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乔紫叶｜北京，我雄心壮志而去，又失望而归
作者简介
曾瑞，80后，青年作家。湖北恩施人，喜欢行走，爱好读书，业余写作，新出版散文集《烟火人间》。
文 | 曾瑞
本文6100余字，阅读约需12分钟
这是一个长篇连载，写我跟乔紫叶之间相遇-相知-相爱-相守的故事。故事会从大学写起，再到广州—深圳—武汉—九寨—北京—大理，最后又回到广州。
这些年，我一次次离开广州，又一次次回来。因为她在这里。恋爱七年，我们还没结婚。但我一直对她说，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我会边写边更新，计划写十多万字，每篇三千到六千字。因忙于生计，难以每日更新。但我会坚持写，用发自心底的爱，写出平凡生活中的我们。
希望读者诸君多留言，多提意见，参与到我的写作中来。写作是孤独的，也必须孤独。但你们的支持与鼓励，绝对是我坚持的动力。先行感谢。
“你变了。”国庆长假，乔紫叶到北京，见我在导演面前的姿态后，如是说。我说，也没办法。其实，我很不想那样，又不得不如此。所谓成熟，或许就是渐渐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导演对我不错，吃穿用住，全是她提供，还每月发工资。作为助理，我需要安排她的一切日常。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想安排，如何安排别人的？无奈。每天九点去她家上班，晚上六点离开，有时半夜三更还在忙。周末无休息。我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被导演控制了。
我跟导演初识于九寨。初夏五月，海拔2000多米的藏寨琼恰，还如春天般温暖宜人。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村上书记通知有剧组前来拍电影，要我们做好接待工作。老王安排我去，把剧组拍电影的过程记录下来，作为文化宣传。于是，我提着摄影机，爬上了晨光初露的草坡。
剧组人很多，在草坡上忙着搭台布景架设备。导演助理指着一个人的背影说，那就是我们导演。我远远望去，只见导演身着灰白色风衣，戴一顶帽子，脚穿一双黑皮靴，站在草坡上，正在与人交谈。然后，他们一行朝我这边走来。
从背影和着装，我以为导演是男的。从走路的姿势，大步流星向前迈的神态，我更以为是男的。经助理介绍，导演跟我打了个招呼，转身去了拍摄现场。听到说话声音时，我才断定，是女的。
导演给我的第一印象，真乃健步如飞霸气十足。挥手之间，她已下达了各种指令，快速果决，有条不紊。短短几个月后，在北京再见到她，我发现，她竟是那么苍老而衰弱。她曾卧病在床三年，患过甲状腺肿，稍微刺激到甲状腺，便不住打嗝排胃气。每天早上，我在楼下都能听到她在咳嗽，使劲打嗝，听起来特别难受。
有次，我去楼上金先生房间做艾灸，透过门帘，看见坐在床上的她——稀疏的卷发蓬松着，低着头，使劲打嗝，排出胃气。那神态，简直像一个遭尽折磨的老人，在做最后的挣扎。
但只要走出房间，走下楼，她整个人就变了，言谈举止，充满激情与活力。尤其是出去跟人谈项目，更是显出强女人的迷人风度。她说，自己体内有两个灵魂，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开始互掐，一个灵魂使劲摁住她，一个灵魂拼命要站起来。每次，她都站了起来。
我去后不久，导演就说要给我找个女人。我告诉她已谈女友，不用再找。她说，男人一辈子是不可能只满足一个女人的，找一个在家里，还有无数个在外面。其实，她特别反感男人在外面乱搞女人。
她说，这女的是四川的，年纪不大，找过来，做点杂事，用性拴住她，就完完全全待在这里了。这一句，我便明白，她这么做，也是想用性拴住我。
有天黄昏，我陪导演去附近公园散步。途中，她突然说，讲讲你的爱情故事吧。我一般是不在人前说到乔紫叶的，一说，就显得不尊重。导演问到，我便说了些。听后，她长叹一声说，难得啊，你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女孩子现在不多了。
乔紫叶来北京之前，我跟导演打过招呼。她说，也好，到时我给你放假，你好好陪她玩几天。国庆是正常假期，我还得准假。
