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德国（6）: 德国财富分配知多少，一条新闻背后所隐藏的信息

导语:

德国工会联合会（DGB）近日公布了一份关于财富分配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长达90多页。《明镜在线》在1月23号发表了一篇颇为详细的报道。文中给出八组数据。我先复述这些数据，然后再做一些解读。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性的观点。

1
企业利润以及资产和员工薪酬收入的发展趋势。

从2000年开始，员工薪酬收入陷入低迷，从2005年开始逐渐上升。上升速度虽然缓慢，但不间断地持续了15年。

从2013年到2017年，企业利润，资产和员工薪酬几乎以相同比例增长。

2019年，员工薪酬增长比例（不是总额）赶超企业利润和资产。

2020年上半年，因疫情缘故，企业利润和资产下滑力度将超过员工薪酬。据经济学家预测，疫情过后，当经济进入复苏轨道，企业利润和资产回升的空间会大于员工薪酬。

2
上升的工资配额

该数据是对工资配额发展的描绘。工资配额是指所有雇员报酬（Arbeitnehmerentgelte）在国民总收入（gesamtes Volkseinkommen）中所占的份额。2020年达到了72%，相等于2000年的水平。2020年上半年达到了74%，创下近20年新高。

2007年的工资配额创历史新低，只有64%。我们回头看第一组数据，企业利润和资产增值在2007年（对比2000年）增加了38%。

从2003年到2007年之间，企业利润和资产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员工薪酬的上涨幅度，因此，工资配额在这期间相对下降，因为上涨速度偏慢。

仅仅通过工资配额单一指标不能说明员工的收入状况是否得以改善。例如，每年多增加50万就业岗位只代表全民工资薪酬总额上升，并不是指每位员工的收入有所增加。

较低的工资配额不等于收入分配更不均匀。因为，领着死工资的群体也可以有其他收入源如资本收入。但是，低收入者的资本收入普遍不会高。

3
实际工资大幅上涨

与2000年对比 - 排除通货膨胀 - 员工的实际工资到疫情爆发之前增长了12%。实际工资上涨意味着购买力上涨。

据德国工会联合会表示，从2010年到2020年期间，实际工资明显上涨有两个因素:

1. 最低工资法（2015年）

2. 对员工有利的劳资协定（Tarifabschluss）

通过财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所谓的分配一般指通过税收、社会保险费、遗产税、"富人税"以及国家补助（staatlichen Transfer）等渠道。

4
大企业CEO与员工薪酬的比例（倍数）

左边列出德国大型企业。浅蓝色（深蓝色）代表大型企业理事会成员（CEO）年薪占该公司普通员工年薪的倍数。

比如德国邮政（Deutsche Post ）的理事会成员(Vorstandsmitglied)的平均年薪是该企业员工的77倍，CEO的年薪达到普通员工的162倍，高居所有德国大企业"榜首"。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化学公司Covestro，分别是17和26倍。

5
缓解（收入）不平等

图中数字代表各国的基尼系数（Gini-Koeffizient ）。红色意味着分配前，蓝色代表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零意味着绝对公平，所有人的收入是相同的。100%（或1）表示绝对不公平，一个人占所有收入。

有10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分配前超过50%，其中有四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分配后均低于30%（芬兰、法国、爱尔兰和德国），另外六国在30%至40%之间（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英国和美国）。

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基尼系数分别是分配前46,5%和分配后27,6%。

6
财富高度不平等

这组数据展现出一个国家最富裕的1%的人口占据多少百分比人口的净资产。美国排名最高，1%最有钱的群体占据了总人口95,8%的净资产。德国第五，87,6%。

最令人意外的是，以高福利著称的瑞典的资产集中率仅次于相对低福利的美国。相反，以经济自由闻名于世的瑞士（76,5%）和英国（77,2%）的资产集中度反而没那么高。日本是63,1%。

7
 "富人税"

这组数据介绍了各工业国家征收"富人税"的额度。德国征收2,7%。英国和美国分别征收12,3%和12,2%。爱沙尼亚仅0,7%。经合组织的平均"富人税"是5,5%。

所谓的"富人税"是指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财产税、转让税，金融和资本交易税的统称。

