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胡兰成跌宕起伏的一生
曾瑞，80后，青年作家。湖北恩施人，喜欢行走，爱好读书，业余写作，新出版散文集《烟火人间》。
胡兰成跌宕起伏的一生
文 |曾瑞
本文15000余字，阅读约需20分钟
一
读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很多地方让我如坠云雾，难辨其间曲直原委，不知个中来龙去脉。我们都知道，胡兰成因投靠汪精卫，之后又跟日本人做事，被封为文化汉奸。而在自传体散文集《今生今世》里，关于这些，却是只字未提。难不成是他有意不写，为自己的过去掩饰？
整部散文集，行文是那般诚实恳切，连先后跟多个女人的瓜葛都写得清清楚楚，与汪精卫的交往，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机，不可能略去不写。文中突然蹦出的一些人物，即如李士群、吴四宝等，全无交代，让人看得满头雾水。关于佘爱珍，虽有《良时燕婉》专文记述，也令人疑窦丛生。
我满脑子困惑，就去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找到了一本张桂华写的《胡兰成传》。此书整个思想还是主旋律的，很多材料，恐是别处难以见到的。一读之下，胡兰成的生平事迹，才完整地展现在我眼前。他是在飘零日本期间，写完《山河岁月》之后，从1954年3月开始写的《今生今世》，此书写了整整四年。
张桂华在《胡兰成传》里写到：“这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自传，分上下卷先后出版，以后才集为一本。”我看的大陆版《今生今世》，版权页上分明只标着二十九万字，竟然被删了四十来万字？（后来我得知，张桂华的说法不可靠，实际删了十来万字。）我早已料到大陆版的《今生今世》被删过，却万万没料到，会被删得如此惨不忍睹。这简直令人震惊。张桂华在《胡兰成传》后记中，有个“顺带言之”，道是“大陆出的《今生今世》不堪卒读，其删节之多之混乱，简直是出版的耻辱”。
苦于没有完整版，我只得去网上下载。然后对照大陆版，便知道哪些部分被删节了。大陆版中，渔樵闲话一章悉数被删。此中写有《天下兵起》《金陵副册》《素灵夜叹》《晓阴无赖》《斗百草》《忠于一人》《新游侠传》《苏州遗事》《法亦是喜》《星辰尘俗》《殺李士群》《小嬉唐突》，凡十二篇文章，共计五万余字。
在这些篇章中，胡兰成清晰记述了，自己由一个中学教师如何成为上海《中华日报》的主笔，日军侵华后，他又如何随主编林柏生去了香港的《南华日报》，以流沙笔名继续撰写社论，最后凭自身才学，受到汪精卫的赏识而提拔，成为汪的贴身秘书，先后做过宣传部政务次长、法制局局长等职。大陆版将这些一删干净，好好的一部《今生今世》，还怎么让人读。
在幸存的篇章中，其删削程度，也可谓大刀阔斧。我尚未一一比对，只随便对照阅读了几篇，便发现了大量删节。即如《秧歌舞》一文，开篇就被大段大段的删。大陆版是这样开篇的：“中国民间是向来不谈政治，却有渔樵闲话与弹词。”网上版是这样开篇的：“浙江省境内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万余人，其中在雁荡山出没的一百几十人，名称只叫三五支队，国军却开来了一旅还征剿他们不了。”
他亲眼目睹，游击队出没的村落里，也没什么特别，“既不开会，又不斗争，人们的口里，将来共产党的天下要分田这句话是有的，但亦不见得是为了这个在刻心刻意的期待，事实上减租运动都不曾听闻发生。”这些村落和别处的村落一样，只见是男人在畈，妇女在家，畈里家里皆风日妍静。
行文中，胡兰成没有袒护国军，也没有开罪共军，倒是对共军更有好感。“天下大乱，而眼前这些游击队却是可亲的子弟，反为只见国民党在狂躁不安，不得其所，顺逆之势如此倒转，就是旧朝将没，新朝将起了。”他深知民间起兵的力量，若不能顺应，则难有胜利。“彼时是抗战生于民间起兵的气运，而和平运动则不能，故汪政府的人士气不扬。”
虽在宦海一番沉浮，他坦承自己实为一个政治上的素人。“我与和平运动是一身来，去时亦一身去，大难过去归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块顽石。”这等样文字，却是不容于当朝，定要删得面目全非，真是其心可诛。
二
胡兰成出生于贫寒人家。他一生的诸多选择，都在于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命运能得改变，除他自身才学，便是机缘巧遇，而得贵人相助。在《如生如死》一文中，他说自己平生不拜人为师，若要点香也只点三炷半。一炷香想念张爱玲，一炷香感激刘景晨，一炷香敬孙中山，半炷香谢池田笃纪。在他大起大落的一生里，对他有过大帮助的，除了这几位，至少还应该有古泳今、汪精卫、浙江斯家，也包括他俞傅村的义父义母。若不然，闯荡四海，打拼一世，他真可能还是当年胡村的那个蕊生。
胡兰成祖上，在村中也称得上大户。到他父亲手里，家道败落，以致一贫如洗。这原因，大多要归于他父亲的不务正业。他父亲不懂经商，耕作也不擅长，笔下着实文理清顺，却从没想过自己是读书人。“他为人爱管闲事，常击鼓领袖群众，弹三弦吹横笛裂足开胸，但与大户人家败落子弟的品丝弄竹完全两派。”
胡兰成用广西民歌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读书不像读书人，好游不像好游人，衫袖恁长裤脚短，你有哪条高过人。“而民歌里那男的答唱亦极有声色，我今只记得两句：‘不是毒蛇不拦路，不是浪子不交娘。’”他说父亲是荡子。“而自古江山如美人，她亦只嫁与荡子。”荡子在他，并非贬低。他没有褒贬，只是如实写出父亲这个人。
