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学术史观点与方法——以《西游记》研究为中心
学术史作为学术思潮，生发于20世纪90年代。
1991年《学人》杂志（陈平原等主编）连续刊出学术史专题，其间还有《读书》等多家著名刊物鼎力支持、参与，学术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继80年代“文化寻根”之后又一个热点问题，并迅速在文史哲各领域全面展开，逐渐成为各级学科的共同参照和全新的视角，一些相关的理念和规则由此深入人心。
比如现在的硕博论文，从开题到正文撰写，一般要求设置一个专门的写作单元：“学术史梳理”，阐释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然而，纵观当下学界实际，随着学术背景的变迁、转换，比如一些学术新人（不仅指新毕业的高校学生）的不断加入，他们在思维活跃、视角新鲜、观点大胆等“正能量”的另一面，也还有一些有违或无视学术史常识与学术规范的现象存在。
最近读到几篇《西游记》论文，感到问题颇为严重。其一，对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作粗暴否定，径说“五四”新文化大师们学问肤浅、粗鄙。其二，不断标榜自己的所谓新发现，比如“殷温娇怀孕时间不合”“《西游记》非吴承恩独创”等等。
其实，鲁迅、胡适开启现代性《西游记》研究，至今已近百年，首创难工，后出转精，这是学术规律。无论《中国小说史略》，还是《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从现在的眼光审视，不足和错讹都是客观存在。
但这是时代的局限，学术环境使然，正如鲁迅当年感叹：“明清小说阙略”，特别是“旧本希觏”，版本资料匮乏，“观览又不周洽”，所以唯有“当虑讹谬”“诚望杰构于来者也”。[1]也诚如胡适所说，由于史料的薄弱，特别是明代早期《西游记》文本的阙失，其时的《西游记》研究没有“实物的根据”，正处“黑暗的时代”。[2]
我们可以批评前贤的失误、错讹，但未必可以鄙视他们的开创性工作。没有巨人的肩膀，何来后来者的高度！
当年鲁迅考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并没有明确宣告为定谳，反而期望于更加确凿的文献的发现，他说“倘能买得《射阳存稿》，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3]
后来天降奇书，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1929年发现于北京博物馆，其中果有吴承恩任职藩王府（湖北荆宪王府）的确证，“吴著”说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印证。仅此一例，即知鲁迅具有多么了不起的学术前瞻与预见。
再说那些所谓的“新发现”。我们回顾孙楷第、郑振铎两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论述，可知他们发现的“秘密”更早、更大、更多。
如孙楷第指出，陈光蕊赶考、新婚、遇害，江流出生、报怨、主持朝廷度亡道场诸般故事，同在贞观十三年，所谓“岁在己巳”。陈玄奘从盘踞母腹、漂江婴儿，成为得道高僧，在太宗法事上登坛讲经，然后远赴西竺取经，一年等于十八年，“此宁非怪事”。[4]
郑振铎指出《西游记》第九回与第十回两回——涉及陈光蕊之官逢盗与陈玄奘登坛讲经两个故事——开篇大段文字（即时代背景）“几乎完全是雷同的”，并直接称之为《西游记》一个不符逻辑的“大罅漏”，指出其“秘密”即在“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增插。[5]
与此种大幅度“穿越”相比，温娇怀孕“时间不合”只是其中一个小细节，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郑振铎还明确指出，《西游记》是世代累积之作，有长达千年的演化史，吴承恩（？）是“将旧本放大”，他是“罗贯中、冯犹龙一流人物”，其伟大止在于“惟那么古拙的《西游记》（指前代西游文本）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
回顾学术史可知，“温娇环孕时间不合”“吴承恩并非独立创作”等等，都不是什么新发现，实在不值得到处嚷嚷，自我标榜为荣。
所以，对于基本的学术史观点和方法，依然有重温和重检的必要。
众所周知，《西游记》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且是“奇书中奇书”，向有“天书”之誉，《西游记》研究源远流长，以世本（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为发轫，经过四百年之层递累积，评论文字浩如烟海，委若邱山，取得的成就令人感奋。
但毋庸置疑，其中也是新知与陈见糅杂，真理与谬误缠夹，还有一些问题则是众说纷纭，累代论衡不休，成为难缠和疑难的学术命题，甚至构成公认的学术之谜。所以，所谓学术史的意义，首先即在为检测、诘问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体系提供一个合理的坐标和尺度。
学术史研究注重综合性、宏观性，追求历史感和逻辑感，尤长于史料的阐释和事实的确证，可以为《西游记》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背景。
在这一背景上，上可溯源，下可探流，沟通终始，观照整体，一切都将豁然开朗：
