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医生再不用卖女儿来赔偿病人了,但中国式医患矛盾依然难解
作者|李夏恩 费知 编辑|大雄
在榆林产妇坠亡事件中,有些网友认为家属太愚昧了,还活在大清。负责任地讲,医疗事故要是放在大清朝,惨的是医方,治疗失败的话,要拿女儿来还债的。。
“专家调查组一致认为该产妇死亡与医院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昨晚,陕西省榆林市卫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为撕扯了整周的产妇坠亡事件下定了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
1、产妇入院诊断明确、产前告知手续完善、诊疗措施合理、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要求;
2、此次产妇跳楼事件,暴露出医院相关工作人员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不强,监护不到位等问题。
但是,产妇入院至坠亡的数十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提议、谁拒绝了剖宫产,又由谁应为两条生命的消逝负主要责任?调查结果并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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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放出监控录像,产妇有下跪举动,但家属声称,产妇不是下跪,而是因疼痛下蹲。
在这场撕扯所有人情绪的罗生门中,始终伴随着的是医生和家属各执一词,指责对方为一己私利而残害生命,以及分别挺医院和站家属的舆论。
和任何一出撕得不可开交的医疗纠纷一样,医院和家属不断搜集并列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这场纷争的本质——医患矛盾,只不过以一种更为文明、体面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不妨重温这些年里,那些并不文明的医患纠纷吧。
2015年,齐齐哈尔北钢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患者在治疗后得了“空鼻症”,每吸一口气,都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不堪忍受病痛的他持钝器袭击医生,后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一名35岁产妇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女婴仅40分钟后,女婴死亡,数小时后,产妇也因产后大出血过世。次日,产妇家属在医院设起灵堂,医院秩序大乱,所有门诊被迫停诊;
2009年,北大第一医院一名患者与家属多次向医生提出“希望”自己患有肾病,以进行工伤理赔,屡遭拒绝后,患者母亲持十几厘米长的水果刀对医生连刺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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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多医患矛盾,本不至于发展到这一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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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内,一患者突然起身追打医生。
近十年里,医患矛盾成了个“月经”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或文明或暴力的纠纷备受热议,医患之间的信任感被损耗得脆弱不堪。恐怕再也找不像医患矛盾这样颇具站队性的社会事件,让感同身受的每个人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
医患矛盾并不是当今中国特有的,数百年前的古人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孕妇死产房,医家卖女来赔偿
榆林孕妇跳楼事件发生后,部分网友指责,家属是“繁殖癌”,保小不保大,还活在大清。负责任地讲,这事要放在大清朝,惨的是医方,治疗失败的话,要拿女儿来还债的。
那时江阴有个叫周宝珊的妇科医生,在当地首屈一指,行医有二三十年之久,号称“妇科圣手”,靠着妇女患者们的辗转推荐,名声水涨船高。名声带来财富,他出门时乘坐二人抬的轿子,用四个轿夫,在路人看来好不威风。
就在行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厄运倏然降临。先是东边张家的一个媳妇,因为产后患病,始终相信周医生的高超医术,从未再请过他人,最后竟然被治死。不依不饶的张家跑来吵闹,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周医生想了个招——“人命债,人肉还”,将自己女儿赔给张家,当生子工具,对方同意了这个条件,方才停止吵闹。
仅仅两个月后,周医生再次失手,西面李大郎家儿媳妇怀胎四月,周医生却使用了打胎药,导致孕妇落胎,血崩身亡。李家虽然极其穷苦,却是人丁众多。数十个杀气腾腾的精壮小伙手持棍棒,到周家砸门而入,叫嚷着杀人偿命,周医生唯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将自己仅剩的另一个女儿拿出来赔罪。
两个月后,敲门声再一次响起,门外那一边传来:“今有周小三娘子生产不下,要请先生去看!”惊慌失措的周医生赶忙对家里唯一的女性——妻子说道:“不好了,这混蛋又想到你了,快去回他,说不在家,不要开门!”为了防止老婆成为第三个牺牲品,天一亮夫妻俩落荒而逃。
