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飛：論史念海先生對藩鎮研究的學術貢獻

論史念海先生對藩鎮研究的學術貢獻

——兼論“藩鎮時代”研究的歷史地理視角

胡耀飛

前  言

史念海（1912-2001）先生是知名的歷史地理學大家，其在歷史地理學、中國古都學、歷史地理學術史、方志學等領域取得的成就，已經由其門下的弟子分別予以揭示，參見《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1]、《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2]、《想念史念海》[3]、《唐潮》第39期《紀念史念海教授誕辰一百週年特刊》[4]等書刊。2012年10月13-14日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的“河山之戀：史念海先生百年誕辰歷史學學術研討會”上，也有史先生親友、子弟的相關回憶，并出版了《河山之戀：史念海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5]、《史念海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學術論文集》[6]。當然，關於史先生的學術成就，僅看弟子們的回憶和追述也不夠，需要更直接地通過學習其著作才能獲得。特別因為史先生身處古都西安，對於涉及到唐史方面的歷史地理研究，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散見於《河山集》[7]、《方志芻議》[8]、《中國的運河》[9]、《唐代歷史地理研究》[10]等著作和大量相關論文[11]，近年又集中薈萃為煌煌七冊的《史念海全集》[12]。在本文中，筆者即試圖從中窺探史先生對於晚唐五代藩鎮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并擬討論“藩鎮時代”研究的歷史地理視角。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勢力急劇上升，一直持續到宋初平定北漢，這兩百多年時間，史家往往以“晚唐五代”、“唐末五代”、“晚唐五代宋初”、“唐宋之際”等用詞來稱呼。但上述幾個用詞僅僅從朝代入手，似乎還不足以明確揭示這一時代的重要特徵，即藩鎮的普遍設置。因此，筆者傾向於使用“藩鎮時代”這一名詞來稱呼這兩百多年的歷史。而作為這一時代主要特色的藩鎮，則早已經為學界所注意，其關注度近年來呈現出上升趨勢。[13]當然，在這種趨勢之下，重新關注藩鎮時代的研究史，特別是如何吸收並不以藩鎮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前輩學者關於藩鎮的看法和觀點，也亟待著手。史念海先生關於藩鎮的認識與研究，正是這樣一種重要的學術資源。[14]

一  史念海先生對藩鎮的研究貢獻

筆者將從三個方面來對史先生關於藩鎮的研究和認識進行整理：首先，史先生研究歷史地理，從地理志文獻出發，特別重視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其次，史先生根據對運河水道的關注，認識到運河在藩鎮時代的重要性；第三，以對交通的研究為主，散論史先生關於藩鎮時代的其他認識。

（一）李吉甫和《元和郡縣圖志》

史先生關於李吉甫及其《元和郡縣圖志》的研究，是他對藩鎮時代政治影響學術的觀察之一。在史先生與曹女史合撰的《方志芻議》中，收錄有《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15]一文。當然，與其說《元和郡縣圖志》是方志，不如說是地理總志來得更確切一些。作為關涉全國的地理總志，不僅僅局限於某一地的自然、人文地理，要涉及到全國範圍內的地理形勢之變遷，這就不得不聯繫到政治對地理的影響，進而反映在地理學書籍中。

史先生曾全面探討過有唐一代的歷史地理學，撰寫了《唐代的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一文，在其中討論了唐代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關係，認為：“唐代的地理學在後世看來，也就成了當時歷史地理學的一部分，至少也可以說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資料，也是論唐代歷史地理學所不應忽視的。”[16]《元和郡縣圖志》正是這樣一部著作，在當時看來是屬於地理學的著作，流傳到我們手中，則變成了歷史地理學文獻。加上唐代歷史地理學著作能夠流傳下來的非常少見，因此，《元和郡縣圖志》為史先生所著重關注，也就不奇怪了。當然，史先生更看重的是這部書當時的撰述目的及其反映的當時政治形勢。史先生說到：

李吉甫於憲宗元和年間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於相位。唐代自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德宗姑息養奸，益跋扈難制，憲宗有意削除，李吉甫亦嫉惡不懈，元和號稱中興，吉甫與有力焉。當時一些計謀構思，往往散見於《元和郡縣圖志》之中。[17]

可見，有一時代之背景，方才成一時代之學術。

關於《元和郡縣圖志》所蘊藏李吉甫的計謀構思，史先生在《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中分上、下篇來揭示：

上篇為《政治軍事方面的策略》，分“天寶和元和間的唐王朝”、“反對藩鎮割據的謀略”、“籌邊禦侮的經營”三部分，從正史材料中揭示了李吉甫在藩鎮時代的政治動向，也為下文的論述提供了一個時代背景。

下篇為《學術方面的貢獻》，分“承前啟後的地理學名著”、“實事求是重視客觀存在”、“重視對於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論述詳瞻包括廣泛”、“為封建王朝的政治服務”五部分。特別是最後兩部分，與藩鎮時代的特色緊密相關。

在“論述詳瞻包括廣泛”一節中，史先生首先指出《元和郡縣圖志》以唐代為主而兼顧歷代變遷的體例，突破了以往《禹貢》和《漢書·地理志》的手法。然後具體指出一些體例，比如記載人口時兼顧開元、元和戶數，從而能夠看出安史之亂對人口的影響。又指出李吉甫對各地貢賦的記載，能夠從中看出當時的物產、物候情況。另外，關於交通道路的記載史先生更指出《元和郡縣圖志》的“超邁前賢”[18]。

史先生先指出，《元和郡縣圖志》一書：

首先創始了八到的體例，而且還兼記載了各州所轄屬縣的所在方位和距州城的里數。書中記載每州幅員廣狹之後，接着就記載八到。八到中首先是至上都長安和東都洛陽的里數，再就是到鄰近各州的里數。道里十分明確，畸零之數也在記載之列。交通道路本是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也是關係到當時的戰略部署和戰役勝負的重要因素。正因為《元和郡縣圖志》在這方面有詳瞻完備的記載，使它更有價值。[19]

確實如此，八到和里程，不僅僅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根據具體勘察所得到的數據，不僅有利於對地圖的繪製[20]，更能在戰爭頻仍的藩鎮時代起到軍事參考作用。另外，史先生還指出《元和郡縣圖志》中對八到和里程的補充記載，包括從河中府到陝州要經過的白陘，陝州的太陽橋、京兆府的中渭橋，等等。

在“為封建王朝的政治服務”一節中，史先生在談完《元和郡縣圖志》按十道進行內容編排後，進一步指出：

這裏更應注意的，《元和郡縣圖志》這部書，雖按十道的區劃敘述，實際上論證的關鍵所在卻是按當時藩鎮防區。這不僅說明這部書不是一般行政區劃的地理著作，而是一部富有軍事意義的地理著作，也反映出吉甫的軍事思想。……全國都劃成軍事防區，《元和郡縣圖志》就明確記載了這樣的防區。這種論述體例，使讀者對藩鎮割據的局面可以一目了然。[21]