他对父亲的回忆平实而无褒贬，对母亲的回忆也是细腻而深情。“平时只见她在灶间，楼上楼下及堂前走动，现在却陌上多少行人，她走路这样安稳，没有一点夸张，亦只是天地为三才，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而她的人则在天地间，与世人莫失莫忘，仙龄永昌。”
小时候，他家里穷得没饭吃。有一天，他与小伙伴在桥头玩耍，到中午都回家吃饭了，独他不回。他知道家中没米，怕回去让母亲为难。自幼，他就懂得如此体谅母亲的艰难。直到母亲来叫他，说家里饭已做好，他才跟着回家。饭不是米饭，而是留作种子的蚕豆。他和兄弟们盛来吃。母亲坐在高脚凳上，带着歉意的微笑安详地看着，真可谓端然有忧色。
胡兰成有兄弟七人，他行六。兄弟中一个早死，三个未及成年便夭殇，两个游手好闲。由于家境困难，他的所有兄弟都不曾像样读过书，只是早早出外或学徒，或当兵，自谋生路。他能进校读书，全靠俞傅村义父义母的资助。胡兰成虽天资聪颖，若不读书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恐怕也只能走兄弟们的老路。
胡兰成的求学之路也不坦荡，这就像他的一生，从没顺利过。他一向成绩优秀，十三岁参加芝山小学会试，因考得好，获赏一部《史记菁华录》，还有四角银元。小学毕业，他考进绍兴第五中学，只读得一学期，因学校闹风潮无法上课，便回了家。其后，他考进杭州惠兰中学，读到四年级，因校刊上的一则稿件，得罪了教务主任，又不肯赔礼道歉，在临毕业前夕被惠兰中学开除了。稍后，他回到胡村小学堂教书，很快结婚成家。
三
十八岁那年，胡兰成还在惠兰中学读三年级时，就已订婚。家里给他说的对象，是离胡村五十里地的唐溪人，名叫玉凤。按照胡兰成的性格，肯定是追求自由恋爱的，却为何接受父母之命？这应该主要与他的家庭有关。那样贫寒的出身，可供他自己选择的空间实在有限。
其实，他早在杭州读书时，恋过一个女子，是同学于君的妹妹，在家里叫四小姐。胡兰成自言，他年轻时贪念杭州繁华，于家也是大家。一朝取得大家小姐，于他这贫寒子弟，真是要少奋斗若许年。偏这事未成，他说是自己笨手笨脚，老实过度，没能成功。
二十岁那年，家里定在十月给他娶亲。当时，他家的状况更为不堪，父亲又一病不起，九月去世。按照乡里规矩，刚办丧事，不能接着办喜事。父亲明白家中办事不易，为此耽搁又要费钱，临终前特地留下遗嘱婚事如期照办。一个月后，胡家除旧布新，转哀为喜，迎接玉凤进门。掀开盖头那一刻，他见玉凤“穿着半旧青布太婆衣，脸上脂粉不施”，心里一惊，简直不喜。玉凤不是大家小姐，也非小家碧玉，不识字，老实木讷，绣花也不精，唱歌也不行，他心里如何过得去。
婚后未满半年，胡兰成便离家出外谋职去了。他应招去杭州某邮局做邮务生。他曾考取了邮务生，因读书没去，不想几年后，还留着职位。于他而言，这算是一个铁饭碗。每月薪水三十五元，相当于他在胡村小学堂教书半年的薪水，也不可谓不丰厚。但终究不适应邮局刻板的人事，又因小事受到局长责骂，心有不服，与之发生争辩，被当场开除了。前后三个月，他又回到胡村，然后去了北京。燕大的同学，为他谋了一份抄写文书的工作。一年后，因革命军北伐，战事在即，他只得束装南归，又回到胡村。
此时，他儿子已近周岁，家计更是艰难。在家呆了半年，他随岳父去南京谋事，终无结果。又转道去杭州斯家，他与斯家颂德是同学。在斯家白吃白住差不多一年，其间他想勾到斯家的女儿，事泄后被颂德写信婉言请走。稍后，他在杭州英文专修学校谋到职。授课一学期，又转往萧山的湘湖师范教书。在湘湖师范教书时，玉凤病倒，卧床不起。不久他辞职，打算来年春天前往广西教书。准备动身之际，不料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与日军在上海激烈交战，上海通往南方的水路交通中断。他被迫滞留家中，照应一年，直到玉凤去世。
玉凤病危，他四处借钱无着，数日不回家。家人来催，叫他回去，他不回。回去又如何？他赌气走路准备去找几百里外的朋友告借。半路雷雨交加，他又退回来，再找义母。义母见他回来自是高兴，好茶好饭待着，就是不借钱。结果，有人来送信，说玉凤已死。他便去找另一个人借，也没借到，又到义母家，半路里脱口喊出一声杀。他真有荡子的无情，也似侠客的杀伐。到义母家，他要来钥匙，打开箱子，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七百大洋。他只拿了六十，锁好箱柜，交还钥匙，拔步就走。
胡兰成对玉凤可能不喜欢，感情却是炽烈真诚。玉凤死后，他自说，“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到了晚年，他仍说，“我的妻至终是玉凤，至今想来，亦只有对玉凤的事想也想不完。”浮花浪蕊都尽，在玉凤面前，他还是昔年从杭州读书归来的蕊生。
四
玉凤死后，胡兰成卖掉义父义母所赠竹园当路费，于是年七月，随朋友一道去了广西教书。那年他二十六岁，真可谓一无所有，“连学问亦没有，企图亦没有，所有只是我这个人，如此谦逊，但是对谁亦不卑屈。”那年他孤帆渡海，万里蓬转，不过是他此后萍踪浪迹的开始。
他去广西也不顺利，几个朋友都有了去处，惟他一人工作无着落，又因水土不服，一病不起。“却不知是什么病名，亦不延医服药，时时发热谵语，醒来只仰面看天花板，此时唯有一个念头，等病好了我去江西加入红军，但此念是从平静的心生起，对人世一点仇恨亦没有的。”虽如此说，当时他内心的绝望可想而知。