这则故事出处于晚清小说《医界镜》,作者郁闻尧本身就是医界中人,这部小说也多取材于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医林时事,甚至因为内容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太容易对号入座,一度被同行抗议要求毁版停刊。
当时医患关系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双方互不信任,或明或暗地认同一个“常识”:十个医生,九个是庸医。
打人有理?“庸医”遍天下
在一位现代作家的回忆中,父祖辈行医济世的诊所,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神仙洞府。那些盛放在瓷瓶里的药剂丸散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宝葫芦,里面藏着神仙用来救人的仙药”。
他的祖父仍然保持着老派作风:“遥想祖父坐在诊案前面对病人时的形象,气色平和,言语温润,确乎有醇儒的品格”。镇上的乡民也对这位医生“有着相当的尊敬”,恭敬地喊他一声“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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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杭州一家医馆,小患者跟老中医互相鞠躬。
这篇文学化的描绘,很容易给现代大城市的人,留有一种脉脉温情之感。
对不起,这只是后人的附会想象。只要看看当时人所写的笔记小说,里面大多数是骂庸医误诊杀人的。
《医界镜》的主人公秀才贝仲英,当医生是因为考不中科举,家里又穷。粗略读了几本医书后,便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出诊行医。
《觚剩》续编里的林茂成为医生的原因,是沉溺赌博而荡尽家产、身无一钱。有次他在城外拉屎时,看见一支“色白肥大”的蘑菇,当成仙草给人治病,瞎猫碰上死耗子,药草见效了,还屡试不爽,于是扬名立万。
《埋忧集》的吴医生也是因为失业无助,才走街串巷当起了游医,同样也是因为饭后散步时发现一个超大蘑菇,居为奇药,成为“名医”。
这样半路出家的“名医”俯首皆是,病人也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妇人吴氏偶发寒热,请来的医生说是暑症,于是便按暑症给她治疗,但一直没治好,只好换一个,又说是湿症,四五个月里一共请了不下五个医生诊断出六七种病症,但吴氏的病情却愈发厉害,四肢渐肿,腹部渐大,衣服都裹不住。
最后请来的医生断定是水肿,还斥责前面的医生都是庸医,在治疗了一个月后,吴氏开始腹痛,于是这位医生又说是痧症。直到当天晚上,真正的病因才浮出水面——吴氏生了个大胖小子。
庸医最大的本领就是把病人的生死演绎成一场闹剧,清代民间有谚“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死病没药医”,劝病家趁早认命。
但对痛失家人的患者亲属来说,“生死有命”不是庸医开脱责任的挡箭牌。有个叫董含的书生就遭遇了一个名叫徐元植的庸医,他的妻子本来已经有所好转,但徐突然不请自来,夸口说“一剂可立愈也”。结果一服药下去,董妻一命呜呼,徐庸医也溜之大吉。
董含咬牙切齿,但一介书生又做不出狠事,只好写文章,诅咒这些庸医:“缪种流传,不特无效,屡至杀人,即律以故杀之罪亦宜”。总之,要以故意杀人罪办理,但是,大清律却不按常理出牌。
医闹戏码斗智斗勇
李秀玉是个庸医,庸劣的医术导致二个患者先后殒命,四川总督审讯之后,做出判决:“赔银子,从重杖打一百,枷号示众三个月”。李秀玉是收录在《刑案汇览》中“庸医杀伤人”条目中的十则案例之一。
这部书在清代是各地官员标配的判案手册,法律权威性没的说,李案的判决当作典型案例推广至全国。实际上,在全书收录的案例中,李秀玉的判决还算是最重的,其他的案例则大多数是“杖打一百”了事,而且杖刑还可以交银子收赎,等于是花钱了事。
官员放纵庸医杀人,并非是因为他们有意袒护,或收受贿赂,而是法律就这么规定。
《大清律例》中对“庸医杀伤人”有专条规定,分为无意犯罪和故意犯罪两种情况,前者相当于过失杀伤,吊销行医资格;而后者情况则是医生能够治病,但故意加重病情勒索财物,或是“挟私仇害”杀人,那就应当按照盗窃或者故意杀人罪来惩处。
这条法律看上去公平,但问题在于,故不故意只有专业人士心里清楚,审案子的法官不懂医学知识,只能依靠别的医生来进行检查,但其他医生出于维护本行业利益的心理,按照“过失杀人”的说法呈报,不得罪同行;再做些手脚,足以让这条看似公正的法律变得有名无实。
在明清那会,“法不责医”几乎是一条潜规则,那病人家属怎么办呢,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能动手就尽量别吵吵,直接干架。官方《刑案汇览》中只有寥寥十条庸医杀人的判例,而在笔记小说中类似故事却车载斗量。
明末冯梦龙编纂的笑话集《笑府》里,愤怒的家属将弄死人的庸医绑了起来,直到半夜,庸医才自己解绑,游过河水逃脱,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脉决,气喘吁吁地告诫:“儿子,学什么把脉,还是先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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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为了防止“医闹”,请来格斗专家,教授以色列防身术。
有的病家与医生之间斗智斗勇,可谓好戏连连。
顾东生是一位有五十年“医龄”的“妇科圣手”,却误把患了胎气不安的黄家儿媳诊断为腹中痞块,结果导致血胎滑落,母子双亡。全家正陷于悲痛之中,黄家老翁急中生智,想出一条“报仇又生财”的两全之计。
他让全家停止恸哭,对外宣称儿媳已经病退,再去请顾医生来复诊,答谢厚礼。同时埋伏了三四壮健妇人守在门口,医生一进门,黄翁便把大门一关,令人守住,然后端出那个“血淋淋的一个半成人形的胎盘”,把七十岁的顾老吓得半死。