一個地方對於軍事的重要性，特別體現在交通方面，因此，史念海先生也特別注意李吉甫關於交通要道的意見，並且在李吉甫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自己的觀點。比如對宿州的論述，在《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一文中，史先生說到：“在運河經過的地方，埇橋最為衝要。這是唐朝所不能稍為疏忽的要地。為了控制埇橋，還特別設置了宿州。”[22]而史先生關於埇橋重要作用的看法，正是從閱讀《元和郡縣圖志》而來，史先生在談到李吉甫關於宿州的看法時，說：“他寫宿州，指出這裏‘南臨汴河，有埇橋，為舳艫之會，運漕所歷，防虞是資’。汴河本是溝通黃河流域和江淮流域的大動脈，是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他卻特意提出中央與藩鎮軍事上必爭的埇橋。控制埇橋，也就是控制汴河。唐朝政府所依賴的江淮漕運，關係到唐朝中央的安危，而江淮漕運的暢通與否，系於埇橋，所以他說‘防虞是資’。他對運河和軍事兩相關係，突出了運河的軍事作用。”[23]正是受到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啟發，史先生才特別在前文中提出埇橋“最為衝要”。

總之，史先生對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重要性之論述，主要是站在藩鎮時代的大背景之下，對身為朝廷重臣和地方大吏的李吉甫如何利用《元和郡縣圖志》來闡述其軍事觀點，做了一個詳細的抉發。從而突破了人們對於《元和郡縣圖志》僅僅是一部地理總志的看法。正如史先生所說，“元和年間，唐王朝和割據的藩鎮間矛盾已經十分深刻，而李吉甫反對繼續奉行姑息政策，這一點在《元和郡縣圖志》中隨處有所反映。從李吉甫所處的時代和他的身世、職掌等方面來說，這是必然的歸宿。”[24]我們後人更應在史先生基礎上，繼續從《元和郡縣圖志》中抉發李吉甫的軍事思想，以深刻揭示藩鎮時代的特色。而非視而不見，予以遺漏。[25]

（二）藩鎮時代與運河

在中國唐史學會的歷史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考察熱和九十年代的出書熱是那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也十分具有時代特色，如今已經不可再尋。然而，當時的學術活動給我們留下的遺產，卻還需要我們慢慢消化。1984年7月14日至8月25日，中國唐史學會、杭州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河南省歷史學會聯合組織的“唐宋運河考察隊”對唐宋運河的考察，正是這樣一個如今已經鮮為人知的學術史片段。在這次考察之後，中國唐史學會不僅兩次刊發了《唐宋運河考察記》[26]，還出版了《運河訪古》[27]以收錄考察隊員的相關論文，以及第一本隋唐運河專著[28]。這些當然是很重要的學術積累，但其在另一方面，卻也催生出了另一本更為全面的學術著作問世，即史念海先生《中國的運河》。

在《中國的運河》一書序言中，史先生說道：

《中國的運河》這部書本是我的舊作。建國初年，有些同志主張重印出版。當時別有任務，無暇從事修訂，因而就擱置起來。近年一些有關的著作，間或引用這本拙著中的論點，有的就利用這本拙著中的資料。這樣不以覆瓿相視，看來還有重印的必要。[29]

這裏說所的“近年一些有關的著作”，當指以《運河訪古》為代表的一系列有關唐宋運河的論著。特別是在《運河訪古》一書中，有與史先生旨趣直接相關的論文，比如潘鏞、王永謙《隋唐運河與中晚唐漕運》，孟昭庚《唐代軍事爭奪下的運河》，趙和平《寧陵保衛戰》，都是與藩鎮時代運河所起到的經濟、軍事作用有關的論述。

史先生本人撰寫《中國的運河》之旨趣，則在於其歷史地理學欲為世所用的想法。此書初版於1944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但當建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百廢待興的時代，重新認識運河的重要性，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當然，本文所要指出的是史先生對運河的研究中，有關藩鎮的部分論述。在《中國的運河》一書中，涉及到藩鎮時代運河作用的主要是第五章、第六章：

第五章《隋代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不僅涉及運河在隋代的大開鑿，還談到了唐人所受到的運河的作用。其“魏州和幽州”一節說到：

在永濟渠的沿岸也興起兩個經濟都會：一個在永濟渠的南段，這是相當於現今河北大名縣的魏州；一個在永濟渠的北口，就是隋時的涿郡，而唐時的幽州，也是現在的北京市。……幽州在對外貿易方面，很像揚州。揚州是對海外貿易的口岸，而幽州卻是對塞外貿易的要津。揚州居住着無數的波斯胡人，幽州也一樣居住着無數的塞外胡人。唐代中葉安史之亂的主要發動者安祿山，就是其中之一。正因為幽州的繁榮富庶才使安祿山得有憑藉而敢於作亂。就是安史亂後，以幽州為理所的盧龍節度使，雖然名義上還屬唐朝管轄，實際上和一個敵國差不多。促成這些反叛者和割據者，地方的富庶該佔着一個重要原因。……安史之亂後的河北三鎮，恰是盤踞在這永濟渠的流域。魏博節度使以魏州為根據地而抗拒命令，和盧龍節度使宛出一轍。魏州近於中原，雖與幽州等處同受河北藩鎮的長期控制，還能得到永濟渠的裨益，因而保持了一定的繁榮。這樣的繁榮一直延續到唐末五代時期。自從後唐把這裏建為陪都以後，經過後晉、後漢、後周以至宋代，魏州的名稱雖代有改易，而陪都的制度卻沒有取消。[30]

在這裏，史先生通過對永濟渠所起到的經濟作用的論述，揭示了幽州、魏州之所以能夠繁榮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導致的以幽州為中心的盧龍鎮和以魏州為中心的魏博鎮之所以能夠在整個藩鎮時代割據一方的原因。

關於魏州，史先生在其早年的《兩唐書地理志互勘》[31]一文中已經論及，並且其成果為毛漢光先生的《魏博二百年史論》[32]所吸收。毛先生在其文中還參考了全漢昇（1912-2001）先生於1944年出版的《唐宋帝國與運河》[33]一書，而史先生的《中國的運河》初版也是在這一年[34]，不能不說是兩位史學大家的一個巧合。

在論述過漕運的重要作用之後，史先生進一步涉及到了藩鎮時代中原王朝的定都問題，其書第六章標題即《政治中心地的東移及運河的阻塞》。其第一節為“關中蕭條和國都東遷”，史先生說到：