据德国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成员Stefan Körzell表示:德国应该征收更高的"富人税"。

Stefan Körzell

8
养老金"性别之间"的缺口

这组数据显示，性别不同，养老金的高低也相差很大。

爱沙尼亚似乎"最公平"，男女养老金的差距只有2%（男性比女性多拿2%的退休金），荷兰垫底，39,4%（男性比女性多拿近40%）。德国倒数第二，37,4%。

这张图只列出各个国家的百分比，并不是最终拿到手的实际退休金额。比如，爱沙尼亚男女退休金相差虽然最低，但实际退休金额度比德国少很多。

原文链接: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so-ungleich-ist-deutschland-loehne-steigen-staerker-als-kapitaleinkommen-a-bb09919c-6231-433e-9256-bc3e65ec41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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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有话说:

如果能够能把文中列出的八组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进行分析，会更加贴近现实，否则都过于片面。面对以上八组数据，我即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回答不了的疑问。

1.企业利润以及资产和员工薪酬收入的发展趋势

2.上升的工资配额

3.实际工资大幅上涨

4.大企业CEO与员工薪酬的比例（倍数）

5.缓解（收入）不平等

6.财富高度不平等

7."富人税"

8.养老金"性别之间"的缺口

第一组数据背后可以解读出很多信息。当然，或许是我自作多情。

在默克尔执政期间（2005年到2020年）也被某些德国经济学家视为二战后的第二次"经济奇迹"或"黄金期"。

企业利润以及资产的迅速飙升时间点大约在2003年。在这一年，社民党总理施罗德进行了釜底抽薪的劳动市场改革（Agenda2020），打破僵局，使其灵活化。

施罗德

第一波"黄金期"被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风暴中断，然后从2010/2011年开始又得以延续，直到2020年又被疫情中断。明年或后年是否会顺利出现第三波经济黄金期，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德国经济陷入低迷，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上涨速度缓慢，甚至在一段时间有所下降。实际工资停滞会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力。同一时间，欧盟众多国家实际工资上涨速度比德国工人快，比如法国，但面对德国，竞争力相对下降，因为人事成本上升。

对于2003年至2009年的第一波"黄金期"，施罗德是耕耘者，默克尔是收获者。从2009年/2011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转为欧元以及银行危机。自那时后起，默克尔对德国经济的贡献要大于施罗德。默克尔"危机总理"的"美名"也得益于此。

默克尔

从2010年开始，企业利润以及资产增长速度再次超越员工薪酬收入。经历过金融危机、欧元与银行危机的洗礼，德国出现一种新的舆论: 政府拿出那么多钱拯救金融机构，他们的收益（报酬或分红）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因为后者的薪酬上涨相对缓慢，甚至失业，于是最低工资法逐渐被提上议程。在很长一段时间，普通工人被视为全球化的失败者（Verlierer der Globalisierung）。底层群体对全球化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在这个大背景下，2013年年初，高举反欧元旗帜的右翼选择党（AfD）诞生了。

选择党口号:欧元摧毁欧盟，也摧毁我们！

当基民盟与社民党在2013年再次组阁后，以社民党为主导的联邦劳动部着手出台最低工资法。时任部长叫Andrea Nahles。

Andrea Nahles，社民党

刚开始，基民盟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强烈反对最低工资法。他们担心，制订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德国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政府的失业补贴也会上升。最终弊大于利。

支持者认为，最低工资法不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况且，当时盛行一个叫"尴尬就业岗位"（原文是Prikäre Beschäftigung，我并没有按照原文翻译，而是意译）的概念。它是指，即使全职工作（Vollzeitbeschäftigung）也无法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还需要向政府申请救济（Aufstocker）。

"即使工作，依然贫困"

支持者常常拿理发师的作为案例。在东德，很多理发师不到五欧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每天工作八小时也不能维持正常生计。最低工资法的目的之一是减少这种"尴尬就业岗位"。一个国家是否公正、是否强大，看它如何对待底层群体。最低工资法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工具之一。