乔紫叶到北京的当晚，我带她去见导演。导演独自在家，像个孤寡老人。我们一去，她特别高兴。我是清楚她性格的，去之前，特地告诫过乔紫叶，该如何如何。导演说，初次见面，没什么送，给你画幅画吧。我便铺纸，备墨，递笔。趁着兴头，导演画扇面，一气画了十来张。
她喜欢蓝色，蓝色的兰草，蓝色的金鱼，试图简单写意，奈何笔法稚拙，难以飘逸灵动，画得并不好。导演问我意见。我只能夸好，说些违心话。回去的路上，乔紫叶说，她明明画得差，你怎么赞得出个好字。我说，哄她开心呗。乔紫叶掉头望着我，叹息说，你变了。
导演曾拍过《康熙大帝》，对故宫深有感情，要我们一定去看看。到故宫一看，我们大失所望。里面除了皇家宫殿，满地游客，什么都没有。那些雕梁画栋、玉宇琼楼，只可远看，仰观，窥探，一律不能进去。
透过窗玻璃，只见室内空空荡荡，玻璃上映着密密的人头。历史与现世，似乎在那一刻重叠。那室内，也根本没有历史。昔日的辉煌、霸业、宫斗、权贵等等，都烟云飘散，只剩下这空空荡荡的皇城，好似鬼屋。
历史与现世，似乎在那一刻重叠
圆明园更令我们失望。几块残石，一片废墟，还用栏杆围着，不让人靠近。那些皇帝、皇后、皇太后、大臣、阿哥、格格、宫女、太监，都死了，残山剩水中，满地残碑断碣犹如累累白骨。我忍不住叹息，中华文明处处是废墟，却没有一处可供凭吊，稍微像样点的废墟都像圆明园一样商业化了。
遥想当年，搜刮多少民脂民膏筑成此园，细听犹闻野鬼哭。舞榭楼台戏妃子，坚船利炮破大沽。猛火冲天烧云月，生灵委地化焦土。看而今，夕阳下，残石荒丘，万里河山尽白骨。
那几天，我没在导演身边出现，只跟乔紫叶四处游逛。第三天晚上，导演发来信息，叫我次日早上过去。她没说什么事，我也不便问。次日九点多，我们过去。导演阴着脸，坐在沙发上，似乎在专等我们到来。我看出她不高兴。她说要去谈项目。乔紫叶不想去，委婉告辞。导演不容她告辞：“你也去，见识见识。”
她开上自己破旧大众，带我们出门。坐在车上，她终于发作了，开始批我。三天没出现，她很不高兴。我明白，默不作声。谈的也不是项目，不过是跟一个画家吃饭。大家虚情假意，阿谀奉承。这样的饭，吃得我很难受。晚上回来，辞别导演，乔紫叶说，真累。
接下来，导演每天有事。我不能陪乔紫叶，她在租房看书休息。我去导演家里。她也没什么事，不过是要我在她身边待着，晚上也不放我走。乔紫叶本想去清华北大走走，去看看长城，我不能陪，只得作罢。
转眼，假期快结束，她要回广州。我送她到北京西站。送走她，坐在回程地铁上，我在手机里写了一句：“我已经习惯了离别，仍然在转身离去之时心头哽咽。我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仍然在没有你的日子里黯然神伤。”
在武汉时，我曾想，只要自己稳住了，她就过去。在九寨时，我更想，只要自己稳住了，她就过去。在北京时，我还是想，只要自己稳住了，她就过去。导演心机重，我轻易不跟她交心。谈到乔紫叶时，我还是实话实说，希望她能来北京。导演表示理解，甚至考虑她过来的工作。但见过面之后，她的想法改变了。
当时，她正跟深圳一家集团公司谈合作。她说，我们要成立影视部，她可以去那里上班，这样你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就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听后，我唯有苦笑。
黄昏的圆明园
初次见面，导演一脸和蔼慈祥，时间一久，她渐露本相。深入接触后，我发现她内心极为分裂，一半悲悯，一半邪恶。她出生于50年代末期，可说经过这个年轻共和国的一切动乱。
跟那代大多数人一样，她很有使命感，觉得肩负重任，要拯救天下苍生。她总是以拯救的名义，迫害别人。她曾是受害者，遭遇过种种时代强加的痛苦，最终成为恶的化身。
有天早上，她脸色铁青，急匆匆下楼来，一边泡茶，一边气急败坏跟我说起一些家事。她说，是要整整这些恶人了，忍了三十年，再也不能忍了。中午，她飞回丹东老家，带了几个黑社会，跟她亲哥翻脸算旧账，然后把她年老的母亲接来北京。
临走前，她反剪双手，站在大门口，久久望着窗外的雨，神色凝重。沉默半晌，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说，小曾啊，拯救苍生可真不是一句空话啊。
