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德国: 改变德国历史观的"史学家之争"，为何纳粹在很长时间内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这是"解说德国"系列的第四篇。一开始并没有这个计划。现在依然没有。当我静下心来写《疫情下的德国: 当"不知者无罪"遇到"无知不能保护一个人不受惩罚"的时候》时，惊讶地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关于德国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写。更重要的是，我想写，并有能力写。虽然不一定写得好。有关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主题都是我的兴趣点。写着写着，会猛然被另外一片更值得写的蓝海所吸引，然后就脱离原先主题，继续写新的内容。从一个大主题延续到另外一个小主题，再从小主题延续到另外一个更小的细分主题，再继续深挖，同时又感觉是一个无底洞，怎么挖都见不到底。或许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但内心告诉我，其实是有关联的，只要写出足够多的小主题，然后将他们连成一条线，织成一张网，最终可能会看的更清晰。即使思路依然很混乱，很杂，但织网的过程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期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不愿意给自己增加压力，把织网看作是写作目的。只要有动力写，就写。没动力，就停。这个系列是一个没有计划的计划。大家都随意一点。
德国版的"公民的不服从"精神一般针对"当局的任意性"（staatliche Willkür，它本身也是一个政治概念（ein politischer Begriff）），同时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三权分立，政府只是其中一权）。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所有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如公立学校、大学、警察局，医院等等。
任意性是客观意义上的，不包含任何主观上的罪责指控。这就是说，你不能主观上觉得他是错的，他必定就是错的。主观是否成为标准，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选立场或讲道理。如果只讲立场，道理就会成为废话。主观压倒客观。假如讲道理，就不能选边站。客观压倒主观。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觉得他的朋友应该打赢某场官司，但后来输了，就把责任推卸给德国法院，认为德国法院不公（甚至有歧视德国华人的嫌疑，因为他朋友是因华人的身份而输掉官司）。当主观意识压倒客观意识，立场压倒道理，就开始偏离现实，迈入扭曲的虚构世界。
反对"当局的任意性"的意识在德国很常见。但为何这种现象在德国比较突出？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第三帝国（历史起因就更悠久了）。
二战后，68年的大学生运动达到了一个历史反思高潮。这才有了后来勃兰特总理在波兰下跪、推动新东方政策（Neu-Ostpolitik）为后来的德国统一奠下基础、性解放、左派开始崛起，"占领道德制高点"、和平与环保运动开始萌芽、高等教育补贴发（Bafög）的出台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阶级流动性得以提高，社会逐步走向平等化。以上任何一条都改变了德国社会的进展。
这就是我上回想表达的观点之一:德国社会的进展是叠加式，而非跳跃式的。言论越自由、发言越积极、参与者越多、禁忌越少，社会变迁的历程 - 好与不好 - 会被记录的越完整，集体记忆越全面，（变化）越深刻。
有因必有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有踪迹可寻。某些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必然产物或"副作用"。某些现象或事件则会起到引领整个社会发展大方向的作用。68年大学生运动就属于后者。社会学家，史学家和敏锐的观察者能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依据来分析其因果关系链（Wirkungsketten）。
18年后，德国再次涌现出一次影响社会进展的历史性现象。遗憾的是，它的影响力和华语媒体的关注度完全不成正比。它的历史意义被低估了。
很少德国人喜欢称自己是一名爱国者（Patriot），更常见的说法是"宪法爱国者"（Verfassungspatriot）。爱国家更爱宪法。前者有点"丢人"，后者更加自豪。
"爱国者"这个字在当下德国包涵了一层贬义。使用最多的是那些保守派人士以及极端右翼份子。德国左派比较排斥这个字。
说到爱国者，很多德国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第三帝国。正因为纳粹德国出了很多所谓的"爱国者"，差点把德国打入地狱。这也是中德文化差异比较大的一点。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环境下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很多中国人会引以为豪，但很多德国人则引以为辱。
既然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可以成为"宪法爱国者"。传统的爱国者概念建立在种族层面上，"宪法爱国者"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对后者来说，是否属于同一个种族或族群是次要的，是否认可相同价值观才是根本。
除爱国者以外，还有很多字都会让当下德国人联想起纳粹德国，比如"宣传"就必须谨慎使用。德国人一般不会用宣传（Propaganda），而是启蒙（Aufklären）。比如，当德国政府出台一项重要或具有争议的政策时，政客们常常会说:"Wir müssen den Bürgern besser aufklären"(我们要更好地向公民解释（做好启蒙工作）），绝不会用propagieren（宣传）。Propagana是在野党和某些媒体批评（其它）政府的政治术语。总之，"宣传"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德国已经彻底被腐败掉了。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保守派人士因使用某些"需谨慎使用的概念"而被扣上右翼的帽子。难怪，毕竟保守和右翼的界限有时候很模糊。德国人自己（不管左派右派保守派或建制派）就很多概念不断地在争夺话语权。比如谁是人民（Wer ist das Volk?）到底由谁说了算？爱不爱国（Wer ist Patriot?）又由谁说了算？你没有听错，德国人自己也相互争夺话语权。真理不辨不明。既然还不明，只能继续辩下去。