朱溫是憑藉着汴州興起的，汴州正瀕於汴河。朱溫勢力的形成和汴河的交通有關。朱溫篡唐以後，就把他的故居汴州建為國都。汴州在經濟上是一個繁榮的都會，而漠漠平原毫無險要可守，原不是理想的國都的所在。朱溫何嘗不知道這一點！所以在汴州住了一二年，又把國都遷到洛陽。到了他的兒子繼位，再回到汴州。這衰世之君是談不上永遠大計的。[35]

這是對五代時期國都東移的論述。在後文中，史先生還特別提及了周世宗為了征南唐而對運河的疏通，以及為了征契丹而對永濟渠的利用。[36]隨後是對宋初定都問題的涉及：

自從唐代安史之亂後，國家的兵權部分常在藩鎮手裡，形成外重內輕的局面。下至宋代開國，其間差不多有二百年，一切擾亂不安的現象都是由於這種外重內輕的局面而起。宋太祖深知這個病根，想把二百年的頹風一手挽過來。經過他的努力，藩鎮的兵柄是解除了，國家的兵備都集中在京師，這一下徹底造成了內重外輕的局面。二百年的頹風雖挽救過來，但緊接着的問題就來了。這時幾十萬禁衛軍都駐在京師，所需的糧秣，再加上政府官吏的俸給，和國都猥多的人口日用的食糧，實為一筆巨大的消耗。……宋代的積弱和局面的狹小，都可由建都於開封一事看出來，說穿了還不是貪戀着運河的便利，而忘卻了經久的遠圖。[37]

隨後，史先生進一步論述了宋代“主要的運道及其疏浚”、“經濟中心地和政治中心地的合一”，以及汴河、惠民河、邗溝等等的具體情況。

不得不提及的是，史先生對於藩鎮時代與運河關係的研究，涉及到五代十國時，並未能夠更深入地去探索。但在史先生一些散見的學術文字中，已經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其實有着很深入的思考。比如為杜文玉師所撰《南唐史略》作序時，就說：

通常所說的唐朝後期中央政府的財政主要依靠江淮八道支持，除兩浙、湖南外，大部分都在後來的南唐境內，所以南唐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僅對改變中國古代經濟地理的基本格局有直接影響，同時也對江南經濟重心地位的確立和鞏固具有重要的意義。南唐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自唐末以來，由於北方持續戰亂，大批北方士人南遷，促進了南方文化的發展，並在南唐與蜀形成了兩個文化中心，其中南唐文化比蜀還要發達一些，影響也更大。[38]

可見，正是在對運河的研究之上，史先生才能更進一步指出南唐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繁榮所具有的重要條件。

對於運河和藩鎮時代軍事、政治、經濟問題的論述，在史先生之後的唐史或宋史學者，不能說他們忽視史先生的學術成就，但至少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39]因此，筆者也希望當下學者在關注相關問題時，能夠全面搜羅學術史成果再下筆。

（三）藩鎮時代的交通及其他

關於史先生對藩鎮時代交通的研究，李碧妍在其博士論文中充分予以注意，頻繁引用史先生《河山集》第四集中關於吐蕃進攻關中的論點。但史先生對此的關注不僅僅在於吐蕃進攻時期。以下按自然區域摘錄史先生相關論點。

黃河水運。在《三門峽與古代漕運》[40]一文中，史先生關注到了定都與長安的秦漢、隋唐兩朝通過三門峽運輸糧食到關中的史實。在《論濟水和鴻溝》[41]一文中，則關注了作為黃河下游的濟水和鴻溝在溝通黃河與運河方面的作用。

運河水道。前文已經以《中國的運河》為例略述史先生對於運河的研究。事實上，史先生在其他的散篇論文中也經常關注運河，並進一步論述運河交通帶給沿岸城市的經濟發展。比如《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42]、《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43]、《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44]等。

關津城池。在古代，戰爭的攻防，領土的得失，與關津城池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對此，史先生的《函谷關和新函谷關》、《論雁門關》、《與代縣友人論雁門關書》、《壺口雜考》[45]、《唐代原州的木峽關和石門關》、《說唐與吐蕃相爭已久的維州城》[46]等，都是涉及到關津城池的重要文章。其中不免涉及到戰爭頻繁的藩鎮時代的歷史情況。

山河險阻。在古人生活世界中，山河險阻很多時候是一輩子的障礙。因此，如有天然的屏障，比如高山和大河，可能就會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個獨立的地理單元，並演變成文化單元。其中就地理單元來說，山河險阻是天然的防禦工具，特別是在藩鎮時代這樣戰爭頻繁的情況下。對此，史先生也予以論述，撰有《陝西北部的地理特點和在歷史上的軍事價值》、《關中的歷史軍事地理》、《秦嶺巴山間在歷史上的軍事活動及其戰地》[47]等論文。

中外交通。唐代是一個開放的朝代，即使是在藩鎮時代，雖然因為戰亂而隔斷了很多通往西域及其他地方的道路，但其他一些陸路以及日漸重要的海路一直維持着唐朝的盛世。對此，史先生撰有《唐宋兩代廣州之對外貿易》[48]、《隋唐時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認識的再擴大》[49]、《河西與敦煌》[50]、《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淵源及其途中的都會》[51]等論文。

在交通之外，史先生的學術領域也觸及到了：

黃河流域。史先生出生和成長於黃河流域，其一生的學術也貫穿着對黃河流域的研究，其中當然也牽涉到了藩鎮時代的黃河流域。比如對黃河流域農業的研究，有《開皇天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52]、《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53]、《陝西地區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54]等文。比如對黃河及其支流的清濁、改道的研究，有《論涇渭清濁的變遷》、《由歷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後治河的方略》[55]等文。

農牧分佈。中國數千年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農牧相爭的歷史。對此，史先生也予以極大的關注，撰有《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佈地區的變遷》、《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佈及其變遷》[56]、《唐代河北道北部農牧地區的分佈》[57]、《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58]、《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59]等論文。

人地關係。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卻也在改造着自然。因此，關於人與自然的話題，也是人類永恆的話題。史先生對此也有論述，如《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係》[60]一文。

地域文化。前文提到，山河的險阻，也能夠形成不同的文化單元。在這一領域，史先生撰有《開元天寶時期長安的文化》、《唐代前期關東地區尚武風氣的溯源》[61]等論文。另外，《兩〈唐書〉列傳人物本貫的地理分佈》[62]一文，也統計了唐人入傳者的地域分佈，及其反映的地域文化。其中對一些人物具體籍貫的考證，更是寶貴的學術積累。

行政區劃。唐代的行政區劃，最顯著的特徵是前期的道州縣虛三級制，和後期的藩鎮州縣實三級制。對此，史先生撰有《兩唐書地理志互勘》[63]、《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64]等論文。