由于不能在身边尽孝，据说她哥又不管，加上她母亲年岁已高，大小便不能自理，需要专人服侍，她就找了个保姆。这保姆是男的，五十不到，离了婚，有个儿子，进过监狱。男保姆曾因盗窃进过监狱，手脚自然有些不干净。果然，她皮包里的钱丢了，一查发现是男保姆偷的。她说，我给你两条路，要么送你进监狱，要么将功折罪。
男保姆蹲过监狱，深知里面有多苦，选择将功折罪。于是，他再也拿不到一分钱工资，每天必须服侍老人起居坐卧，端茶递水，倒屎倒尿，陪吃陪睡，还要感恩戴德。导演很自豪地对我说，我就这样拯救了他，他现在对我言听计从，感激不尽。
为跟自己亲哥算旧账，导演不惜动用黑社会。我不知这事闹成怎样，反正，她把母亲和男保姆接来了北京。这位男保姆挺幽默，典型的东北人，跟人一面熟，搁谁都能唠两句。为避嫌，我很少跟他说话。
导演也嘱咐，要我防着他，以免家里财产丢失。她会给任何人一点权力，让大家互相监督，彼此揭发。通过男保姆偶尔的话语，我零星了解到，导演的哥并不像她说的那么不堪，其实是她在争夺抚养权，好把父母的财产据为己有。
小区的那只猫
一度，我确实想过，让乔紫叶来北京，也在导演这里做事。但看到张曦的遭遇后，我彻底打消了此一想法。张曦，就是导演要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孩。个多月后，她果真从成都来了。她才二十一岁，刚刚出社会，比较单纯。
刚到那天，她非常开心地说，导儿叫我来，是让我学电影后期剪接或给演员化妆。她拿不定主意，问我是学剪接还是化妆好。我说学化妆吧。她自言自语式地说，也不知导儿要安排我去哪儿学化妆。
次日，导演给张曦安排工作，主要是整理内务。饭后，叫她擦桌子，嫌她擦得不干净，就训斥，你学护理的连擦桌子都没学过吗？一面，她又收张曦的心，要她跟着自己好好干，不会亏待她。
张曦的工作就是整理她的衣服，给她提包，帮她做家里的一切杂事，她等于又找了一个保姆。她还提前渗透说，在今后工作中，要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对待上门的任何客人要热情，这些人都是公司的合伙人，要是被谁摸了开玩笑了，也不要大惊小怪，一定要笑脸相待。
刚来时，张曦对导演充满感激，但一天后，她便一脸忧郁。晚上，我健完身回去，张曦要借用充电器，从她的眼睛，我看出她在哭，跟她聊了几句。她又哭起来，说自己想家，有种背井离乡的感觉，还有工作上的不适应。她感觉这根本不是工作。
导演要求她每天早上必须八点就到。有天她七点四十起床，洗澡洗头洗衣服，打扫房间，久久没出门。我八点多才起来，洗涑完了准备出发，她还没弄好，要我等她。虽比平时晚了点，我们还是九点之前到的。
导演已经起床，坐在客厅沙发上，专等我们到来。我们一到，她完全当张曦不存在似的对我说，我叫她八点就到，你可以多睡会儿，她必须八点到。转而，她冷冷地对张曦说，我叫你几点到你就几点到。
导演跟张曦父亲是朋友，打了几次电话要她来学剪接或化妆，将来也好有个不错的前程。于是，她千里迢迢赶来北京。来到北京，不过是在安排她在家里打杂。导演不满意，因为她打杂不听使唤，比如擦桌子擦得不干净，泡茶口味泡得不对。其实，张曦做得还是不错，并没有那么差。
导演对她极为不满，她也几乎每天夜里偷偷地哭。十天不到，导演就买了张机票，打发她回成都了。在打发她走时，导演说，我叫你来学，你又不认真学，留你还有什么用呢？扫地泡茶擦桌子，能让张曦学到什么？张曦倒是很高兴，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早就想走。临走时，她对我说，我就怕她不放我走。
导演逢人就神吹，无边无际，天花乱坠，实则没有资金，也没有团队。所谓公司只是空壳，就我一个人，办公点就在她家里。她住的别墅，也只是租的。那段时间，房东天天打电话催租。她说自己的钱都压在电影上，暂时没有，很快会弄到，要房东宽限几天。
几天后，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是房子要卖，叫她搬走。当下，她鬼火直冒，质问：“你这时候叫我搬走，让我的朋友怎么看我？”。
她的处境很尬尴。由于多年未拍电影，她早已跟市场脱节，艺术水准也不高，拍出的东西，不受人待见。后期制作费用，迟迟没有着落。老王为她东奔西走，找投资人，均失败，他很快就离开了。这笔费用若能拉到，她的房租至少可以解决。
当此际，演员们又纷纷上门要片酬。她本已囊中羞涩，靠借贷维持生计，还要充阔，豪气地支付片酬。如果她说出自身困难，恐怕也没人会相信。