不少德国人表示，没有因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又有不少德国人认为，因德国有《基本法》而感到自豪。这种现象似乎在全球范围都很罕见。
"宪法爱国者"这个概念首次在1970年由Dolf Sternberger提出。他被誉为二战后德国政治学创始人之一。1979年，为纪念《基本法》成立第30周年，他在《法兰克福汇报》撰文再次强调"宪法爱国者"这个概念。
Dolf Sternberger
"宪法爱国主义"是公民对共同基本价值观、机构、共和政治秩序与程序的认可以及公民因发挥积极的公民作用(aktive Staatsbürgerrolle des Bürgers)。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是这个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示出来，包括"横向思考游行"，被疫情中断的"Fridays for Future"环保运动和68年大学生运动等。
公民社会的理念建立在公民在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它被视为一种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其民主宪法的稳健性之间的密切联系。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以保守派为代表的德国史学界出现修正主义言论的趋势（revisionistische Tendenzen）。
70年代末，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他们为"新右翼"（Neue Rechte），批评他们在采取有计划地"夺回定义权"（„Rückeroberung von Definitionsgewalten“ ）的措施。
汉斯.蒙森和沃尔夫冈.蒙森一对史学家双胞胎兄弟（Hans和 Wolfgang）表示，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帝国的研究中也出现这种修正主义趋势。他们兄弟俩对修正主义持反对态度。
冷知识:
蒙森兄弟来头很大。他们的父亲和叔叔也是知名历史学家，曾祖父更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其代表作有《罗马史》。柏林洪堡大学主楼旁边就有他的雕像。
上世纪60年代，据汉斯.蒙森的研究现实，1933年2月27号的纵火案是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的个人行为而引起争议。
左: 汉斯.蒙森 右: 沃尔夫冈.蒙森
随后，另外两位知名史学家Hans-Ulrich Wehler和Heinrich August Winkler也加入此次辩论。他们都站在反对保守派一边。
Hans-Ulrich Wehler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科尔
据施密特后来回忆说，所谓的“精神与道德转折”根本就没有发生。科尔政府延续了施密特政策，只是内阁换了新一批领导班子而已。
施密特
1985年5月8号，为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刚就职不到一年的时任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基民盟）在国会上发表著名演讲，称5月8号是"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但就在15年前，1970年，基民盟在国会上还批评道:怎么可以庆祝"战败日"？
德国在1945年5月8号宣布无条件投降。
魏茨泽克
1986年，德国知名保守派史学家和哲学家Ernst Nolte（以及后来加入其阵营的三位史学家Michael Stürmer（时任前德国总理科尔政治顾问）, Andreas Hillgruber和Klaus Hildebrand）一次演讲的简洁版被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他意图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辩护。Nolte以反问的形式把纳粹的罪行形容成针对前苏联大规模犯罪的反应。
Ernst Nolte（他本人曾经是武装党卫军成员，Waffen-SS）
Michael Stürmer
Andreas Hillgruber
Klaus Hildebrand
此文立即引起争议。它把之前的“费舍尔之争”（Fischer-Kontroverse）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冷知识:
费舍尔（Fritz Fischer）是一位知名汉堡史学家。他在1961年撰写了一本名为“世界强权之柄”（Griff nach der Weltmacht）的历史书籍。他的核心观点是:德国要为一战负主要责任。立马，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遭到绝大多数史学家的批评（"群殴"），完全被孤立、甚至还遭到时任德国总理艾哈德("经济奇迹之父")的强烈反对。
艾哈德
当时的德国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去纳粹化进程（Entnazifizierung）还没完全结束、在法兰克福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下层管理人员还在继续中（1963-1965）、1961年在耶路撒冷针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刚结束（被判绞刑）、大家对第三帝国的罪行依然历历在目，突然间听人说，德国不仅要对二战负主要责任，还要对一战负主要责任。很多德国人内心一下子接受不了。更何况，这个结论居然出自德国史学家。Word的天那！
阿道夫·艾希曼
然而，很多年轻一代却支持费舍尔的观点。这也为1968年的大学生运动播下种子，提供推波助澜的功能。从今天的角度而言，他的观点被大多数人认可。德国学校历史书课本上也采用了他的观点以及提到“费舍尔之争”。
费舍尔 （我们现在学一战史，都绕不过一个概念，德意志帝国向奥匈帝国开出一张昂贵的"空头支票"（Blankoscheck）。"空头支票"的首创就是费舍尔。）
“谋取世界强权”
一位领衔反对修正主义人物是德国二战后哲学界泰斗哈贝马斯。他批评以Nolte为代表的言论是"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由于参与此次辩论的史学家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被称为"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
人们普遍认为，开启所谓的"史学家之争"其实是哈贝马斯同时针对Nolte等人的言论在《时代周报》发表的一篇驳文。另外也有人表示，其实不存在"史学家之争"，而是"哈贝麦斯之争"。
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发表的文章截图
哈贝马斯