这应该也不是一时气话。二十多年来，他在穷苦边缘挣扎，想出人头地，出发到广西是连义父母所赠竹园都卖了，实在有破釜沉舟的准备，到头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干的。好在，此时一所学校有教员空缺，他便补了进去，总算天无绝人之路。
在广西教书前后四年，换了三处学校，他的日子却是过得相对安稳。这期间，他再次结了婚。“我那年二十八岁，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如此就娶了全慧文，是同事介绍，一见面就为定，与世人一式一样的过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除了授课，他便是用功读书。早在北京做文书工作时，他已接触过马克思的作品。在广西教书期间，他沉下心来，再次研读马克思。他虽没有加入任何社会组织，内心里却是认同共产党的，倾于托洛茨基一派，还暗中做了些实际行动。直到在汪政府任职期间，他依然拿出活动经费资助托派。
1936年，两广发生六一事变。胡兰成因在《柳洲日报》上发表言论，“鼓吹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得罪了广西军方，事变后被逮捕，军法判处入狱，监禁三十三天后，被人救出。广西无法再呆，他只得“携家小北返”。
在广西教书时，他结识了那个叫古泳今的朋友。古泳今早已离开广西，到上海汪系报纸《中华日报》工作。北返路径上海，他顺道去拜访了古泳今。两人交谈之余，古泳今向他约稿，为《中华日报》写文章。这看似一件小事，实为胡兰成一生重大转变的开始。回到胡村，他着手写文章，写成两篇评论，一篇论中国的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然后寄给了古泳今。
两篇文章被《中华日报》刊载，这也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两篇文章立即被日本的《大陆新报》译载，不久又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这引起了《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的注意。社长注意，加上古泳今的推荐，胡兰成在家刚住一月，上海即来信，聘他为《中华日报》的主笔。他进入《中华日报》，一只脚便是踏进了政治。
此时正值1937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爆发，汪精卫和蒋介石已处于分歧当中。这些复杂的时代背景，胡兰成可能都来不及考虑，他面临最迫切的是谋职谋生，养家糊口，此时他经济上的压力特别大。他与全慧文结合后的小家庭需要支撑，母亲已死，胡村老家留下的儿子和侄女也需要他照应。能进报社工作，于他这样一介书生而言，恐怕是除教书的“口舌之耕”外，能找到的最合适的职业了。
可惜好景不长，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由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胡兰成的命运。“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日本海军向上海守军进攻，是为“八·一三事件”，由此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一时间，上海烟尘滚滚，炮火连天，无数民众纷纷逃难。
胡兰成携妻带儿，跟随滚滚的难民潮，逃到“中立”的法租界，性命暂时无虞，生计又成问题。战事一起，报社就停止发薪，所有编辑员工一律只发生活维持费四十元。他刚进报社两月，没有积蓄，上海又没什么可投靠的朋友，求告无门。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全慧文怀孕又将生产。唯有四十元，一家三口亭子间的房租就去了十二元。战时上海交通断绝，小商小贩坐地起价，日常的青菜木柴贵得离谱，剩下的二十八元怎么支撑？
孩子出生后，一家人的生活更是艰难。胡兰成晚上去报社，白天在家，请不起保姆，就亲自照料产妇和婴儿。不久，婴儿患了肺炎，治疗需要钱。他去找林柏生求助，两次只借到十五元。“（婴儿）到底无救，但凡有点钱，亦不致这样。”出生不到二十天，婴儿就夭折了。这是胡兰成夭折的第二个孩子，前一个是玉凤为他生下的女儿棣云。婴儿夭折后无钱安葬，只得求助于“普善山庄”。这是上海专为收殓掩埋街头无名尸体的死婴的慈善机构。“婴孩殓在小棺木里僱人挟去，虽出生尚只二十日，也是父子一场，傍晚灯火街道，我步行跟随送到普善山庄。”
在如此凄惨处境中，他也不悲愤，不绝望。“我还有心思看世景。世上穷的不止我一家，他们有的还做人比我端正。又尽有日子过得舒齐的人家，虽是他人有庆，好像我亦有份。”他的心，真的好像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只是花落水流两无情，人生的任何遭遇都能泰然面对。而这看似无情的背后，实有大无奈，大悲苦，惟他自心能体味其苦其悲。
是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政府军全线撤退，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报社同人就地解散，林柏生去了香港的《南华日报》。林柏生主管汪系宣传，早在1929年，就已在香港创办了《南华日报》。胡兰成带着家小，也跟随林柏生去了香港。在香港，他的人生将再次迎来转机。那又如何？正如他所写：“民间多少流离，谁家的事都像中华民国的江山，从来霸图残照中，樵苏一叹，舟子再泣，但东南之地王气杂兵气，今天亦仍是白虹贯日的岁月。”
