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 | 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
陈大康先生《〈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2004年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批评“目前《金瓶梅》作者考证整体现状”（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陈文）说，“考证前提的可靠性得不到证实”，因此认为“考证方法不科学”，“目前并不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
陈文牵扯到两个重要的学术命题：一是《金瓶梅》作者要否考证，二是古代名著的作者如何认定。因此提出讨论，就教于陈大康先生与金学同仁。
众所周知，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有两说，一是个人创作说，二是集体累积说。自然，陈文是支持个人创作说的（虽然其《明代小说史》也有关于集体累积、个人写定的论述）。
陈文在列举了“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明代人有五种说法”之后，“得到三个可以肯定的推断”，“证明明代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意见。”
遗憾的是，一个最“可以肯定的推断”，也是明代人最“一致的意见”，陈大康先生却没有说出，那就是《金瓶梅》有作者！
屠本畯、谢肇浙、袁中道、沈德符四位，“传”也罢，“闻”也好，其“一致的意见”，都坚信《金瓶梅》为个人创作。只不过究为何人，他们不得而知，或者不愿说出，因此才有“有人”、“金吾戚里门客”、“绍兴老儒”、“大名士”等不同的传闻。
在《金瓶梅》作者研究史上，这是一个早期传闻阶段。
稍后，传世刻本《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与廿公跋 ，是《金瓶梅》作者研究史上的第二个阶段，即由传闻到坐实的阶段。廿公《金瓶梅跋》所谓作者“为世庙时一巨公”，已非“传”“闻”，而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更直接坐实为“兰陵笑笑生”。
切不要小看这一次坐实，与“金吾戚里门客” 、“绍兴老儒” 、“大名士”、“巨公”这类泛指不同，“兰陵笑笑生”是确指，虽然这只是号，而无姓、名、字。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者署名，隐去姓、名、字而仅用号者，举不胜举。小说如《浓情快史》题“嘉禾餐花主人”、《醋葫芦》题“西子湖伏雌教主”、《东汉演义评》题“珊城清远道人”等。
戏曲如《投笔记》题“华山居士”、《还魂记》题“欣欣客”、《花萼楼》题“昭亭有情痴”等。
小说戏曲（诗文亦然）这种以号署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无异于今所谓笔名。
陈文说：“如果考证以该序及跋中的说法为出发点，就必须首先论证其可靠性。”传世《金瓶梅词话》是货真价实的万历刊本，序和跋又都货真价实地出现在该刊本之上，该刊本距离《金瓶梅》成书仅几十年时间（如果按成书万历说则更近），这种“可靠性”还要怎么再去“论证”呢？
既然“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作者唯一的一次早期确指坐实，而且这确指坐实出现在传世最早的《金瓶梅》版本之上，为什么不能成为《金瓶梅》作者“研究的基石”呢？
但陈大康先生说：“可是此说带来了两个疑问：1、在刻本问世之前，那些议论《金瓶梅》作者的人中为什么没有一个提到‘兰陵笑笑生’？他们追寻作者时不可能忽略如些重要的线索，也不会忽视提供此线索的‘欣欣子’。2、初刻本中‘廿公’的跋十分肯定地声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如果抄本中已有此跋，或当时已有此明确的说法，为什么沈德符论及‘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时还要很谨慎地用个‘闻’字，而其他人还要发表诸如‘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之类的意见？”
金学同人皆知，《金瓶梅》“在刻本问世之前”，其抄本流传达二、三十年之久，传播线路比较模糊，而寓目入藏者多非全帙，且《金瓶梅》成书正有边传抄边定稿一说，明代四公没有提到“兰陵笑笑生”、“欣欣子”、“廿公”，理论上至少有没有看到或看到未说的可能，为什么“推论只有一个，即当时流传的抄本中既无‘欣欣子’作的序，也无‘廿公’的跋”呢？
纵使抄本中确实无序无跋，为什么在付刻时不能由知情人，甚至由作者本人增序加跋呢？有什么理由认定“很可能掺入书坊主作伪因素”呢？“书坊主作伪”为什么不伪造出一个前贤或时贤相号召，而要伪造一个毫无推销价值的笔名呢？这不正是陈文所批评的“考证方法不科学”之一“猜想法”吗？
以“兰陵笑笑生”为《金瓶梅》的作者，成为当今多数文学史家、小说史家与《金瓶梅》研究者的共识。
以文学史为例，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2002.7二版）：“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1962.7一版）：“《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载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实际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82.5新一版）：“《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1998.7一版）：“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2004.11一版）：“小说作者以‘兰陵笑笑生’为化名”等。
因此，“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目前唯一当之无愧的作者。故近现代出版的《金瓶梅》各版本，如上海杂志公司施蛰存校点本《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本《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校点本《金瓶梅词话》，岳麓书社白维国、卜键校注本《金瓶梅词话》梅节全校本、重校本、手抄本《金瓶梅词话》等，均一律如此署名。