142万人从事时薪9,5欧元的工作，其中有80万是女性。

在过去十几年，德国的就业率虽然很高，年年创历史新高，但含金量很低，因为申请政府救济的全职工作者的数量依然很多（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申请补贴），最高峰达到数百万。这组数据又和近千万德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统计数据有直接关联。有工作的父母每月都要向政府申请补贴，家里的孩子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吗？另外，德国的长期失业者（Langzeitarbetislose）数量是所有欧洲国家之最。长期失业者的定义是失业超过两年或两年以上。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几乎不受良性经济发展影响。

最低工资法能减少该群体数量，让更多人能过上高于贫困水平线（或有尊严）的生活。提高最低收入能减少收入（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稳定。

经过多年的热议、各方势力的博弈与协商，新政府在2015年正式出台了最低工资法。它的诞生符合了时代需求，并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社民党和左党之前提倡了很多年，却一直未能实现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很多影响深远的改革或法律都经过数年的议论和协商。最低工资法如此、仇恨言论亦是如此。

迄今为止，最低工资法并没有导致出现反对者起初所担忧的大幅度失业率。原因是法定最低工资（时薪）额度不是很高。额度太低起不到效果，实为画蛇添足。额度太高，又会带来负面因素，比如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于是，如何制定适当的最低工资成为焦点。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所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最终只能采取折中方案:不是"一刀切"（政治妥协的产物），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往上调。既要让低收入群体受益，又不能削弱企业竞争力。在此，通货膨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因素。

去年，德国又出现关于最低工资的舆论，左党和社民党纷纷表示，再次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有些人建议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2欧元，有些人说最少每小时13欧、14欧，甚至15欧。众说纷纭。

左党: "12欧元最低工资，马上！"

实际最低工资发展趋势:

2015/2016:（每小时）8,5欧（Brutto，未扣除税款及其它费用）

2017/2018:8,84欧

2019:9,19欧

2020:9,35欧

2021:9,60欧（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

2022:10,45欧（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

关注我公号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在多篇关于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文章中提到过，德国很难落实"一刀切"政策。针对最低工资法以及很多其它政策的制定都是如此。德国也没有"五年计划"，因为每届政府的任职期只有四年。每届新政府上台多少也意味着掺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元素。

假如最低工资继续上涨，它必然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从数据上显示（第二组和第三组统计数据），最低工资法生效后，德国人的工资率和实际工资（或购买力）在继续上涨。对于工会而言，这两个指标很重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于政府而言，尤其是中间偏左政党如社民党、左党和绿党，最低工资法起到很多作用，降低贫富差距以及缓解老年贫困。

德国工会联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公布这项关于财富分配的调研，目的很明确:距离今年联邦大选还有八个月，它想利用这个时期为自己的政治诉求造势:减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比如（第四组、第六组和第八组数据）大企业CEO年薪是普通员工的上百倍（比如德国邮政CEO）、大部分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1%的人占据87,6%的净资产）和德国女性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低于男性退休人员的38%。这种分配是不公正的。

关于公正或社会公平，以下几种观/言论念甚为流行:

1. 一家企业CEO的年薪超过员工一百倍是不公正的。它不利于社会的凝聚力（Zusammenhalt）。尤其是当底层员工生活在贫困线上，会引起强烈的不满。

2.不能牺牲底层员工的利益，比如通过裁员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增加CEO收入。德国应该对CEO年薪设最高额（Obergrenze）度，否则就是不脚踏实地（bodenständig）。

3.即使普通员工收入通过最低工资有所改善，但企业和资本家的受益远远高于前者，这也是不公平的。长久下去，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严重。

比如德国邮政（Deutsche Post）。它属于国有参与（入股）企业。德国（联邦）参与报告（Beteiligungsbericht des Bundes 2018）提供了以下具体信息:

德国邮政理事会成员年薪由三部分组成:基本报酬、额外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Variable Vergütung)。以德国邮政CEO Frank Appel为例:2018年年薪是8 811 396欧元（1 978 911+35 294+6 797 191）。

Frank Appel

德国邮政监事会成员年薪。值得注意的是，可变薪酬(Variable Vergütung)都是零。

所有德国国有参与企业的理事会成员的年薪结构是一样的。对此话题，以后可以进行单独介绍，当下无需深入探讨。

如何缓解德国的贫富差距？比如通过征收"富人税"。这是德国工会固有的意识形态（或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Klassenkampf）。