哪些是《西游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哪些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哪些是价值永恒的学术经典，一些重要的观点、流派、论争，以及理论阵地都会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可以使我们胸有全局，正本清源，提纲挈领，避免摸索和重复劳动，也有利于我们烛隐探幽，深入本质，从而直接指向论题的揭秘和解决。
有些问题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难有定论，究其原因，除了学术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即在于缺少一个历史的尺度，没有建立一个理论的共同逻辑支点，过多地依赖于主观臆断和演绎：儒说道说，你说我说——历史的逻辑顺序模糊不清，实证链条的薄弱、缺失，理论思维便难以畅通，学术水平也难以攀升，“事实”的真相也随即离我们而去。
至于“新发现”的发布，审察学术史是必要的前提，否则就有“炒冷饭”、沦为笑柄的危险。
可以两个事件说明之。
其一，1985年前后，学界曾连续刊出关于吴承恩在河阴知县任内事迹的考评文章以及对此的商榷文章[6]，在学术史意义上则明显存在诸多疑问：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对此也有学者持异议，这里姑且不论）当然是与《西游记》相关，值得研究，然河阴知县与淮安儒生吴承恩实系两人，与《西游记》风马牛不相及，唯同名而已。
将河阴知县与《西游记》相联系，完全是不符合学术史观点的虚妄之论。
事情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2014年，湖北随州举行“2014中国西游记起源文化研讨会”，宣布随州为《西游记》发源地，并开建大型《西游记》主题乐园。其依据是据康熙《新野县志》和乾隆《新野县志》的记载：“吴承恩，贡士，安徽桐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任新野知县。”
新野县现属河南省南阳市，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地带，与湖北随州毗邻，历史上曾为随州所辖。
与上面欧阳健先生的论述一致，这位新野知县与河阴知县是同一人，康熙《河阴县志》记载：“吴承恩，字‘公赐’，号‘平川’，桐城选贡”；与淮安吴承恩则实为两人，据现有吴承恩（淮安）传谱，嘉靖三十五年，吴承恩51岁，这一年，他没有进仕的活动，常年奔走于南京与淮安之间，在南京继续“白下风流”，与何良俊、黄姬水等文人雅士酬唱应和，在淮安处理家庭事务。
可查到吴承恩本年活动如下：
3月，在南京作《授俭庵杨公序》，为南京督查院经历杨文卿之父86寿辰制贺表；
10月，在淮安为状元、南京国子监祭酒、吴承恩淮安老友沈坤父母合葬撰写《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
11月，在淮安代漕运总督蔡克廉作《平南颂》。[7]
可知此年淮安吴承恩决无可能赴任新野知县，则吴氏新野知县另有其人。随州方面认可“吴著”说，没有问题，但以此位吴承恩氏为《西游记》作者淮安吴承恩，显然是张冠李戴，纯粹一种没有依据的误判。
其二，1985年1月18日《兰州晚报》刊出《榆中农民李学存献出珍贵藏书<西游原旨>》一文，称这部“珍贵藏书”为“早于我国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又一珍贵版本。
该书为线装书，全套共48卷，是元朝初年一个叫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丘，后因孔子讳改作邱）的道士所著，后在清朝乾隆年间被兴隆山著名道士刘一明刻板重印”云云。一时引起舆论哗然。这正是奇乎怪哉！
《原旨》是《西游记》清代笺评三教合一、三家会通的集大成之作，必晚于汪澹漪《西游证道书》（证道）、陈士斌《西游真诠》（谈禅）和张书绅《新说西游记》（说儒）诸家清刻本，查有嘉庆十三年（1808）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鲁迅早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过。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西游记》以世本为底本，曾校以6种明清版本，其中就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护国庵本《西游原旨》。
更有甚者，清初流行的邱处机著《西游记》（“邱作”说）早已经历代学者如纪昀、钱大昕、鲁迅、胡适等论定为“郢书燕说”。所以正如有论者所说，该文“完全是不符实际情况的谬说”。[8]
对于《西游记》研究，学术史观点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学术史的主要任务是梳理本学科的学术进程，总结治学经验，还原学界生态，勾勒学术命题，为后来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破解学术之谜）的线索。对此，陈平原先生在发起学术史讨论时即指出过：
通过“分源别流”（即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者注），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9]