都城制度。在史先生的學術貢獻中，有一塊很重要的領域就是古都研究。對此，史先生的《中國古都和文化》一書，作為《河山集》第八集，是其在這一領域重要的代表作。其中，也包括《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變遷》、《唐代長安和洛陽》[65]等涉及到藩鎮時代長安、洛陽的論文。此書之外，則有《黃土高原的演變及其對漢唐長安城的影響》、《漢唐長安城與生態環境》、《唐長安城外龍首原上及其鄰近的小原》、《環繞長安的河流及有關的渠道》、《最早建置都城的構思及其對漢唐諸代的影響》[66]、《唐長安城的池沼與林園》[67]等論文，以及與曹爾琴女史合著的《遊城南記校注》[68]一書。

二  藩鎮時代研究的歷史地理視角

通過前文對史念海先生關於藩鎮時代的諸多零散研究的總結，已能看出其視野之寬廣。雖然史先生並未提出專門關注藩鎮時代的研究，但他對唐代歷史地理諸多領域的研究，為後人對藩鎮時代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榜樣。正如前文所述，筆者對藩鎮時代的定義來源於唐後期五代宋初藩鎮勢力的強大。而藩鎮的出現，則起因於唐朝統治地域內緣和外緣的失衡，即游牧區和農耕區，或曰羈縻區和郡縣區之間的不協調所致。[69]而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地理的問題，藩鎮問題出現所反映的中央與地方之間關係緊張，也需要從歷史地理角度來予以思考，方能更好地理解。

（一）藩鎮政治（政區）地理

政治地理的基礎是政區地理，談政治地理離不開對政區地理的整理。就藩鎮時代的政治地理而言，亦先須對藩鎮時代的政區地理予以整理。《元和郡縣圖志》即能夠反映這一時代政區地理的絕好文獻。

如前文所述，史先生對藩鎮時代最重要的揭示即《元和郡縣圖志》，此書是對於當時全國政區的一次全局性的整理，也是藩鎮時代流傳至今的唯一一部完整的地理總志。在此之前，著者李吉甫已經撰寫過《十道圖》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刪水經》十卷、《元和國計簿》十卷，皆為涉及古今政區的著作，可知其對於《元和郡縣圖志》的編撰早就考慮。特別是元和二年（807）十二月所上《元和國計簿》，據《舊唐書·憲宗紀》記載：

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鳯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户。比量天寳供税之户，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寳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户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發歛，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70]

此書的編撰，可以說是《元和郡縣圖志》的準備工作，可惜並未能夠流傳下來。但從這段話中已經可以看出，在李吉甫眼中，當時的國家形勢可分兩點概括：

第一，全國以藩鎮（方鎮）來劃分，而非通常的州（府）、縣，顯示出當時藩鎮（方鎮）已經自成其一級政區。這就涉及到對於唐代藩鎮（方鎮）一級政區的理解，對此，學界多有探討。[71]但即便藩鎮在事實上成為政區，但唐廷一直未予正式承認。不過就當時李吉甫的認知而言，他對藩鎮（方鎮）的行政區地位是認可的，不過在編纂時尚把藩鎮（方鎮）置於諸道之下顯示。

第二，對於全國範圍內的藩鎮（方鎮），李吉甫按照是否申上戶口和上供賦稅，劃分出兩種情況：其一是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其二是浙江東、西等八道貢賦者。此外，就藩鎮總數來看，尚有處於兩者之間的近一半藩鎮（方鎮）似在兩可之間搖擺，並不明確。總而言之，這三類藩鎮，對於後人理解藩鎮類型實有助益，張國剛、王援朝的藩鎮分類，也能從中看到影子。[72]

如果政區層級不完全屬於政區地理，那麼政區分類則可歸入政治地理。在藩鎮政區地理這一方面，《元和郡縣圖志》開了一個好頭，經過史先生等學者[73]的闡揚，已日益得到重視。近年來，《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之唐代卷和五代卷分別由郭聲波和李曉傑兩位先生擔綱，即很好地注意到藩鎮這一層級的行政區劃性質。[74]但若從整體上來看，尚需合觀唐代後期和五代十國兩百年左右的歷史，以求得對此一藩鎮時代政區地理的綜合認識，并在此基礎上進入政治地理的研究。對此，筆者初步認為可有以下研究點：

1，對藩鎮類型的進一步歸類與研究。對藩鎮的分類，除了按照政治立場來分，也需要考慮藩帥本身的政治身份，近年來對於觀察使藩鎮[75]的日漸重視，是一個很好的開端。當然尚需進一步整理防禦使、團練使、經略使、都護等類型的藩鎮。

2，對於中央、藩鎮、州縣之間，藩鎮與藩鎮之間，以及五代十國諸政權之間互相關係的研究。對此，王賡武《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陳志堅和夏炎對唐代州的研究、張達志《唐代後期藩鎮與州之關係研究》、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以及《唐研究》第十九卷“從地域史看唐帝國——邊緣與核心”專欄所收論文等一系列論著已經有很全面的關注。[76]但進一步的研究，則需要結合不同類型的藩鎮予以個別觀察。[77]以及對於晚唐五代十國諸政權根據自身的需求設立不同政治目的的梳理。[78]

3，藩鎮地域史的個案研究。近三十年來，藩鎮研究中出現了大量個案研究，特別是一些學位論文以單個藩鎮作為研究對象，更容易著手。但誠如陳翔（1979-2012）所指出：“個案研究是深化藩鎮問題認識的重要路徑，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但是，目前的藩鎮個案研究，似乎有點類似於當下中古時期的家族個案研究中所呈現出來的跑馬圈式的研究模式。舉凡如今的藩鎮個案研究，結構上大同小異。不外乎先從本鎮的自然環境、交通狀況、戰略形勢，甚至地理沿革談起；其次論及本鎮與中央的關係，抑或是本鎮的軍隊構成；最後論及本鎮的地位、作用。研究者選取任一藩鎮進行研究時，似乎已經預先設計好了想要論述的框架。那麼，從這種大同小異的論述框架入手，得到的有關藩鎮的認識也幾乎是一致的，因為學術界早已對藩鎮問題進行了許多概論性的研究。”[79]確實如此。因此，如何突破藩鎮個案研究的困境，是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筆者曾藉評論王鳳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權研究》一書[80]歸納過四種地域史研究範式：“第一，以單個的割據政權本身為研究主體，涉及政權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史；第二，以地域集團為研究主體，揭示地域性社會集團對地域社會與政治的影響；第三，結合數個相鄰地域進行整體研究，以揭示某種政治現象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第四，從外交史角度入手，重點觀察各個割據政權之間的縱橫捭闔。”[81]如今看來，其中第四點可進一步申論，即從政治地理著眼，把藩鎮（政權）視為一個政治實體，充分考察其社會、經濟基礎上的生存之道，即如何與周圍的藩鎮（政權）或唐廷互動，如何與治下的州縣（政權之下的藩鎮）互動，乃至如何與域外的周邊民族勢力互動，也許值得挖掘。特別是把時間延長到五代宋初時期，像堀敏一、毛漢光等先生研究魏博鎮[82]那樣入手，或是很有必要的。目前的個案研究，或局限於藩鎮與唐中央的關係，或局限於晚唐一百多年[83]，或局限於五代單個割據政權[84]，而較少考慮單個藩鎮在晚唐五代兩百年間的獨特發展軌跡。因此，若能在已有的基礎上，從時間上延長領域，從地域上放寬眼界，或有必要。