工会会借用英国、美国、韩国和法国的高"富人税"批评德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它认为，其他工业国家都可以征收高额"富人税"，德国为什么不能？德国的"富人税"甚至不到经合组织的一半。这是不能接受的。再则，德国男女退休金的差距依旧太大，太不公平。德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东西德的退休金不对等。当然，背后有部分客观历史因素。

同时，工会又会淡化瑞典的"反面教材"。一个比德国还要"社会主义"，资产更集中的国家的"富人税"比德国还要低。财富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也比德国低。

这就引出以下几个问题:

"富人税"跟基尼系数（社会公正）是否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为何德国工会总是强调征收更高的"富人税"？

资产集中是否跟基尼系数有关联？资产越（不）集中，基尼系数越（低）高？

既然美国和瑞典的资产集中名列前茅，美国的"富人税"又高于瑞典十个百分点，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比瑞典还高？

捷克的资产集中也比德国高、"富人税"比德国低，基尼系数也比德国低很多，男女退休金差异更小。这个案例是否又能说明，"富人税"其实跟社会公平没有太大关系？

德国工会的理想目的是意图达到所有目标: 把"富人税"提高到英国或美国的水平、把基尼系数降低到经合组织标准、把男女退休金差异缩小到爱沙尼亚的规格、把资产集中降低到日本、新西兰和比利时（甚至更低）的水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纯属是一场无休止的博弈。它就好比劳资协定一样。工会的倡议极少数能完全得以满足。工会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不要紧。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行。工会就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这项报告的目的可能也只有两个:借助2021年联邦大选的机会积极推崇征收"富人税"和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的确，在社民党、左党和绿党都有不少支持者。问题是，时机成熟了吗？

假设:如果德国今后果真立法征收更高的"富人税"，又会如何制订标准？首先要选定一个被多数人能接受的额度。低了，起不到效果、高了，政治阻力重重。总之，它不会是"一刀切"模式。这就是规律。

其实，最耐看的当属第五组数据。

撇开财富分配不说，爱尔兰居然是"最不公平"的社会，基尼系数高达53,5%，超过美国的50,5%（德国的50%）。通过财富分配，爱尔兰的基尼系数降低到29,5%，美国是39%（德国是28,9%）。

德国与美国的对比。财富分配前的基尼系数几乎一样，50,5%vs.50%。但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39% vs.28,9%，相差10%。

图中展示出德国2009年到2018年的社会（福利）开支。2018年达到9960亿欧元。除2009年以外，德国社会配额 （Sozialquote）都保持在30%以内。2018年占29,4%。社会配额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针对社会各种开支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美国肯定远远低于德国。

德国2011年的社会支出（社会福利）总额是7680亿欧元。它主要由社会福利费（Sozialbeitrag）和税收(Steuereinnahme)组成。其支出可以细分成12个领域（按照不同的统计模式，会有不一致的叫法）:

1. 医疗，2454亿欧元，占总支出32%。

2. 养老，2446亿欧元，占31,9%（养老费已经超过医疗费，今后还会迅速上涨）

3. 儿童补贴，776亿欧元，占10,1%

4. 残疾人补贴，578亿欧元，占7,5%

5. 死者家属，528以欧元，占6,9%

6. 失业金，342亿欧元，占4,5%

7. 住宅补贴，164亿欧元，占2,1%

8. 一般性生活支持，39亿欧元，占0,5%

9. 产假21亿欧元，占0,3%

10. 配偶20亿欧元，占0,3%

11. 其它开支23亿，占0,3%

12. 管理支出283亿，占3,7% 

2019年的总支出是10400亿欧元，首次突破亿万大关。

（注: 2019年官方数据连接

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PDF-Publikationen/a230-19-sozialbudget-2019.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这就是说，德国在2019年花了超过一万亿欧元（切记，这不都是政府自己拿的钱，一大部分是普通员工上缴的社会保险费，Sozialbeitrag。一旦出现财政缺口，再由政府补上）的社会支出才把基尼系数从50%降低到28,9%。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的社会配额之所以超过30%，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配额的参考数是GDP。在社会配额不变的情况下，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Konjunktureinbruch），社会配额比例便自动上调。反之亦然。即使2020年没发生疫情，社会配额今后也会超过30%。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老龄化。准确地说是养老和医疗。

