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迟到的回复：评李金坤先生答辩之文《“阁泪汪汪不敢垂”者也是张生——与富金壁先生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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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再说“‘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答李金坤先生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9 月 9 日 4 版。以下简称《再说》)，回应了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金坤先生《“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与富金壁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5 月 13 日 4 版。以下简称《商榷》)对鄙文《“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文学遗产》2005.2，简称“初文”）的批评，反驳了李金坤先生对鄙人初文之种种指责。
《再说“‘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答李金坤先生批评》
李金坤先生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3 月31 日第6 版再撰文《“阁泪汪汪不敢垂”者也是张生——与富金壁先生再商榷》（以下简称《再商榷》），惜笔者未及时看到此文，后虽看到，又未暇顾及；蹉跎七年，方图答复，迁延失礼，莫此为甚。自责愚钝疏懒之余，谨向广大读者与李先生深表歉意。
《“阁泪汪汪不敢垂”者也是张生——与富金壁先生再商榷》
李先生《再商榷》正题为《“阁泪汪汪不敢垂”者也是张生》，察其题，观其文，颇有所疑：鄙人初文为《“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李先生《商榷》题为《“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鄙人回应文章为《再说“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很清楚，“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是否指张生，是问题之关键，也是鄙人与李先生争论之焦点。
《“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
鄙人回应文章《再说》谓李先生《商榷》之说有所不通，《再商榷》对此置之不理，而但曰“‘阁泪汪汪不敢垂’者也是张生”——须知按事理，先证明“A是C”，方可说“B也是C”；今人既谓先生“A是C”难以成立，先生不加辩解，而但曰“B也是C”：可服人乎？
《“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与富金壁先生商榷》
或曰：李文《商榷》之说有何不通？
曰：今择其要。李先生《商榷》题为《“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少一“的”字，说明李先生不解“坐的”之词义，一不通也；
李先生谓“着‘素罗衣’者，为‘白衣’张生……老夫人云：‘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此‘白衣’之信息，恰可证明‘推整素罗衣’者是张生而非莺莺也。”不知“白衣”指平民，而以为白色衣服，因而谓“推整素罗衣”者是张生而非莺莺，二不通也。
金圣叹批语把“坐地（坐的）”误解为“坐于如是之地”；又谓“[端正好]是写别景，此是写坐景也”，将“坐景”与“别景”对立言之，犯了逻辑分类错误。
《商榷》却盛赞金圣叹评语“是历来《西厢记》评价中的佼佼者……令人可想，其意非凡……深入骨髓，妙到毫巅”，以非为是，以劣为优，并据以支持其“‘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之观点，三不通也。
以上对《商榷》之批评，占了拙文《再说》之相当部分，阐发了笔者“‘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之观点。
而李先生《再商榷》对此反批评竟无一语回应，但曰：“笔者对于富文的观点依然不敢苟同，故再与富先生商榷。”
“商榷”之内容却仅为“阁泪汪汪不敢垂”者是否张生。鄙人之批评是耶，非耶？是，大度认可之；非，据理驳斥之。学术者，天下公器，非为私也。对他人之批评不置可否，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之义——多言恕罪。
李先生在《再商榷》中回避（也许是忽略）论敌（姑且用此现成语）主要论点之瑕疵，在其《商榷》一文中已见一斑。
如《商榷》开头即称对鄙文《“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之观点要“逐一辩驳之”，但鄙文开始便以相当多之笔墨，辨析 “坐的”（坐地，“坐着”之意）一词词义之演变，《水浒传》、《金瓶梅》等作品中之用例，王力先生误释为“坐着的”，以致把“酒席上斜签着坐的”误解为“酒席上斜签着坐着的”、进而将这句话误解为指张生。此为鄙文《“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的重要论据之一。
而李先生《商榷》对鄙文“逐一辩驳”之时，却对此未提一字。他的这个忽略，既违背了驳论文写作之通例，又直接导致了他一直不理解一个重要的活跃在宋元以来口语中的语词“坐的”（坐地），乃至于犯了与王力、朱东润等学者相同的错误，把它理解成了现代汉语“坐的”——我不知如何解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这种群体性误解的现象：
