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成为重新认识“经济地理”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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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灿飞：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环境经济地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开始影响全球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工业化通过工业活动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城市和区域环境施加压力（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 Levinson, 2007）。城市化通过城镇人口增长导致污染，排放量增加，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利用量的增长。全球化改变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环境影响尺度。国际贸易使得生产与消费在地理空间上实现分离，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压力，可以通过生产部门的转移和贸易得以减轻。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因此改变了经济活动和环境问题交互的空间尺度。然而，世界经济活动依然被粘附在少数的区域（Porter，2011），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改变。经济活动通过区位的竞争形成相应的经济活动组织空间（Karlson，1985；Porter，1994；Smithies，1941），也随着全球化而逐渐扩大，伴随其中的资源要素与环境污染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在经济活动产生环境影响的同时，环境要素和环境问题也开始成为重塑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全球尺度，随着全球化力量的深入，由于环境规制标准的差异，污染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造成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产业的聚集地，成为“污染避难所”（Walter and Ugelow，1979）。在承接地的地方力量作用下，地方政府需要在全球竞争中争取一席，以降低环境标准为代价的比较优势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筹码，“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开始成为全球力量地方化的重要体现（Cox and Mair，1988）。环境污染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污染源所在地（Hatzipanayotou，2002），尤其是环境污染物的扩散范围与行政区划并不一致。在“逐底竞争”背景下，将污染产业布置在边界地区，获得搭便车效应，达到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污染量的最优均衡。在微观尺度上，环境规制政策逐渐普遍化和规范化，环境成本逐渐成为企业考虑的因素，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及其空间动态。在城市-产业层面，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地理格局尤其是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形成，成为经济地理学中区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环境问题受到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共同关注，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分别发展形成了空间环境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地理学。前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审视环境经济学，将空间作为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载体，研究经济活动在空间中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理（Siebert，1985；Deacon et al.，1998）。后者主要采用经济地理学中的理论、方法与模型，强调环境要素，包括资源环境要素、环境管制，以及环境污染等对经济活动的共同作用。经济学家试图将环境污染引入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中，讨论在考虑当地环境污染时克鲁格曼模型中聚集的稳定均衡，通过模型定量分析环境污染和环境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影响（Quaas and Lange，2004；Van Marrewijk，2005；Lange and Quaas，2007；Rauscher，2009），认为环境污染会引起离心力，减缓聚集趋势；当环境污染的危害较大时，经济空间会形成追逐-逃离的模式。由此可见，引入环境污染将打破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均衡状态，形成新的稳定的均衡空间结构。而经济地理学者尝试从文化、制度出发，将演化制度主义（Hayter，2008）、生态现代化和管制理论（Gibbs，2006）、地理信息系统（Brereton et al., 2008）、创新地理学（Costantini et al., 2011）等研究理论应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应运而生的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关注的热点。政府开始通过环境规制调整区域污染企业的进入门槛，公众开始抵制污染企业的进入。消费者也开始“用脚投票”来保护环境，弃购污染产品，选择环境友好的产品。在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多方面的压力下，企业需要将这些压力转变为环境成本信息，并做出相应的环境行为响应，通过清洁生产、绿色产品研发、推行ISO14000、环境审核、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等增加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以及减少污染物排放，生产对环境友好、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以期达到提高市场的竞争力，促使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思维为理解环境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和思维方式。但环境经济地理并非现有经济地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直到2004年，在科隆大学会议上才明确提出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概念；随后，2006年于康涅狄格大学举行科隆会议后续系列会议，以及2007年美国地理学学会年会上的一系列文章不断完善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Affolderbach et al.，2007；Hanink et al.，2006）。虽然经历了两次学术会议的集中讨论，环境经济地理仍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注。目前，环境问题被作为经济地理学领域边缘性研究主题之一，环境经济地理从兴起到发展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经济地理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本身也源于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割裂分离（Bridge，2008；Soyez and Schulz，2008）。经济地理以研究人地关系为主，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环境作为资源要素投入或者区位要素的重要条件，但这可以作为经济地理学者参与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经济地理学的文化、制度转向、演化经济地理等方向与环境问题的结合仍然有限。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经济地理学者更容易从制度角度入手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同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中国企业竞争力源于低成本，对于污染企业，充分利用各类宽松的环境政策能够显著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对于各级政府，在财政和环境的双分权的背景下，中国各区域的环境规制及其执行还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障碍。