五
胡兰成在香港《南华日报》，每月薪水只有六十元港币，依然是现实的苟且。他迎来人生的大转机，是汪精卫发表艳电，脱离重庆之后。他的文章受到汪精卫赏识，先是写信给社长林柏生。这封信林柏生没有转交，至于信中内容便不明确。林柏生不转交，肯定是不想让胡兰成出头。这人心胸狭窄，极其吝啬，如何看得惯自己的手下强过自己。“林柏生大约当我是吕布，陈登谓曹操：‘明公养吕布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我的薪水只六十元港币，想要离开也没有路费。”对此，胡兰成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但他的命运即将改变。
汪精卫会赏识胡兰成的文章，自是因为文中观点与他不谋而合。1938年，广州武汉都已沦陷，国民政府还都重庆。胡兰成如此分析当时国内国外形势：“我判断自此军事将成长期相持之局，中日间的政治活动将出现，外交形势则英国将退却，美国将由旁观转向介入。”是年冬，汪精卫脱离重庆到河内，响应近卫声明，发表艳电，主张讲和。
“艳电发表之日，我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好一回，但亦没有甚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当时诸人皆兴奋相告语，以为国人必纷起响应，我对泳今说不然。我发表社论，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作成中日和平。”胡兰成对形势看得很透彻。他一生不太合群，就在于对一切看得过于透彻，而不能倾心，多是冷观，以致不讨好。
胡兰成对汪的心思揣摩得很准。当时，他已经认识到，延安方面的坚决抗战是骗局，是秉承第三国际的意旨，借抗战之机，要挟和逼迫国民党。他在一篇社论中写到：“我们今日的任务就是要从日本的爪下救出中国，也要从第三国际的爪下救出中国，我们反对日本挟持中国同样反对第三国际挟持中国。因第三国际的挟持而诬陷王先生。而使中国成为第三国际的赤色傀儡，这是自觉的中国人民，不愿做任何人的傀儡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一点上，就汉奸而论，谁是谁不是，一目了然。可惜，历史的话语权总是归于胜利者，其话语逻辑，不讲真相，只论成败。
汪精卫艳电发表后，响应的人并不多。汪需要人，这是他起用胡兰成的一大原因。1939年2月，汪的秘书陈春圃约见胡兰成，授以汪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陈春圃要他赶快回信，并说前次不得回复，汪先生很挂念。胡兰成告知并未得信，陈默然不语，又问月薪，胡兰成如实相告。陈惊讶地说，这怎么可以，汪先生是不知道，知道了定会不安。
几天后，汪的夫人陈璧君到香港，批评了一顿林柏生埋没人才，当场把胡兰成的月薪提到三百六十元港币，还另给了两千元的机密费。“汪先生离河内秘密到日本，当面与近卫要约为信，返抵上海，随即叫我去。”前度刘郎今又来，胡兰成再回上海，已是今非昔比，九万里风鹏正举，直待扶摇而上。
汪精卫在上海组府后，对胡兰成很器重。胡兰成很懂得汪精卫的心思，总是能与他不谋而合。这是汪精卫器重他的根本。当时，周佛海、梅思平等核心人物写的社论，总是指责蒋介石，痛批国民党祸国殃民。这让汪精卫很气愤，他批道：凡是中华民国的事，无论是蒋先生做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樊仲云在社论中提出要响应日本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议。汪又批道：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使抗战有终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
汪精卫虽组府与日本议和，并不敌对重庆方面。他只是在走另一条救国路线，可谓是殊途而同归。胡兰成看得明白，懂得汪的心思。汪政府与重庆之间，他谓之恰如《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一个正册，一个副册罢了。
汪政府成立后，胡兰成先是被选为中央委员，后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并继续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由于深得汪精卫信任，他还是汪的贴身秘书。社论方面，汪虽不满意周佛海等人，为顾全诸人体面，特别关照他：以后社论不管是谁写的，请兰成先生一概不要顾忌，便是我写的若有不妥，亦请通知我要改。
汪政府里从一开始就分为几派，主要有汪精卫派、周佛海派，和陈公博派，后来的李士群势力也很强大。李士群原是特工出身，是七十六号的副局，因胡兰成牵线搭桥，得以靠近汪精卫，从此步步高升，最终成为江苏省委主席，掌握军政大权。内有复杂的派系斗争，外有日本人的飞扬跋扈，汪精卫想保持主权的独立完整，其心可鉴，却是无力回天。
胡兰成一生不与人争，自有书生的清高和傲骨，行事总有那么几分秉公无私。他也就很难容于别人，终于得罪周佛海。周佛海以辞职要挟，汪精卫迫不得已免去胡兰成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免官四个月后，又任命他为行政院法制局局长。
