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凌飞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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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凌飞访谈

Original 马小呆阮义忠摄影中心 2021-02-13

对于中国摄影师而言，西藏可谓是一片圣地。

吕楠、杨延康等摄影家都曾长久面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与自然，并留下经典、隽永的作品。而即使对普通人来说，这片充满异域文化氛围的高原，也饱含着神秘的吸引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形态变革的范围一步步扩大，西藏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甚至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这些变与不变的东西，被摄影师凌飞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记录者，只要他是在用心观看。

本组作品曾获得第一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第三名。

采访 | 马小呆

△练习法舞的小僧人，阿坝，2014年

2016年怎么想到参加“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以下简称“阮奖”）的？

在差不多十年前，就看到了阮老师的《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算是有启蒙作用的。另外，那时候这组《藏地影像》已经拍了8年，正处在阶段性整理时期，就正好赶上投稿了。

你拿到了第一届“阮奖”的第三名，虽然成绩已经很好了，但似乎是没有奖金的，会有遗憾吗？

对创作来说，没有任何遗憾，因为拍照这件事情，是由内心驱动的，这些经历和照片就是最好的回报。当然目前作为自由摄影师，肯定还是希望能有资金支持我的创作。不过今年的第二届“阮奖”就有所改变，前三名都有奖金。

△高原上的篮球赛，甘南，2009年

△上山修行的僧人，甘孜，2008年

得奖以后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在得奖之前，可能没有多少人看过这部作品，之后通过网络的推送以及后续在北京、南京、长沙、厦门等地巡回展，让更多人了解到这部作品，所以我非常感谢“阮奖”。

在创作方面会有影响吗？

就创作本身来说，对拍什么、怎么拍，或者影像上的把控等影响不大，因为我已经拍了很多年。由于“阮奖”的机会有幸认识了吕楠老师，这两年拜访过他两次。

吕楠老师通常会说一些哲学、历史以及社会的话题。听完这些对我也很有启发。作为一个好的摄影师，当拍摄到一定程度以后，关注的就不光是摄影上的东西了。

对，摄影是观看的艺术，如果想要拍出深层次的东西，首先得能看得到。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见，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给牛喂盐的僧人，甘孜，2008年

△被放生的羊，甘孜，2013年

阮义忠的书很早就对你产生了影响，那么对于“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中的人文，也是阮义忠提到的：“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你是怎么看待的？

人文就是重视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的文化，人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关怀上。现在我们的世界还远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正视。只有抱着一颗善良、真诚、关怀的心去拍摄，作品才会打动人，才会更有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文并不是说一切以人为中心，这里边还要体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对这个世界能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算是人文的范畴。

刚才说到投稿时这组作品正在进行阶段性整理，目前拍完了吗？

没有，去年我停止了之前的日常工作，又去藏区好好拍了一年，准备做一个更完整的总结，希望能有机会出一本画册。但《藏地影像》是一个长期项目，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去拍。

去年的拍摄又补充了哪些内容？

主要是到一些去过多次、比较有感情的地方，又重新走了一遍，拜访了一些朋友。这几年藏区变化非常大，这次主要想拍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村口的孩子，甘南，2009年

△雪中的牧民，藏北，2010年

在你的拍摄中，“藏区的变化”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看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除了外在的变化——城市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人们精神状态上的变化。比如现在藏区的年轻人也会受到流行文化、物质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候也会使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发生一些偏差。

这些你也会记录下来吗？

如果引起了我的思考，我都会拍下来。但它可能是一个静态的，而不是事件性的。我不希望只是记录一个事件，我更希望立足于生活细节，并最终能从精神层面反映出来。

你每次去藏区拍摄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会有详细的计划，还是游走式的？

会事先制定一个大概的线路，走访一些熟悉的家庭。因为已经拍了那么多年，哪些地方我喜欢，就会更主动地去拍。

什么样的画面会吸引你去拍摄呢？

这个很难用语言来说。我觉得这是由每个人的感受力决定的，它来自一个人的经历、阅读的书籍、受到的教育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当看到那个画面，就会很自然地按下快门。

可以结合具体照片讲一讲，比如我对这张小和尚跳起来的照片就很好奇。

这幅照片是很偶然的。在四川阿坝，一些小僧人在排练法舞，在他们休息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在旁边玩——跳起来去够那个墙头。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动作已经超出玩耍的意义了，跟宗教、跟信仰有说不清的联系。

