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陈洪：《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
早期小说，学术界通常用来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该书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献，从生成史视角，考论中国早期小说的创作主体、文体特点、存在形态、历史文化背景等若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如汉代以前的子书、巫史之中即有小说，其基本形态是“譬喻故事+议论”，故事只是小说生成的母体，议论才是小说的核心追求等。这些研究和观点，是早期小说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值得学界充分关注。
古小说又称早期小说，学术界通常用来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是与宋元以来的通俗（白话）小说相对而言的。新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人文理论的不断本土化，重写中国学术史、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兴起，古小说研究与诗经学、诸子学研究一样，忽然又热闹起来。
总体来说，学者们的眼光主要集中在古小说的定义、起源、作者和文体等四大问题上；研究的方法和依据也有很大的改观，即原生态、发生学等新方法以及出土文献新材料。十多年来的研究成绩是斐然的。
但由于对古小说定义的分歧争论，使得古小说的研究没有走得更远，在即将突破的目标附近停滞了下来。许多研究者徘徊在古小说到底是“史之余”、还是“子之流”的岔路口上。
主张古小说为史书之余者，多参照西方小说的情节、人物形象、虚构和环境等特点，指认《山海经》、《穆天子传》乃至《左传》为小说，但同时又无法解释《汉书·艺文志》所列十五家小说；认为古小说为子书之流者，则说古小说可以没有情节、可以没有人物形象、可以不要虚构[1]，但同时又避而不谈《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
其实，这种子、史的纠结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今天，一直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一种文体，它是归属于史部，还是归属于子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对其文体职能的不同确认。子部的核心职能是议论，史部的核心职能是叙事，两者的职能是大不一样的”[2]。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议论性的小说，还是叙事性的小说，它们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故事。有了故事这个共同点，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最终在文学的召唤下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但其代价是子部小说逐步弱化了其议论而趋于叙事，史部小说逐步抛弃了其“征实”而趋于虚构。
描述子部小说如何摆脱其母体子书议论的职能，史部小说如何挣脱其母体史书“征实”叙事的职能，显然是本著构成的两条主要线索和重要内容。
故事本身虽然在历代公私目录中、学术史上没有独立的地位，连一个文体的名分都没有，但其构建文体的功能却是巨大的。举凡经、史、子、集中，都少不了故事这种重要的构件。正如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3]。
在文史不分明的时代，言事与言理、记事与记言，并非泾渭分明。分门别类，是后来的事，到西汉末刘向父子整理国故文化时代，达到了空前的顶点。这种分类化整理，其实也湮灭了许多文化事物的本来面目。
与对古小说定义的模糊认识有关，古今论者对古小说的起源、起点和作者等问题也颇多争议。
班固之出于稗官说，张衡之出于方士说，刘知几之源于史传说，胡应麟之源于诸子说，鲁迅之源于神话传说，袁行霈“多源共生”说等等[4]，以及小说兴起于先秦，兴起于战国，兴起于汉代，兴起于魏晋，或兴起于唐宋等等意见[5]，都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但争论也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认知。
比如关于稗官的讨论，余嘉锡遍考先秦典籍，认为稗官是“天子之士”，其职责如采诗，是采言、传语者；袁行霈、潘建国从秦汉词语出发，认为稗官是“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如周代的土训、诵训、训方氏和汉代的待诏、方士侍郎之类无实职的小官；而饶宗颐、陈洪、王齐洲分别从出秦汉出土文献和语音学的角度，考辨出稗官乃是县、乡级的属官，稗与俳优之俳音义相通，职责相似[6]。
至于古小说的文体问题，上一个世纪学者多关注古小说的文体特征，所以好指认某些先秦作品为小说。
鲁迅、陈梦家认为《汲冢琐语》是小说，李剑国则进而论其为最早的志怪小说；胡念贻认为《逸周书》中的《王会》、《殷祝》和《太子晋》三篇都是短篇小说；赵逵夫以为《庄子》里的《说剑》、《盗跖》和《渔父》三篇也是小说[7]，陆永品说“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8]，近年马振方又通过系列考证，得出中国小说发轫时代的文体特征包含“自觉虚构性、完整叙事性和非寓言性等”的结论[9]。
而新世纪以来，学者则多注目于古小说文体的发生，所以好讨论古小说文体的构成机制和发生过程。
廖群认为先秦存在一种由“说”、“传”、“语”构成的讲故事的“说体”，夏德靠则以为小说是先秦三种类型“说体”之一；段庸生承余嘉锡之绪，以为“采言”是古小说发生的成因[10]；俞志慧考证“语”是一种古老的文类，过常宝说“‘小说家’的文献方式就是汇集某些‘语’、史事和故事，并且指出它的游说意义”[11]。
笔者认为“说”、“语”、“传”本身并不是小说，而只是子部小说的源头，子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是譬喻故事+论议。
从“说”、“传”、“语”等讨论古小说文体的生成，其实是偏重于子部小说的。而从“巫”、“史”等探究古小说体式的发生，则是偏重于史部小说的。二者不可偏废。当前，似乎对后者的研讨还比较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山海经》、《穆天子传》、《汲冢琐语》等与神话、仙话、志怪小说的形成，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
李剑国认为“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 即故事--史书--小说。
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 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
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 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 即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12]。这一发生学模式提出“故事”作为小说发生之要素，堪称卓识。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把神话（巫话）与故事区别对待，把史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概括为神话、巫话、仙话——故事——史书、小说。史书与小说其实是“孪生”的，都具有故事的共同特征，其区别不过是“征实”与“凭虚”；这一环节在整体上要次生于神话、巫话和仙话。
从发生学探讨古小说，其实从鲁迅的休息讲故事说、余嘉锡的小说出于稗官说就开始了，但只有在出土文献达到一定的积累以后，发生学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原始材料才能显示出研究对象(古小说)构成和生成的“原生态”。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定县汉简《儒家者言》，银雀山汉简《晏子》、双古堆汉简《晏子》、木牍《家语》，王家台秦简《归藏》、慈利楚简《逸周书》、《吴语》，尹湾汉简《神乌傅》，上博战国楚简《容成氏》，郭店战国楚简《语丛》[13]，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等，以及汉画像石中众多叙事性图像，都为重新建构中国古小说的生成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材料，提供了若干重新审视传世古小说文献的“探点”。