在法制局任上，他得罪的人更多了，大人物就有三个。先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呈请核准该部举办律师重新甄别登记，他知其意是为私，要使律师变成罗君强系，不批。再是南京特别市长周学昌，呈请核准电灯附加捐，拿来做清凉山日本居留民团装设电柱电线的经费，另一件是要人力车公司向市政府按车辆纳保证金，都是想方设法增加苛捐杂税，也不批。三是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呈为举行江苏省土地及房产丈量查报，现已筹备就绪，理合呈请备案。胡兰成深知这里面的猫腻很大，李士群三次呈请，三次不批。
由于得罪人太多，行政院各部会和各省市纷纷到汪精卫处告状。胡兰成便请辞，汪精卫应其所请，并非公开免职，而是干脆取消了法制局，再任他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员，只是个空衔。这是一个信号：汪精卫不再器重他，他在汪政府中失去了价值。
在汪政府，自始至终，胡兰成一贯的书生意气，睥睨万端。汪精卫先能容他，而且重用，是因为汪也有一腔书生意气。他们以为，在日本人的沦陷区，真能拥有完整的自主权，足以跟各方势力周旋，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结果证明，这一套书生意气根本行不通。胡兰成没变，还是一贯，汪精卫为求苟全，不得不变。如此，他只得抛弃胡兰成。而胡兰成，也由一贯的抗日，为求保身，转而投日。
六
1943年，距日军停战投降只剩两年。在汪政府失势，胡兰成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以他的政治嗅觉，他也知道继续待在汪政府，必无好下场。吴四宝被杀，李士群被杀，一系列事件，都在昭示着政治斗争的成王败寇，你死我活。
他预感到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汪政府，而是重庆方面。大势已定，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胡兰成将汪政府和重庆之间，定为正册与副册的关系，这不过是汪政府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岂会承认。到时，他们这一干人，都难逃审判。汪政府的人心早已不齐，都感到大势将去，纷纷为自己寻找后路，或跟重庆方面暗通款曲，或跟日本人私下往来。
胡兰成自谓只“忠于一人（汪精卫）”，有人为他牵线重庆方面，他断然拒绝，日本人更是一向不人他眼。法制局取消后，他成了闲职人员，进退两难，依然有心重获汪的垂顾。他写信给汪，汪已不待见他，他也故意跟汪作对。汪夫人陈璧君要他回到汪身边，还是做机要秘书，他不去，要他去广东发展，也不去。
他写信给陈公博谋事。陈征求他愿不愿当南京特别市土地局长。他回信只说，“谋之内人，内人曰不可，你如何去当周学昌的下属。”陈公博很气，写信骂他如何听妇人之言。其实，他是不想屈居周学昌之下。最后，他又回到原点，开始撰写社论，写出来却登载不了。他有意去汪，却无处可去，想继续待下来，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此时，他的处境极为尴尬。
恰在此尴尬时候，他跟日本人搭上了线。“忽一日傍晚郭秀峰又来看我，是从这起因，有分教我：异国存知己，身边动刀兵，故主恩义断，江湖日月新。”郭秀峰曾是胡兰成的下属，现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他来是因为日本大使馆新近有个恳谈会，邀请胡兰成参加。
正是在这次恳谈会上，胡兰成结识了他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池田笃纪。此人是大使馆馆员，对中国晓得尊重，只是目中无人。初次见面，胡兰成就要跟他斗一斗。恰是这不卑不亢的性格，令池田刮目相看。翌日，池田便来拜访他。自此，两人过往甚密，情谊渐深。
此后发生的事，据胡兰成说，都是无心之失，明眼人必能看穿，实为有意安排。有天，池田来访，见桌上有篇文章，说要拜读。他同意了。跟池田多次交往，他已深知，此人同情中国。他写这篇文章，自说“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其实，应该也是为了套住池田。“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池田很认同文中观点，要求带回去细看。这可谓正中下怀，胡兰成岂会不答应。
这篇文章被池田翻译成日文，“送给谷大使看，谷大使又转到东京外务省，连近卫文磨与石原筦尔他们都看了。”不但如此，“而且在华日军派遣军的佐官中广被传观。池田来告诉我这些，他面有喜色，且言谷大使今天把你的这篇文章给汪先生也看了。我想给汪先生看可不妙，但是也可以。”好一个“也可以”。若汪精卫不看，怎能激怒他？
胡兰成自知汪会对他下手，也自知池田必定会出手相救。“我心里荒凉，分手时说。‘这一段时期里我要每天来看你，我若去上海，必通知你，我若有一天不来看你，你就要来看我。’池田答好。我不点穿，因为我不愿惊动世人。”他这一招脱汪投日，真是高明。不几天，他果然被汪亲自下令逮捕。池田不负所托，闻知后积极营救。