4，在唐廷、五代十國各小朝廷中頻繁的黨爭也牽涉到藩鎮政治地理。比如對於牛李黨爭，學界的討論十分豐富。[85]但黨爭所牽涉到的一大問題，即地方藩鎮與朝中大臣之間的各類互動。除此之外，還有一類人的存在加劇了事實的複雜性，即宦官群體。根據李丹婕的研究，宦官群體在玄、肅、代三朝完成了從“僕”到“臣”的角色轉換[86]，亦即取得了與文官一樣的政治影響力。從此，部分上層宦官開始走出內廷的生活瑣碎，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乃至君主的廢立。晚唐宦官之禍，因此也是唐史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87]唐代後期宦官勢力的強大最終招致的自身的滅亡，在五代以後勢力大減。但在唐代後期，無論是身居高位、掌握神策軍權的宦官，還是出監藩鎮，領導平叛大軍的宦官，對他們及其他們所在宦官家族的研究，是對藩鎮時代研究中涉及到藩鎮政治地理不可忽視的一環。

（二）藩鎮軍事地理

藩鎮時代的一大特色及軍事行動頻繁，史先生對《元和郡縣圖志》和運河航運的重視即因當時唐廷與藩鎮和藩鎮之間的戰爭需要依靠對軍情信息的蒐集和依靠運河航道來輸送糧食。正如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序言中所說：

天寶之季，王途暫艱，由是墜綱解而不紐，強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為驅除。故蜀有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雖完保聚，繕甲兵，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乎四海。故《鄘》、《衛》風偃，朔、塞砥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臣吉甫當元聖撫運之初，從内庭視草之列，尋備衮職，久塵台階，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謨明弼諧，誠淺智之不及；簿書期會，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効，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户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閲，或裨聰明，豈欲希酇侯之規模，庶乎盡朱戇之條奏。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88]

在這段話中，李吉甫明確表明其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在於“辨州域之疆理”，以備“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能夠“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亦即李吉甫撰著目的是為了軍事行動。結合《元和郡縣圖志》上於元和九年左右，而淮西吳元濟割據勢力在元和十二年被平定，則《元和郡縣圖志》當在此中起到一定作用。

當然，藩鎮時代軍事地理不僅需要丘壤山川和攻守利害，還牽涉到其他更多內容。綜合而言，藩鎮軍事地理可包含的內容包括：

1，藩鎮設置的軍事目的對藩鎮轄區的影響。藩鎮起源於唐廷對邊疆的防衛，對此，因牽涉到安史之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已有諸多學者予以討論。在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後，全國進入藩鎮時代，邊疆問題不再是唐廷的考慮重點，反而在內地生出許多“內疆”。比如昭義鎮的設置，其之所以能夠橫跨太行山脈，正在於唐廷欲藉太行山以東的邢、洺、磁三州對河北跋扈藩鎮進行監視，以及保護橫穿太行山的重要關口。[89]

2，藩鎮時代軍事環境下的城鎮地理之發展。學者對於五代鎮將的關注，即基於縣以下軍鎮的城鎮化發展趨勢。[90]此外，受到人口增加、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的晚唐五代縣的數量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軍事實力增強的反映。[91]除了鎮、縣一級的小城鎮外，州、府一級的大城鎮也值得關注。包括城牆的增廣[92]，坊市的消解[93]，乃至都城的變遷[94]，皆在此類。

3，由地理造成的經濟因素對於軍事行動的影響。就此而言，最重要的內容是漕運的問題。唐廷所依靠的東南財賦，是唐廷穩固在北方統治的基礎，也需要依靠漕運抵達北方，故而對於途中運輸十分重視。全漢昇、史念海、潘鏞等先生對於大運河的重視，即因此而來。對於藩鎮類型的劃分中，“財源型藩鎮”也是因此而立名。從軍事角度對於南北水路交通的研究，亦至今不絕。[95]此外，還有沿海藩鎮和政權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內陸藩鎮和政權與周邊民族政權的經濟交往，使他們經濟實力得以增強，從而保證他們與其他藩鎮和政權在軍事對抗中的優勢地位。這些都可以成為軍事地理的關注對象。

4，唐廷與跋扈藩鎮之間戰爭，跋扈藩鎮（五代十國）的地域擴張和跋扈藩鎮（五代十國）之間的領地爭奪。這些戰爭，無論是否“正義”，都可以作為一個個軍事史研究的課題，并從戰爭所涉及的地理要素中去尋求戰爭的勝敗原因。比如出兵道路的選擇，軍營駐紮地的選擇，作戰形式、戰役戰術所受到的地理環境的影響等等。對此，一些從軍事設施和戰爭進程等角度來關注某個區域政治、軍事的論著[96]，一些對戰役模式、戰術運用的研究，比如陣前水戰[97]、陣前騎鬥[98]、城防戰[99]等，多可以歸類為歷史軍事地理。

5，地方土豪勢力興起的地理分佈。這方面的研究，日漸為學者所重視，因為雖然藩鎮制度一直存在於整個藩鎮時代，但在這一制度框架下的統治者並非一成不變，任何時候都有社會流動存在，特別是在藩鎮時代前後兩期之間成為分水嶺的王仙芝、黃巢之亂，更催生了一大批地方土豪勢力的興起，且其中大部分借助藩鎮體系鞏固了在當地的統治，并進一步發展為五代十國政權。比如淮南楊行密集團[100]、兩浙“杭州八都”[101]，乃至安南“十二使君”[102]等。而對這些土豪勢力的地域分佈特徵之關注，也是很值得探討的。

當然，以上這些並非藩鎮軍事地理全部。

（三）藩鎮文化地理

藩鎮時代，全國各個區域的政治、軍事進程迥然不同，最終在北宋統一南北時得到一致性。這在文化方面的差異，亦顯而易見。前揭史先生對於地域文化的關注即此類話題。日本學者對唐宋之際的中國研究，有一影響至深的理論即“唐宋變革論”，即使是所謂整個時代的變革，也不得不正視有著很多區域性差異。故而佐竹靖彥即針對不同地域進行了唐宋變革方面的研究，當然此書更多針對的是社會史話題。[103]社會史的地域差異，更適合作為區域研究，而非進行歷史地理的論述。但文化史話題則有所不同，學界一些文學地理、宗教地理的研究，已經提供了很好的歷史地理角度的論述。在藩鎮時代，不僅各個藩鎮之間的文化差異日漸明顯，作為唐朝政治中心的長安，在藩鎮時代也出現了新興的文化現象。及至五代十國，更在各個政權內發展出不同的文化景觀。