学术史固然是默默无语的学术之流，但却以其动态的流向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为我们指引方位，提供学科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对此，笔者有切身的体会。在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过程中，我梳理了能够见到的全部《西游记》的原始文献和资料，并藉此发现了一些问题，思考了一些问题，也可说是相当地说明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
现胪列我感兴趣、并有所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也是学术线索——如下：
1、《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
2、玄奘为何伟大？《西游记》为何经典（指《西游记》的传世价值）？
3、世德堂本《西游记》卷目排列（以宋儒邵雍五绝易诗《清夜吟》排序）有何隐含意义？
4、《西游记》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
5、唐僧取经目的地灵山究在何处？
6、《西游记》唐僧取回真经果为何物？
7、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论争。
8、世代累积与《西游记》的成书。
9、《西游记》版本系统的建构与完善。
10、《西游记》的祖本与佚本问题。
11、《西游记》“谈禅”说是否实际存在？
12、《西游记》系佛教文本辨。
13、《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
14、“陈光蕊——江流儿”来历考。
15、《西游记》的儒学解读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16、《西游记》心学思想源自邵雍辨。
17、《西游记》元批评和副文本研究。
18、“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现代性学科品质。
19、《西游》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
20、《西游记》与现代学术范式的创立。
21、《西游记》当代通行本的递嬗与经典化新阶段。
22、《西游记》的游戏精神。
23、《西游记》的民间性。
24、《西游记》的域外传播与研究。
25、影视高科技特技与《西游记》传播的黄金时代。
26、文学史中的《西游记》叙述。
27、《西游记》玄奘取经路线与“一带一路”之关系。
28、《西游记》文创与旅游。
29、《西游记》研究资料库的建立。
30、关于《西游》学的未来展望。
由于《西游记》学术史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这样的学术命题还将不断地产生出来，从而显示出《西游记》研究的强大张力和蓬勃生机。
与哲学史、美学史、史学史以及红学史研究一样，《西游记》学术史也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是两条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一切学术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哲学方法论原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从宏观、整体上把握《西游记》学术史的基本哲学方法论。
除此之外，结合《西游记》学术史的具体实际，为了达到学术主体的理论预设，应对、解决专题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在操作层面上还必须确立几条我们所依循和遵奉的原则，并成为贯穿到具体学术研究中的主要方法。
其一，关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
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是完整的集合体，必然是一个宏观论题，其生发的内在动因、运动（发展）机制以及规律、成果积淀与学科形态都是重大的宏观命题。
但宏观命题离不开历史细节和具体材料的支撑，正是它们构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成为一切宏观命题的因子，宏观体系的基础。
比如《西游记》的本事是西天取经，它所具有的历史真相和文化价值是一个带有本体论意义的宏观命题，然而取经人“苦历千山，远经万水”，行程十万八千里，这每一山如何攀越每一水如何渡过，其间的曲折艰辛，都无疑是微观研究的对象。
尤其是取经目的地灵山究在何处？取回的真经果为何物？这些问题或者在《西游记》演化过程中分歧较大，或者在后来理解偏殊，众说纷纭，更值得作微观、精审的考辨。
可见，宏观论题中包孕着微观成份，微观材料中也透露出宏观信息。撰写学术史，必须胸有成竹，关注宏观命题，但仅从空洞的概念出发，或停留在模糊的鸟瞰式描述是显然不行的。
当然，反而言之，过多地停留在细节，胶执于一隅，缺失宏观、整体性审视，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瞎子摸象，舍本求末，也必然会流于零碎丛脞和肤浅谫陋。
王国维说，学问之道，贵乎“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10]，精辟地揭示出两者相互补充、有机融合的关系。
其二，关于纵与横、点与面的结合。
顾名思义，学术史首先是纵向历时性的，表现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长度）的动态发展过程，所以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梳理历史线索，清点发展脉络，所谓“斩葛藤而清眉目”。
