫尔塔拉家居住的犹太隔都，参观了他们那个小小的犹太博物馆。
有一道大铁门通往博物馆，我问过博物馆工作人员，这道门和周围的高墙，是不是从前隔都的大门和高墙。他说不是。一百多年前，却是一道类似的高墙，将犹太社区和四周的天主教社区隔离开来，墙里面的人过着和外面的人不同的生活，一个天主教女仆将几滴水撒在了一个犹太男孩的头上，于是引起了一家人的生离死别，参与了欧洲外交的风云际会，并且间接加速了天主教帝国的分崩离析。
1858年，是咸丰八年。这一年，中英签署《中英天津条约》，其中规定：鸦片改称洋药，可自由买卖及进口。地球另一面的满清帝国里，也在酝酿着暴风骤雨。在跟随着莫尔塔拉家族的命运变迁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人类都在承受着同样的苦难。
七十五年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博洛尼亚这个小社区的犹太人再次遭遇灭顶之灾。博物馆的一个小展室正在修建中，地面是黑色大理石，大理石上镌刻的，都是这个地区在大屠杀中丧身的犹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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