1，唐廷、藩鎮之間，五代十國諸政權之間文化區域的分類。陳寅恪即從河北地區的胡化角度來談河朔藩鎮的獨立性。[104]雖然許多學者對河北地區的胡化程度頗有不同意見，但不可否認受到胡化的影響，以致於長慶元年（821）身為唐廷文官代表的張弘靖入主幽州之後，因與武人氛圍格格不入而生出事端。[105]因此，筆者曾將這種地域文化氛圍造成的文化差異加以強調，用以凸顯某一從A地域向B地域進行“空間轉移”所造成的文化衝突，并以此為基礎關注過北方沙陀武將進入南方淮南政權的事例。[106]當然，實際的情況遠遠複雜許多，即使是河朔藩鎮之內，也有不同的文化分區。[107]這就需要更多歷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關注。[108]此外，藩鎮內部、政權內部自然也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形態，不過地理性不強。

2，移民所造成的文化流佈。關於唐宋之際的移民問題，吳松弟、顧立誠等先生已有詳盡的論述。[109]移民除了能夠打破軍事、政治等方面的舊有格局外，還能促進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特別是在藩鎮割據、五代十國林立的情況下，因各種因素造成的移民，皆能促進不同地域之間人們的交流。特別是對於唐末五代而言，這是一個在後世家譜中大部分祖先遷徙的時間段，若能從歷史地理角度，而非僅僅局限於家族史、社會史，當能更多地揭示歷史的真相。

3，文學、宗教等文化要素的地理分佈。學界對於各種斷代的文學地理和宗教地理研究，已然較為豐富，晚唐五代時期相關研究亦復不少[110]，能夠聯繫文學、宗教與藩鎮和五代十國的研究也有一些。不過多從地域文學史、國別文學史和地域宗教史、國別宗教史等角度出發，較少形成全局觀。尚待繼續深入。

結  語

通過對史念海先生在李吉甫及其《元和郡縣圖志》、唐宋運河、隋唐交通及其他相關歷史地理領域的成果之整理，我們可以看出史先生對藩鎮研究學術的貢獻，雖然可能不到其所有學術貢獻的三分之一，卻也十分之龐大。以上這些論述，有已經被學界充分吸收的成果，也有尚未被學界所利用的構思。特別是在《河山集》全九集、《方志芻議》、《中國的運河》、《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等結集之外的一些散篇論文，以及那些序跋、科普文字，都很容易被讀者所忽略。但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後人的寶貴學術財富。

從史先生對藩鎮研究的學術貢獻出發，可以進一步展望藩鎮時代歷史地理研究。對此，筆者從藩鎮政治（政區）地理、藩鎮軍事地理、藩鎮文化地理三方面整理了學界已有的相關成果，并稍作評述，以展望日後可以繼續深入的視角。當然，筆者視野有限，對歷史地理的理解也容有不足，希望能拋磚引玉，得到更多學者關注。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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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官鴻南、朱士光主編：《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2]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

[3]張世林編：《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4]張閌主編：《唐潮》第39期《紀念史念海教授誕辰一百週年特刊》，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團委學生會，2012年5月。另外，《日新學刊》也刊有兩篇紀念文章，參見李建國主編：《日新學刊》創刊號，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會日新學社，2012年6月。

[5]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編：《河山之戀：史念海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2012年。

[6]劉景純、王社教、侯甬堅主編：《史念海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學術論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7]史念海：《河山集》第一集，三聯書店，1963年；第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四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七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八集《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第九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8]史念海、曹爾琴：《方志芻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9]史念海：《中國的運河》，重慶史學書局，1944年；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1]辛德勇、王雙懷、史先智整理：《史念海先生著述目錄初編》，載《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第319-342頁。

[12]史念海：《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關於藩鎮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參見最近兩部大著的學術史部分，即：張達志：《唐代後期藩鎮與州之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14]關於史念海先生對隋唐歷史地理研究的貢獻，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曾有簡略介紹，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6編《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166頁。

[15]史念海、曹爾琴：《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氏著《方志芻議》，第157-196頁。此外，二人還合撰《李吉甫》一文，收入《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國歷史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

[16]史念海：《唐代的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收入於氏著《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9頁。

[17]史念海：《唐代的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收入於氏著《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11頁。

[18]史念海、曹爾琴：《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氏著《方志芻議》，第189頁。

[19]史念海、曹爾琴：《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氏著《方志芻議》，第189頁。

[20]關於《元和郡縣圖志》中八到、里程對繪圖的準備作用，參見汪前進：《現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圖數據集》，《自然科學史研究》，1998年第3期；成一農：《對“計里畫方”在中國地圖繪製史中地位的重新評價》，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十二輯《明代國家與社會研究專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3年。

[21]史念海、曹爾琴：《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氏著《方志芻議》，第189頁。

[22]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收入氏著《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259頁。

[23]史念海、曹爾琴：《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氏著《方志芻議》，第194頁。

[24]史念海、曹爾琴：《李吉甫與〈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氏著《方志芻議》，第196頁。

[25]屈新福在其碩士論文中備舉《元和郡縣圖志》成書以來諸家研究，卻獨獨沒有涉及到史先生的這篇文章，比較遺憾。見屈新福：《李吉甫及其〈元和郡縣志〉》，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26]中國唐史學會唐宋運河考察隊編：《唐宋運河考察記》，陝西省社科院出版發行室，1985年8月；中國唐史學會唐宋運河考察隊編：《中國唐史學會唐宋運河考察隊考察日記》，刊《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四期，1985年9月，第1-141頁；閻守誠：《考察紀程》，刊《運河訪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6-424頁。

[27]唐宋運河考察隊編：《運河訪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28]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6年。

[29]史念海：《中國的運河·序》，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頁。

[30]史念海：《中國的運河》，第186-188頁。

[31]史念海：《兩唐書地理志互勘》，《禹貢》半月刊，第3卷第2-6、9期，1935年3-6月。

[32]毛漢光：《唐末五代政治社會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2分，1979年；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49-417頁。

[33]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印書館，1944年。

[34]史先生在《中國的運河·後記》中說：“這本書在三十年代印製的時候，由於印刷條件很差”云云，應該是指民國三十年代，而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

[35]史念海：《中國的運河》，第214-215頁。

[36]史念海：《中國的運河》，第221-223頁。

[37]史念海：《中國的運河》，第216-219頁。

[38]史念海：《序》，杜文玉：《南唐史略》，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39]直接涉及到藩鎮時代都城東移問題，但並未參考史先生著述的論文，有：張其凡：《五代都城的變遷》，《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4期；林立平：《六至十世紀中國都城東漸的經濟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周寶珠：《朱梁建都開封及其歷史意義》，《開封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等等。