就《西游记》学术史而论，根据其内在逻辑，四百年的历史长河可以划分为明清时期、现代、当代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又可根据其发展实际细分为若干环节：如明清《西游记》评点中，明代世本与李评本，受王阳明（邵雍）心学影响较大，清代则流行道家评本，弥漫着浓郁的道教气，两者呈现着不同的学术风貌。[11]
而且，这些阶段又可在各自范围内作具体展开，构成更为细小的发展节点。也即是说，整个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程正是由众多细微阶段（纵向单元）累积组合而成。
但从另一方面，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的纵向演变，都将表现为共时性因素的整体，有关《西游记》诸如成书、版本、作者，以及思想与艺术等多重领域的研究将在相对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从而构建起一个统一的《西游记》学术平台。
如果将纵向线索与横向条块作有机整合，特别是将明清、现代、当代各个阶段与成书、版本、作者以及思想、艺术等各块领域熔铸为一体，那么，《西游记》学术史必然是一个纵横交织、多层复合，而且不断向时、空两维开放的立体网络结构，一个充满丰厚历史蕴藉和现代意义的学术史体系。
从事《西游记》学术史研究，既要注重纵向历时性展示，也需作横向共时性展开。纵向线索揭示不清，就会缺失历史感和史学品位；而横向透视狭隘逼仄，学术史必然会缺乏血肉，丧失理论的生气。
与之相适应的是点与面的关系。“面”是作为整体而言的，“点”则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性问题。一部学术史从纵向可视为整体性的“面”，每一个单位时段则构成不同规模的“点”。在历史的每一点上发生的《西游记》学术活动并不对等，因为历史注定在某一阶段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某一阶段处于低潮或是“真空”状态，任何一个“点”在整体的“面”中地位并不相等。
在横向上如将整个《西游记》研究作为“面”，那么它涵盖着作者论、版本论、成书（源流）论、思想与艺术论等无数个“点”，这些局部性研究也永远不可能绝对地“平衡”。
比如新时期以来，《西游记》文化研究持续走热，各派学说层出迭现，作为局部性的“点”强烈地影响、冲击着整体的《西游记》研究，不过，只要它未能超越《西游记》母体所承载的范围，我们完全应当承认其合理性和积极性。
而对于先天欠缺或薄弱的“点”，研究者必须从自身理论预设出发，作出合理的修复，以使固有的学术史体系尽可能保持完备和平衡。甚至可以说，对点面关系的合理修复，是对学者学术洞察力和掌控力的考验。
总之，《西游记》学术史研究应该点面结合，从点切入，以点带面，通过具体细节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揭示整体性、宏观性发展轨迹。
其三，关于中西古今方法的理解及采用。
当今中国学术正处于空前繁荣、发达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即是中西古今各种治学方法的相互并存，相互渗透，各类学科形态缤纷多姿。
在《西游记》学术史上，中西古今各种方法都大有用武之地，比如“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较多地吸纳、采用西方新学及其方法，孙楷第、刘修业、赵景深等学者则更多地承袭、采用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但“家家门里透长安”，他们的《西游记》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西方现代方法理应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应在新的时代精神烛照下获得蓬勃生机。“学无新旧，术无中西”[12]。
正如梁启超在一百年前所展望的“宁馨儿”一样，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不同文化及方法的融合，必将成为推进学术深入的利器，不断发掘《西游记》研究领域的新天地，并藉此开辟《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新阶段。[13]
其四，加法与减法。
“加法”与“减法”，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西游记》学术史具有积累和淘汰两重流向：“加法”指向学术的积累，发现、发掘新材料；“减法”指向学术的淘汰，弃置那些陈旧、价值不大，或者一般化的材料。
“加法”是文献整理的一般性要求，“减法”则是一种特殊要求，容易被忽视。我们的学术史研究既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又是一种学术的淘汰，对文献史料搜罗广泛，征引繁富，继而进行仔细筛选和深度审订，是学者的基本功。
总之，史料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革新创造不可能随心所欲、凭空而为，而必须实际地占有、审视史实，从第一手文献（经过精审考订）出发，故而学术界始有“一切学科皆是史料学”的治学准则。[14]
从小说研究实际来看，每一次新史料的发现都会引发一场学术的突变，如关于曹雪芹生平史料的发现直接催发《红楼梦》研究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的质变；《录鬼簿续编》的发现，鲁迅得以根据作者与罗贯中为忘年交的线索考定罗贯中为元末明初间人，从而对《三国演义》的源流和成书情况有了新的认识。