文化阐释当然也是研究古代小说不可缺少的视角，近十余年的成果也颇为丰硕[14]。但本文不是讨论某些思想与古小说的具体关联，而是试图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古小说生成的外部机制和动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便会生成什么样的小说。思想的魔力是永远不可低估的。
从研究的性质而言，本著作不属于理论体系的建构。目前的古小说研究还没有达到或不适宜进行理论总结的阶段，但这无疑是许多论者（包括笔者）将来的期待。本文主要是就古小说生成史上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点”式的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有些具体性的贡献。
写后记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其中要感谢的人不少，不能忘记的事亦太多。
我与古小说研究结缘算起来竟有三十个年头了。1989年初，学校派我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蒙陈允吉先生不弃，亲自担任指导老师。
先生硕学潜思，在佛教与唐诗研究领域造诣尤为深厚，其《唐音佛教辨思录》享誉海内外。研读先生惠赠大作，聆听先生“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受益颇多，得以初窥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门径。
其间，又经先生介绍，得以登门问学于王运熙、王水照、章培恒、黄霖、陈尚君等名师，颇受启迪。此后撰写一些文章，因而多与佛教文学研究有关。这本小册子中的佛教与小说部分，即植根于这段求学经历。
1994年夏，我考取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有幸拜在钱师仲联先生门下。先生为一代国学大师，誉满天下。读博三年，蒙先生厚爱，不弃我驽钝，不烦指教，不断鞭策，感铭至深。其间，又得严迪昌、杨海明、吴企明、王锺陵、王英志诸师点拨，以及“三马一钱”等诸多师兄师友帮助，获益匪浅。
96年初，欲以“佛教与中古小说”为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惴惴求问于先生。先生略作沉思，便欣然同意说：“我年轻时满喜欢读文言小说。时下研究佛教与诗歌者多，从佛教研究古小说者少。这个方向和选题滿好咯。”还当即指示了不少参考书目。得到先生的鼓励，我才安心撰写该选题。
97年夏终于以良好的毕业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得到了章培恒、吴功正、杨海明等座师的赞赏。让我感激不已的是，先生以90高龄，不顾正在住院医疗，毅然抱病出席答辩会！
毕业辞行之时，先生关切地问及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打算，并亲笔题写了“中国文言小说史研究”书签。
遗憾的是，直到先生鹤去，我也未能完成先生期望的扩充写作任务，只修订出版了《佛教与中古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所幸该书获得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聊以祭告先生之灵。
2008年，我以“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幸得到专家垂青（批准号08BZW025），得以顺利进行古小说史研究。
我试图利用新旧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从生成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唐前小说与经史子巫的源流、衍变和生成关系，完成先生的期望。不料写作过程异常艰难，这一写竟近十年！个中有个人疏懒、当时学界不太认可、新出土文献不齐全等诸多原因。从申报选题伊始，李昌集教授给予鼓励、启发颇多。
其中有不少想法，还是在05、06年我与昌集先生为拍摄“全国名师皆我师”（百家）研究生视屏课程，一起访问海内名家的途中研讨的结果，也是受周勋初、傅璇琮、罗宗强、刘世德、孙昌武、李剑国、陈洪（南开）、李时人、项楚、赵逵夫等著名专家治学经验启迪的结果。2014年，我终于提交了结题申请，感谢有关专家的肯定和鼓励，课题鉴定获得了“优秀”等级。
在该书即将面世之际，我还要感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诸位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李昌集先生的慨允题签，感谢中华书局编辑部李忠良、王传龙等同仁的悉心审阅，精心校改，感谢无数知名与不知名帮助过我的同仁！
2019年6月27日
陈洪(1959—)，江苏连云港市人。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出版《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佛教与中古小说》《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等8部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佛学研究》等重要刋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江苏省社科规划等基金项目6项；曾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2)、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特色专业负责人。现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先秦汉魏六朝文学、佛教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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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参见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2]陈文新：《“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3]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4]详见庞金殿《中国小说起源说概论》，《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张同胜《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5]详见叶岗：《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6]详见陈洪：《稗官说考辨》，《中华文学史料》，学苑出版社，2007年；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7]参见赵逵夫《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文史哲》2006年第1期；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陆永品：《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9]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10]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夏德靠：《先秦“说体”的生成、类型及文体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段庸生：《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11]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5页。[12]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可参看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5月。[13]详见胡平生《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4]例如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丁敏《佛教神通——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年），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较早的还有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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