为尽快弄到钱，导演几乎天天出门去跟各种人谈判。很多人看过几分钟的精剪片段，又听导演一番神吹，表示对这部电影极有兴趣，却迟迟不投钱。这部电影四个小时的片子我已看过，没多少精彩内容，几分钟的精剪片段也不出色。
电影拍的是藏族，异域文化与民族风情，当属最大看点。而她对嘉绒藏族、象雄苯教、东女文化的无知，简直令我惊讶。尽管如此，她每当与人谈判，总是把卖弄自身才学作为杀手锏。
导演一直想跟我签五年合约。她还给我做了一个五年规划。第一年，可以养活自己；第二年，可以存五万；第三年，可以存十到二十万；第四年，可以存到三十万；第五年，实现年薪一百万。除了金钱，还可奠定在中国文学界、影视界的地位。她用这个规划作为诱饵，让我跟她签五年合约。五年内，我写什么，做什么，必须听从她。我一直拖着没签。
她几次三番说，我为什么要跟你签约呢，是因为我信任你，一般的人，我是不签的，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她会利用别人，肯定也在利用我，这个道理我岂能不懂。有时她给别人介绍说我是她的编剧，有时是助理，很多时候什么都不是。我是什么丝毫不重要，我也不在乎。但她这么做，明显是把我当成顺手的工具。
《象雄：西藏的秘密》这本书，是我一人编写的。之前每次与人谈到这本书，她还会提一下我的名字，说是我在写。后来，她决口不提了，只是望望坐在一旁的我，说她正在写一本关于象雄的书，要在国内像当年因她的《康熙大帝》掀起清宫热一样掀起西藏热。
那本书的封面，未出版
在一次私聊中，她说，这本书你拿不到利，但可以拿到名。由于她的横加干预，书中有太多不合情理之处，我从没想过署上自己的名，免得日后遭人笑话。我就说不用署名，她马上表示还是要挂个责任编辑。她又批我的文学水平不行，必须跟她学习。然后，又说自己讲课的费用很贵，每年需要三十多万的学费。这是一种暗示，我也装着听不懂。
离开导演的直接原因，是她脾气大，太难伺候。有天晚上举办活动，我忙前走后连饭都没时间吃。结束后，她喝得醉醺醺的，上车看见一袋礼物没送给别人，当场大发脾气，骂我不提醒她。我说自己在忙，也没想到。她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忙什么，再忙你也得给我记着。
顿时，我热血上冲。旁边一个女的打圆场，直叫导演别生气，要我赶紧道歉。我紧咬牙关，沉默不语。导演气呼呼地说，他没有错，他不会道歉。那女的要我道歉。我不道歉，紧握拳头，又极力忍住。这样的事，一次我能忍，二次我不敢保证。
我们之间还有两大潜在冲突，一是政治立场不同，二是艺术观点迥异。她虽无党无派，也以无党无派自夸，对当局颇有微词，偶尔批判。但她不允许别人批。据说她父亲参加过革命。因此，她总说江山都是我们打下来的，你们有什么资格站出来说话。看升国旗她会哭，看大阅兵更是泪流满面。对不听话的，她切齿痛恨，竭力抨击。
在她身边半年，我活得很累。每天都要上班，哪怕没事做，也必须在她家里坐着。连正常的周末与假期，也不让我休息。忍无可忍之后，我决定离开。商量乔紫叶，她很能理解，说，你再不离开，真要变了。我说，就是因为变不过来，才得离开。回到广州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导演给我许以再大的前途，我反正没兴趣了。因为在她手下做事，我体会不到做人的感觉，难受。
导演得知我要走，特别惊讶，又极度失望。临走那天早上，我去向她道别。她沮丧地下楼，开始煮茶，跟我交谈。她说到为后期制作费用的东奔西走，说到为影片的剪辑和剧本再创作绞尽了脑汁。她一边煮茶，一边说着，突然声音哽咽，竟当着我的面哭了。我丝毫不感动，只是拿起纸巾默默地递给她。她擦着眼泪，久久无言。
寒冬腊月，年关将近。我坐上南下广州的火车，对北京毫无留恋。这座城市很大，处处雄伟，大到好像无边无际。不管去哪里，都很远。尤其是天安门一带，巨大的广场，置身其间，个人感觉特别渺小。地方本来不大，人为弄大，不过是要吓人。
火车一出高碑店，眼前便是农田了。北京，我雄心壮志而去，又失望而归。窗外是茫茫无际的平原，死灰色的天空。整个北方，恍如末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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