为了防止逃脱,黄翁把医生的辫子和自己的辫子扭结在一起,然后让儿子捧着血胎一起告上官衙。见到了血胎的县太爷怒不可遏,掷下签子就要打二百大板,顾医生跪下苦苦哀求认罚,当堂开具了一千元银号汇票,还给黄家儿媳出殡当了“老孝子”。
大清官员对西医很困惑
为啥有奇怪的棒子插我嘴里
19世纪英国人麦高温(John MacGowan)来华传教,看到行医景象吓呆了:“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他将中国医生称为“聪明的流氓”。
在对传统中国医生的不信任上,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民众可以达成一致。但两者的出发点全然不同,西医质疑中医的专业技能,不合乎现代科学;但老百姓认为,医生就是医生,哪管你中西。
美国医生胡美(Edward H Hume)在长沙办了个医院,闹出不少矛盾。某日,地方官到他的诊所来看病,当胡美按照西医检查方式,把体温计放进他的嘴里时,地方官起身吼道,为何不按右手脉搏,而把一根奇怪棒子插进他嘴里。
一名重病妇女被推进西医手术室,竟然挣脱皮带跳下床去,冲到走廊里高声尖叫:“我就知道我一送到洋鬼子医院里就活不了,一帮哭丧的围着我,要把我送到坟地里去。”因为西洋医生的白色手术服和中国的披麻戴孝的袍子是一个颜色。
最令胡美沮丧的是,当他本着医者博爱精神想要收治一名感染大叶肺炎的男孩时,医院打工的当地苦力竟然跪在他面前,请求把男孩送出医院,胡美的中文老师刘先生解释道,“如果男孩死在我们新医院里,这个城市全体百姓都会造你的反,他们也许会袭击医院并摧毁它。”胡美最终只能听从建议。
医患矛盾真的无解么?
可见,中国百姓对误人庸医的暴力已经成为了一种悠久的传统,自打西医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自然也分享这一传统,甚至变本加厉。
实际上,医患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表面上看是因为医患沟通不畅、互相提防,本质在于制度导致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毕竟是一个需要经过5-8年系统学习的专业技术,医生天然掌握诊断和治疗的信息优势和技术堡垒。相比之下,依靠经验和网络资料搜集患者自然处于信息劣势,他们没有能力对诊疗过程提出意见,只能通过治疗结果判断是否被医生和医院“坑”了。如果治疗结果不符合预期,在不信任医生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矛盾。
而那些诉诸法律或纠纷调解机构的患者,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在中国,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与医院都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调查过程相对封闭,如果鉴定结果对患者不利,即便再客观公正,也会被认为是“互相勾结包庇,关键证据肯定毁尸灭迹了”。
既然正常渠道都充满疑虑,患者只能靠“闹”来讨说法。在一系列亲属和职业医闹抢尸、堵门、静坐、示威,甚至打砸医院、暴力伤医等行为面前,吵架或许已是最为文明的做法,这些都进一步消耗着医患间的信任。
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和医疗体制改革缓慢,医生收入低、压力大,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加上不少医生早就习惯于将患者置于一个被动接受的位置,忽视了病人或焦虑或无措的心理感受,同样大大增加了医患矛盾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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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重庆市儿童医院遭到病人家属冲击,医生拉横幅抗议。
那么,医患矛盾真的无解吗?
未必。
我的一位朋友,是医院里看看头疼脑热那种最普通的患者,目前正在北京一家全国闻名的三甲医院做“模拟病人”。她的任务是用精湛的演技假装病人,帮助那些尚未走上岗位的医学生,改掉跟病人沟通时的坏毛病,成为医术精湛且懂得关怀病人的好医生。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愿意参与其中,为医患关系破冰。
回到榆林产妇坠亡事件,有网友曾做出这样的判断:产妇初入院时,医院怀疑巨大儿,担心产妇顺产会有难产危险,便建议剖宫产,而家属却认为顺产并非不可以。拖延数小时后,面对疼痛难忍的产妇,家属同意剖宫产,但产妇的情况已经不适宜剖宫,医院要求顺产……
如果能有效沟通,也不至于两度错过最佳决策期,两条生命也不会凄惨地葬送了。
而在很多人以为非黑即白的此次事件中,或许并没有人在撒谎。
医患矛盾中究竟站医生还是挺患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医疗行为中,医患双方的利益是天然相连的,彼此的互不信任,既伤害了医生,也伤害了患者,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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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彭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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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同学会:已经移民的漂亮女同学,不知道自己年轻时曾那么潇洒
日本爸妈列了12条不嫁中国人的理由,身无分文的我如何把她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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