1944年农历除夕，被关押四十八天后的胡兰成，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被汪政府释放。“谷大使为我置酒压惊，我亦又要说说政治，请他想法子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及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二月一日，日军宣布了城门口及火车站归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当初，胡兰成能得汪精卫看重，在于他敢讲真话，切中要害。如今，日方看重他，也在于他敢讲真话，认定他是直颜进谏的“忠贞之士”。日本方面需要这样敢讲真话的人，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胡兰成善于揣摩别人，他深知人与人之间只是相互利用，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会弃之如敝履。
他离开南京，去了上海。闲中无事，他便办了个月刊《苦竹》，一面跟日本人保持来往，坐等时机。在此期间，他跟张爱玲交往甚密，并于四月份订婚。这是他的第四次婚姻。在汪政府春风得意后，不知什么时候，曾与他患难多年的结发妻子全慧文，便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舞女出身的应英娣。关于全慧文和应英娣，在《今生今世》里，都着墨不多。
跟张爱玲结合不久，日军最后一次南下，胡兰成应邀去汉口作“学术演讲”。是年11月，在日方安排下，他接管了汉口的《大楚报》。在汉口，他很快又跟小护士周训德坠入了爱河。自此，他是上海汉口两头跑，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游刃有余。
胡兰成一行1944年11月到汉口，十二月初，美军飞机便开始空袭。在这动荡战乱里，他跟小周的一段恋情，恰似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柳原与流苏，只是结局不一样。柳原与流苏终因战争不离不弃，把虚情假意的爱归于平常生活，才见得几分爱的真。日军投降后，胡兰成不得不撇下小周，独立踏上漫漫逃亡路。
七
1945年9月2日凌晨，胡兰成在日方安排下，乔装成日本伤兵，逃离武汉。三天后，到达南京。汪政府已告完结，代理主席陈公博逃往日本，内政部长陈群于日军投降前一天自杀，大小官员逃的逃，死的死，一片风残雨破。日方安排胡兰成尽快去日本，怕他一旦被蒋介石抓获，性命难保。他没有轻举妄动，因为他知道，此时逃亡日本危险最大。
果不其然，秘密开出的军舰被美军发现，遭拦截而回。逃往日本的陈公博、梅思平、林柏生，依然被国民政府抓了回来，等候审判。与重庆方面早已暗通款曲的周佛海，自为得计，有路可退，日军投降时卖力为重庆接收维持各地治安，最后仍被关押受审，直至瘐死狱中。
胡兰成出身农村，深知民间的广阔。在汪政府当职期间，他曾多次提出和平运动应与民间起兵同气运，才得最终胜利。转眼间，汪政府覆灭，日军战败，胡兰成不但落得一无所有，还是被国民政府通缉的汉奸。他决定沉入广阔的民间，先失踪，避过风头，再做打算。
在离开上海潜往浙江时，他写了篇文章留给池田，题作“寄语日本人”。“……自兹中国将内乱，此身未死，尚得重论。国际亦美俄将冲突，东南亚将出现许多新独立国，五年后日本可摆脱败战的束缚，十五年后国势可以恢复……”胡兰成的预知能力，实在令人佩服。要知道，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他就预知了国共的三年内战，甚至美苏两大阵营相持几十年的冷战。一方面，他当然也在拉拢日本人，为自己留后路。他知道，池田定会为他翻译传阅。日本人读到，定会记住他。多年后他到日本，发现有些人居然还留着他这篇文章。
在侄女婿陪同下，胡兰成先乘火车到杭州，渡过钱塘江，再坐公共汽车前往绍兴，在侄女婿姐姐家住了两天，发现此地不宜久留，赶紧撤。胡村近在眼前，却不敢回去，他在家乡名声太大，回去必定招人注意。一番考虑，他决定前往诸暨乡间，投奔斯家。斯家曾待他不薄，发达后，他也有过大力回报。此番落难，他前来投奔，斯家自然不会拒绝。
在斯家没待几天，怕邻居胡乱猜疑走漏风声，胡兰成只得让斯家安排，到外面暂避。斯家老四陪同胡兰成去找了几处，都无法安顿。斯家姨太太范秀美自告奋勇，带他去找自己的同事，仍遭拒。几经折腾，最后决定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范秀美“十八相送”，眼前迢迢天涯，一路长亭短亭。就在这前往温州的逃亡路上，两人渐行渐远渐生情。
范秀美比胡兰成大一岁，其时年已四十，面相风度看上去像是三十不到。她是斯家姨太太，斯家老爷去世时，年刚十八，其后未再嫁，过着青春守寡的日子。这样一个人，自是逃不出情场老手胡兰成的手心。他们到丽水，就结为了夫妻之好。“这在我是因为感激，男女感激，至终是惟有以身相许。”他自己也承认，这段感情并非没有利用之意。“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亦难辩。”他坦诚到连小周和张爱玲都告诉了范秀美，范听后也不吃醋。张爱玲翌年二月来温州找他，却是另一番光景。“我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他有了范秀美，便把张爱玲看淡了。正是从此时，张爱玲起了与他永诀之心。