《水浒传》、《金瓶梅》及其他古典小说，“坐的”、“坐地”、“立地”、“走的”、“住地”（“地”、“的”皆用于动词后，同助词“着”。《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皆为之列此义项），其例不胜枚举——李先生的误解直接反映在其《商榷》文题《“酒席上斜签着坐的”即指张生》中。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
《再商榷》终于比《商榷》有了进步：开始反驳笔者初文就提出的“阁泪汪汪不敢垂”原本即女子之语这一论据了：但这也成了他“对于富文的观点依然不敢苟同”之唯一理由（因为《再商榷》只辨此一事，对笔者《再说》中其他论据的阐发与对他的批评意见皆三缄其口）。
我们再看李先生这个“不敢苟同”富文的唯一理由是否成立。
李先生承认“阁泪汪汪不敢垂”乃袭用宋无名氏《鹧鸪天·离别》句：“樽前祇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原本即女子之语。
但他说：“但就《西厢记》而言，王实甫巧妙化用前人诗句者不在少数。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与‘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凄迷’等，皆由范仲淹《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化出。范词所写，乃羁旅客愁之男子在悲怆萧瑟的秋景中对钟爱女子的万般相思之挚情，而王实甫则化用为表达莺莺与张生离别愁情的凄凉秋景，殆同己出，效果极佳。”
今按，此论亦难以服人：景与人不同，衬托男怀女之秋景固可与衬托女离男之秋景无别，
而写女子态之语岂可移于男子哉？
闭月羞花、袅袅婷婷，女儿之媚态也；器宇轩昂、须髯如戟，男子之雄姿也：何物文坛高手能“巧妙化用”之，写男偏用女词、摹女反以男词？必如此胡来，写男必成“娘娘腔”，摹女则为“女汉子”，徒使读者憎恶，亦何益哉！
当然李先生可能说鄙人举例太过于典型化，可是《西厢记》此折中“松了金钏、减了玉肌、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清减了小腰围、淋漓襟袖啼红泪、哭啼啼独自归、阁不住泪眼愁眉”，岂非典型描写娇羞哀啼女子之语言乎？“王实甫的化用”再“灵活多变”，能“灵活多变”以致“男女无别”乎？
相反，他正用了这些典型化的描写贵族少女的生动语言，把一个活脱脱的羞涩、文弱、哀婉多情的崔莺莺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与洒脱旷达的张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至于谓莺莺唱词[耍孩儿]“‘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这自然是以白居易拟
之于张生”，也嫌武断：“淋漓襟袖啼红泪”一句，上承“阁泪汪汪不敢垂”，下接“哭啼啼
独自归”、“阁不住泪眼愁眉”，全写莺莺悲态。
若谓上述诸语全写张生，则全折戏中，全是旦角（莺莺）主唱，而读者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个悲悲戚戚、羞羞答答、泪眼愁眉、涕泗滂沱的张生形象，此不合情理。
“比司马青衫更湿”，这才是李先生所谓“灵活化用”：用白居易泪湿之衣代指莺莺泪湿之衣——重在衣湿，而非着衣者为谁何也。
《再商榷》谓“[三煞] ‘见据鞍上马，搁不住泪眼愁眉’，从语法看，‘见’字后面之‘据鞍上马，搁不住泪眼愁眉’内容都是‘见’动词谓语的宾语，‘泪眼愁眉’者应是张生无疑”。
果真“无疑”否？未必。“见”确是动词谓语，其宾语并非其后全部。“见”句实为两个语法句：“（我）见（他）据鞍上马，（我）搁不住泪眼愁眉。”与引起人们误解的此折关键句“我见他∣(我)阁泪汪汪不敢垂”为同一结构、同一情致。古汉语句中主语经常省略，更何况于戏曲句中，此其例也。
应予说明，读者对戏曲的对仗文字与夸张描写不宜过于拘板，如[朝天子]“一个这壁，
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当然也是崔莺莺唱词），是重点写崔莺莺愁态，兼及张生，不必泥于对仗文字，推论崔莺莺与张生两人既同样吁气，亦必同样哭哭啼啼。
正如崔莺莺唱词[三煞]“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前句如此写，是为衬托崔莺莺独归之苦。若刻板读之，难道张生与莺莺真个是“笑吟吟一处来”赴告别宴会不成？
李先生《再商榷》文末批评鄙文《再说》“‘此第四本第三折皆述莺莺恨别自伤之意，而
不写张生’，这是有违剧情事实的”，鄙人接受并感谢李先生这一中肯批评，鄙人此说确实不妥，实际上王实甫确是通过莺莺自白兼写了或者说提及了张生，“而不写张生”一句宜改为“而不是主要写张生”。
鄙人初文谓“且此折诸本或作“伤离”，或作“恨别”，或作“哭宴”，皆述莺莺恨别自伤之意；下一折(或称“惊梦”或“入梦”)才重点写张生别情”，可能更准确地表述了鄙人之本意：“下一折才重点写张生别情”——而此折重点写莺莺别情，即由莺莺主唱，以描写莺莺形象、刻画莺莺心理为主，张生仅为陪衬；两面绝非平分秋色，更不能喧宾夺主。
总而言之，鄙人以为，“酒席上斜签着坐的”的不指张生、“阁泪汪汪不敢垂”云云也不指张生；若作相反理解，非但不符合此折语言实际，又势必导致人物形象喧宾夺主、反客为主，违背王实甫此折剧情实际及全剧通例；其错误认识源于对一系列词语、文句之误解，始作俑者乃文坛权威，继踵者又多为学界先贤，则更助长了误说之煽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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