除《法兰克福汇报》和《时代周报》以外，《明镜周刊》、《世界报》和《南德意志报》等跨区域大报都积极地参与了这次塑造今天德国人如何看待第三帝国历史观的争论。其中又以《明镜》创始人Rudolf Augstein和《法兰克福汇报》总编Joachim Fest之间的辩论最为激烈。除此以外，《时代周报》发行人之一，Marion Gräfin Dönhoff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当时的《法兰克福汇报》比今天更保守，《明镜》比今天更左。《时代周报》一直都是自由派代表，以长篇幅著称，是一份"意见报"（Meinungsblatt）。它们以前和现在都属于德国媒体的意见领袖，也是德国近代史变迁的重要一员。
Rudolf Augstein
Marion Gräfin Dönhoff
Joachim Fest
冷知识:
2004年上演的电影《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改编于Joachim Fest的同名著作。
电影海报
《帝国的毁灭》的封面
如果说68年大学生运动是二战后德国年轻一代跟老一辈就如何正视第三帝国史的分水岭，86年的"史学家之争"则进一步强化了68年大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倡导，尤其体现在反思第三帝国历史方面（"受害者"学说）。今天德国的反右翼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两次事件影响。换句话说，德国人并不是突然间拍脑袋决定，反省自己的黑暗史，而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激烈争论与再争论才得以形成和定型的。
68年的大学生运动与1969年社民党自二战后首次上台执政（总理是勃兰特）标志着德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德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左倾浪潮。常言道，物极必反。86年的"史学家之争"中断或放缓了这股看上去势不可挡的左倾潮。
一方面，它提供了"新右翼"新的"精神食粮"。它跟2003年的Martin Hohmann事件（"Hohmann-Affäre"）有直接关联。属于基民盟的国会议员Hohmann在一次演讲中大致说到:受害者不仅仅只是犹太人，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也是受害者。随后，Hohmann被默克尔开除党籍。现在是选择党成员。
关于德国人是不是受害者的问题也是当年"史学家之争"的主要争议议题之一。不少保守派史学家认为（因为他们把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少许纳粹核心人物身上），绝大多数德国公民对纳粹的大屠杀并不知情。反对者则表示（他们的研究领域更广，包括普通人以及社会结构），大多数德国人是知情者，只是假装不知情而已（对此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争执）。他们认为，如果强调"德国人也是受害者"，就是间接地为纳粹辩护，即修正主义，这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86年的"史学家之争"，就没有人知道2003年的"Hohmann事件"最终会如何收场，没有人知道今天德国人的反右翼意识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示出来。我们也很难理解和解释那些跟右翼有关的种种舆论和反应。或许受"晚生的恩典"赦免，联邦德国可以跟那一段纳粹黑暗史一刀两断，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假如没有86年的"史学家之争"，今天的德国或许会更左，更不一样。
另一方面，整体上说，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反修正主义一派是"史学家之争"的赢家。或许是他们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德国人的历史观，又或许只是符合了时代潮流，历史选中了他们。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它奠定了今天德国人对第三帝国（右翼）的看法，对纳粹史的反思得以强化，让修正主义变得更难。它能解释为什么（极端）右翼总会被"打压"? 为什么希特勒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都是有迹可循的。
自"史学家之争"至今已过去35年。当下依然有许多问题和现象在不断地重演，但远没有达到当年"史学家之争"的高度。比如，"新右翼"（Neue Rechte）成为众人皆知的术语。"夺回定义权"（„Rückeroberung von Definitionsgewalten“ ）的博弈在天天上演。其代表者就是选择党（以及其它众多右翼组织）。不少极端选择党右翼人士依然强调，德国人也是"受害者"、拒绝承认纳粹德国的罪行。
这也表明，在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你无法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某种思想。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今天都是如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或许也还是如此。
某些问题似乎会永远伴随着德国。虽然无法强制性禁止，但可以遏制。不能通过宣传（Propaganda），而是启蒙(Aufklärung)。"史学家之争"可以被视为德国知识分子界（德国版公知）的公民社会力量的一座高峰。它改写了二战后德国人的历史观。
二战后的德国历史观不是单独由政府或"当局的任意性"撰写而成的。
60年代初，时任德国总理艾哈德、基民盟以及大多数史学家都极其反对费舍尔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德国要为一战负主要责任。
80年代中旬，科尔总理也意图强化保守价值观，用"晚生的恩典"的措辞为二战后的德国人"洗清罪名"，丢弃其沉重的历史包袱。
事实证明，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并没有完全按照当局或时任领导人的意愿写。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体现出了一种德国"公民的不服从"，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当局）德国总理的提倡而附议。
在"史学家之争"中处于下风的保守派学者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与此同时也可以存在另外一种更具有说服力的立场，因为客观因素是一个更好的支撑点。
虽然保守派"败下阵"，但这不意味着被禁言，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们或许要等到下次"史学家之争"后才会见分晓。至于什么时候才会有下次，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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