[40]見《河山集》第一集，第232-252頁。

[41]見《河山集》第三集，第303-356頁。

[42]見《河山集》第三集，第286-302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234-249頁。

[43]見《河山集》第七集，第174-211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313-346頁。

[44]刊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7頁。

[45]四篇皆收入於《河山集》第四集，第381-401、402-426、427-434、521-535頁。

[46]二篇皆收入於《河山集》第七集，第239-248、497-503頁。

[47]三篇皆收入於《河山集》第四集，第75-144、145-244、245-332頁。

[48]刊《新民月刊》，第2卷第3期，1936年5月。

[49]見《河山集》第五集，第530-570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496-533頁。

[50]見《河山集》第五集，第308-368頁。

[51]見《河山集》第七集，第212-238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347-372頁。

[52]見《河山集》第一集，第196-217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88-110頁。

[53]見《河山集》第一集，第253-279頁。

[54]見《河山集》第三集，第188-285頁。

[55]二篇皆見《河山集》第二集，第189-213、356-390頁。

[56]二篇皆見《河山集》第三集，第55-81、82-107頁。

[57]見《河山集》第六集，第405-426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111-130頁。

[58]見《河山集》第六集，第368-404頁。

[59]見《河山集》第七集，第77-99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250-271頁。

[60]見《河山集》第五集，第182-210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63-87頁。

[61]二篇皆見《河山集》第五集，第369-401、501-529頁。

[62]見《河山集》第五集，第402-500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373-467頁。

[63]刊《禹貢半月刊》，第3卷第2-6、9期，1935年3-6月。

[64]見《河山集》第七集，第520-557頁；亦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27-62頁。

[65]二篇皆見《河山集》第八集《中國古都和文化》，第451-492、493-539頁。

[66]五篇皆見《河山集》第九集，第172-256、289-307、308-326、327-365、366-394頁。

[67]刊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12月增刊。

[68]北宋張禮原著，史念海、曹爾琴校注：《遊城南記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關於唐朝統治地域的內緣與外緣，參見李鴻賓師：《“二元制構造”下的唐朝華夷觀及其變化》，陳尚勝主編《儒家文明與中國傳統對外關係》，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8-128頁；後收入氏著《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2-64頁。

[70]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中華書局，1975年，第424頁。

[71]主要參見賴青壽：《唐後期方鎮（道）建置研究》，《歷史地理》第1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123頁；成一農：《唐代的地緣政治結構》，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第8-59頁。

[72]張國剛歸類的東南財源型藩鎮包括浙東、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荊南等九個，見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1頁。王援朝歸類的南方財源型藩鎮包括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武昌鎮、淮南道以及長江以南地區諸藩鎮，見王援朝：《唐代藩鎮分類芻議》，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五輯，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頁。王氏的歸類比張氏的歸類範圍更大，特別是增加了劍南、嶺南，筆者更傾向於王氏的歸類。

[73]史先生之前，即有日本學者的一些關注，比如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年；藤田純子：《唐末の行政地理書〈元和郡縣圖志〉の編纂事情》，《鷹陵史學》，第2號，1977年，第145-150頁。近幾十年則更多，且從略。

[74]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李曉傑：《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五代十國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75]鄭炳俊：《唐代の観察処置使について——藩鎮体制の一考察》，《史林》，第77卷第5號，1994年9月；李志剛：《唐代觀察使與中晚唐秩序的重建》，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76]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 此書四十多年後出簡潔本：WangGungwu: 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Reunification：883-947,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7. 近有以1963年版為基礎的中譯本問世：王賡武著，胡耀飛、尹承譯：《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中西書局，2014年。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修訂版，大化書局，1978年。陳志堅：《唐後期中央和地方關係研究——以州的制度為中心》，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後修訂出版為《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夏炎：《唐代州級行政體制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後修訂出版為《唐代州級官府與地域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張達志：《唐代後期藩鎮與州之關係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後修訂出版為同名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九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77]筆者已經指出張達志一書中或多或少存在的對藩鎮類型未能更好地加以鑑別的籠統之論，見胡耀飛：《評張達志〈唐代後期藩鎮與州之關係研究〉，鄭培凱主編：《九州學林》第33期，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3年，第207-213頁。

[78]比如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軍事傳統與北宋統一戰略》，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1986年；易圖強：《五代藩鎮動亂與軍事上、行政上削藩制置》，南開大學碩士論文，1993年。前揭李碧妍的博士論文即直接表明通過地理角度來研究藩鎮問題的著作，通過河南、關中、河北、江淮四個區域來從宏觀上展現大唐帝國面對藩鎮的“危機與重構”。

[79]陈翔、秦中亮：《书评：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9-537頁；收入氏著《陳翔唐史研究文存》，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84-285頁。

[80]王鳳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權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

[81]胡耀飛：《地域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讀王鳳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權研究〉》，成建正主編《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8輯，三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362-366頁。

[82]堀敏一：《魏博天雄軍の歷史——唐五代武人勢力の一形態》，《歷史教育》，第6卷第6號，1958年6月；毛漢光：《唐末五代政治社會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2分，1979年；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49-417頁。

[83]比如邢啟振：《唐後期武寧鎮戰略地位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84]對於五代十國的中文研究論著，筆者已整理有目錄，參見胡耀飛整理：《五代十國研究中文論著目錄》（上），賈二強、拜根興主編《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31期，2012年11月，第32-56頁；胡耀飛整理：《五代十國研究中文論著目錄》（中），賈二強、拜根興主編《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32期，2013年12月，第54-88頁；胡耀飛整理《五代十國研究中文論著目錄》（下），賈二強、拜根興主編《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33期，2014年12月。日文方面，筆者整理有未刊稿《唐末五代宋初研究領域日人論著綜合目錄》，王宏杰整理有未刊稿《五代研究外文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Five Dynasties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85]專著方面主要有以下幾種：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王炎平：《牛李黨爭》，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方堅銘：《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李潤強：《歷史、社會與文學：牛李黨爭研究的新視野》，人民出版社，2012年。相關論文不再贅述，參見竹內洋介編：《唐代“牛李黨爭”關係研究文獻目錄（1927-2010年）》，東洋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所，2011年。

[86]李丹婕：《從“僕”到“臣”——玄肅代時期宦官群體角色的轉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2期，第124-133頁。

[87]專著方面主要有以下幾種：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正中書局，1971年；王壽南：《唐代的宦官》，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王守棟：《唐代宦官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二十世紀的相關論文參見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59-63頁。近年來出土的一定數量的宦官墓誌銘，則引起了宦官研究的高峰，相關論文層出不窮，以杜文玉、陸揚兩位學者最為關注，此不贅述。