一些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阶段，环境部门执行规制政策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激励都很不足，遭到各级政府来自发展经济的压力，甚至出现以降低环境标准吸引投资，限制了环境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一方面，经济改革为环境改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制度性障碍不利于环境政策发挥作用。转型制度环境下，产业发展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显然是个重要的实证问题，需要系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才能厘清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机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企业动态及其效应研究”（编号414250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工业地理格局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编号41271130）的支持下，本着深入理解转型期间中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目标，本书（《环境经济地理研究》，贺灿飞 周沂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1）系统地研究了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企业空间动态及产业演化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产业演化过程的影响。
▲ 转型期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分析框架
本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为环境经济地理之理论基础，从全国、城市、产业和企业的多尺度、多视角，检验经济转型、环境规制和集聚效应等对城市环境质量、污染产业演化与污染企业动态等影响。第二篇为经济活动之环境效应，基于经济转型与环境规制等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经济活动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第三篇为经济活动之环境干预。基于经济转型背景，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等对污染型产业、污染型企业的地理区位、企业动态和生产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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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由十三章构成。
第一章在经济地理的视角下，提出全球和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问题的开放性、公共性和空间性使得环境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而经济地理综合思维的视角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环境问题的两大重要驱动力，而全球化改变了经济活动和环境问题交互的空间尺度。面对环境问题时，经济活动做出空间结构调整以及通过区域环境政策做出响应。而在中国的经济分权和环境管理分权的双重分权体制下，跨界污染、转移环境外部性的产业组织行为，也是经济活动面临环境规制的响应。
第二章综述了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进展。本章首先回顾了环境经济地理兴起的历程、意义以及面临的挑战，然后从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和环境问题的经济活动的响应两大研究主题出发，选择环境经济地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综合其他领域对相关热点问题的研究概括，并利用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和视角，论述经济地理学在该研究问题上的研究进展。目前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具有碎片化和多视角的特点（Bridge，2008），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明确聚焦的研究对象。但经济地理的综合思维在环境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不容置疑，值得经济地理学者更加深入和持续的关注。
第三章建立本书的研究理论框架，强调经济转型造成了环境政策制度的差异和不稳定性，显著影响中国城市与区域环境。从不同尺度、不同研究对象出发，构建了转型期我国产业发展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问题对产业、区域经济发展干预的研究框架。
第四章利用城市层面工业SO2和烟尘排放数据，探究市场化、全球化以及分权化三种力量对中国城市工业污染排放格局及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大气污染集中于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中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四川盆地，以及珠三角的部分城市中；市场化、全球化，以及区域分权对城市大气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市场化与区域分权恶化了城市大气环境，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第五章基于2001~2011年每日API数据，探讨环境规制的执行能力、执行压力，以及执行阻力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执行能力较强的城市，可通过促进环境规制的执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环境规制执行阻力较强的城市，国有企业的“议价能力”及其与政府间“关系”对污染减排的阻力，不利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提升；而来自上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压力，并没有显著改善我国城市空气质量。
第六章研究产业转移及其环境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正在经历较为剧烈的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的梯度特征明显。产业转移主要从最发达地区转出，向周边沿海以及中部地区转移。产业增长带来的环境效应多集中在沿海产业总量较大的发达地区，而各省份产业结构变化对污染增长的贡献各不相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促使污染生产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重新分配。与产业转移特征相同，污染转移也呈现出梯度转移特征，不同产业污染转移的模式不同。
第七章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着剧烈的空间结构调整，上海、广东、浙江和北京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不同污染产业的转移的模式不同，造纸等较为轻型的产业主要向内陆地区转移，而基础化学原料等则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相较于资源要素的可得性，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而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区位具有倒“U”形关系。
第八章研究在财政和环境管理双重分权的背景下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本章构建了一个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对比集聚效应和边界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污染型企业选择区位时，更加重视集聚经济，而远离边界地区，说明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发展经济依然是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对环境议题的重视程度仍不足。相比环境污染，集聚效应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仍有很强的解释力。