《西游记》研究也同样，上世纪30年代世本、证道书本和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等《西游记》新史料的发现，直接促使《西游记》研究引发了一场根本性的现代性剧变。（据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其五，论从史出与以论统史。
学术史具有史学品质，故注重论从史出；同时又是理论研究，尤其是作为学术形态学研究，所以也必须以论统史。科学的学术史研究能够把“论从史出”与“以论统史”两种不同的学术流向结合起来，做到史论结合。
对一些《西游记》学术命题的论述，既有学术史视野，又具备理论（通常表现为观点）的引领，从而达到深入而精辟。对此，我曾作过一些自觉的尝试。兹以“《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一题为例：
我首先断定：《西游记》是佛教文本，这是论。其依据是《西游记》叙玄奘取经母题，以“原罪——消业——得道”的佛教教义建构基本情节，以扬佛抑道为基本思想倾向，在文字上则是充满佛光禅意。同时又肯定《西游记》被清代道教徒攘夺的事实，这是史。
在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中，开始了“道教化”的历程。具体而论，我坚持史论结合的立场，从“佛教徒主动放弃《西游记》阵地”和“《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两个方向作出论述：
《西游记》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历代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所谓“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作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即是说，《西游记》是佛教文本，但在其漫长的演变发展中不断地掺入诸如道教（还有其他学派）的内容，由于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的刻意包装，《西游记》逐渐被“道教化了”。
最后说明，上面所论是我探究《西游记》学术史研究的一些体会，有些则是我撰述《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一点心得，现在不揣浅陋，提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当和错误之处，伫候明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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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题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参见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6月初版本。
[3]鲁迅：《致胡适》（1922.8.14），《鲁迅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4]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页。
[5]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收入梅新林、崔小敬主编《20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6]参见靳今：《吴承恩曾当过河阴知县——河南荥阳县发现吴承恩撰写的碑文》，欧阳健：《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分别载《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
[7]参见蔡铁鹰：《吴承恩年谱》，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8]参见王守泉《<西游原旨>成书年代及版本源流考》，《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韦航《<原旨>并非新发现》，《书林》1986年第3期。
[9]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0]转引于梁启超《国学论丛》之“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言。
[11]这只是就其学术主潮而言，明清两代《西游记》学术史事实上各有流裔和其他特征。
[12]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
[13]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凡两异性相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14]傅斯年曾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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