[88]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中華書局，1983年，序第2頁。

[89]關於昭義鎮的研究，學界已有很多，專著有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稻鄉出版社，2007年。學位論文有王韻：《論唐、五代的昭義鎮》，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陳翔：《關於唐代澤潞鎮的幾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已收入氏著《陳翔唐史研究文存》，第151-204頁；郎潔：《唐中晚期昭義鎮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吳文良：《澤潞劉氏的興亡與唐代中後期的政治》，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其他單篇論文不贅。

[90]日野開三郎：《五代鎮將考》，初刊《東洋學報》，第25卷第2號，1938年，中譯本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五代宋元》，中華書局，1993年，第72-104頁。田雁：《五代行政區劃單位“軍”的形成》，《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65-68頁；田雁：《論五代特殊地方行政單位“軍”的設置》，《保定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91]魯西奇：《新縣的置立及其意義——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縣為中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九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5-232頁。

[92]愛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東洋史研究》第51卷第1號，1992年6月，第29-70頁。

[93]林立平：《封閉結構的終結》，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5-163頁；田銀生：《唐宋之際市坊制度的鬆懈與解體》，《城市規劃彙刊》，1998年第6期，第40-41、59頁；程存潔：《論五代時期的城市變革》，“唐長孺、胡如雷先生與隋唐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河北省社科院，2005年4月；寧欣：《唐宋都城社會結構研究——對城市經濟與社會的關注》，商務印書館，2009年。

[94]關於唐代長安、洛陽的研究，學界日益形成長安學、洛陽學，相關論著汗牛充棟，此不贅述。五代都城方面的研究較少，日本學者參見宮崎市定：《讀史札記·五代的國都》，《史林》第21卷第1號，1936年。久保田和男：《五代国都新考》，《史観》，第119號，1988年9月，第30-41頁；久保田和男：《五代宋初の洛陽と國都問題》，《東方學》，第96號，1997年，第75-87頁；此二文作為第一、二章收入氏著《宋代開封研究》（汲古書院，2007年），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58頁。中國學者參見周寶珠：《朱梁建都開封及其歷史意義》，《開封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第18-22、41頁；盛險峰：《郊廟地點與五代兩都分立》，《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4期，第271-273頁。十國方面，有山崎覺士：《呉越国の首都杭州——双面の都市変貌》，《アジア遊学》第70號，2004年12月，第32-44頁；高寧：《南漢時期興王府城形態結構初步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胡耀飛：《南唐兩都制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筆者近日還就唐末朱朴建議遷都襄鄧地區的討論，在唐宋之際的時代背景下予以分析，見胡耀飛：《唐末朱朴〈遷都議〉發微》，待刊於《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1輯，2014年。

[95]比如張曉東：《五代十國時期的漕運與軍事》，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王顏、杜文玉：《五代十國時期南北水路交通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3期，第125-133頁；張曉東：《漢唐漕運與軍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

[96]比如直接以軍事地理命名的論著：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張曉笛：《高氏荊南軍事地理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謝宇榮：《唐末五代環洞庭湖三區歷史軍事地理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97]許永璋（楚漢）：《略論吳權與南漢白藤江之戰》，《東南亞縱橫》，1990年第4期，第15-19頁；何燦浩：《唐末五代的水軍和水戰》，《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40-45頁。

[98]趙雨樂：《唐末五代陣前騎鬥之風——唐宋變革期戰爭文化考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122-127頁；趙雨樂：《論唐五代戰將的單挑與騎鬥》，《九州學林》第九期，2005年，第82-103頁，收入氏著《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第183-206頁。

[99]趙雨樂：《唐末五代的夾城戰爭——潞州之圍的幾點考察》，第六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台北，2003年11月；改題《梁唐夾城之戰：變革期的戰略文化初探》，中國三至九世紀歷史發展暨唐宋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大學，2004年；改題《梁唐戰略文化典範：潞州之圍的剖析》，收入氏著《從宮廷到戰場》，第207-230頁。劉光臨：《城防戰與唐宋制度變革》，“實踐中的唐宋思想、禮儀與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5月28-30日。劉氏還指導了一篇碩士論文全面關注五代的城防戰，即Kwan Kai Wan（關棨勻）, Siege warfare in China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907-959), Thesis of Master, The Hong Ko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筆者近日也考察了黃巢立都長安時期的長安城攻防戰，見胡耀飛：《黃齊政權立都長安時期的攻防戰研究》，長安學與古代都城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4年11月25-26日。

[100]楊行密集團造就了楊吳政權，并影響了隨後的南唐政權，參見何永成：《十國創業君主個案研究——楊行密》，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92年；胡耀飛：《從揚州到金陵——三十年間吳唐禪代歷程》，中央民族大學學士論文，2008年5月。

[101]杭州八都造就了董昌羅平國和錢鏐吳越國，參見佐竹靖彦：《杭州八都から吳越王朝へ》，《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27號，1978年，第1-36頁，收入氏著《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舍，1990年；趙雅書：《五代吳越國的創始者——錢鏐》，《臺大歷史學報》第7期，1980年，第163-215頁；凍國棟：《羅隱〈吳公約神道碑〉所見唐末之“杭州八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5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第94-99頁；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5-453頁；何勇強：《錢氏吳越國史論稿》，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3-74頁；山崎覺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第20-33頁。

[102]十二使君是安南地區在曲、楊、矯、吳四大土豪勢力依次統治安南地區之後，集中出現的土豪群體，參見Keith Weller Taylor, The “Twelve Lords” in Tenth-Century Vietnam,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4, No1, Mar., 1983, pp.46-62. 胡耀飛：《“十二使君”：唐宋之際安南地方豪族初考》，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編《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亞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5-60頁。

[103]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舍，1990年。

[104]陳寅恪：《論李棲筠自趙徙衛事》，氏著《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4-390頁。

[105]陳磊：《唐長慶元年幽州的軍變——從史料撰寫的層面看》，《興大歷史學報》第25期，2012年6月，第1-30頁。

[106]胡耀飛：《出入楊吳政權之“空間轉移”：以沙陀武將為例》，任大熙主編《亞洲研究》第8輯，韓國慶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10年2月，第67-86頁。

[107]顧乃武：《唐代河朔三鎮的社會文化研究》，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陳磊：《唐代後期河北地區的文化分區與社會分群》，李鴻賓主編《隋唐對河北地區的經營與雙方的互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9-240頁。

[108]相關研究可參考張偉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及地理意象》，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第307-412頁。

[109]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三卷吳松弟撰《隋唐五代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年。

[110]文學方面的有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宗教方面的有吳洲、劉澤亮：《中晚唐禪宗地理考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來源：李勇先主編《歷史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暨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歷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74-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