第九章利用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以污染源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的地理分布特征，试图探究企业是否存在以邻为壑的空间选址行为。研究发现，为避免对中心城区的污染，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具有明显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的布局特点；同时，污染排放较大的企业也有远离特区分布的特点。废水污染企业更多的选择靠近城市主要外流河（跨界界河）分布，使得跨界流域的公共资源面临“公地悲剧”的威胁。企业属性对于其区位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不同排污类型的污染企业所受到的影响不同。
第十章基于访谈调研资料，研究污染型企业的迁移意愿。研究发现污染企业迁移受到环境规制、产业联系和政府博弈三个外部和企业内部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环境成本，导致企业迁移意愿增大。但企业还可能由于产业联系、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以及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不迁移。污染企业迁移意愿与企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大企业迁移的动力小，倾向于就地改造升级；小企业迁移的阻力大，多消极应对或等待关闭；而中等规模企业的迁移意愿更强烈，更倾向于迁移到欠发达地区，以规避环境规制、争取更多的博弈收益。
第十一章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空间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企业动态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进入和增长，但对企业退出影响并不显著。区域的转型背景对污染企业动态的影响也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全球化和分权化不利于污染企业的进入和增长，而市场化将促进污染企业进入。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将通过环境规制抑制污染企业的进入，地方力量也将通过环境规制抑制企业增长。全球化和分权化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反而较少，但这两股力量将通过环境规制促使大量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化越好的地区通过市场竞争将迫使大量污染企业退出。环境规制在东中西部的影响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市场化力量作用上。
第十二章利用2007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探讨废水和废气污染企业的环境污染与治理行为。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经营时间，以及行业类别对于企业的污染排放与治理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废水污染企业规模越大，污染排放越小，污染治理费和达标率较高，环境行为更为友好。废气污染企业规模越大，污染排放量和排放率均越大。外资企业污染排放量和排放率都相对较低，污染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排放达标率也相对较高，其企业环境行为更为友好。企业在城市经营时间越长，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污染排放权，污染排放量和排放率越大。
第十三章研究了环境规制空间差异及其空间相关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表明过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企业生产率增长；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也能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环境规制对效率高的企业更具有促进作用，而对效率低的企业影响不显著；不同地理区位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同，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强。
▋ 在理论上，本书建立了经济转型制度、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建立了污染型企业区位的理论模型，对比集聚效应与边界效应的重要性；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企业空间动态及其地理格局的演变的影响。本书实证研究的理论依据还包括环境库兹列茨曲线、生态倾销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和成本假说及环境外部性等。
▋ 本书研究发现，转型经济制度是解读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视角，区域分权不利于环境保护，而参与全球化则改善环境质量。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环境规制的执行能力和阻力显然构成了环境污染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然而制度背景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经济转型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创造了制度环境，加上环境规制等制度的差异，其显著的影响污染产业污染排放与治理行为，从而影响区域环境质量；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为产业的演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其本身将会影响污染企业的地理空间分布，从而改变区域产业演化的环境效应。同时，其影响也取决于企业特性、产业和区域特征等。
▋ 近年来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产业演化等课题，研究对象和尺度也更加微观，本书也实证验证了在转型背景下，污染型企业区位、动态及影响机制，以及污染型产业的地理格局演化，为经济地理学企业和产业动态研究提供实证解释，也为研究环境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本书由作者及其研究生团队共同完成。博士研究生周沂参与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及第十二章的编写；博士研究生黄志基参与了第十三章的编写；硕士研究生杨昕、刘颖和杨帆分别参与了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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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贺灿飞，周沂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1）一书“前言”，略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图片来源于本书正文。
ISBN 978-7-03-049242-5
责任编辑：杨帅英 李静
本着深入理解转型期中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在总结全球和中国环境问题基础上，从经济地理视角系统梳理了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本书构建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对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影响的理论框架，强调经济转型制度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效应的影响。结合演绎方法和逻辑实证主义思路，本书从全国、城市、产业和企业的多尺度多视角出发，深入探究了转型经济制度、环境规制等对环境污染排放效应，通过建立污染型企业区位的理论模型，研究了“环境”对企业区位、环境行为、企业空间动态及其地理格局演变的影响。本书研究表明，转型经济制度是解读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视角；而“环境”也开始超越区位中的资源禀赋等属性，展示其中所隐含的成本、权力、福利等系列属性，成为重塑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重要力量。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成为重新认识“经济地理”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 | 中国经济社会 | 海洋经济地理 | 制度经济地理学 | 经济地理学 | 现代农业和乡村地理丛书 | 创新集群 | 城市化 | 城市群新论 | 北大地理科学 | 地理优秀图书奖 | …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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