△阿坝，2015年

还有这幅照片，是在玉树地震后三个月拍的。这是一个受灾的寺庙，周围都倒塌了，只有一尊佛像孤零零地立着，当地人用一块布把佛像的脸给蒙了起来。

△地震后的玉树，玉树，2010年

是人去蒙起来的？

对，可能是不想让它看到眼前的这个场景，这时一个小孩从这里走过，我觉得这个画面完全代表了我当时对玉树地震的感受。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有一个老妇人在这里转经，累了就坐到我旁边休息，跟我讲她的老伴在地震中死了，现在玉树就剩她一个人，她每天能做的就是到这儿来转经。

她说话的时候脸上非常平和，没有想象中的悲痛欲绝。在平和之中，我看到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坚韧和力量——就是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信仰的人会用他们的方式给予解答。虽然藏区的很多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命哲学和生存理论，我觉得这个正好是当下都市生活、商业社会里十分缺失的。

宗教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对当代都市社会里的人来说，这块大部分是缺失的。很多人被卷入到社会里，迷失了自我，既在受到伤害，也在伤害别人。

许多摄影家都拍摄过藏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看视角，你的是什么呢？

在拍照的时候，摄影师是把自己投射到照片里面的，不同的人生阅历都会体现在作品里，所以拍出来的东西也会不同。我这组作品主要是立足于生活的细节，希望能够记录藏族族群当下的精神状态。

△雪中读经的小僧人，甘孜，2013年

△拾青稞，藏北，2010年

这应该也是作品的中心思想吧。

是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记录一些生活中能够打动我的景象，它们是单张成立的。但后来把选出的几十张图片放在一起总结的时候，我发现它们是有一个框架的，这个框架就是生活本身。生活中能体现出来的东西，比你想要表现的东西多得多。

所以这个框架就自然成立了。

对，自然就成立了。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哲学上的思考、对生命和世界的思考，但这些都通过生活自己体现出来了。在内涵丰富的现实面前，让对象自己说话是最重要的。法国作家、哲学家鲍德里亚说过：“你认为你只是因为喜欢某个景色而把它拍摄了下来。可是，希望被拍摄成照片的其实是这个景色自己。这个景色在表演，而你只不过是配角而已”。

说得好，就像日本摄影理论家中平卓马说：“只有在对世界萌生作为接受体的意愿，愿意接受事物的原有样貌，接受充满事物反射回来的敌意视线时，才能让摄影家按下快门。”接受世界投向我们的眼光——摄影师其实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尤其是对一个项目拍摄过多年的摄影师来说，一定会对这些话感同身受。

△僧人与鸽子，甘孜，2013年

△地震后的玉树公墓，玉树，2010年

使用宽幅相机是你作品很重要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偶然。当时从朋友那收了一台二手的宽幅相机，去藏区旅行的时候就带着拍了一些，之后出了几张片子还比较满意，我就有意识地再去用它多拍一些。直到积累了一定量的照片以后，我才决定完全使用宽幅相机去完成这组作品。生活在藏区的人与他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希望人能和环境有一个呼应。宽幅相机能更好地表达这种人与环境的关系，体现人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那有没有不足之处？有没有遇到什么场面，不太适合用宽幅呈现？

有。当时拍了一些照片之后，我觉得还可以，自己也挺适合这样的视角。但实际上当真正只用这个画幅去拍作品的时候，我才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有很多场景并不适合，会损失一些信息。

说到宽幅，很容易让人想到寇德卡的《墙》《混沌》，可以谈谈你对他的宽幅照片的感受吗？

我拍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去看寇德卡的作品，那些都是后来看到的，也很喜欢。寇德卡对宽幅这种摄影语言做了极大的探索，有很强的提炼性。

△盖房子，甘孜，2013年

△看望牧民的活佛，青海，2010年

这组照片为什么不用彩色？选择丢掉色彩信息，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内容的一种纯粹性，我希望人们更多关注内容。在藏区拍摄的彩色照片，表现力当然非常强，但面对我希望传达的东西，只能有所取舍。

在这组40幅的照片中，甘孜的照片占到了一半（21幅），为什么在这里拍得最多？

客观上，甘孜离我近一些，交通更方便；主观上，可能那里触动我的东西比较多吧。

为什么？它跟别的藏区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甘孜是信仰保存相对完整的一个地方，那里有著名的藏传佛学院，规模最大的修行地，以及众多的修行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那里的生活还处于一个比较纯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