而拙文《<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2003.12.14《文汇报》）亦径直如此命名。因此“兰陵笑笑生”应该作为《金瓶梅》作者考证的一个起点。
既然“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其究系何人，姓氏名谁，自然引起众多《金瓶梅》读者与研究者的兴趣。
王世贞成为首要人选。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的一段按语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伪画致祸”条最早含蓄地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
其后《第一奇书谢颐序》以及清人的众多笔记即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作者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竟至演化出“苦孝说”的一段公案（《寒花庵随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瓶梅》成为显学，持个人创作说者，提出了五六十位侯选人，其广有影响者，王世贞说之外，又有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说等诸家。
陈大康先生于《金瓶梅》作者考证，归纳出十种“不科学”方法，非全无道理。陈文提醒《金瓶梅》作者研究同仁，不要去炮制“遐想式的新说”，自是“冷热金针”（张竹坡语）。但不可以偏概全，视支流为主流，全盘否定《金瓶梅》作者诸说。
其一，《金瓶梅》作者具体人选探讨三、四百年来，众多的假说从正面或反面（主要是正面）为今人与后人提供了借鉴，这种探讨精神不宜抹煞。这类探讨过程比类皆然，试想，如果没有二百年《红楼梦》作者的大探讨，曹雪芹迄今恐尚不能堂而皇之地署在众多《红楼梦》版本的封面。
其二，《金瓶梅》作者考证热中，虽然“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拙文中语），但多数研究者，尤其是前述几家，却不是“随手拈来几条材料，作一番遐想式的‘新说’”，以期“引起媒体的注意或宣传，”而“视严肃的学术课题为终南捷径”，“将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取代科学探讨”。
相反，一些“不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并且反复遭到金学同人的批评，其激烈程度，有时远远超过陈大康先生的行文。因此，《金瓶梅》作者人选虽多，其为金学界看重的不过几家，而且正是前述几家。
正是这几家（可能还要扩大几家）“在重视《金瓶梅》本身研究的基础上考证作者”，“他们钩辑的丰富资料以及相应的整理分析，推动了《金瓶梅》其他方面的研究”。这是《金瓶梅》作者说的主流，不进入金学圈中，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其三，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新时期以来，沸沸扬扬二十余年，确实到了应该全面总结、深刻反思的时候。动机、方法、史料等，都值得检讨。但通观陈文，未见任何“如何考证”的提示。草蛇灰线，雪泥鸿爪，正是人类前进的向导。如果象余秋雨是《文化苦旅》的作者那样简单，还用考证吗？
其四，《金瓶梅》作为一部特殊的小说，作者自有其特殊的创作心理，他不愿署名，或不愿署真名，有他的苦衷。后人研究《金瓶梅》，知人论书，知世论人，投石问路，扫清外围，提供线索，层层逼进，也是后人的责任。
陈大康先生在《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中，即呼吁作者考证缓行；其《明代小说史》在第四编第十三章后特附一文《关于<金瓶梅>作者考证》（全书唯一的一个文中附录），干脆主张“将它冷冷清清地搁置一下”；直至这篇《如何考证》宣布“目前并不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其思想一以贯之。
但什么时候“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呢？一定要等到“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再来考证吗？这“必要条件”是什么呢？这“必要条件”会天上掉下馅饼，不经过人们的努力创造吗？
拙文最后曾说“《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笔者至今仍然深信不疑。
如果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的资格尚要“质疑”，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应该“质疑”的，即以明清通俗小说为例，如《浪史》之“风月轩又玄子”、《三国志后传》之“酉阳野史”、《欢喜冤家》之“西湖渔隐”、《别有香》之“桃源醉花主人”、《飞英声》之“古吴憨憨生”、《醒世姻缘传》之“西周生”、《百花魁》之“一笑主人”、《遍地金》之“笑笑先生”等可谓俯拾皆是。
如果真要“质疑”起来，罗贯中之于《三国演义》、施耐庵之于《水浒传》、吴承恩之于《西游记》等都成了问题。不要说罗、施、吴诸公仅是整理写定者，与作者已相去甚远，即其整理写定的资格，也被不少人“质疑”。
但不管“质疑”者有多少人，被“质疑”的时间有多久，“质疑”者中有多大的权威，出版者在出版时一定会署上作者的大名，读者在阅读时一般会接受其人的作者资格，学校在考试时仍然要出题问“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的作者是谁”。
如果因为“质疑”便认为这些名著的作者权利“摇摇欲坠”，因此在出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甚至《红楼梦》时，署上无名氏作字样，这将是多么令人失望！中国小说将因此失去多少光彩！
当然不能因此去弄假、生造，给每一部无名作者的作品都来一个署名，但已经有名的，或者已经约定俗成的，甚至虽有争议但被大多数所接受的，只要没有确凿无疑、足以推翻成说的证据，都要坚定不疑地承认其合法合理性。这应是古代名著作者认定的基本原则之一。
尽管《金瓶梅》作者真实姓名研究，“迄至今日，人们所能抓住的，仍只有袁宏道问题中最后那个标点符号‘？’”，但因为万历四十五年《金瓶梅词话》刻本的出版，兰陵笑笑生作为《金瓶梅》的作者，即便不是“。”号，也是“，”号，而且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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