匿居温州期间，胡兰成已化名张嘉仪，自称祖上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张爱玲的祖父。胡兰成毕竟底层打拼多年，又在宦海沉浮多年，什么事没经历过，生存能力也就特别强。他善于揣摩别人，投其所好，然后加以利用。流落天涯，沉入民间，他很快靠上一个人，在温州立住了脚。这人便是刘景晨，地位尊崇，称得上温州第一耆宿，前清做过县长，民国初年曾为国会议员，还做过厦门大学教授，梅思平和国民党的将军邱清泉都曾是他的学生，历来温州行政专员和县长到任，总要先来拜访他。能得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的赏识，他的身份便不再令人怀疑，生计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
此后，胡兰成被介绍到温州中学教书，又做起了他的老本行。有刘景晨做靠山，可以在温州立得住，不久他又跟梁漱溟通信成了相契，将来再出中原亦有新的机缘。此时的胡兰成又是一番春风得意。张爱玲知他已脱难，便写信诀别。“我拆开才看得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却奇怪我竟是心思很静。”诀别信中，张爱玲还附了三十万块钱，是她新近两部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酬。这份“不了情”，在张爱玲，已是仁至义尽。胡兰成“心思很静”，看完信，也不惊悔，因为他还有范秀美。在温中做教师后，范秀美便搬来同住，又是一番“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胡兰成的一生似乎注定萍踪浪迹，不得安稳。他在温中教书时，已是1947年秋天，国共内战已起，很快就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而后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他不问人间事，跟同事都很少交流，教书之余，便一心写作《山河岁月》。如此在温州半年，被调到淮南中学做教务主任。此地位于雁荡山下，远离尘嚣，却不太平。他在雁荡山下教书一年，世外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遍地跳起了秧歌舞。
这时，胡兰成亦喜亦忧。“我在《山河岁月》里所写的，一旦解放军来证明，私心甚喜。”“秧歌舞是黄帝的咸池之乐，周武王的大武之舞，汉军在九里山的遍地楚歌，与秦王破阵乐的生于今天。”忧的是，该何处藏身？1949年秋，他被转往瓯海中学。城市已在开展“肃反”运动，乡村也在发动农民斗地主打恶霸，分田地搞土改。乡绅逃亡城里，城里人则逃亡上海。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胡兰成惊恐不安，又很快被罢免教职。许多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胜利不属于他。
他不能坐以待毙，赶紧给梁漱溟写信，这步后路他早为自己留着。梁漱溟一直在四川办勉仁书院，曾邀他去四川做教授，还准备寄路费。可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南京往四川的交通断绝，他与梁漱溟失去联系。在紧要关头，他再次给梁漱溟写信，得到了回复。梁漱溟这次不是要他去四川，而是去北京。信中说，毛泽东答应梁漱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并问聘谁为副，梁推荐了胡兰成，得到同意。
胡兰成收拾行李动身，反复考虑还是没去北京。以他的政治嗅觉，他不会自投罗网。大陆不敢留，他只能逃，先偷渡到香港，再偷渡到日本。国共内乱遍地战火，他一度沉入民间，于夹缝里求得片刻安稳，终究无以安身，从此流落天涯，欲归无计，蓬莱飘渺浩瀚沙。
八
逃离大陆前夕，胡兰成回到上海。昔日好友死的死，逃的逃，个别来往的也如惊弓之鸟，交谈之间只有哀叹与牢骚。访旧半为鬼，他不死心，再去找张爱玲，出来应门的已是别人。人去楼未空，算来多少恩仇情怨，死生别离，仓皇难顾。
张爱玲曾对他说起李义山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其后我亲见日本败战，南京政府覆没，又其后国民政府亦逃亡，解放军渡长江，我总要想起这两句，见星沉海底虽惊痛，但更可惜解放军只成了南下而牧马。中华民国还有新朝要来，如虹气飞雨扫过河源，那里是汉民族的出身地。”只是从此万里江山遍地红，再也容不下他了。
由于手头没钱，胡兰成在香港困了五个月。这期间，他结识了唐君毅。从相识到离开，不足半月，两人的友谊却持续了几十年。1950年九月十九日，在蛇头安排下，胡兰成踏上了远赴日本的汉阳轮。船近横滨，海天清丽。这一回他被扮成水手，只许随身穿一件衣服，什么都不带。到日本，他又回到昔年的一无所有，唯剩自己这个人。而早在日本投降撤离中国之际，他已经为自己留了这步后路。此番前来，他落魄潦倒，也心中有数。
在横滨上岸，他前往东京，投奔昔年故交——池田笃纪。他说，这世上有个池田，我叫他必定天地皆应。池田待他，确是高情厚谊。日本败战后，池田归国，一度很落魄。当时日本物质匮乏，失业严重，像池田这等战时驻中国外交部的职员，回国后根本无处安置，只能自谋生路。败战归来，池田一下子沦入小贩群中，靠推手车贩卖蔬果为活，一家人缺衣少食。打拼四五年，稍有起色，才新制得一袭和服。
池田虽自身难保，还是大力相助胡兰成，带他去参加会议，给他介绍社会名流，扩大他在日本社会的交际面，还请人教他日语。此时，胡兰成最迫切的是生存问题。池田也在为他四处奔走，联络去各处演讲，寻找可以写稿的报刊杂志。半年后，胡兰成逐渐恢复，稍有所成，他离开池田家，移居东京。