联邦统计局2018年数据:医疗总开支高达3910亿欧元，占GDP11,7%，人均开支4712欧元。

四种常见疾病医疗费占总开支一半以上（根据2017年的数据），它们分别是:

1.心血管疾病，464亿欧元，13,7%。

2.精神和行为障碍，444亿，13,1%。

3.消化系统疾病，416亿。

4.肌肉骨骼疾病，342亿。

2015年医疗开支（3380亿欧元）:以性别与年龄分类。我们主要看年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医疗开支占了超过总数的一半以上。

如果把养老和老年人在医疗领域占的额度加一起，就占了总开销一半以上，即5000亿欧元。因此，更贴近现实地说，德国版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老年人。儿童补贴和教育补贴都是"小钱"。

毋庸置疑，它们今后占社会支出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其中有两个因素额外突出:

1

2028年到2030年是在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步入退休年龄的时间段。德国退休老人人数会急速上涨。原先就占最大版块开支的养老费也会迅速上升。

2

老年人数量越多，其医疗费也会跟着上涨（65岁以上的老人占德国医疗费用一半以上）。从今天的5000亿欧元上升到6000亿，甚至是7000亿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下一届德国联邦政府（2021到2025）所要应对的巨大挑战。这笔钱从哪里来？为解决此问题，以下方案有可能再次提上议程，例如:

1.出台新移民法，引进外来劳动力。

2.提高"富人税"，包括遗产税。德国每年有大约4000亿欧元被继承。

3.延长退休时间。数年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应该把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8岁或70岁。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德国人均寿命也在普遍提高。

4.将退休时间灵活化。

5.提高妇女就业率。

6.再次提高最低工资。

我想多说一下最低工资。

为什么最低工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跟普通工人今后的养老金高低有直接关联。

说得通俗一点，在没有最低工资法之前，上百万全职员工需要向政府申请补助（相伴随的是儿童贫困问题）。等他们退休后，只能在贫困线上下生活（随之而来的是老年贫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同一群人先后补贴两次:第一次补贴低收入。低收入群体只能拿到更低的退休金。政府又第二次补贴低养老金。

有了最低工资法，政府可以把部分双重补贴的成本转移给企业主。对于大型企业和"隐形冠军"而言，这些成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支付超过法定最低工资（不是全部），但对其它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最低工资的确会造成额外成本。立法者会顾及他们的利益，不能人为地降低他们的竞争力，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如果对企业实施低税收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下降。同时落实最低工资和低税收政策相等于拆了东墙补西墙，最终有可能会成为零和游戏（Nullsummenspiel）。

说到这，某些读者可能会问，作者到底想说啥？

其实，我想说的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1

当我们阅读这类新闻的时候，可以读出很多背后隐藏的信息。尤其在经济领域，单一指标都不能说明真实问题。财富越集中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更大，例如瑞典。政府有很多渠道缓解贫富差距。

2

高福利的发达国家贫困和低福利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是同一个概念。德国的社会支出每年高达一万亿欧元，但同时又存在儿童与老年人贫困。那么，德国到底是一个贫困国家还是赋予国家？在我看来，德国是一个存在"高水准贫困"的高福利富裕国家。

3

如何看待社会公平，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不少德国人而言，CEO的年薪是普通员工一百倍就是不公平的，即便普通员工薪酬不是那么低。西德退休老人拿到比东德退休老人更多的退休金就是不公平的。男性赚的比女性更多就是不公平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是不公平的等等。

4

（德国）人强调不能只为了活着（工作）而活着，而是要活得有尊严。何为尊严，可以从《基本法》（Grundgesetz）获得部分解释，比方说各种形式的自由。《社会法典》（Sozialgesetzbuch）也作出了部分阐释，比如一名失业者或一家四口每月最少能获得多少救济（包括住房补贴、儿童补贴、"零花钱"）。政府的救济额度也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由很多小版块组成。比如饮食、交通、生活必需品和文化等。

5

在今年的大选中（或下一届新政府），关于最低工资、贫富差距、"富人税"、儿童与老年贫困、引进外来劳工者、养老与退休金等议题有可能再次提上议程。总之，下一届政府会做出比较大的动作。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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