在日本稍微安定后，胡兰成曾想联系留在大陆的范秀美，叫她过来。当时中美对立，中日断绝往来。大陆中国正在斗地主打恶霸，三反五反，随后又是五七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一片政治的狂热。他不可能跟范秀美取得联系。凭胡兰成的性情，生活中必定缺不了女人。昔年跟张爱玲结婚，转身到武汉，就搭上了小护士周训德。跟范秀美，虽是患难与共，终无一纸婚约。胡兰成不会等，他从没等过谁。
移居东京后，他很快跟房东主妇一枝对上眼，发生一段新的感情。“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应对笑语清和……她脸上的正经竟是凛然的，好像是在神前……她的人好像花枝的斜斜，而又只是小女孩的端正听话。”这一枝对他也有好感。第三天晚上，她和母亲请胡兰成看电影。一枝坐在他旁边，他便伸手搭在她露出的臂膀上。两人好后，一枝说：“那晚临睡前我自己也摸摸膀上你的手搭过的地方，想要对自己说话，想要笑起来。”
胡兰成一生风流成性，交过不少女人，《今生今世》里先后结婚或有结婚意愿的就有八个，像学生王爱娟这类一时心热的还不知有多少。对女人，他说与其是爱，毋宁说是知。确实，他很懂得女人。因为懂得，所以尊重，故此深得女人心。一枝的心，也是这么获取的。他跟一枝保持了三年秘密关系，其后再也没通音信。他坦言：“李白诗‘永结无情契’，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
胡兰成离开一枝，是因为他重逢了佘爱珍。佘爱珍这个一度在上海叱咤风云的女人，汪政府覆灭后，被收监下狱，转眼国民政府又亡，她得以释放，先逃到香港，最后又来到日本。早在上海时期，胡兰成对佘爱珍就有意。其时，佘爱珍是上海黑社会老大吴四宝的妻子。胡兰成经常去她家白相。佘爱珍对胡兰成，可说没多少情。胡兰成逃到香港，四处筹钱偷渡日本。当时，佘爱珍由吴四宝徒弟供养着，依然是阔太太。胡兰成向她求助，却只给了两百元港币。最后两人在日本重逢，看着看着又欢喜起来。胡兰成道，原来有缘的只是有缘。佘爱珍却说，我与你是冤。
无论是缘是冤，1954年3月，他们结为了夫妻。这是胡兰成的最后一次婚姻。生活上有佘爱珍支撑，胡兰成总算又得安稳，开始沉下心来读书写作。与佘爱珍结婚后的三四年里，他写出了自己最看重的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这两部书，尤其是《今生今世》，赞誉者有之，唾骂者无数。但无论如何，《今生今世》所呈现的独特胡氏文风，必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汉语读者与创作者。诗人柏桦曾说：“胡兰成是文学水平的试金石，也是人品人格的照妖镜。”
两部大作写出，胡兰成文思不竭，一发不可收。1962年写成《世界之转机在中国》，在香港《新闻天地》连载。1967年在日本出版《心随经喜》。1968年用日文出版《建国新书》。1972年用日文出版《自然学》。这是他人生中最高产的阶段。
1974年，应台湾文化大学之邀，胡兰成前往台湾讲学。胡兰成这样的“漏网汉奸”，怎会受邀到台湾讲学？两年前，也即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接着中日结交。一时间，国际上众多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纷纷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上被孤立，被迫调整政策，以便接纳最为广泛的支持者。
1972年9月台湾与日本“断交”，胡兰成于10月便随华侨代表访问台湾，文化学院邀请他来教书。可入境手续难办，一拖两年，才得成行。胡兰成终于登上大学讲坛，开讲的课程名为“华学科学与哲学”。紧接着，《山河岁月》在台湾出版。
这书的出版，为他再招祸患。余光中等人批判此书“妄发议论，歪曲历史”，殃及此后的《今生今世》。原已付排的全书，不得不经胡兰成自行删减九万余字，才于翌年问世。台湾社会对胡兰成的批判，波及到学校。文学院迫于压力，迎合社会舆论，正式通知胡兰成停课。其后，他去台湾著名作家朱西宁家住了半年，便重回了日本。
颠沛一生，飘零异国，当年那个从胡村走出的蕊生，确实老了。老友渐绝，旧交日稀，他慨叹：“大家都对我不高兴了，几至友谊全熄，我也不觉孤寂。”他感到来日无多，仍是著述不辍。去世一年前，他还在计划写一部《民国史》和一部《中国的女人》。他写了《女人论》，接着写《中国的女人》，却没能写完。这两部虽没写出来，《今生今世》也已经当得起了。
1981年7月25日中午，胡兰成出门去寄信，回家后冲了冷水澡躺下休息，随即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75岁。临终前，仅佘爱珍与佘的女儿陪伴卧榻。他对佘爱珍说：“以后你冷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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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园雅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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